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年前的今天他們結婚，至暗時刻並肩戰鬥在黃浦江畔

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的上海，白色恐怖籠罩，周恩來、鄧穎超夫婦仍在黃浦江畔並肩戰鬥，隨時準備為信仰奉獻自己的生命。鄧穎超晚年這樣追憶崢嶸歲月：「我和恩來同志從來不敢上電車，因為我們從五四時期起一直是公開活動的，國民黨人都認識我們，認出來了就不行。出去，必定是清早，深夜十一二點回來。」

在敵人眼皮底下辦公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前夕，中共中央由上海遷往武漢；「七·一五」反革命政變發生後，於9月底至10月初重返申城。鄧穎超提前由鄂抵滬，「受命處理黨組織由公開轉入秘密狀態的許多工作，緊急處理中央機關遷回上海」。

鄧穎超返回黃浦江畔，立即夜以繼日地開展工作。她很快恢復中共中央婦委組織，並擔任書記，委員有蔡暢、楊之華、李文宜、庄東曉等8人。大家開會時，以「小姐妹聚聚，在一起玩玩小牌」為掩護。按年齡排列，蔡暢是大姐，鄧穎超是五妹，因而她用諧音「伍美」作化名。

1927年11月，周恩來出席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被增選為常委；翌年7月，在中共六屆一中全會繼續當選中央政治局常委，旋兼任中央組織部長等，在上海實際主持中央日常工作。1928年下半年，隨著中央各機關的逐漸完善，設立中央直屬機關支部（簡稱「直支」，代號「植枝」），由鄧穎超擔任書記。

周恩來、鄧穎超夫婦

按照周恩來的指示，此前原在中共湖北省委工作的熊瑾玎（建國後曾任中國紅十字會副會長、全國政協委員）已來上海，擔任中共中央機關會計，負責籌措和管理經費；此刻，他又接受一項新的任務，就是尋找合適的房屋作為中共中央政治局機關。那時，上海四馬路（今福州路）的天蟾舞台觀眾熙熙攘攘。在它的隔壁即雲南路447號（今雲南中路171-173號），系坐西朝東的兩層街面房屋（與天蟾舞台建築融為一體），三開間門面，二房東是從事西醫的周生賚，他把樓上的3個房間用於出租，在底層辦起「生黎醫院」。熊瑾玎經考察發現，進入「生黎醫院」可直接上樓，其背後那條弄堂也有樓梯可通行，他認為這是個險中求安的好地方。於是，熊瑾玎自稱是外地來滬做紗布生意的商人，與周生賚商定租用樓上的3個房間。

昔日天蟾舞台

為了確保中共中央政治局機關的安全，鄧穎超曾裝扮成闊少婦模樣到實地察看。她步入「生黎醫院」，上樓打量著3個房間，對在旁的熊瑾玎說：「熊老闆，難為你找到這麼個地方。一般人很難想到，在上海繁華的市中心，敵人眼皮底下，共產黨的政治局會在這裡開會辦公。」

不久，「福興」商號正式開張。中共中央鑒於如此重要的秘密機關僅靠「熊老闆」一人難以應付，又調湖南籍年輕女黨員朱端綬(建國後曾任國家建設部副部級幹部)來做「老闆娘」。鄧穎超囑咐朱端綬：「你和『熊老闆』編在一個黨小組，和我保持聯繫。你的主要工作是照顧好政治局的會議，做好放風工作，也可幫『熊老闆』管理些中央機關的賬目。」熊瑾玎、朱端綬朝夕相處，配合默契，很快心心相印。

1928年中秋節前一天，熊瑾玎寫了一首詩給朱端綬，其中有「同心今締結，共度百年春」之句。次日，周恩來對兩人說：「今天是個好日子，天下親人團圓賞月光，你們結婚吧。我做月老，好不好？」他們欣然答應。

由於熊瑾玎、朱端綬的細緻和謹慎，加上有戲院、醫院掩護人員出入，中共中央政治局機關在敵人的不斷搜尋下歷時三年而安然無恙。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軍委、江蘇省委的領導周恩來、瞿秋白、李立三、鄧小平、項英、彭湃、楊殷、羅登賢、關嚮應、李維漢、李富春、任弼時、鄧中夏等，常到這裡開會或研究工作。

中共中央政治局機關舊址

1931年4月，熊瑾玎、朱端綬退租搬離該處。後來，底層開了商店，樓上成為民居，並擴建「假三層」。如今，它的外觀雖發生變化，但建築結構尚無太大的改動，仍為幾戶居民合住的住宅。

