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長虹的歐洲歲月
撰文：劉志俠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青年時期的高長虹
1929年底，「狂飆運動」解體，高長虹在失意之餘，決定放棄文學，另尋新路。1930年2月東渡日本，1931年11月轉赴歐洲，目的地德國。此後6年多時間，在德、法、荷蘭、瑞士等國來去，1938年3月歸國。
高長虹到歐洲，很自然讓人想起閻宗臨，兩人在北平時曾經親如兄弟，現在同在歐洲，一定會設法相聚。高長虹的外甥言行（閻繼經）為此作過查訪：
我曾到太原的山西大學訪問閻宗臨的夫人梁佩雲教授，她1933年到瑞士看望丈夫時，曾聽閻先生說起過長虹，長虹從德國到瑞士來找閻宗臨，是讓閻宗臨幫助他治病。閻宗臨是在法國勤工儉學好幾年，攢了錢之後到瑞士讀大學的。這位曾得到過長虹幫助的「小弟弟」，當然是極力照顧長虹。他為他治好了病，並勸他留在瑞士讀書，他可以提供學費。長虹沒有同意，他的志趣已不在讀書上了，他又回了德國。（言行《一生落寞，一生輝煌——高長虹評傳》）
高長虹第一件事要治病，可能是旅途艱辛引起。兩位好朋友離別六年，他鄉重逢，少不了秉燭達旦，互訴別後經歷。這時離閻宗臨拜訪羅曼·羅蘭的1929年12月不遠，談話不會遺漏這件大事。高長虹後來在1940年6月的《不說謊話》里記載了一個談話細節：
我初到歐洲的時候，一個青年朋友很高興地告訴我說，羅曼·羅蘭有一次對他講，歐洲的報紙沒有一家不說謊話的。羅曼·羅蘭連報紙都不讓說假話，他對自己的態度，更是可想而知了。
曾經與羅曼·羅蘭對談的「青年朋友」，非閻宗臨莫屬。閻宗臨也不會不把奧爾迦別墅的地址告訴自己的好朋友。高長虹在1938年6月的《高爾基和他的金言》里留下了迴響，「羅曼·羅蘭，我同他只是通信的認確」。「認確」兩字有點費解，「通信」卻是清楚瞭然。
然而，要發現高長虹寫給羅曼·羅蘭的書信，還要費點工夫。羅曼·羅蘭檔案收藏在法國國家圖館手稿部，臨時目錄沒有姓「高」的人名，無論Gao, Gau，Kao, Koo都沒有。在筆者最初抄錄的資料中，有一個名叫Tchang Hung的檔案。裡面只有兩封簡訊，以英文書寫，沒有任何寫信人的自我介紹。按老規矩音譯，Tchang可能姓張或章或蔣，Hung名洪或鴻或弘等等。然而所有排列和組合只得出陌生的名字。轉向羅曼·羅蘭日記求解，同樣沒有隻字涉及。由於書信內容看來無關宏旨，於是擱至最後才處理。等到真正開始翻譯信文，逐字重讀，卻發現第二封信的署名不是Tchang Hung，而是Changhung，中間沒有分隔，這時才醒悟這可能是一個雙漢字人名，不帶姓氏，「長虹」兩個字就此出現在腦海中。這個遲來的頓悟不僅弄清楚寫信人的身份，而且經過擴展搜索後，找到高長虹歐洲時期六篇外文作品的佚文，分屬法、英、德三種語言。
高長虹的歐洲經歷在很長時間裡幾近空白，至今尚未釐清，筆者嘗試以這些最新海外資料，結合近年發現的中文文獻，重組他在歐洲的六年多經歷。最可靠的文獻是高長虹本人同期及稍後的文章，基本上集中在中央編譯出版社《高長虹全集》第四卷，包括2008年重新發現的1938年出版的文集《政治的新生》，以及高長虹回國後的報刊佚文，字裡行間隱藏著主要的線索。其他可靠的旁證不多，只有同時代的兩篇留學生通訊，以及多年後一些當事人的回憶文章斷片，儘管零碎，卻也提供了一些生動的細節和線索。
