傷寒名醫黎庇留與《傷寒論崇正編》

今天的廣州西湖路流水井巷。黎庇留當年曾在巷內開設醫寓「崇正草堂」，行醫授業。

《黎庇留醫案》，1958年廣東省中醫藥研究委員會出版。

《傷寒論崇正編》，1925年粵東編譯公司鉛印線裝本。

巧用經方，救治鼠疫見奇效

清末光緒甲午年(1894年)初，廣州天氣異常炎熱，恍如盛夏，而且全城久旱不雨。異常的氣候下，自2月起，鼠疫從廣州城南玉帶河附近的南勝里開始，悄然蔓延至西關一帶，爾後席捲全城。

鼠疫來勢洶洶，不僅發病迅速，而且死亡率極高。據當時《申報》記載，「常有宴飲之際，席未終而身已亡；談笑之餘，音尚存而魂已散。」有一家死數人者，有全家死絕者，可謂十室九喪。父不能顧子，兄不能顧弟，夫不能顧妻，哭泣之聲不絕。棺木店晝夜趕工，仍應接不暇。據不完全統計，在這場鼠疫中，死亡者超過11萬人，其中有一半人在4-5月間喪生。

當時醫生多不知鼠疫發病的緣由，因為鼠疫患者常有淋巴結腫大，因此鼠疫被稱為「核疫」，有人從溫治，有人從涼治，療效均不佳，十死八九。

面對洶湧疫情，時任廣州太平局十全堂醫席的黎庇留、易巨蓀、譚星緣經過反覆商討，認為「核疫」與《金匱要略》中陰陽毒相類似，和一般瘟疫不同，此病是毒極而不是熱極，如果以熱症來治，常常因誤治而致死。他們根據《金匱要略》的經方，擬定升麻鱉甲湯為治療主方，因升麻能解百毒，辟瘟疫，為方中主葯，而且必須重用至二三兩。當時業內用藥有「升麻不過五分」的說法，如此大劑量服用升麻駭人聞見，有些藥店甚至不敢抓藥。

黎庇留曾治療過一個患鼠疫的女性，十八歲，高熱，大渴，譫語，胯下有包塊，非常疼痛，就診時已經神志不清。黎庇留以大劑量的升麻鱉甲湯加犀角與之，囑咐要日夜連服二劑。第二天，家屬稱服第二劑葯後能睡，醒來神志已清醒一半。黎氏在原方基礎上加了龍骨牡蠣，升麻仍用二兩，到下午，病人已經清醒，黎氏叮囑仍續用升麻二兩。家屬來告知，藥店不肯售葯，稱升麻從未用如此大量。黎氏告知藥店，葯已用過有效，不用多疑，於是藥店才肯出售。第三天上午，病人自行來醫局複診，神清氣爽，繼續服藥二天後痊癒。

十全醫局能治療鼠疫的消息不脛而走，醫局每天都被擠得水泄不通。黎庇留將升麻鱉甲湯製成散劑，廣贈世人。他擔心升麻用量大，世人不敢服用，於是巧行仁術，事先將升麻研末，每包升麻為一兩三四錢，二包作一劑煎服，每日仍用升麻二三兩，據稱治療鼠疫百人中，得生還者約有七八十。粵海關稅務司法來格在1894年的報告中說：「初起之時，一經染及，多不能治，故殞命者甚多，華醫群皆束手。迨至將止之際，華醫已經探得病源，亦能設法療治，故痊癒日見其多。」

傷寒名家，「四大金剛」傳美譽

救鼠疫於危難的這三位醫家黎庇留、易巨蓀、譚星緣，正是清末民初，在廣州醫林中以專研傷寒之學而著名，他們與陳伯壇一起被稱為「傷寒四大金剛」。

黎庇留，名天祐，庇留是其字，號樂三，廣東順德人。黎庇留本為秀才出身，他以儒通醫，潛心專研仲景傷寒之學，對於經方的運用揮灑自如，經常用桂枝湯、柴胡湯、理中湯等經方為親友治病，全都應手而愈。黎庇留棄儒就醫，於光緒六年(1880年)正式設館行醫。易巨蓀曾稱讚黎氏：「庇留以孝生員兼大國手，精傷寒金匱，為吾粵諸醫之冠。」

