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冀青：清宣統元年北京學界公宴伯希和事件再探討

文史 08-11

中國「敦煌學」正式發端的時間，學術界普遍認定為1909年。其系列標誌性事件包括：(1)1908年在甘肅省敦煌縣莫高窟獲取藏經洞出土文物的法國漢學家保羅·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年)，於1909年在北京向王式通(1864-1931年)、董康(1867-1947年)、羅振玉(1866-1940年)、王仁俊(1866-1914年)、蔣黼(1866-1911年)、曹元忠(1865-1923年)等一批晚清學者出示其隨身攜帶的部分敦煌文獻，使中國主流學界第一次確悉藏經洞發現之事；(2)京師學者於1909年參觀伯希和搜集品過程中，拍攝、抄錄了一部分敦煌文獻，並於當年以目錄、題跋、釋錄等形式加以刊布；(3)羅振玉於1909年撰寫並發表有關敦煌文物的簡目和簡述《敦煌石室書目及發見之原始》，是迄今所知中國第一篇「敦煌學」文章；(4)北京學界於1909年在北京六國飯店公宴伯希和，雙方在席間達成今後全面攝影、刊布法藏敦煌文獻的口頭協議。

但是，關於1909年發生的上述一系列標誌性事件的具體內容和日期，學術界長期以來無法得出準確的結論。數十年來的相關論著中，大都含糊其辭，自相矛盾，或錯誤表述，以訛傳訛。有鑒於此，筆者試根據最近發現的惲毓鼎(1863-1918年)於1909年10月5日(宣統元年八月廿二日)寫給沈曾植(1850-1922年)的一封信札，主要圍繞其中最棘手的北京學界公宴伯希和日期等問題，再對相關史料做進一步的討論。本文的目的，一方面是為惲毓鼎日記中顯示的1909年10月4日北京學界公宴伯希和說提供一條補充性證據，擺脫其「孤證」的尷尬局面，另一方面是對這封惲毓鼎致沈曾植信札與惲毓鼎相關日記內容進行一次比較研究，以彰顯近代名人信札在近代史研究中的特殊史料價值。文中不妥之處，萬望方家教正！

一

伯希和於1908年春、夏之際在敦煌獲取藏經洞文物後，於1908年12月12日返回其工作地點法屬安南河內。1909年5月21日，伯希和離開河內，走海路前往中國，計劃先在北京為法國國家圖書館購買漢文書籍，然後再乘火車取道俄國，返回法國巴黎。伯希和乘船北上途中，途經上海，於1909年6月上旬訪問了南京，多次拜訪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端方(1861-1911年)及其所聘美籍新政顧問約翰·卡爾文·福開森(John Calvin Ferguson，1866-1945年)等人，向他們透露了敦煌莫高窟發現藏經洞之事。1909年6月9日，伯希和離開南京，取水路經上海、天津，於1909年6月下旬或7月上旬到達北京。

伯希和到北京後，隱居在東城東單以南的蘇州衚衕與八寶樓衚衕交匯處附近，只出沒於琉璃廠等地，為法國國家圖書館購買圖書，有意識地避免接觸北京政學界上層人物。但伯希和到達北京之前，清廷已於1909年6月28日改任端方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端方也於1909年7月23日到達駐節地天津，此後經常率其幕僚往返於北京、天津之間，偶與伯希和有交往。端方在京活動期間，還「以洋員福開森近年辦理交涉頗資得利，因特奏請賞加二品頂戴，以示獎勵」。於是福開森也於1909年8月26日或稍前從上海來到北京，一來領賞，二來輔佐主子端方。福開森到北京後，與伯希和重聚。由於端方及其幕僚以及福開森都與北京政學界和收藏界有密切關係，伯希和在敦煌獲寶並隨身攜帶部分敦煌文獻的消息，逐漸傳播開來。

1909年9月中旬前後，清大理寺推丞、學部諮議官兼度支部清理財政處諮議官王式通和刑部主事董康，最早偵察到伯希和在北京的行蹤。當王式通和董康得知伯希和獲取敦煌寫本並隨身攜帶一部分敦煌寫本的消息後，請福開森出面介紹，得以拜見伯希和，參觀了一部分敦煌寫本，並拍攝了照片。王式通和董康拍攝一部分敦煌寫本的照片，目的是以影印形式，由董康誦芬室刊佈於世。當王式通和董康確認已送往巴黎的伯希和搜集品數目龐大、內容豐富後，自感僅憑一己之力無法完成這項工程，於是計劃以糾集同好結社集資的方法，托伯希和返回巴黎後將全部法藏敦煌寫本拍攝成當時流行的玻璃板照片，然後寄回中國交由董康誦芬室等刻書處印行。

