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羅代爾論文明的「動」與「靜」

1949年，法國年鑒學派第二代領軍人物費爾南·布羅代爾撰寫的《地中海與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世界》問世。雖然已過去70年，但該書仍是地中海史研究無法繞開的必讀書。該書第二部分「集體的命運和總的趨勢」研究了16世紀地中海地區的經濟社會狀況。對於該部分的主旨，布羅代爾是這樣解讀的：「第二部分旨在滿足兩個互相矛盾的目的。它關心社會結構，關心那些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變化緩慢的結構；此外，它還關心那些結構的發展。因而，它把……結構與形勢，把靜止的和運動的、遲緩的和快速的東西結合在一起……現實的這兩個方面在日常生活中一直存在，而日常生活卻是變化與延續因素永無休止的混合。」該部分從經濟制度、帝國、社會、文明、戰爭等議題來分析這兩方面的辯證關係，其中第六章題為「各種文明」，闡釋了作者對地中海文明的理解。此後，布羅代爾於1959年發表《文明史：用過去解釋現在》一文，於1963年出版《文明史》一書，其「文明觀」得以充分表達。

文明是一個文化區域

布羅代爾認為，一個文明首先是一個空間、一個文化區域、一個場所。這個場所里有著各種各樣的「財產」，從房屋樣式和建築材料，到方言、飲食和信仰，再到指南針、造紙術和印刷術等文化特徵，「正是這些經常性的組合、文化特徵的反覆出現及其在一個明確區域的普遍存在構成了文化一致性的最初標記」。如果能夠在這個空間一致性上增添某種時間持續性，在這樣一個時空範圍內的各種特徵和現象的總和，就是「文明」。對於這一概念，布羅代爾強調了它的兩個基本屬性。

首先，文明是有邊界的。比如，萊茵河和多瑙河是羅馬帝國在歐洲的古老邊界線。一千年以後，大體上沿著這條邊界，基督教會分裂了，一邊是通過宗教改革而形成的新教區域，另一邊則因羅馬文化的積澱而堅守天主教。「始終存在著一個北歐地區和一個地中海地區。這是兩個用繩索捆綁在一起，但因各自有自己的天空、自己的中心，以及從宗教上講，各自有自己的靈魂，因而判然有別的世界。」

其次，文明有單數和複數之分。「文明」一詞首先出現在1766年的一本印刷物中，指的是一種關於思想、技術、道德和社會的進步的世俗理想。文明就是「啟蒙」，與之相對的是「野蠻」，文明越在地球上普及，人們越能看到戰爭、征服、奴役和困難的消失。1850年前後，文明從單數變為複數，意味著放棄了理想中的「文明」，從而傾向於同等地看待歐洲和非洲等地的人類經驗。布羅代爾認為，這是一個重大的進展。20世紀50年代，科學技術不斷進步，單數文明日益膨脹，但他指出，「如果我們認為它一旦勝利就會消除複數文明，即總是留在原地而且延續若干世紀之久的真正角色，那就太幼稚了」。在這種理念指導下，他認為應當注重多元文明的研究，把那些主要的文明分解成次文明，再把次文明分解成更小的因素。所謂的「西方文明」是一個過於簡單的說法，其實包含著法國文明、德國文明、義大利文明、英國文明等，各個文明都有自己的特色和內在矛盾，重要的是了解它們是如何重疊交錯在一起的。

文明需要互相借鑒

布羅代爾認為，所有的文化財產、文明的微觀因素總是在流動。「除了能夠把自己的貨品輸出到遠方、能夠發揚光大的文明之外，不存在任何別的文明。一種不輸出人、不輸出思想或者生活方式的文明，是不可想像的。」「對於一種文明來說，活著就是既能給予又能收受和借用。」西方文明就曾不分遠近地借鑒伊斯蘭世界、中國、印度的文明。他強調指出，不能因為文明是獨特的，就認定它是一個封閉的獨立世界，似乎各個文明都是汪洋大海中的孤島；文明交匯、文明對話是必需的。