1
柏林「德友」（1931—1933）
高長虹在九一八事變發生後離開日本，在渡海途中寫過一首詩《在南洋的海上》，日期1931年11月：
天盼，
水睛，
太陽，美的完成者——
無滴的盈溢，
不墜的純熟，
內的踴，
被光和圓平。
詩中充滿遠行者的愉快心情，但是接下來的旅程並非一帆風順。在《胡風回憶錄》中，胡風提及1940年兩人在重慶見面時，高長虹告訴他，「他當年出國是當豬仔躲在底艙里，發現了就被趕上岸，這樣一個地方一個地方地流浪，倒走了不少國家」。可能由於這個原因，他走的海路比普通人的一個月要長很多。無法查證準確的抵達歐洲日期，最早的記錄在一篇1932年文章《長虹在柏林》里，刊登在《出版消息》半月刊第1卷第24期，作者署名均，「長虹還是在1932年的春天就到了柏林的」，也就是二三月左右。從內容看，這是一篇留學生通信，最接近資訊的源頭，失真較少。
旅途的磨難並沒有壓垮高長虹。到達柏林後，他不懂德文，又身無分文，不可能像初到的留學生那樣進學校學習語言。換了別人可能自暴自棄，但他的高傲性格讓他繼續保持作家的氣質，在極度貧困的狀況下，繼續走自己的路，努力學習和研究。《長虹在柏林》寫道：
記者震其名而由友作介方相識：一見面反感到他帶著藝術家與眾不同的風味，並且他問我的第一句話是：「有什麼著作發表過？」
後來聽說他的經濟情形很不好：他與惡劣環境奮鬥的精神倒是可佩極了。他住在柏林的市中心，一間極狹小的房間內，且自炊於此書齋兼卧室內，即是說那裡也是他的廚房了。差不多每天午後都得在普魯士邦大圖書館內的東方部碰見他在翻閱中文的書籍。有時也在雜誌部見他讀英文的刊物。
［……］
最巧的是他所需要的最低度的每月生活費的來源了。這是位經營小生意的華僑，後來得到了替一家中國飯店掮廣告牌的事，每月還有一定的小收入，他就拿起他的薪俸給長虹了。因為長虹教他讀中文和英文，並且這位同胞也能識大義。但是總算是文人窘況時之巧遇了，也可算文人佳話。
普魯士邦大圖書館現稱柏林國立圖書館（Staatsbibliothek zu Berlin），也就是德國國家圖書館。當時在柏林要看中文書籍報刊，這裡是不二之選。這篇通訊還提到高長虹一個沒有實現的計劃：
有朋友講他想深入工人群眾中去，說要到漢堡的海員隊里去。他希望在那些地方得到些珍貴的材料。怕是他的德文程度太差的原故罷，不然為何他的這些計劃都未實現。
這個想法可能與海上旅程有關，在「當豬仔躲在底艙里」的日子，他一定得到洋船上的中國火夫、水手或侍應的救助。漢堡是自由港，國際輪船必經的中轉站，這裡有很多中國海員往來。高長虹到漢堡不必找外國海員，因此不存在語言問題。真正的困難仍然是經濟條件不足，而且海員流動性很大，很難找回萍水相逢的朋友，因此最後放棄嘗試。
這篇文章發表在1932年11月16日，海外文章自寫成寄到國內雜誌發表，最快也要兩個月時間，因此文內所記僅是高長虹初抵德國最初半年的情況。隨後的活動，要看高長虹本人在《政治的新生·序言》留下的幾句話：
附錄二為有關文藝文化問題的近作零星文字，集中野營之歌系聞德友Witvogel被捕時所作，後以德法譯發表。德譯出於友人Anna Seghers之手。一二八時所作之《苦力之歌》數段，曾由安那於集會中朗讀者。