為了逐步實施這項計劃，董康力邀1909年8月26日剛從日本考察歸來的學部參事、京師大學堂農科大學監督羅振玉參與調查工作。據羅振玉晚年自述《集蓼編》記載，他和董康等人「乃以中秋晨驅車往」，去伯希和的寓所初見伯希和。可以證明，董康帶領羅振玉等人初見伯希和的時間，是1909年9月28日(宣統元年八月十五日中秋節)上午。伯希和在接待羅振玉等人的過程中，講述了有關敦煌藏經洞的信息，出示了自己隨身攜帶的記事簿、寫本標題簡目等，展示了手邊的一部分敦煌寫本。羅振玉邊聽邊看邊記錄，回家後便將所聞所見整理成一篇記述短文，實際上是一篇簡單的記錄和目錄，定名為《敦煌石室書目及發見之原始》。在羅振玉拜訪伯希和前後，學部編譯圖書局副局長王仁俊、內閣中書曹元忠等人，以及當時在北京居住的日本「文求堂」漢籍書店主人田中慶太郎(1879-1951年)，也都專程拜訪了伯希和。

羅振玉《敦煌石室書目及發見之原始》一文的前言部分，首先簡介了「敦煌石室」概況、藏經洞發現經過以及伯希和獲取寫本的過程，是最早透露藏經洞文物發現、流散歷史信息的文獻。隨後，羅文分兩部分記錄文獻目錄，第一部分根據伯希和簡目著錄31項，第二部分根據親眼所見著錄12項。羅文沒有署明撰寫時間，但據羅氏前記中所說「昨往觀，將所見及已寄回之書目，略記於左」一句話，可將該文的完成時間定在羅氏拜訪伯希和的次日，即1909年9月29日。

羅振玉在董康指點下拜訪伯希和，寫成《敦煌石室書目及發見之原始》一文，首要目的是為王式通、董康發起的結社集資刊印敦煌寫本的計劃而服務。因此，羅文撰成後，採取最便捷的方法，立即交由董康自家的誦芬室刊印成單行本，以便儘快在社會上廣泛流傳。誦芬室校印出版的羅文《敦煌石室書目及發見之原始》單行本一共8頁，是該文的第一個版本，可視為原始版本。

羅振玉《敦煌石室書目及發見之原始》誦芬室本未標明刊印時間，但我們可以推知其印出日期。羅振玉拜見伯希和4天後，即1909年10月2日(宣統元年八月十九日)，給《京報》主持人、學部咨議官汪康年(1860-1911年)寫了一封信，信中說：

茲有一極可喜、可恨、可悲之事告公，乃敦煌石室(在甘肅燉煌縣)所藏唐及五代人寫本刻本古書是也。此書為法人伯希和所得，已大半運回法國，此可恨也。其小半在都者(皆隋、唐《藝文志》所未載)，弟與同仁醵貲影印八種，傳鈔一種，並擬與商，盡照其已攜歸巴黎者，此可喜也。聞石室所藏尚有存者，擬與當道言之，迅電毛實君(毛慶蕃)。餘存不知有否？但有，儘力聳動之。前車已失，後來不知戒，此可悲也。弟有《石室書錄》數紙，隨後印成寄奉。公聞之，當亦且喜且悲也。

信文提到「弟有《石室書錄》數紙」，肯定指他剛撰寫完畢的《敦煌石室書目及發見之原始》一文。又提到「隨後印成寄奉」，說明當時羅文正在誦芬室校印中。據此可推，羅文誦芬室本的印畢時間，應在羅振玉1909年10月2日給汪康年寫信後不久。

伯希和在北京為法國國家圖書館購得3萬冊中文圖書後，正準備回國之際，北京學界特意在六國飯店為伯希和舉辦了一次宴會。關於北京學界公宴伯希和的時間、地點和參宴者，參加了公宴的日本人田中慶太郎有記錄。他在1909年11月1日出版的日文月刊《燕塵》第2年第11號上，發表了記述文《敦煌石室中的典籍》，其中記錄說：

在北京讀書人的主辦下，9月4日，在北京六國飯店為伯希和氏開了一個歡迎會。那一天到席的人中，有寶侍郎、劉少卿、徐祭酒、柯經科監督、惲學士、江參事、吳寅臣、蔣伯斧、董比部等十餘名，可謂一時間名流匯萃的盛會。那一天，羅叔言氏因小疾缺席，是一件遺憾的事。惲學士站起來向伯希和氏舉杯敬酒，對於熱心求學的伯希和氏的天聰厚惠表示羨望。伯希和氏則謙遜答辭道：自己是為了研究的目的，受國家派遣而來的；能獲得寶物，那只是偶然的事情；現在搜集品雖然已歸法國政府所有，但學問是世界共通的；因此，如有攝影謄寫等方面的希望，一定答應。

關於公宴的時間，田中慶太郎明確記錄為「9月4日」。關於公宴的地點，原文作「グランドホテル」，是法語Grand Hotel(意譯「大飯店」)的日語音譯，系北京六國飯店的法語名稱Grand K3YA13.jpg des Wagons-Lits(直譯為「卧鋪車廂公司大飯店」)的簡稱，確指六國飯店無疑。六國飯店初建於1900年，再建於1905年，位於北京使館區東交民巷的原太僕寺舊址，主要是供各國駐華人員、清朝達官貴人住宿、餐飲、娛樂的聚會場所。關於公宴的參加者，田中慶太郎提到「寶侍郎、劉少卿、徐祭酒、柯經科監督、惲學士、江參事、吳寅臣、蔣伯斧、董比部等十餘名」，羅列了其中9人的姓氏、官職或名號。