周恩來一直爭分奪秒地工作

1928年夏至1931年春，中共中央組織部機關設於上海北成都路麗雲坊（今成都北路741弄）54號，系一幢坐北朝南的兩層石庫門房屋。當年，曾在此做幹事的黃玠然（建國後曾任全國工商聯黨組副書記、秘書長）寓居前樓，他後來回憶：「此處後樓是中央組織部部長辦公地點，周恩來一直爭分奪秒地工作。」

麗雲坊弄口舊影

周恩來在清晨或深夜，常到中共中央組織部機關辦公。除了大量常規工作，在困境中與黨組織失去聯繫的同志都會找到這裡，由國外返回的同志通常也先抵此報到，這些幹部分配工作後，周恩來總是儘可能親自找他們談話，從政治形勢到工作怎樣開展等都談得很透徹。各地來報告工作的幹部要求見面，他也儘可能滿足要求，並耐心地聽取彙報，指出一些關鍵性的問題，熱忱給予具體指導。

周恩來曾叮囑中共中央組織部的同志：「關心、愛護、教育幹部，就是對革命事業的關心愛護，是取得革命最後勝利的保證。」他提出的黨員「職業化、群眾化、社會化」的重要原則，對加強白區黨組織的建設起到重要作用。

中共中央組織部曾多次秘密培訓幹部（每期一二十人參加，時間約一個月），如1929年9月在上海開納路（今武定西路）的一座四層新樓房裡舉辦了幹部訓練班，惲代英、餘澤鴻分別擔任班主任、副班主任，周恩來、陳潭秋常前往指導。

那時，黨內閱讀的刊物很少。鄧穎超曾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幹事，她經與中央直屬機關支部成員商量，決定創辦一份《支部生活》。周恩來對此熱忱支持，並由中共中央組織部向「直支」建議：「必須注重一般同志所需要所欲求解答的問題」，「將過去的記錄彙刊的方式改變過來」，「得到實際灌輸的收益」。1929年1月26日，《支部生活》在滬問世，每月出版一至兩期。該刊發表了不少富有戰鬥性、建設性的文章，對於從思想上、理論上、組織上加強黨的機關工作，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在城市建設中，中共中央組織部舊址原建築已消失，它的遺址位於今靜安雕塑公園。

我們都稱這個地方為中央辦公廳

在中共中央駐滬期間，上海曾有一個「中央辦公廳」。據黃玠然回憶：「1928年，那個時候中央剛剛搬到上海，黨的工作剛剛開始，在上海同孚路柏德里700號的一個兩樓兩廳的房子，那是中央的一個機關……實際上這個地方負責處理中央機關的日常工作，我們都稱這個地方為中央辦公廳。」

上海同孚路柏德里700號（後門牌為石門一路336弄9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聯絡點，這裡用於處理中央機關日常事務。黃玠然曾說：「那時候，周恩來和鄧小平每天都來這裡辦公，中央各部門、各單位都來請示工作。鄧小平作為秘書長協助周恩來等中央領導處理中央的日常工作，處理解決機關事務性問題和技術性問題的事情。中央和各部門、各地區來請示的問題，如要人、要經費、彙報工作和請示中央的問題等，周恩來能解決的就當場解決，不能解決的和重大的問題，他就交到政治局會上去討論決定。」

根據「機關家庭化」的隱蔽工作要求，「中央辦公廳」也以住家的形式為掩護，彭述之夫婦、黃玠然夫人楊慶蘭、陳賡夫人王根英等，均以房東或房客的身份寓居於此，參加機關工作。

黃玠然（中）、張紀恩（左）等晚年在「中央辦公廳」（中共中央政治局聯絡點）舊址門口合影

那時，中共中央機關刊物《布爾塞維克》編輯部設於上海愚園路享昌里418號（今愚園路1376弄34號），瞿秋白為編委會主任。該刊的稿件都由中共中央秘書處派人送到「中央辦公廳」，經審定再交給黨的秘密印刷所印行。

在城市建設中，「中央辦公廳」（中共中央政治局聯絡點）原建築已消失，它的遺址位於今石門一路、北京西路東南側。

黨的工作的重要運轉基地

當年，中共中央秘書處是上通下達的重要樞紐。據《鄧小平年譜》記載：1927年「年底（鄧小平）擔任中共中央秘書長」，他善於統一調度、合理安排，保證秘密機關在險惡環境里正常運轉，直至1929年夏被派往廣西工作。

從1928年夏開始，中共中央秘書處機關設於上海青海路善慶坊（今青海路19弄）21號和小沙渡路遵義里（今西康路24弄）11號，它們均系坐北朝南、兩上兩下的石庫門房屋。這兩個地點，也是中央直屬機關支部的活動場所，鄧穎超在此開過「直支」會議，商量過《支部生活》編輯事宜。周恩來常來此檢查工作、起草重要文件，或與別的中央領導一起參加組織生活，並指導編印刊物《秘書處通信》，還多次提議制定相關規則。