具體到地中海文明，布羅代爾借用呂西安·費弗爾的詞句來說明這種流動：假如希羅多德今天舊地重遊，對在我們看來司空見慣的地中海植物群會感到多麼驚訝！這種植物群有阿拉伯人從遠東輸入的橘樹、檸檬樹，來自美洲的仙人掌，來自澳大利亞的桉樹……來自波斯的柏樹，可能從秘魯移植來的西紅柿，來自蓋亞那的辣椒，來自墨西哥的玉米，阿拉伯人帶來的水稻，來自伊朗但源頭是中國的桃樹、菜豆，柏柏爾人的無花果樹……人的流動是地中海歷史發展過程中的常態。人旅行，文化財產也旅行，1492年，被驅趕出西班牙的猶太人在薩洛尼卡和君士坦丁堡開辦五金鋪，安裝首批使用拉丁字母、希臘字母或者希伯來字母的印刷機。他們建立了毛紡廠和錦緞織造廠，並且據說還製造了首批活動炮架。總之，交融、混合是地中海司空見慣的現象，在威尼斯、亞歷山大里亞、君士坦丁堡等世界性港口尤其如此。

但是，布羅代爾也承認，對於文化財產的轉移，其實很難辨認。「如果能夠在這些行李中辨認出一件，就會有一千件無法辨認」，當涉及思想、情感、技術時尤其如此。「讓我們既要提防那些把行李辨認得過分清楚的人……也要提防那些出於對抗……把一種文化和另外一種文化之間的互相效仿、借取的事物統統加以否定的人。」

文明具有根深蒂固性

在關注文明互鑒的同時，布羅代爾也認識到，無論是對思想方式、信仰方式、生活方式，還是僅僅對工具的借鑒，都存在著抵制。「一種文明有時拒絕借用……從這些現象中也可辨認出這是一種偉大的文明來。」有些抵制明顯是有意而為的，有些則是盲目的，似乎是門戶關閉的自然結果。在構成文明的要素中，宗教是最具有對抗性的東西。把各種宗教部分地混合在一起，把某種思想從一種宗教移植到另外一種宗教，在必要時把一種宗教的某一教義或者儀式移植到另外一種宗教，這些都是可能的。但是，這同把它們合為一體完全是兩碼事。

布羅代爾還注意到「交流和轉移的緩慢速度」。儘管文明具有明顯的可變性，但要經過很長時期，經過不明顯的發展演變過程，變化才會慢慢顯示出來，「誰能夠說出印度數字，即所謂的阿拉伯數字，從它的祖國經由敘利亞和阿拉伯世界的中繼站，即北非或者西班牙，到達地中海西部地區花了多少時間呢？誰能夠說出，這些印度數字戰勝……羅馬數字又花了多少時間呢？……直到16世紀末它才在安特衛普使用」。這種慢節奏恰恰是「文明的抵抗力」的重要體現。

這就涉及發展變化與靜止不變、多變與穩定的關係，「這裡我們又會遇到結構和機遇、形勢之間的，瞬間和長時段甚至和很長時段之間的對話。從根上說來，事物的某種形式、某種格局總是預先已經決定」。就文明而言，文明的基礎並非堅不可摧，但它們比人們想像的牢固得多，「事實上，在改變、掀翻或者搞亂各種文明的那些變化之外，還顯示出一些令人驚奇的永存的事物。作為個人的人能夠背叛文明，但是文明仍然鉤掛在幾個固定的、幾乎經久不變的點上，按照自己的方式存在下去」。

行文至此，其實又回到布羅代爾對於文明實質的理解。從空間上說，「一種文明的最根本的實在性，就是強使這種文明像植物那樣生長，強加給它限制（有時甚至是嚴格的限制）的地理空間。除了這一點外，還能得出什麼結論嗎？各種文明就是一些地理空間、一些地帶……這是一種迫使人並且無止境地受人影響的地理空間」。從時間上說，「文明是長時段的現實」，不斷地使自己適應於命運的變化，「文明歷經政治、社會、經濟甚至意識形態的大變遷而延存，而且它們實際上悄悄地，但有時是非常強勁地支配這類大變遷」。

（作者系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全球史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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