奪門之變、陷害於謙、文武全才：「奸臣、能臣」徐有貞的幾重面相

天順四年（1460）之後，南直隸蘇州府吳縣（今江蘇省蘇州市）的一戶官宦人家，這家的主人、一個五十多歲的老者時時仰觀天象，按照他的星相學知識，發現將星在吳，老者覺得這是應在自己的身上，於是更加自負，這個老者身邊經常帶著一條鐵鞭，每天早起，揮舞鐵鞭數十回鍛煉身體，習練武藝。等到他知道韓雍總督廣東廣西，有點惱怒地說：『這小子也會上應天象嗎？（孺子亦應天象邪）』——韓雍比這個老者年輕15歲，所以這個老者稱之為孺子；韓雍是南直隸蘇州府長洲縣（今江蘇省蘇州市），他總督兩廣軍務也算是應了所謂『將星在吳』的說法。

這老者安居無事，老是怏怏不服氣，喝醉了酒就繞著屋子快走，連聲呼叫：不了解我不了解我（不知我不知我）。有一次與門客喝酒，忽然問道，你說怎麼樣的人可以作宰相？門客說不知道，老者哈哈大笑說：『左邊堆數十萬兩銀子，右邊殺人流血，而目不轉睛者乃真宰相也』。

這個有著活脫脫『老驥伏櫪，志在千里』形象的老者就是被公認卑鄙無恥人品低下的明朝大臣徐有貞。

徐有貞，1407—1472，初名珵，明朝中期內閣首輔，因封爵武功伯，世稱徐武功。

明朝正統十四年（1449）土木堡之變發生，明英宗朱祁鎮北征瓦剌兵敗被俘，徐有貞（當時他的姓名是徐珵）曾經提議將國都從北京南遷，此言剛出，就被太監金英大聲呵斥『言南遷者速速退下殿去』，當時擔任兵部侍郎的于謙堅決反對，嚴詞道：

提議南遷的人應當斬首！（言南遷者，可斬也）

土木堡之變指發生於正統十四年（1449）明英宗朱祁鎮北征瓦剌兵敗被俘的事件。

徐珵遭到朝野內外的一致痛斥譴責，搞得灰頭土臉、名聲掃地，以致仕途坎坷，長久不能升遷。

徐珵也不是沒想過辦法，他曾經通過當時主政的于謙的門生，請求于謙向皇帝推薦自己擔任國子監祭酒一職，于謙倒是向景泰帝朱祁鈺舉薦了徐珵，但是朱祁鈺記得徐珵提議南遷，認為他生性狡詐，擔任國子祭酒會敗壞監生心術，堅決不同意，徐珵不知自己求官願望落空是因為景泰帝的緣故，認為是當初罵過自己的于謙從中作梗，對他深懷怨恨，同時自知徐珵名頭已壞，便改名為徐有貞——此後我們便稱呼他為徐有貞。

景泰八年（1457），徐有貞與石亨、曹吉祥等人策劃發動奪門之變，擁戴被景泰帝幽禁在南宮的太上皇朱祁鎮復辟，政變成功之後論功行賞，徐有貞被拜為華蓋殿大學士、兵部尚書，入內閣參予機務，成為內閣首輔，並被封武功伯的爵位。

奪門之變又稱南宮復辟，石亨、徐有貞、曹吉祥等擁戴被朱祁鈺囚禁在南宮的明英宗朱祁鎮複位的政變。

青雲直上的徐有貞為報舊怨，向明英宗朱祁鎮進讒言殺害於謙、王文，後來又與奪門之變時的同夥石亨、曹吉祥爭權，結果被石亨等人構陷罪名，差點斬首棄市，最終死罪得免，被貶為庶民流放到金齒地區（今雲南省瑞麗市一帶），直到石亨敗亡後，明英宗朱祁鎮認為徐有貞沒有什麼大罪，只是被石亨輩所陷害，於是赦免其罪，讓他返回鄉里。

