貞觀之治與《貞觀政要》

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歷史一俟出現繁興昌隆、國泰民阜的太平盛世，自然就會出現摹寫和狀繪太平盛世的書籍典章，此種情況在中外歷史上屢見不鮮，其中我國唐代「貞觀之治」與《貞觀政要》便是很有說服力的一例。

公元627年至649年這23年期間，是我國封建社會發展歷程中非常輝煌極為璀璨的年代，這就是被宋代以後政治家和史學家所高度褒揚的「貞觀之治」時期。「貞觀」，是唐太宗李世民所用的年號，「貞觀之治」是後世史家們對唐太宗在位時經濟、政治和文化等方面所取得的卓異成就及當時社會風貌的總體稱譽。

關於「貞觀之治」，史家們多有激賞和評騭，而以宋代史家褒譽尤甚。《新唐書》的總編撰宋祁、歐陽修等人嘖嘖稱讚道：「盛哉，太宗之烈也！其除隋之亂，比跡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自古功德兼隆，由漢以來未之有也」。五代史家劉昫、趙瑩等人也不吝讚美之詞：「貞觀之風，至今歌詠！」（《舊唐書·太宗紀》）已故著名美籍華裔歷史學家黃仁宇先生曾經說過：只有把歷史拉開一段距離後，才能對其看得更加清楚。如果把劉昫、趙瑩等人所說的「貞觀之風」的「風」理解為唐太宗在位期間的政治作風、人文風尚和社會風貌的話，那麼，後人對這段歷史進行細緻梳理、深入總結和客觀評論，無疑是要比對聲名顯赫的李世民本人進行解讀評價更有價值和意義。近現代以來一直到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中外出版了近十本有關李世民的傳記，然多為普及讀物，八十年代至今有袁英光、王界雲所著的《唐太宗傳》，趙克堯、許道勛的同名著和胡如雷的《李世民傳》，這三部書均屬學術專著，各有側重，各有其長。但在漫長歷史時段內，全面而深入地審視書寫「貞觀之治」的書籍，寥若晨星，不知為史諸公，究竟基於何種考慮。

第一部探究闡述「貞觀之治」的史書是在「貞觀之治」結束後的八九十年，即唐玄宗開元晚期，由被時人稱為董狐式的史家吳兢寫出了《貞觀政要》一書。這本卷帙雖小內涵卻深的《貞觀政要》，採用了一種特殊體裁和表達方法，即按若干專題寫就編撰。全書共10卷40篇，每篇均為一個專題。其篇目及編次如下：君道、政體；任賢、求諫、納諫；君臣鑒戒、教戒太子諸王、規諫太子；仁義、忠義、孝友、公平、誠信；儉約、謙讓、仁惻、慎鄙、慎所好、慎言語、杜讒邪、悔過、奢縱、貪鄙；崇儒、文史、禮樂；務農、刑法、赦令、貢賦、辯興亡；征伐、安邊；行幸、畋獵、災祥、慎終。從內容上看，每卷分別有一個主題，即為君之道、求賢納諫、君臣關係、教戒太子、道德規範、正身修德、文化政策、刑法貢賦、征伐安邊、善始慎終。用作者吳兢的話來說，《貞觀政要》的主要內容是「人倫之紀備矣，軍國之政存焉」。作者認為：「太宗時政化，良足可觀，振古而來，未之有也。」吳兢寫此書的出發點，就是期望唐玄宗李隆基「擇善而行，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行之而有恆之，思之而不倦」，進而達到「貞觀巍巍之化可得而致」的目的。《貞觀政要》和《舊唐書》《新唐書》《資治通鑒》等有關貞觀政事的史籍典冊相比，較為詳備精細，成為研究唐朝初期政治嬗變和李世民、魏徵等人政治思想的重要資料。特別是書中所提出的「君依於國，國依於民」的民本思想，務實求治、與民休息、重視農業、發展生產的施政方針，「愛之如一」、公允持平的民族政策，用人舉賢與能的科學主張，廣開言路的開明施政，尊儒重教的文化政策，仁德先行、省刑慎罰的統治策略，以及儉約慎行、善始慎終的道德要求，等等，使其在某種程度上成為那個時代中國治理國家的戰略和策略、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政治經典。