田中慶太郎羅列的9人蔘宴者，身份很容易查明。「寶侍郎」指時任學部右侍郎的寶熙(1868-1931年)，「劉少卿」指時任京師大學堂總監督兼學部副大臣的劉廷琛(1868-1932年)，「徐祭酒」指時任學部國子丞的徐坊(1864-1916年)，「柯經科監督」指時任京師大學堂經科代理總監督兼典禮院學士的柯劭忞(1850-1933年)，「惲學士」指時任翰林院侍讀學士兼國史館總纂的惲毓鼎，「江參事」指時任京師大學堂文科學長的江瀚(1857-1935年)，「吳寅臣」即時任內閣中書的吳昌綬(號寅臣，1868-1924年)，蔣伯斧即時任學部咨議官京兼師大學堂音韻教習的蔣黼(號伯斧)，「董比部」指時任刑部主事的董康。除指名道姓列官銜的這9人外，還可以輕易推知兩名公宴參加者的姓名。伯希和作為主賓參加公宴，自不待言。田中慶太郎肯定也參加了公宴，否則不會詳細記錄下公宴的細節。這樣，可以確知11名參宴者的姓名，這已符合田中慶太郎的「十餘名」之說。田中慶太郎的記錄中說：「那一天羅叔言氏因小疾缺席，是一件遺憾的事」，明確將羅振玉排除在公宴參宴者行列之外。

北京學界公宴伯希和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尋求他的幫助，以影印出版法藏敦煌文獻。據伯希和本人於1909年12月10日在巴黎索邦梯形大講堂發表的演說《在亞洲高地的三年》中所說：

北京的飽學之士們也接二連三地來到我的住處，為的是檢查和拍攝我的旅伴們沒有隨身帶走的那幾件東西。最後，他們為我舉辦了一次宴會，並且還組織了一個協會(association)，目的是將我們的典籍中最重要的部分翻拍成照片複製件，然後用一大套叢書的形式刊印出來。他們還要求我居中斡旋，為的是讓人們在巴黎為他們的工作提供便利條件：這完全是我們應該為他們做的最起碼的事情。

可以肯定，公宴參會者曾在席間告訴伯希和說，他們為了醵資影印、刊布法藏敦煌寫本，已經成立了一個類似民間結社的協會。為了請伯希和將來在提供敦煌寫本照片等方面給與幫助，這幫年齡比伯希和大10—28歲的北京飽學之士們，在30歲出頭的伯希和面前畢恭畢敬，極盡讚美之詞。據田中慶太郎《敦煌石室中的典籍》記載，公宴過程中，眾人還推舉惲毓鼎為代表，向伯希和舉杯敬酒。

田中慶太郎的《敦煌石室中的典籍》一文，長期以來並沒有受到學術界的重視。1953年11月16日，日本漢學家神田喜一郎(1897-1984年)在京都龍谷大學發表講演《敦煌學五十年》，將田中慶太郎《敦煌石室中的典籍》一文嵌入講演稿中。該講演稿發表後，才使得學術界開始重視這篇日本「敦煌學」史上的第一文。由於田中慶太郎《敦煌石室中的典籍》一文中提供了一個貌似精確的日期，即北京學界於1909年9月4日公宴伯希和，故近來被研究者奉為至寶，反覆引用。如桑兵《伯希和與近代中國學術界》一文便採用此說：「9月4日，京師學者在六國飯店設宴招待伯希和。」(11)

但是，田中慶太郎記錄的北京學界公宴伯希和日期1909年9月4日，明顯早於王式通、董康、羅振玉等人初見伯希和的時間(1909年9月28日中秋節或以前)，在時間關係上明顯不合理，令人疑竇叢生。為了避免矛盾，遂有學者將「9月4日」當作陰曆日期看待，以求通融。如孟憲實《伯希和、羅振玉與敦煌學之初始》一文中說：「大約從八月十五開始，羅振玉等就沒有空閑，十多日奔走抄寫，辛苦異常，以至於到了九月四日的六國飯店宴會的時候，羅振玉竟然因病不能參加了。」(12)孟文習慣以漢文數字表示陰曆日期，「九月四日」與「八月十五」對應，顯指陰曆日期。按日本自明治維新以後徹底改用陽曆(公曆)，日本人田中慶太郎寫的日語文章，發表在日本人辦的日文雜誌上，讀者對象主要是日本人，所用日期不可能是陰曆日期，必定是陽曆日期。在陰曆日期解釋不通的情況下，只能尋找其他解決矛盾的途徑。

二

田中慶太郎所記公宴伯希和的日期與其他史實不符，早已成為困擾研究者的一個難題。直到《惲毓鼎澄齋日記》於2004年出版，(13)才為解決這一難題提供了契機。惲毓鼎也參加了北京學界公宴伯希和的宴會，而且在席間還被推舉為向伯希和敬酒的代表。惲毓鼎1909年10月4日(宣統元年八月廿一日)日記中，對北京學界公宴伯希和的整個過程記錄如下：

