泄憤之書：張竹坡對《金瓶梅》的定位準確嗎

張竹坡駁斥了《金瓶梅》是「淫書」的觀點，明確指出《金瓶梅》是「非淫書」，而是一部「泄憤之書」，他認為作者必定遭受不幸，曾經有過坎坷的人生境遇。在《金瓶梅讀法》第五十九條中說到:「作《金瓶》者，必曾於患難窮愁，人情世故，一一經歷過。」

這種坎坷的人生境遇對作者的心靈產生了強大的衝擊，使作者有一種強烈的憂憤之情需要抒發。「作者不幸，身遭其難，吐之不能，吞之不可，搔抓不得，悲號無益，藉此以自泄，其志可悲，其心可憫矣。」這是一種非常強烈的感情，己經到了「吐之不可，搔抓不可，悲號無益」如此強烈的程度，作者把這種強烈的情感傾注到《金瓶梅》這部作品中，使得《金瓶梅》到底有一種憤懣氣象。然則《金瓶梅》斷斷是龍門再世」。

張竹坡認為《金瓶梅》飽含了作者強烈的感情，《金瓶梅》的創作精神和《史記》相同，都是「發憤著書」的產物，這種強烈的情感落實到了具體的作品內容中，使得《金瓶梅》「有一種憤懣氣象」。

作者對現實世情的強烈憤激之情首先通過塑造了一個世態炎涼、人情冷暖的金瓶梅世界來體現，通過對「世情」的描繪表達作者的憤意之情。

張竹坡把這種強烈的「憤激」之情具體化為「苦孝說」，這可能是受王世貞為父報仇而作《金瓶梅》傳聞的影響，儘管「苦孝說」的提出有不少牽強附會的地方，然而，其「苦孝說」也有著積極的意義。

他把「憤激」之情具體化，認為是一種因父母含冤被害的強烈「悲憤」之情，這樣就能結合作者的生活經歷、創作心理和生活經歷來談「憤激」之情，而不至於流於空洞。

通過對作者身世的介紹，讓讀者理解到痛苦的人生經歷會激發作者強烈的「悲憤」之情，在這種強烈的悲憤之情下，惟有借創作來排解。而這種強烈的「悲憤」之情必然會具體地落實到作品中。

張竹坡寫道:「《金瓶梅》，何為而有此書也哉?曰:此仁人志士孝子悌弟，不得於時，上不能問諸天，下不能告諸人，悲憤嗚唈，而作穢言以丑其雌，而吾所謂悲憤嗚唈者，未嘗便慊然於心，解頤而自快也」，這種情感己經強烈到無法排解，惟有作《金瓶梅》來「少泄吾憤」，「作者固仁人也，志士也，孝子悌弟也。欲無言而吾親之仇也，吾何如以處之?欲無言而又吾兄之仇也，吾何如以處之?且也為仇於吾天下萬世也，吾又何如以公論之?是吾既不能上告天子以申其隱，又不能下告士師以求其平，且不能得急切應手之荊、聶以濟乃事，則吾將止於無可如何而己哉?止於無可如何而已，亦大傷仁人志士孝子悌弟之心矣。展轉以思，惟此不律可以少泄吾憤，是用借西門氏以發之。」

「苦孝說」最重要的意義在於，它使得在《金瓶梅》這部小說中，「憤感」之情變得有跡可尋，它將「憤感」之情具體地落實到作品中。這種「憤慈」之情落實到作品中，表現為對儒家倫理道德準則的關注。

《金瓶梅》的作者不僅通過展現「世情」惡薄的世界，通過對這個世界的批判來抒發自己的憤感，而且對這樣一個追逐名利、喪失儒家倫理道德規範的世界表示了深深的憂慮。

張竹坡並沒有把「苦孝說」理解為一己之「私憤」，而且也並不僅僅限於一個「孝」字，張竹坡實則是為了表明作者對現實世界的強烈憤激中實則包含了這樣一種情感：即對現實世界儒家倫理道德規範失落的憂慮，具體表現為對「忠孝悌弟」倫理準則喪失的憤慨和憂慮。