德國女作家西格斯
寥寥數言，流露出一種自豪感。事實上，在他的文學生涯中，這是一件重要事件，因為他口中的兩位德國友人並非無名之輩。
高長虹到德國後繼續以中文寫作，以文會友。他不諳德文，但懂英文，涉足過文學翻譯，與德國作家或學者交流不會有太多困難。他首先結交的是讀過漢語的安娜·西格斯（Anna Seghers，1900—1983）。這是一位著名的女小說家，出生在猶太人家庭，年紀與高長虹相仿。20歲在海德堡大學求學時，曾經攻讀漢語，一口氣選修了語音、寫作及閱讀練習等11門課程。經過一年的認真學習，她明白對使用拼音文字的西方人，漢語是一種困難的象形文字，不是一兩年就能掌握，於是沒有繼續下去，但是她對中國歷史、藝術和政治產生了濃厚的興趣。1924年大學畢業，她以倫勃朗作品研究為題取得藝術史學位。1925年結婚後，開始文學寫作。不過三年，一書成名，以小說《聖芭芭拉漁民的起義》（Aufstand der Fischer von St. Barbara）贏得著名的克萊斯特文學獎，這一年她才28歲。這位女作家思想激進，政治左傾，是德國共產黨和無產階級革命作家聯盟的成員。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由於西方列強為了自身利益，導致自稱維護國際秩序的國際聯盟無所作為，日本肆無忌憚侵略中國，濫轟濫炸，犯下令人髮指的罪行。經過國際傳媒的報道，引起西方民間對日本軍國主義的憤怒，和對中國人民的同情。西格斯因為曾習中文，因此產生了創作中國題材小說的念頭，她對中國文化的知識和熱愛讓她毫無困難結識了一些中國人，從他們那裡取得第一手資料。1932年和1933年可以說是她的中國年，接連發表了以中國人為主角的報告文學式小說《楊樹浦的五一節》（1 Mai Yanschuhpou），對話錄《來自我的工作作坊的小報告》（Kleiner Bericht aus meiner Werkstatt），短篇小說《馬錶》（Die Stoppuhr）、《重山》（Der Last-Berg）和《駕駛執照》（Der Führerschein），另外一本描寫來自五個國家的革命者的長篇小說《夥伴》（Die Gef?hrten），其中兩個人物是中國的廖氏兄弟。儘管德國共產黨在1933年國會縱火案前是合法的政黨，但周圍的法西斯恐怖氣氛讓人感到高度風險，西格斯很小心處理與中國人的交往，不留下太多痕迹，尤其姓名身份，即使寫到紙上，往往含糊不清，因此直到今天，研究者從她的作品和手稿中，只發現胡蘭畦（1901—1994）一個人，西格斯兒子在回憶錄《大河彼岸》（Au-delà du fleuve, avec Anna Seghers）提到她曾住在家裡的往事。現在，研究者或者應該留意一下高長虹了。
德國女作家西格斯與聶魯達參加巴黎反法西斯作家大會（1937年，原載巴黎《Ce Soir》）
高長虹和西格斯並非泛泛之交，相互間有過深入的互動接觸，他在1940年6月的《書和前進》中有過生動的記錄：
以中國的內容從事寫作，在世界文壇上獲有名譽的兩個外國女作家，是斯邁得萊和布克。就兩人著作的流行量來說，斯邁得萊是趕不上布克的。這不一定是說讀者的多少，因為勞苦大眾中的讀者從圖書館借閱的人也很不少。德國的女作家安那塞格爾［安娜·西格斯］在一次談話里，把這個問題提出來問我說：「為什麼呢?」我當時覺得這是不大成問題的，特別是在塞克海爾［西格斯］。