酉刻，赴六國飯店，公宴法蘭西人伯希和(字履中)。甘肅安西州敦煌縣東南三十里，三危山下有寺，寺有石室數百。唐人謂之莫高窟，俗名千佛洞。洞壁滿繪佛像及造像人畫像，年代相沿久矣。光緒庚子(1900年)，寺僧因壁敝欲修之，鑿壁而室見，藏書滿中。僧不知其可貴也，稍稍流落人間。丁未(1907-1908年)冬，伯希和遊歷迪化府，謁將軍長庚，將軍示以石室書一卷，且語其事。迨過安西，州牧復贈以一卷。伯希和充東方學會長，素留意中國古學，頗悉其源流，審視所贈書，乃唐人寫本也。亟詣其處，以銀圓數百元購得十餘箱，僅居石室中全書三分之一。然所有四部各書及經卷之精好者，則均囊括而去矣。尚餘殘書數束，攜以來京。王書衡、董授經偵知之，乃介一美利堅人以見伯希和，因得假觀，並用攝影法付印。紙墨款式，定為唐跡，了無疑義。中多人間未見久佚之書。即有見者，亦較今本多異文，且完足。藏碑有石晉開運、宋太平興國年號，疑是宋初人避西夏兵亂，鑿壁以藏其書，且彩飾畫像於壁，以掩其跡耳。書衡、授經大集知名嗜古之士二十餘人，宴伯希和以志奇遇，余亦與焉。伯習華語，專治中國古學。席間縱論板本，辨析真贗，即在吾輩，猶推博洽，況歐族耶？獨是此書自宋至今千餘年，風雨兵火所未毀，道俗樵蘇所未傷，山林護存，幸而發現。地方官吏紳衿，曾無一人過問，乃舉而付諸法蘭西人之手，重洋萬里，輦歸巴黎，豈非至可恨可傷之事！吾華尚為有人乎？安西牧俗吏不足責，身為學使之陳蘇生，所司何事？豈竟不一聞問耶？可恥甚矣！酉刻，南皮張相薨，贈太保，謚文襄。(14)

關於公宴的時間，惲毓鼎記錄在1909年10月4日日記條下，比田中慶太郎的「9月4日」說晚了整整一個月的時間。關於公宴的地點，惲毓鼎日記中記錄為「六國飯店」，與田中慶太郎的記錄相符。關於公宴的參加者，惲毓鼎日記中記錄說：「書衡、授經大集知名嗜古之士二十餘人，宴伯希和以志奇遇」，比田中慶太郎記錄的「十餘名」多出十餘人。

田中慶太郎記錄了9名參宴者的名單，又暗含了主賓伯希和和記錄者本人，一共有11人。而惲毓鼎1909年10月4日日記記錄說：「書衡、授經大集知名嗜古之士二十餘人，宴伯希和以志奇遇，余亦與焉」，不僅進一步說明了公宴組織者是王式通和董康，而且使參宴人數上升至「二十餘人」。惲毓鼎日記中既然提到「書衡、授經大集知名嗜古之士二十餘人」，那麼王式通(書衡)作為公宴組織者之一，也肯定參加了宴會。此外，王仁俊、曹元忠等最早抄錄伯希和搜集品的人，應該也參加了宴會。這樣，我們可以確知和推知14人的參宴者名單。惲毓鼎日記中既然說參宴者是「知名嗜古之士二十餘人」，說明王式通和董康於1909年10月4日晚在六國飯店為伯希和舉辦公宴時，邀請到會的人應該都是對結社集資刊印敦煌寫本感興趣的政學界人物。

羅振玉雖因病沒有參加1909年10月4日北京學界公宴伯希和的宴會，但他撰寫的《敦煌石室書目及發見之原始》一文誦芬室刊印單行本，應該在宴會上被散發給了每一位參宴者。主要依據如下：(1)羅文誦芬室本的首要用途，就是為有志於結社集資刊印敦煌寫本的人提供信息；而1909年10月4日公宴伯希和的宴會，是惟一合適的首發時間和地點；(2)惲毓鼎1909年10月4日日記中，涉及敦煌及伯希和敦煌考古的信息，基本上依據的都是羅振玉《敦煌石室書目及發見之原始》一文的前言部分；(3)惲毓鼎1909年10月4日晚參加公宴後，10月5日(八月二十二日)忙了一整天雜事，還給沈曾植寫了一封信，說明「同人詳記書目及始末，謹以一分奉呈」，10月6日(八月二十三日)寄出「致安徽沈子培丈書，附寄石室書目記事八紙」。惲毓鼎給沈曾植附寄的「石室書目記事八紙」，必定指羅文誦芬室本8頁，只有可能得自1909年10月4日公宴上。

關於北京學界公宴伯希和宴會上的主要話題，惲毓鼎1909年10月4日日記中說：「伯習華語，專治中國古學。席間縱論板本，辨析真贗，即在吾輩，猶推博洽，況歐族耶？」可知，席間談論的主要話題，側重於中國古籍的版本學問題，必定要涉及敦煌文獻。惲毓鼎在1909年10月4日記日記時，表揚伯希和之外，想得更多一些。他在日記末尾處感慨道：「獨是此書自宋至今千餘年，風雨兵火所未毀，道俗樵蘇所未傷，山林護存，幸而發現。地方官吏紳衿，曾無一人過問，乃舉而付諸法蘭西人之手，重洋萬里，輦歸巴黎，豈非至可恨可傷之事！吾華尚為有人乎？安西牧俗吏不足責，身為學使之陳蘇生，所司何事？豈竟不一聞問耶？可恥甚矣！」安西牧指主管敦煌縣的甘肅省安西直隸州知州恩光，陳蘇生即時任甘肅提學使兼甘肅法政學堂(蘭州大學前身)首任監督(校長)陳曾佑(1857-？年)，與惲毓鼎同為1889年(光緒十五年)己丑科進士。惲毓鼎在日記中譴責恩光是「俗吏」，更大罵陳曾佑「可恥」，也反映了他當時確實為敦煌文物外流而感到憤怒的心情。