在《竹坡閑話》中，他寫道:「雖然，我何以知作者必仁人志士孝子悌弟哉?我見作者之以孝哥結也。磨鏡一回皆《蓼莪》遺意，啾啾之聲，刺人心如此，其所以為孝子也。至其以十兄弟對峙一親哥哥，末復以二搗鬼為緩急相需之人，甚矣《殺狗記》無此親切也。」

他認為《金瓶梅》的不少地方體現為對儒家倫理準則的關注，而關注點並不僅僅局限於「苦孝」上，是對現實社會中儒家倫理準則崩壞這一現象的批判，是對現實社會中「因財色」故而顛倒「真假」這一「世情」的批判。

「天下最真者莫若倫常，最假者莫若財色。然而倫常之中，如君臣朋友夫婦，可合而成;若夫父子兄弟，如水同源，如木同本，流分枝引，莫不天成。乃竟有假父假子假兄假弟之輩。隱!此而可假，孰不可假?將富貴而假者可真，貧賤而真者亦假。富貴熱也，熱則無不真；貧賤冷也，冷則無不假。不謂冷熱二字，顛倒真假一至於此!然而冷熱亦無定矣。今日冷而明日熱，則今日真者假，而明日假者真矣。今日冷而明日熱，則今日之真者，悉為明日之假者矣。悲夫!本以嗜欲故，遂迷財色，因財色故，遂成冷熱，因冷熱故，遂亂真假。因彼之假者欲肆其趨承，使我之真者皆遭其茶毒，所以此書獨罪財色也。」

張竹坡在這裡表達了自己對「倫常」與「財色」關係的看法。他認為由於慾望的泛濫，人們追逐財色，對財色的追逐則進一步導致了人人懷有勢利之心，進而造就了一個世態炎涼、人情冷暖的世界。在這樣一個世界裡，最真者「倫常」也失落了。可以說，「苦孝說」表達了作者對於現實世界中慾望泛濫、人情冷暖的憂慮和憤激，更表達了對這個儒家倫理道德坍塌世界的憂慮。

張竹坡認為，儘管整個世界一片淫慾，但是《金瓶梅》的作者並不認為整個世界完全黑暗，在這黑暗的世界裡還是有著一絲的光亮。在《金瓶梅讀法》第四十七條中寫道:「何則一部書中，上至蔡太師下至侯林兒等輩，何止百有徐人，並無一個好人，非迎奸賣俏之人，即附勢趨炎之輩，使無李安一孝子，不幾使良心種子滅絕乎?看其寫出李安母子相依，其一篇話頭，真見得守身如玉不敢毀傷髮膚之孝子，以視西門、敬濟輩，真豬狗不如也。」

「《金瓶》內有一個李安，是個孝子，卻還有一個王杏庵是個義士，安童是個義僕，黃通判是個益友，曾御史是忠臣，武二郎是個豪傑悌弟。誰謂一片淫慾世界中，天命民鼓為盡滅絕也哉?」

張竹坡認為《金瓶梅》的作者在李安、王杏庵、安童、黃通判、曾御史、武二郎身上寄予了作者的理想，在他們的身上體現了重建儒家倫理準則的希望，他們是「忠孝悌弟」的化身，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出作者想要通過用儒家倫理道德來拯救物慾世界的意圖。

張竹坡還認為，《金瓶梅》運用了「寓言」的方式，將強烈的憤激之情具體落實在作品中。他在《金瓶梅寓意說》中寫道:「故《金瓶》一部，有名人物，不下百數，為之尋端竟委，大半皆屬寓言。庶因物有名，託名摭事，以成此一百回曲曲折折之書。」