於是就出現了本文開頭徐有貞在故鄉吳縣縱情山水之餘寶刀未老、壯志難酬的場景。

通常認為，徐有貞文武全才，遇到大事敢作敢為，有經略之才，晚年常常嘆息不獲起用是有道理的，但是天下為于謙之死感到惋惜的人們都切齒仇視徐有貞，因此徐有貞在家鄉閑居了十幾年，皇帝終究不肯召用他，也沒有人願意舉薦他，因此徐有貞即使在成化年間恢復了官員身份，能夠穿戴冠帶，但是始終未能獲得一個有實際職權的官職，只能鬱鬱而終。

在於謙之死中，徐有貞確實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于謙與大學士王文被逮捕入獄的最主要的罪名是所謂迎立外藩也就是打算迎接冊立襄王而不讓明英宗朱祁鎮複位或者不讓其兒子朱見深（後來的明憲宗成化帝）繼位，定罪的奏疏上呈後，朱祁鎮還有些猶豫，說：『于謙實在是有功勞的（謙實有功）』，此時徐有貞說了關鍵的一句話：『不殺于謙，奪門之變複位這件事就成了出師無名（不殺于謙，此舉為無名）』才讓明英宗最終拿定了主意。

當成化年間，于謙被平反昭雪，官方的說法變成了：

當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虞，惟公道之獨恃，為權奸所並嫉。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其忠。

先帝（明英宗）也被洗刷了出來，那麼殺害於謙的罪魁就變成了石亨、曹吉祥與徐有貞。

當年明月：于謙不但才能過人，品德上也幾乎無可挑剔，所謂德才兼備者，千古又有幾人！

徐有貞話的邏輯是：如果不殺掉于謙，樹立一個陰謀集團的典型，奪門之變的合法性就不復存在。

在陷害於謙這件事上，石亨、曹吉祥的罪過或許比徐有貞大，但是一方面徐有貞說過上述那句促使明英宗下狠心的話語，另一方面徐有貞是文官士大夫集團中的人物，與武將、宦官乃至於皇權聯手殘害同為文官士大夫的于謙，在清議看來更加罪無可逭——也有人認為徐有貞說過這句話出自《明實錄》，而其編撰者程敏政是徐有貞政敵李賢的女婿，所以可能故意說了徐有貞的壞話，而朱國楨《皇明史概》等史書中裡面明確記載力勸明英宗殺于謙的是石亨和張軏。

當然，在於謙事件中，總體來說徐有貞並不冤枉，所以他最後因此閑廢終身也談不上多麼可惜，然而如果對徐有貞何以走到這一步追根溯源，還是有很多值得探討的地方。

徐有貞是一個文武全才的人物。

他是宣德八年（1433）癸丑科進士，史載『宣宗試其文第一』，這是殿試之後的考試，並不說明徐有貞是狀元（宣德八年的狀元是曹鼐），之後歷任翰林院庶吉士、編修、侍講，當時的國子祭酒胡儼原本覺得徐有貞身材矮小，有些輕視，就推託自己有病躺在床上出詩題測試，結果徐有貞作詩完成，胡儼蹶然驚起，繞床而行，誇徐有貞是『鼎鉉器』（指能夠當宰輔重臣），與之成為忘年交。

徐有貞也是明代書法家中的傑出代表人物，明人談論書法，往往以徐有貞為代表——祝允明（即祝枝山，他是徐有貞的外孫）、董其昌在自己的書論中對徐有貞評價相當高。

徐有貞的書法作品。

徐有貞晚年書信，此書信的收信人就是他嘴裡的孺子韓雍。

晚年的徐有貞除了有前面提到的鐵鞭，還有一根六十多斤的鐵棒。當時另一位大臣祝顥（祝允明的祖父也就是徐有貞的親家）有一個保鏢是江湖聞名的力士李金槍，號稱武藝絕倫，李金槍在庭院中運槍如飛，徐有貞看了之後說：『還不錯，但是這是步戰的槍法，你能耍騎戰的槍法嗎？』李金槍欣然從命。徐有貞這次就笑了：『你這招式不行啊（疏矣）！』李金槍跪下請教，徐有貞叫僕人拿出自己那根重六十餘斤的純鐵棒，對李金槍說：『你何不試一下？』李金槍辭謝不能。徐有貞大小而起，運棒如飛，時不時還靠近李金槍的頸部，李金槍畏懼流汗，徐有貞扔下鐵棒大聲呵斥叫他離開：『我哪裡是與你比武的人？！』