惲毓鼎1909年10月4日日記最後記錄說：「酉刻，南皮張相薨，贈太保，謚文襄。」說明就在北京學界公宴伯希和的當日「酉刻」(17時至19時)，晚清主管學部的軍機大臣張之洞(1837-1909年)在家中病逝。

考慮到惲毓鼎日記的前後連貫性和完整性，筆者認為，關於北京學界公宴伯希和的日期，惲毓鼎的1909年10月4日說比田中慶太郎的1909年9月4日說更可信。但惲毓鼎日記畢竟是孤證，如果能發現其他證據，那麼1909年10月4日說將成為確鑿無疑的定論。2012年12月，中華書局出版了嘉興博物館編《函綿尺素——嘉興博物館館藏文物·沈曾植往來信札》一書，(15)其中第178—179頁上影印刊布的《惲毓鼎致沈曾植札》，終於為1909年10月4日說提供了堅實的佐證。

沈曾植，字子培，1909年時任安徽提學使、署安徽布政使。《函綿尺素》一書影印刊布了嘉興博物館藏183通沈曾植往來信札，主體部分是沈曾植哲嗣沈慈護於1959年捐贈給嘉興博物館的一批沈曾植舊藏友朋來函。惲毓鼎與沈曾植兩家有世交，但兩人並不經常通信。此次刊布的《惲毓鼎致沈曾植札》，是迄今所見惟一的惲毓鼎致沈曾植信，因此彌足珍貴。茲根據影印照片(參見附圖)，先對該信釋錄如下(段落為引者自分)：

子培四世叔年大人閣下：

久疏箋敬，實緣碌碌，無足上陳。又不願以兩紙書例塵鈞目。茲有長安一大公案，不能不聞於左右。

法人伯希和，在敦煌石室中得唐人書帖數十種，寄歸本國。近至都下，尚攜零種數束。為王叔衡、董授經諸君子偵知，因得假觀影印。廿一日，觴法客於六國飯店，賓主廿四人，侄亦與焉。傾商之伯希和，擬醵資就巴黎印全，而運玻璃以來。且由學部馳電長督飭敦，令盡收其餘(聞多系經卷及破碎小冊)，為補牢之計。同人詳記書目及始末，謹以一分奉呈，望交季申家兄同閱為要。

石室之書，庚子年即發見。地方俗吏，熟視若無睹。提學之陳蘇生，亦置之不問。閟藏保存千餘歲，仍落於西人之手，豈非至可傷可恨之事？公聞之，當亦扼腕不平也。

南皮薨逝，不勝殄瘁之悲。初不過肝鬱，中、西、東醫藥雜投(相國且以意增減之)，遂至於此。

專肅，敬叩鈞候萬福。

廿二日，侄毓鼎再拜啟。(16)

附圖：宣統元年八月廿二日(1909年10月5日)惲毓鼎致沈曾植信札。

這封信沒有署明年、月份，只出現了「廿一日」公宴伯希和、「廿二日」寫信這兩個日期。但我們仍可輕易確定其書寫日期為宣統元年八月廿二日(1909年10月5日)。

顯而易見，《惲毓鼎致沈曾植札》的主要用意，是通報伯希和在甘肅敦煌縣莫高窟獲取藏經洞文物的消息，並介紹北京學界於「廿一日」在六國飯店公宴伯希和的內容。北京學界公宴伯希和，並協商以集資影印方式刊布法藏敦煌寫本，歷史上僅有1909年秋季的這一次，惲毓鼎參加了這次公宴活動。而根據前引惲毓鼎日記，公宴的具體時間應是宣統元年八月廿一日(1909年10月4日)。這樣，《惲毓鼎致沈曾植札》末尾署明的寫信日期「廿二日」，必定為宣統元年八月廿二日(1909年10月5日)無疑。

惲毓鼎日記中，還保留下他給沈曾植寫這封信的記錄，也為確定《惲毓鼎致沈曾植札》的書寫時間提供了佐證。根據惲毓鼎1909年，10月6日(宣統元年八月廿三日)日記，他於當日「致安徽沈子培丈書，附寄《石室書目》記事八紙」。(17)結合惲毓鼎日記，可知惲毓鼎參加了「廿一日」(宣統元年八月廿一日，1909年10月4日)公宴伯希和的活動後，於「廿二日」(宣統元年八月廿二日，1909年10月5日)給沈曾植寫了一封通報信，於宣統元年八月廿三日(1909年10月6日)給沈曾植寄出了信件及附件，脈絡清晰，毫無疑義。

