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佝僂村醫46年的漫漫行醫路

東方網·縱相新聞記者 丁一涵

卡夫卡的小說《鄉村醫生》中，描繪了這樣一位鄉村醫生：生活凄慘，工資微薄，自認為盡職盡責，實際卻不懂治病，無心關心病號，只為應付公事而出診。這部荒誕小說敘事離奇，在鄉村醫生缺少交通工具時，甚至會從天而降一匹神馬。

然而，現實中的鄉村醫生沒有小說中那麼荒誕，更沒有天助。不久前發生的「村醫集體辭職事件」，將人們的目光再次拉向這個群體。

2019年8月6日，鄉村醫生孫福生走在河南省鶴壁市淇濱區大河澗鄉張公堰村的一條小路上，八歲時一場脊髓炎，讓他的脊柱彎曲凸起，導致他的身高只有145厘米。

改革開放以後，農村人口面臨更多的選擇，不少地方出現鄉村醫生外出務工、經商或流失的情況。

孫福生是土生土長的張公堰村人，對鄉土的熱愛也成了讓他繼續堅守這一崗位的重要原因。1973年開始，他便在鄉衛生院學醫，1975年考上了當地的衛生學校，畢業後便紮根張公堰村衛生所，一干就是46年。

早上六點，孫福生騎著他的電動三輪車，從距離不到一公里的家中趕來。鄉村醫生絕大多數都是本地人，外地人只佔極少數。孫福生的家就在張公堰村東北角，他有一個兒子兩個女兒，都已年過三十。

每天早上，是孫福生最忙的時候。大家已然習慣了早上先來衛生所測量血壓體重。而每天6點左右，孫福生都會到衛生所等待大家。這項工作是完全免費的。孫福生每天義務為村民測量。對鄉村醫生來說，從前他們的收入來源，主要為預防保健收入、藥品收入、醫療服務收入（包括診斷費、注射費、包紮費等）、政府補貼收入。而如今，他們的大部分的收入都依靠政府補貼。

村民選擇一大早來，是因為空腹測量效果更好。每次測量，孫福生都會站起來，即使這樣他和坐著的村民身高也幾乎相仿。

20世紀50年代，由於半醫半農的典型特徵，鄉村醫生誕生之初被農民親切地稱為「赤腳醫生」。這一模式延至20世紀80年代，直到1985年國務院正式將其更名為「鄉村醫生」，並要求所有農村衛生人員一律只有考試合格，才能被授予「鄉村醫生證書」。在隨後的幾十年中，鄉村醫生卻一直身處國家編製之外，尷尬的身份讓他們一直憂心忡忡。至今，鄉村醫生仍是中國醫療衛生服務隊伍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最貼近億萬農村居民的健康守護人。

孫福生今年64歲，背部凸起十分嚴重，但這並不妨礙他的工作。明年的8月退休，但他表示沒事的話都會到衛生所幫忙。

根據國家衛健委官方數據，鄉村醫生的數量正在加速遞減。2016年，鄉村醫生相比2015年減少3萬人，2017年比2016年減少3.2萬人，2018年比2017年減少了5.6萬人。其中，2018年是鄉村醫生數量下滑最嚴重的一年，這一年鄉村醫生數量為84.5萬人，相較2011年頂峰的106.1萬人，已相差甚遠。

據報道，早在2011年，河南省通許縣大崗李鄉蘇劉庄村「愛心診所」所長馬文芳曾跑了3個省、18個縣，調查100名鄉村醫生。而得出的數據令人憂心。被調查的100位鄉村醫生平均行醫時間長達43.6年，而平均年齡也已高達63歲。

每次測量完，他都會叮囑血壓高的村民少吃鹽多吃蔬菜。他隨手記錄下村民的血壓體重，等到忙完後再將這些數據輸入到電腦系統里。

孫福生給血壓高的村民挑選降壓藥。

孫福生所在的張公堰村衛生所曾獲評市級優秀衛生所，藥房的葯雖然不像醫院那麼齊全，但是治療頭疼腦熱等小病的葯種類不少。近年來不斷深化的醫藥體制改革，使得一些昂貴的治療罕見病的葯都退出了村衛生所的藥房，想要看更複雜的病則需要去到城市裡的大醫院。

而鄉村醫生由自收自支的村診所形式，轉變到廢除以葯養醫，零差價銷售基葯並提供公衛服務，享受政府購買服務下的績效考核以獲取報酬。這也直接導致了鄉村醫生的收入降低。

這都源於2000年後，曾有一批鄉村醫生把村衛生室當成了賺錢的渠道，不願或拒絕承擔無報酬的預防保健工作。一方面亂開藥、亂收費，加重了農民的負擔，另一方面也使偽、劣、假等藥品流入農村，使得鄉村衛生所亂象重重。