光緒甲午年(1894年)，黎庇留與易巨蓀、譚星緣一起擔任廣州太平局十全堂醫席，共同主持醫務。因彼此意趣相投，常邀陳伯壇一起，四人於燈殘人靜之時，酒酣耳熱之際，暢談靈素略論之理，交流仲景醫學心得，如有危重疾病，他們還聯合會診，共同商討，故有傷寒「四大金剛」之譽，在廣州醫林傳為美談。

光緒丙申年(1896年)，黎庇留創辦衷聖醫院，常常為民贈葯，治療時疫。他行醫羊城數十載，因為醫術高超，每每能立起沉痾，與趙鶴琴、陳伯壇、陳月樵又並稱民國廣東四大名醫。黎庇留為人淡泊名利，畢生以濟世活人為志，常說：「人生最可貴者，莫如盡己之力，以為斯民服務。果能忠誠在心，廉潔自守，則益在人民矣，又何必孜孜為已哉？」

民國初年，黎庇留在廣州流水井(今廣州西湖路)設醫寓「崇正草堂」，行醫授業，大廳懸掛「振興醫風，換回國命」對聯以自勉。廣東省名醫許振慶、馬雲衢、蘇世屏均為其授業弟子。其子黎少庇子承父業，於1946年在醫寓開辦醫學傳授班，有門人湯仙州等28人。

著書立說，衷聖崇正論傷寒

《傷寒論》是中醫四大經典著

作之一，為東漢醫家張仲景所著，書中確立的六經辨證體系，在中醫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書中記載的方劑，因效驗卓著，被後世尊為「經方」。古人說，「論傷寒而不讀仲景書，猶為儒而不知有孔子六經也」。可讀醫書難，讀《傷寒論》難之又難，這是為何呢？

緣由《傷寒論》成書不久，原著未及流傳就已經散落，書中內容由西晉王叔和重新整理，編次成書。繼南宋成無己對《傷寒論》編注後，後世研究《傷寒論》者眾。歷代醫家紛紛對傷寒條文注釋，各有所長，也各存偏見，至今書中許多條文的內涵仍存疑問，這是《傷寒論》難讀之因也。

黎庇留一生鑽研傷寒之學，他認為研究《傷寒論》，可以參考前人的註解，但不能盲從盲信，要將全書融匯貫通，同時結合自身的臨證實踐，才能悟得仲景真諦，而不致受古人混淆視聽之誤。為了能「尊崇先聖，辯正前賢」，黎庇留晚年將自己五十年的研究經驗，著成《傷寒論崇正編》8卷。

《傷寒論崇正編》編寫體例的特別之處在於，在《傷寒論》原文每條條文下，黎庇留都羅列了歷代醫家的註解，上及晉唐宋金元，下至明清各派，包括陳修園、柯韻伯、喻嘉言、張志聰、方有執、張景岳、張石頑、唐容川等。除了薈萃歷代醫家的註解，黎庇留還在書中以夾敘夾議的寫法，闡述了自己的見解，對於前人的注釋或者贊同，或者反駁，或者直言指正，或者闡發補充，以利於後學者取長補短，擇善而從。黎庇留還特彆強調臨證實踐，認為治學《傷寒論》必須從實用出發，以書勘證，以證勘書，所以在注釋條文時，常常加入自己的臨床經驗，或者引用臨床驗案進行說明，反映了黎庇留深厚的學識經驗。

黎庇留態度鮮明地認為，王叔和在編次《傷寒論》時混入了個人手筆，導致流傳後世的《傷寒論》中部分篇章並不是仲景原文。因此，讀《傷寒論》時必須略去這一部分，以免被誤導。鑒於此，黎庇留在撰寫《傷寒論崇正編》時特設「刪偽篇」，對《傷寒論》中認為是王叔和之作的條文刪減達75條，這也是《傷寒論崇正編》與其它傷寒著述最大不同之處。友人左公海高度評價說：「從此治傷寒者，如迷途之有老馬，如暗室之得燈，向苦難之又難，今則易之又易。」

