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爾扎克一家人是有多熱愛中國？中國藏書比巴黎的圖書館都多

文｜李崇寒

巴爾扎克，攝於1842 年

在巴爾扎克（1799—1850年）短暫而飽滿、「作品比歲月還多」的一生中，《中國與中國人》是其《人間喜劇》之外作品中篇幅最大的一部，分四次在報上連載，內容涉及中國自然景色、風土人情、政治制度、經濟狀況等，堪稱專論。何以在他開足馬力完成《人間喜劇》間歇還能抽空評論中國?誰為他建構了中國的模樣?他樂觀相信中國將來會勝利的依據在哪?且讓我們來看他自己的回答：

我的童年是在中國和中國人的搖籃里度過的，搖我的是一個非常熱愛這個奇特民族的親人。因而，我從15歲起就讀了杜赫德神父、格魯賢神父的著作，後者在夏爾·諾迪埃之前任阿斯納圖書館館長。我也讀了大部分關於中國情況的、多少有些不可靠的記述；凡是人們從書本所能了解的中國，我全都知道。

因著父輩們對「中國熱」的熱情，巴爾扎克自童年時代起就生活在「中國熱」的氛圍中，並大言不慚地道出其「中國通」的身份。在那位親人，也就是巴爾扎克父親貝爾納-弗朗索瓦·巴爾扎克的書房裡，巴爾扎克鑽進中國書堆中，有插圖的，沒插圖的，不加選擇埋頭翻閱。他看起書來一目十行，思想像目光一樣敏捷地捕捉住書中的內容，往往只需抓住句中一個字就足以理解全句之意。他盡量縮短在房間里的漫長的學習時間，以便溜進父親的書房去閱讀杜赫德、格魯賢等人的著作。巴爾扎克妹妹洛爾回憶，超過25卷的「中國書」就是這樣被他看完了。

《在喬芙蘭夫人沙龍誦讀伏爾泰的〈中國孤兒〉》，1812 年，安尼塞特·雷蒙尼爾，布面油畫

有時，巴爾扎克也會去阿斯納圖書館查閱資料，館長夏爾·諾迪埃就遠東書籍的館藏十分自豪，「整個巴黎，就數我這個圖書館收藏最多」。不過真要談中國藏書，巴爾扎克發現，父親收藏遠優於館藏，其中包括大量耶穌會傳教士描繪中國的典籍，如1735年在巴黎出版，由杜赫德編撰的《中華帝國全志》、羅希耶神父編纂的7卷《中華聞錄》、馬爾尚·德·波蒙的《中國史花絮》《中國聖賢言行錄》《中國美德與孝道》《中國政體、宗教、風俗習慣、科學、藝術、青年教育及貿易》和格魯賢編著的《中國通史》等，都是難得的稀世善本。

需要多做介紹的是兩個大部頭《中華帝國全志》和《中國通史》，前者全名《中華帝國及其韃靼地區的地理、歷史、編年、政治、自然之描述》，共4卷，每卷4至5本，約200多萬字，由從未到過中國的杜赫德據去過那的二十幾位耶穌會傳教士的記錄彙集而成，如其長長的書名，是那個時代對中國所有認識的集大成者、一部在歐洲引起巨大反響的百科全書，直到19世紀初仍是對中國感興趣人士的必讀物。內容涵蓋當時中國15個省份的地理情狀；農業、手工業如桑蠶養殖、印刷術、瓷器製作；醫學、教育、節日、慶典、宗教等，附有42張中國各省份地圖和版畫，使觀者對遙遠的中國有直觀的了解。

1777—1784年，馮秉正根據中文和滿文檔案編譯的12卷法文本《中國通史》在格魯賢的整理下於巴黎出版。此書主要取材朱熹《資治通鑒綱目》，是馮秉正從康熙帝欽定的滿文譯本中摘譯的，此外他還採用了明代商輅的《續資治通鑒綱目》，自己也動手寫了一部分，以補《資治通鑒綱目》不足。從一開始，馮秉正就是仿照中國人的習慣以編年史的形式進行編撰，為照顧法國讀者的口味，格魯賢對《中國通史》進行改寫，加入《中國及中國人的法律、風俗、習慣、科學和藝術全志》作為《中國通史》的第13卷付梓印行。這位花了40年時間研究中國歷史、美術、文學的前圖書館館長不僅寫得一手好文，營銷工作也相當出色，他為《中國通史》操作的預熱文案在發出後幾個月時間裡，收到的定金足以支持所有出版開銷，預訂者非富即貴，將其作為了解中國歷史的必讀書目置於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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