青海路中共中央秘書處舊址

中共中央秘書處內部分成文書科、內部交通科（也稱內埠交通科，簡稱「內交科」）、外部交通科（也稱外埠交通科，簡稱「外交科」）、會計科、翻譯科。有的科還設立二三人的小機構，如文書科下有收發處、藥水密寫處、繕寫油印處、文件保管處等。它「總攬中央各種技術性工作」，主要任務是刻印、密寫、收發和分送文件，通過秘密交通網與各地黨組織聯絡，收集、管理和匯兌黨的經費，以及同共產國際聯繫等。在此工作過的張紀恩（建國後曾任華東煤礦管理局設計研究院副院長）晚年仍清晰記得，小沙渡路遵義里是油印處所在地，負責將中央文件用藥水密印在字畫、手絹、線裝書等的背面，由交通員傳遞出去。而在青海路善慶坊，惲代英「踏進工作地點，坐下椅子，就立即動手寫稿……一篇《每日宣傳要點》，從開始動筆，到印好，不到半小時就完成」。

好多年前，我赴醫院探望病中的原中共上海市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主任王堯山，這位建國前在滬開展過黨的地下工作的老同志回首往事時說：「當年善慶坊、遵義里的中央秘書處機關，是黨的工作的重要運轉基地。」

中共中央秘書處機關兩個舊址均已在城市建設中消失，其遺址分別位於今上視大廈旁綠地和恆隆廣場。

打入敵人心臟的中共中央特科

在中共中央從武漢回到申城後，決定在滬成立情報保衛機構，並由周恩來負責。1927年冬，他籌建中共中央特科。它的一個秘密機關，設於上海武定路修德坊6號(今武定路930弄14號)，這是一幢磚木結構「假三層」新式里弄房屋。

中共中央特科的主要任務，是保衛中央領導機關安全、了解和掌握敵人動向、營救被捕同志和懲處叛徒、特務，下設四個科：一科為總務科，負責設立機關、布置會場、營救同志、做安撫工作等；二科為情報科，負責收集情報，通過各種渠道打入敵特機構內部，及時了解敵人的動向；三科為行動科，負責保衛中央、鎮壓叛徒；四科為無線電通訊科，負責設立電台、培訓報務員、開展與各地的通訊聯絡。

1928年11月，周恩來鑒於通過秘密交通網、交通站進行聯絡速度緩慢，決定由中共中央特科籌建電台。周恩來面對一無專業人才、二無電訊器材的情況，找來中央特科負責秘密交通的李強和中共上海法南區委所屬法租界黨支部書記張沈川，要求兩人鑽研無線電通信技術，並製造無線電收發報機。到1929年秋，經李強、張沈川的努力，中共中央第一個秘密電台落戶於大西路福康里9號（後門牌為延安西路402弄9號，遺址位於今美麗園大廈）。翌年，駐滬中共中央與江西中央革命根據地之間實現了無線電通訊。

中共中央第一個秘密電台舊址

中共中央特科在險惡環境中保衛了中央大多數秘密機關的安全，也保證了中共六屆二中、三中、四中全會和第五次全國勞動大會、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等會議在滬順利召開。

尤其令人驚嘆的是，中共中央特科誕生僅兩年，就巧妙打入敵人的要害部門，如錢壯飛在南京擔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黨務調查科主任徐恩曾的機要秘書，李克農、胡底分別在上海無線電管理局、天津長城通訊社掌管國民黨特務機構情報事務，他們互相配合，被稱為「龍潭三傑」。1931年4月，掌握重要機密的顧順章在武漢被捕叛變，將乘船赴南京供述，當地國民黨特務向徐恩曾發電報邀功。電報落入錢壯飛手中，黨組織及時得到了消息。周恩來在陳雲等協助下，果斷指揮各重要機關迅速轉移，最終化險為夷。5月，周恩來和妻子到上海北四川路永安里44號（今四川北路1953弄44號）親戚家隱蔽，鄧穎超後來想起這段經歷時說：「我們當然只能是內緊外松、處危不驚，否則造成不必要的驚慌必影響大局。」1931年12月上旬，周恩來「離開上海，經廣東汕頭、大埔，從福建永定轉往中央蘇區」。

如今，中共中央特科機關舊址基本保持原貌，屬於居民住宅。

在周恩來、鄧穎超94周年結婚紀念日，回眸這對偉大伉儷早年攜手奮戰於申城，為革命事業嘔心瀝血，不禁令人思緒萬千。

（本文編輯：許雲倩。本文照片由作者提供。題圖為年輕時的周恩來、鄧穎超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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