三

本節試對《惲毓鼎致沈曾植札》的主要內容進行分析，將其與惲毓鼎1909年10月4日日記進行比較，以揭示該信札具有的特殊價值。

《惲毓鼎致沈曾植札》中首先說：「久疏箋敬，實緣碌碌，無足上陳。又不願以兩紙書例塵鈞目。茲有長安一大公案，不能不聞於左右。」這幾句話表明，惲毓鼎和沈曾植之間平時很少通信。遍查《惲毓鼎澄齋日記》、許全勝撰《沈曾植年譜長編》(18)等書，的確很難看到他們互通信件的記錄。但因近期在北京發生伯希和攜帶敦煌文物來訪、京師學者拜訪伯希和、借閱並影印伯希和所攜敦煌文獻、學界公宴伯希和、雙方商妥集資影印法藏敦煌文獻等一系列重要事件，又促使惲毓鼎不得不給給沈曾植寫信通報相關情況。

關於惲毓鼎給沈曾植寫信的主旨，《惲毓鼎致沈曾植札》中接著說：「法人伯希和，在敦煌石室中得唐人書帖數十種，寄歸本國。近至都下，尚攜零種數束。為王叔衡、董授經諸君子偵知，因得假觀影印。」這幾句話點出寫信的主旨與伯希和有關，包含有以下3點主要信息：(1)伯希和在敦煌獲取敦煌文物，但大都寄回法國；(2)伯希和近期在北京逗留，隨身攜帶幾件敦煌卷子；(3)王式通和董康最早獲悉伯希和敦煌考古事，在北京拜訪了伯希和，借閱其隨身攜帶的幾件寫本，並拍攝洗印成了照片。這些信息，與惲毓鼎1909年10月4日日記中所記內容大致相同，但顯然不如日記詳細。

關於北京學界公宴伯希和的時間、地點和參宴者，《惲毓鼎致沈曾植札》中記述道：「廿一日，觴法客於六國飯店，賓主廿四人，侄亦與焉。」這句話包含有以下兩點主要信息：(1)北京學界於宣統元年八月廿一日(1909年10月4日)在六國飯店公宴伯希和；(2)參加公宴的賓主一共有24人；(3)惲毓鼎本人參加了這次宴會。這句話的最大價值，是提供了北京學界公宴伯希和的確切參宴人數。田中慶太郎《敦煌石室中的典籍》中記錄說參宴者有「十餘名」，惲毓鼎1909年10月4日日記記錄說參宴者有「二十餘人」。這兩個數字固然都是大約數，但因差距很大，也使後世引用者往往不知所從。《惲毓鼎致沈曾植札》中，更進一步說明「賓主廿四人，侄亦與焉」，不僅確證惲毓鼎日記所記「二十餘人」比田中慶太郎所記「十餘名」更加準確，而且還提供了24人這個精確的數目。有24名參宴者，為今後進一步考定參宴者的完整名單提出了目標，限定了範圍。我們既已確知和推知14名參宴者的名單，相信剩餘10名參宴者也會在不久的將來被逐漸考定出來。

關於北京學界公宴伯希和宴會上的談論內容，《惲毓鼎致沈曾植札》中記錄說：「傾商之伯希和，擬醵資就巴黎印全，而運玻璃以來。且由學部馳電長督飭敦，令盡收其餘(聞多系經卷及破碎小冊)，為補牢之計。」這兩句話包含有以下兩點主要信息：(1)北京學界在公宴伯希和的過程中，與伯希和商定，擬以眾人集資的方式，請伯希和在巴黎將法藏敦煌文獻全部拍攝成玻璃版照片，將底版寄回中國；(2)公宴過程中還商定，由學部出面給陝甘總督長庚(1843-1915年)拍電報，讓長庚飭令敦煌縣政府，將剩餘藏經洞殘卷搜集解運北京。

北京學界公宴伯希和的主要目的，是希望伯希和返回法國後，能將法藏敦煌文獻的玻璃板照片寄回中國，以便在中國編輯影印成書，費用由參加宴會者集資解決。關於這一目的，惲毓鼎日記中沒有明記，而《惲毓鼎致沈曾植札》中說得很清楚，體現了該信札的又一重要價值。而信文中提到的「由學部馳電長督飭敦」一事，可從另一個角度，為學部於1909年10月5日(宣統元年八月二十二日)給陝甘總督府拍發《行陝甘總督請飭查驗齊千佛洞書籍解部並造像古碑勿令外人購買電》提供背景材料。