礙於身份，比武是不比，但是武功伯確實有武功——開個玩笑，前一個武功實際是地名。

徐有貞在景泰年間官運不佳，但是他沒有一蹶不振，這一時期的徐有貞曾經以僉都御史的身份到山東治理黃河水患，他成功治理黃河並早於彭賽列（Jean-Victor Poncelet ）等人近400年作水箱放水試驗，是值得力學史和科學史重視的事件，作為一個文科狗，這些談古論金就不展開了。

吉恩- 維克托·彭賽列，1788—1867，法國力學家、數學家、工程師。

明代著名學者焦竑撰寫的《玉堂叢語》中記載：

徐有貞欲為有用之學，凡軍旅、刑獄、水利之類，無不講求其法，一一欲通之。或曰：「公職業在文字，事此奚為？」公曰：「此孰非儒者事？使朝廷一日有事用我輩，吾恐學之已無及矣。」聞者以公有遠大志。

徐有貞本人在自己的《武功集》中也說：

文武為二事，則天下無全才。天下無全才，則吾道之用闕。吾道之用闕，而天下之事不治。夫文武皆吾道之用，固儒者之事也。為儒而不備文武者，不足以為儒。

由此可見，徐有貞的文武全才是出於自己主動自覺的自我期許與磨練，他認為一個儒者不但要學習文字，還要學習軍旅、刑獄、水利等等，這樣才能『治天下之事』，才能在『朝廷一日有事用我輩』的時候能夠擔負起重任。

《明英宗實錄》中記載，正統七年（1442）徐有貞上書明英宗，提出：

國家用兵，必資智勇之人，豈必盡出於軍將之中……乞敕兵部行移天下軍衛有司，察訪軍民之家，但有軍謀勇力之人，並從選舉，不限南北，不拘額數，舉選到京……中者分隸在京各營，然後差撥各處總兵官參隨使用。

這個建議的核心就是不拘軍民之籍，從全國各色人等中選拔將官與兵卒，徹底改革將領軍官只在具有勛貴武將身份的人員中選拔，士兵只在軍戶中募集的傳統制度，其見識之高、膽略之大，令人刮目相看。

然而，勛貴武將集團對此採用敷衍杯葛的態度，直到土木堡之變無形中摧毀了勛貴武將的政治地位，使得軍戶民戶分籍分役的原有格局自然而然被破壞之後，徐有貞的先見之明才逐漸轉化為現實，開啟了以文制武、團營營兵等明代中後期的新的軍事管理制度。

無論是徐有貞自我期許的『文武皆吾道之用』，還是他對於『建議的核心就是有軍謀勇力之人，並從選舉，不限南北，不拘額數』，都說明他是整個明代大臣中傑出的人物，他後來的日暮途遠、倒行逆施，未免有一種『卿本佳人，奈何做賊』的感慨。

當然，每個人必須為自己的選擇負責，徐有貞後來的結局當然是咎由自取，但是有個人在朝堂正常的議論中提出『南遷』就被說成『可斬』，然後所有的人都在他身上踩上一隻腳，搞得他身敗名裂只能換名字，這無疑是明朝文官士大夫集團集體無意識中的顢頇嘴炮與跟紅頂白的壞習慣造成的。

就當時的局勢而言，徐有貞的建議也許是錯的，但是言者無罪，于謙的反應可以理解為表示決心，然而就事論事未必是最恰當的，而其他朝野諸人都把矛頭對準徐有貞，讓他背了一個莫大的黑鍋，無疑是很不公平的——某種意義上，于謙的悲劇肇端於此，徐有貞的悲劇也是肇端於此。

天啟崇禎年間，沒有一個大臣建議與後金（清）談和，到了甲申年，沒有一個大臣建議遷都，終於把明思宗朱由檢逼到走投無路，從某種意義上，這個悲劇也肇端於此。

而明朝文官集團中少有徐有貞這樣『儒而不備文武者，不足以為儒』認知的人物，多有『無事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的人物，更是文官集團乃至整個大明朝的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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