張竹坡認為，《金瓶梅》人物的姓名都是從具體的景、物等實體得到啟發而創作出來的，而人物的命運和關係則跟這些景、物的特點以及景、物的相互關係有關，即《金瓶梅》整個結構和框架的設計和具體的景、物之間的關係有個對應。

這種觀點有其合理的地方，然而也有不少牽強之處。張竹坡之所以這樣，是認為《金瓶梅》表層的「世情」的背後還有一層深意，張竹坡在《第一奇書非淫書論》中明確提出，「予小子憫作者之苦心，新同志之耳目，批此一書，其寓意說內，將其一部姦夫淫婦，悉批作草木幻影；一部淫詞艷語，悉批作起伏奇文。至於以涕字起，孝子結，一片天命民彝，殷然慨惻，又以玉樓、杏庵照出作者學問經綸，使人一覽，無復有前此之《金瓶》矣。」

張竹坡認為《金瓶梅》不是一部「淫書」，在表面對淫慾世界的刻畫的背後，有其深意。他通過「寓言」說將「姦夫淫婦」都批作「草木幻影」，每一個人物都有其寓意。

在對《金瓶梅》「寓言」一說的具體闡釋上，也有其合理的地方，比如，張竹坡談及李瓶兒、龐春梅的來歷時，他說:「然則何以有瓶、梅哉?瓶因慶生也。蓋雲貪慾嗜惡，百骸枯盡，瓶之罄矣。」「冬梅為其寒所迫，至春吐氣，故不垂別淚，乃作者一腔炎涼痛恨發於筆端。」

他認為「西門慶」的「慶」即「罄」之意，是因為過分貪慾嗜惡而至於「百骸枯盡」，這種解釋是符合西門慶的整個人生歷程。張竹坡認為春梅的不垂別淚是因為作者憤於世態炎涼的體現，這些觀點都是有一定道理的。

張竹坡認定玉樓是作者自喻，他用「寓言說」來具體分析，「至其寫玉樓一人，則又作者經濟學問，色色自喻皆到。試細細言之。玉樓簪上鐫『玉樓人醉杏花天』，來自楊家，後嫁李家，遇薛嫂而受屈，遇陶媽媽而吐氣，分明為杏無疑。杏者，幸也。身毀名污，幸此殘軀留於人世，而主居臭水巷。蓋言無妄之來，遭此荼毒，污辱難忍，故著書以泄憤」。

他認為孟玉樓的「含酸抱阮」是作者的一腔憂憤無處抒發的隱喻。在孟玉樓身上不僅寄予了作者的憤慈之情，而且也是表現了作者認為在這樣一個淫慾世界的立身之方。

「不知玉樓之身分，又高春梅一層，不在金、瓶、梅三人內算賬，是作者自以安命待時、守禮遠害一等局面自喻，蓋熱亦不能動他，冷亦不能逼他也。然則何以含酸?此又玉樓睹瓶兒死，人分其財而作，自有韶華速迅之感，生不逢時之嘆……是又作者示人，見得人固不可炎涼我，我亦不可於十分得意時，大揚眉吐氣也」

張竹坡認為作者的理想是處淫慾世界而不染，對淫慾世界有一腔憤慈，自己保持高潔的情操，要「守禮遠害」，同時「安命待時」。其實，這種解讀有著評者強烈的主體意識，張竹坡實則借對《金瓶梅》的評點抒發了自己對現實的憤慈之情、自己對炎涼世界的看法以及如何安身立命於這樣一個淫慾世界。

張竹坡滿腹才華卻一直不為時所用，在坎坷的人生境遇中飽嘗世情的冷暖，對現實一腔憤慈，但仍然忍辱負重，「安命待時、守禮遠害」，期待受到重用。張竹坡的整個思想都深受儒家倫理政治準則的影響，這種影響也滲透到他的評點中，使得他的評點有著強烈的主體意識和個人特色。

撰稿/房瑩【讀史品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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