《傷寒崇正編》問世後，對於廣東近代傷寒研究有較大的影響，後世不少《傷寒論》研究著作均仿照本書體例進行編寫。

臨證應用，精妙醫案啟後人

黎庇留臨證數十年，醫人無數，在著書立說之餘，他將歷年所治諸證中，選擇具有研究意義的案例，敘其過程，論其得失，寫成醫案，從而與《傷寒論崇正編》相引證。可惜原稿已散佚，目前僅存的醫案不過十分之一。 1958年，其子黎少庇將遺留的醫案，遴選精英，並請名醫蕭熙加以評述，編成《黎庇留醫案》。

全書共載醫案50餘則，全都採用經方治療，大多為重病、急病、疑難病的治驗。有些醫案，或者癥狀奇特，或者用藥奇妙，可以稱為奇案。而觀黎庇留臨證診治，果敢又審慎，用藥如用兵，步步為營，運籌帷幄，讀來十分精彩。

有一產婦，分娩後，肚子仍和產前一樣大，到第二天，更大。醫生給予生化湯服後，不但沒有改善，反而日大一日，又異常疼痛，直到第五日，腹大如瓮，幾乎快要脹開，才請黎庇留來診病。黎庇留詳細問診後，發現產婦生產時，胎兒已先死，但當時血與水點滴未流。黎氏認為這是水血相混，腐敗成膿，就如一大瘡，非大猛烈之劑，不能攻取。他沉細良久，給予桃仁承氣合大陷胸湯。患者服後，瀉下膿血半桶，臭不可聞，腹腫立刻消了九成，但仍然痛不可耐。庇留繼續用尋常攻痛之葯，效果不好。考慮到這是頑疾，非抵當湯不能除之。於是用水蛭合虻蟲煎服，前後三劑共用二十餘條水蛭，腫勢日漸消盡，身體如常。三年後，此婦連產二子。

有一十五歲少年，因食過飽，夜半腹痛厲害，煩躁，手足不自主地撫摸床緣，床上的銅錢摸入口竟可咬碎。第二日，家人請黎庇留診病。診病時見他無錢可咬，則自咬手臂，雙目緊閉，惶惶不安，讓他睜開雙目，只露白眼，黑睛全無。黎庇留認為這是陽明悍氣之病，急忙以大承氣湯瀉下，當時正三點。到了四點，未得下，再與大承氣湯一劑；五點，依然未下，再服一劑，加多大黃四錢；六點，仍未得下，再以此方加重；七點，黎庇留診病見病人腹中雷鳴，有放屁，知有欲下之勢，應當乘機窮追直下，但大承氣湯已連服四劑，於是將四劑藥渣合併煎熱，一半敷肚劑，一半薰肛門，不到二十分鐘，即下黑糞如泥漿者一大盆。用大承氣湯後，一般所下者皆為水，而此症連服四劑，僅得泥漿之物，陽明悍熱之兇險，可見一斑。病人瀉下後，手足安寧，當晚即能酣睡。但睜眼仍只有白眼，用藥調理十餘日才恢復如常。整個治療過程中，黎庇留一直留於患者家中觀察病情，直到患者恢復才告辭回館。

本病兇險異常，黎庇留直言，是役驚心動魄，殫情悴志。大承氣湯為峻下之劑，但數小時內連服4劑，若非醫術高超，胸有成竹，斷不能有此膽識。但同時也是病人信任之篤，若非全力信賴醫生，守方到底，則不能有此奇效。蕭熙評述此案說：「治病與就醫，皆重在於一專字。醫者專心治病，病家專心任醫，則病雖沉篤，多有可愈。」

著名中醫學者何紹奇高度評價此書，認為：「《黎庇留醫案》與滬上曹穎甫先生的《經方實驗錄》，可謂同時代人的比肩之作」。蕭熙也稱讚：「試看這本醫案中關於經方的靈活運用及推陳出新的手法，便可以意味到黎氏在傷寒學上造詣的深度，從而認識到本書所記病案，不僅是寶貴的活的經驗的結集，而且在它裡面還反映著湛深的理論的基礎。」

文/饒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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