以往學界談論學部《行陝甘總督請飭查驗齊千佛洞書籍解部並造像古碑勿令外人購買電》，多將此功完全歸於羅振玉。毋庸置疑，羅振玉在促成學部拍發這份電報方面，確實起到過舉足輕重的作用。但北京學界公宴伯希和時，羅振玉並沒有參宴，而席間仍做出「由學部馳電長督飭敦，令盡收其餘(聞多系經卷及破碎小冊)，為補牢之計」的決定，這也應被視作促成學部致電陝甘總督的重要原因。當時的學部主管高層，包括「管理事務張之洞、尚書榮慶、左侍郎嚴修、右侍郎寶熙、左丞喬樹柟、右丞孟慶榮、左參議林灝深、右參議戴展誠、國子丞徐坊、京師大學堂總監督劉廷琛」。(19)管部大臣張之洞年老多病，管部不管事，且行將就木，就在北京學界公宴伯希和的同時「酉刻」在家中去世。(20)學部尚書榮慶(1859-1916年)因患中風，長期請病假。學部左侍郎嚴修(1860-1929年)、右侍郎寶熙因於1909年8月13日帶領本衙門司員引見時奏對多言而受到罰俸處分，此後嚴修請病假3個月，寶熙消極對待公務。學部左丞喬樹楠(1850-1917年)是真正暫管學部日常部務的人，但因煙癮甚重，常因戒煙而請假。1909年7月30日《民呼日報》發表《老大病夫國之現象》一文，描述此時的學部情形時說：「學部榮中堂因患中風，久病不愈。近則張中堂患病，寶侍郎亦患病，喬左丞亦因戒煙請假。學部堂上為之一空。而各種公事，均為之停頓。」(21)但在1909年10月4日北京學界公宴伯希和時，至少有3名學部高官，即右侍郎寶熙、國子丞徐坊、京師大學堂總監督劉廷琛，竟然都參加了公宴伯希和的活動。公宴席間做出學部給陝甘總督府拍發電報的決定，值得重視，也是《惲毓鼎致沈曾植札》提供的又一重要信息。羅振玉雖沒有參加公宴，但他在此前已向喬樹楠提出給陝甘總督府發電的申請，並擬寫好電文草稿，再由喬樹楠請示上峰寶熙拍板後實施。學部給陝甘總督拍發電報的日期，與惲毓鼎給沈曾植寫信的日期相同，都在北京學界公宴伯希和的次日，可證《惲毓鼎致沈曾植札》中所說屬實。

《惲毓鼎致沈曾植札》中還說：「同人詳記書目及始末，謹以一分奉呈，望交季申家兄同閱為要。」這句話包含有以下兩點主要信息：(1)惲毓鼎給沈曾植隨信附寄了羅振玉《敦煌石室書目及發見之原始》一文的誦芬室刊印單行本；(2)惲毓鼎請沈曾植閱讀羅振玉《敦煌石室書目及發見之原始》後，再轉交給「季申家兄」同閱。「季申家兄」指惲毓鼎的堂兄惲毓齡(1857-1936年)。惲毓齡，字季申，1908年以安徽補用道署理安慶府知府，系沈曾植在安徽官場上的親信。惲毓鼎於1909年10月6日(宣統元年八月二十三日)寄出「致安徽沈子培丈書，附寄石室書目記事八紙」，附寄物指羅振玉《敦煌石室書目及發見之原始》一文誦芬室刊印單行本8頁。惲毓鼎給沈曾植附寄羅振玉《敦煌石室書目及發見之原始》，目的無非是想引起沈曾植對集資刊印法藏敦煌寫本的興趣。也許出於同一目的，惲毓鼎請沈曾植在看完附寄羅文後，再交給他堂兄惲毓齡閱覽。

至於惲毓鼎後來是否將羅振玉《敦煌石室書目及發見之原始》交給惲毓齡同閱，我們尚不得而知。1909年11月13日至12月12日間(宣統元年十月)，曾在廣東任知府的莫棠(？-1929年)於廣州廣雅書局用活字將羅振玉《敦煌石室書目及發見之原始》排印成《敦煌石室記》，(22)他在後記中提到：「右《敦煌石室記》，羅君振玉撰。予從布政沈公請觀，再付活印，以播異聞。……時宣統改元十月，獨山莫棠識於廣雅書局。」(23)他在翻刻活印本時直接依據「布政沈公」(署安徽布政使沈曾植)手中的羅文，肯定指惲毓鼎於1909年10月5日給沈曾植寫信時附寄的羅文誦芬室校印8頁單行本。如此看來，惲毓鼎寄給沈曾植的羅振玉《敦煌石室書目及發見之原始》誦芬室單行本，被莫棠翻印前一直保存在沈曾植手中。

《惲毓鼎致沈曾植札》中還評論說：「石室之書，庚子年即發見。地方俗吏，熟視若無睹。提學之陳蘇生，亦置之不問。閟藏保存千餘歲，仍落於西人之手，豈非至可傷可恨之事？公聞之，當亦扼腕不平也。」這幾句話包含有以下兩點主要信息：(1)惲毓鼎根據羅振玉《敦煌石室書目及發見之原始》一文，熟知敦煌藏經洞發現於庚子年(1900年)；(2)不論是以安西直隸州知州恩光為代表的地方俗吏，還是以甘肅提學使陳曾佑為代表的一省文化主管官員，都沒有盡到守護藏經洞文物的職責，致使文物外流，惲毓鼎對此感到憤恨不已，也相信沈曾植會有同感。惲毓鼎在1909年10月4日日記中，已經對敦煌文物外流一事感嘆過：「豈非至可恨可傷之事！吾華尚為有人乎？安西牧俗吏不足責，身為學使之陳蘇生，所司何事？豈竟不一聞問耶？可恥甚矣！」他在給沈曾植寫信時，再次大發感慨，可知他的憤怒之情發自內心。再聯想起羅振玉於1909年10月2日致汪康年信中所說：「茲有一極可喜、可恨、可悲之事告公，乃敦煌石室(在甘肅燉煌縣)所藏唐及五代人寫本刻本古書是也。……公聞之，當亦且喜且悲也。」(24)可以感受到，當年惲毓鼎、羅振玉等在面對敦煌文物外流一事時，受到的刺激是何等強烈。