一部言簡意賅的《貞觀政要》當然不可能詳盡地反映「貞觀之治」的整體面貌，但其客觀上的確將開啟中國傳統農業社會鼎盛時期的「貞觀之治」的歷史影響，疏導植入後世統治者和大大小小官吏頭腦之中。特別是作者吳兢以「為君之道」開篇，以「慎終」終卷，中間略述各項政策及其實施，貫穿著唐太宗與魏徵、房玄齡、杜如晦等大臣的問對、辯論，對後世也極富有啟發性。因此，《貞觀政要》一書特別受到其後諸多封建統治者的青睞與重視。唐宣宗作為晚唐時期一位很有作為的皇帝，史家對他評價較高，說宣宗統治時期，「刑政不濫，賢能效用，百揆四岳，穆若清風，十餘年間，頌聲載路。」（《舊唐書·宣宗紀》）這雖不免有溢美誇耀之詞，但也的確反映出這一時期唐代政治面貌的基本狀況。也正是這位唐宣宗「書《貞觀政要》於屏風，每正色拱手而讀之」，他把《貞觀政要》作為平素最重要的修政篤政的必讀書加以對待，換言之，《貞觀政要》通過唐宣宗對當時天下官員仕子們產生了較大影響。宋、遼、金、元四朝最高統治者，也都非常重視《貞觀政要》一書，後三朝還把它譯成了本民族文字並昭告皇室成員和滿朝文武官員們認真研讀。遼興宗時，下詔將其翻譯漢文書籍。史臣蕭韓家奴「欲帝知古今成敗」，率先翻譯出《貞觀政要》和《通曆》《五代史》等史書。金世宗大定四年，「詔以女直（真）字譯書籍」，第二年由精通漢文的徒單子濕將《貞觀政要》譯成女真版本。據史料記載，金熙宗曾與大臣韓昉對《貞觀政要》進行專門討論，熙宗說道：「其書雖簡，足以為法。」隨後他們又對唐玄宗進行了各抒己見的評價，熙宗問道：「太宗固一代賢君，明皇如何？」韓昉回答：「明皇所謂有始而無終者，苟能慎終如始，則貞觀之風不難追矣。」熙宗對韓昉的回答給予了肯定（《金史·熙宗本紀》）。金熙宗君臣們的討論，最終還是聚焦到「貞觀之風」上。如此看來，吳兢把「慎終」作為《貞觀政要》的終篇，確是深莫大焉。元仁宗時，大臣察罕「嘗譯」《貞觀政要》以獻，帝大悅，詔繕寫遍賜左右。（《元史》卷137《察罕傳》）元仁宗不僅自己高度重視，還要求身邊大臣都須閱讀《貞觀政要》，旨在追尋臻於「貞觀之治」之境界。

當然，無論是唐宣宗、遼興宗、金熙宗，還是金世宗、元仁宗等，都沒有締造出類似唐太宗「貞觀之治」的盛世隆局，後人也沒有理由更無必要苛求他們取得如此成就，因為「貞觀之治」是綜合因素的結果。這裡有一點是貫穿其間的，即他們都曾經試圖以《貞觀政要》所反映的「貞觀之治」為鏡鑒和楷模，以開闢一個良好的政治局面和社會風貌。《貞觀政要》能在多大程度上給他們以啟發和幫助，他們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實現了自己的目標，自然各不相同。即便如此，貞觀之治與《貞觀政要》這一歷史事實提醒和告誡我們，好書對於天下對於後人，的確具有不同尋常的作用與功效，尤其是那些具有警示價值的好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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