孫福生的衛生所後面是玉米地，這在當地很常見。

不僅是吃的葯，隨意輸液也因對人體危害而不被提倡，來村衛生所輸液的人也越來越少，這些方面都促使鄉村醫生收入減少。大部分村民來買葯也都是先賒賬，等到月底醫保卡上有錢了再結算。

不過，孫福生卻覺得這都沒什麼。

「他們不給錢，都是鄉親你能咋辦？」他說「做鄉村醫生就別想著賺錢，賺錢的話你就去考個執業醫師資格證，隨便在市區開個診所都比我賺的多的多。現在很多年輕的鄉村醫生都或多或少有這個想法。」

孫福生給配送葯的人打電話，彙報葯的配給情況，以便及時補充少的葯。

這三個小本本從左到右，講述了孫福生從1973年開始在鄉衛生院學醫，到現在46年的從業生涯，鄉村醫生的發展歷程。

直到現在，孫福生說起自己的從醫生涯，依然會提起80年代，他覺得那是鄉村醫生最有存在感的時代。挨家挨戶打疫苗送糖丸，親手將天花瘧疾趕走，鄉親們第一時間出現健康狀況，都會找他，即使在深夜，他也會最快出現在鄉親們家中。

而現在，面臨嚴重的健康狀況，他只能讓鄉親們去鎮上或市裡的大醫院，他所能做的事情也因更加嚴格的醫改制度，變得越來越少，剩下的大多是小疼小熱，測量血壓，這些基礎的診斷。

孫福生去給腿腳不便身患腦梗的某個鄉親測血壓，先熟練的開下大門的鎖，如果打不開則說明這家人外出了。

孫福生給鄉親們測血壓，診斷病情都是義務的，從來不收費，看些小疼小熱都是沒有診斷費用的，只有實體藥品才會收取費用。

孫福生到村裡貧困戶家，查看「健康扶貧雙簽約」情況。

孫福生經常會光顧村裡病最重的人家，這家一個老婆婆身患腦梗，常年卧床。

2016年，國家投資新建了孫福生的衛生所，實際使用面積98平米，屋內的牆上掛滿了各種規章制度。

在《國務院辦公廳關於進一步加強鄉村醫生隊伍建設的實施意見》中提出，鄉村醫生隊伍建設的主要目標是：通過10年左右的努力，力爭使鄉村醫生總體上具備中專及以上學歷，逐步具備執業助理醫師及以上資格，鄉村醫生各方面合理待遇得到較好保障。孫福生覺得國家的政策雖然每年都在變，對鄉村醫生來說生存條件更加艱難，但是另一方面也使得鄉村醫療更加規範，使得村民的健康更好的得到了保障。

臨近中午，孫福生躺在衛生所的休息室內看手機，血壓計就放在身邊。

過了九點，孫福生就閑了下來，但這並不等於下班，村民一有突發疾病，他還是要保證隨叫隨到。沒事的話，他會幫媳婦兒打理自家的農田。平時村裡的一些事務，他也會幫忙處理。

通常情況下，村醫不僅僅是個醫生，和少則幾百多則上千的村民打交道，註定了這個角色的複雜性。大到村裡選舉，小到家庭糾紛，他都有一定的話語權。

孫福生回家前，先到自家旁的農田看看莊稼長勢，玉米已經長得超過他的身高。

經濟待遇低，報酬補貼落實打折扣以及養老無保障等都是鄉村醫生的痛處。但在鶴壁，鄉村醫生的收入一般還是會高於當地農民的平均收入。孫福生家的收入還包括了經營第一產業（種植和養殖）的收入。孫福生家有三餘畝耕地，夏天種玉米，冬天種小麥，一年到頭也只能賺不到一萬塊錢。村醫補貼是按照該村人口數發放的，張公堰村有1800多人，每個月孫福生能領到1000多元的補貼。一年下來能有幾萬塊收入。

孫福生說將來想讓兒媳婦繼承自己的事業，因此他讓兒媳婦也考取了鶴壁市衛生學校。

雖然，近幾年鄉村醫生的數量在減少，但孫福生並不擔心，他覺得，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會有醫生，只是叫法不同罷了。雖然鄉村醫生的數量在減少，但別的種類醫生數量在增多，越來越多的村子變成了社區，而那些醫生也不再屬於鄉村醫生的範疇。越來越多的村民搬進了城市，所以城市也需要越來越多的醫生。——這是一個動態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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