《惲毓鼎致沈曾植札》最後一句話是：「南皮薨逝，不勝殄瘁之悲。初不過肝鬱，中、西、東醫藥雜投(相國且以意增減之)，遂至於此。」這句話雖與本文主題無關，但與惲毓鼎1909年10月4日日記中對於張之洞去世消息的記載相對照，可進一步確證該信寫於1909年10月5日。

總之，宣統元年八月廿二日(1909年10月5日)《惲毓鼎致沈曾植札》雖然很短，但在中國「敦煌學」起源問題的研究方面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其主要價值可以概括為如下幾點：(1)該信進一步確證，惲毓鼎日記中記錄的1909年10月4日北京學界公宴伯希和說是正確的，田中慶太郎的1909年9月4日說應被徹底擯棄；(2)該信首次披露，參加北京學界公宴伯希和活動的主賓一共有24人，為今後進一步考定參宴者名單提出了目標，限定了範圍；(3)該信明確記載，關於北京學界公宴伯希和的目的是與伯希和商量，以集資的方式將法藏敦煌文獻全部拍攝成玻璃底版，運回中國，影印刊布；(4)該信透露，公宴過程中商定由學部出面給陝甘總督府拍發電報，將剩餘藏經洞殘卷解運到北京；(5)該信顯示，在王式通、董康等人組織北京學界集資拍攝、刊印法藏敦煌文獻的過程中，惲毓鼎等積極分子曾以寫信方式向外界發布信息，附寄羅振玉的《敦煌石室書目及發見之原始》，設法擴大閱讀面，其目的應該是吸引更多同好者關注此事。具有這幾點價值，該信已不失為中國「敦煌學」史上的重要文獻之一。

【作者簡介】王冀青(1961-)，男，陝西合陽人。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考古學史研究，甘肅　蘭州　730020

注釋：

《惲毓鼎致沈曾植札》，嘉興博物館編《函綿尺素——嘉興博物館館藏文物·沈曾植往來信札》，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12月，第178-179頁。

惲毓鼎1909年10月4日(宣統元年八月二十一日)日記，惲毓鼎著、史曉風整理《惲毓鼎澄齋日記》(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4月，第2冊，第453-454頁。

《為端為政之洋員得意》，《民呼日報》，1909年7月29日，第4版。

羅振玉《集蓼編》，羅振玉《雪堂自述》，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第36頁。

羅振玉《敦煌石室書目及發見之原始》，《東方雜誌》，第6年第10期，1909年11月7日，雜纂，第42頁。

羅振玉《敦煌石室書目及發見之原始》，北京：誦芬室，1909年10月，第1-8頁。

1909年10月2日(宣統元年八月十九日)羅振玉致汪康年信，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3冊，1987年5月，羅振玉來函23，第3169-3170頁。

救堂生(田中慶太郎)「敦煌石室中の典籍」，『燕塵』，第2年第11號，總第23號，1909年11月1日，第13頁。

Paul Pelliot, 『Trois ans dans la Haute Asie, Conférence de M. Paul Pelliot au Grand K3YA15.jpg de la Sorbonne, le 10 Décembre 1909", Bulletin du Comité de l"Asie K3YA14.jpg, Janvier, 1910, p. 16.

神田喜一郎『敦煌學五十年』，東京：株式會社二玄社，1960年5月，第9-12頁。

(11)桑兵《伯希和與近代中國學術界》，《歷史研究》，1997年第5期，第118頁。

(12)孟憲實《伯希和、羅振玉與敦煌學之初始》，《敦煌吐魯番研究》，第7卷，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1月，第7頁。

(13)惲毓鼎著、史曉風整理《惲毓鼎澄齋日記》(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第1-2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4月。

(14)惲毓鼎1909年10月4日(宣統元年八月廿一日)日記，《惲毓鼎澄齋日記》，第2冊，第453-454頁。

(15)嘉興博物館編《函綿尺素——嘉興博物館館藏文物·沈曾植往來信札》，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12月。

(16)惲毓鼎1909年10月5日(宣統元年八月二十二日)致沈曾植信，嘉興博物館編《函綿尺素》，第178-179頁。

(17)惲毓鼎1909年10月6日(宣統元年八月二十三日)日記，《惲毓鼎澄齋日記》，第2冊，第454頁。

(18)許全勝《沈曾植年譜長編》，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8月。

(19)《宣統元年七月職官表》(京官)，《東方雜誌》，第6年第9期，1909年10月8日(宣統元年八月二十五日)發行，各表，第43頁。

(20)惲毓鼎1909年10月4日(宣統元年八月廿一日)日記，《惲毓鼎澄齋日記》，第2冊，第454頁。

(21)《老大病夫國之現象》，《民呼日報》，第77號，1909年7月30日(己酉年六月十四日)，新聞，第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