不過，我也照例地答覆她說：「把中國寫得彷彿太好的書，外國人不喜歡看，這是第一。第二，有前進思想的人在現在還不是多數。還有第三個理由，布克的書是用小說體寫的。」前兩個理由，是她完全同意的。後一個理由，她初聽得好像生疏一點，但也立刻同意了。當然，這些還只是說了道理的一面。像塞克海爾［西格斯］自己的小說，寫得很生動，多獨創手法，富詩意，讀者卻不很普遍。流行最廣的書，有時候是最壞的書，這就在歐洲也是常見的事。書的好壞和讀者的多少，能夠成正比例的，只有一個國家，就是蘇聯。可是，就在蘇聯，截至目前為止，發生例外的事，也不是不可能的。
文內三位女作家名字，斯邁得萊今譯史沫特萊，布克是賽珍珠原名，塞格爾或塞克海爾同是西格斯。同一篇文章出現兩個不同譯名，可見此文發表得相當倉促。
他的第二位「德友Witvogel」是著名漢學家魏復古（Karl August Wittfogel，1896—1988），1933年獲得法蘭克福大學博士學位。他和西格斯是同道中人，比她更早參加共產黨，又是無產階級革命作家聯盟會員。他熱心政治活動，支持中國革命，中國留學生對他很熟悉。1925年1月21日，法國《人道報》有一則報道，柏林共產黨學生聯合會舉行集會，抗議發生在中國、摩洛哥和保加利亞的武力恐怖行為。集會地點在柏林體育館，警方在門口貼上通告：「外國人禁止入場」。眾多學生不顧禁令參加，魏復古是兩位演講者之一，散會時被警察逮捕，《人道報》說，同時「被捕的學生大約40名，大部分是中國人」。
德國漢學家魏復古（1926年）
希特勒在1933年1月上台，魏復古打算避居瑞士，機事不密被捕，在三月份被送進達豪（Dachau）集中營，成為第一批被希特勒囚禁的知識分子。這件事在中國留學生中引起巨大反響，高長虹為此寫成詩歌《集中野營》：
對於我們，
戰爭已經來到。
我們被俘虜，
被槍射，
受拷打，被皮鞭，
也被飢餓。
對於我們，
戰爭已經來到。
我們的敵人，
不來自邊疆。
他戴著禮帽，
從銀行的辦公室里走出，
指揮著他的穿制服的僕役，
以支票和最後的微笑。
詩歌使用「野營」這兩個字並非為了避免政治辭彙「集中營」，而是集中營尚未存在，被捕者全部當作普通犯人，關進普通監獄，以至人滿為患。當局匆忙應付，臨時以鐵絲網圍起一些空置建築物，權充牢房，稱之為「野營」（Wilde Camps）。達豪「野營」原先是一間兵工廠，成了第一座臭名遠揚的納粹集中營。魏復古在朋友多方救援下，在該年夏天重獲自由，隨即逃離德國，取道倫敦前往美國，後半生專心漢學，成為二十世紀最知名的漢學家之一。高長虹這首詩就是在他被捕時所作，也就是1933年1月至2月，但是收入《政治的新生》時沒有註明日期，也沒有透露發表德譯的刊物名稱。
他的另一首詩歌《苦力之歌》也由西格斯翻譯了其中一些斷片，原詩沒有入集是很可惜的事情，因為西格斯曾拿到群眾集會上朗讀，可見有可觀之處。高長虹交代的寫作動機是1932年1月的一二八事件，史稱「淞滬之戰」。
西格斯的翻譯很及時，因為不久之後，2月底，柏林發生國會縱火案，納粹乘機鎮壓異己，取消政黨，實行一黨獨裁。西格斯在3月份被警察從家裡帶走，幸好她的丈夫持有匈牙利國籍，因此被釋放。她與丈夫不久就分頭逃離德國，在4月份流亡到法國。胡蘭畦沒有她的運氣，雖然也是外國人，但因為與一位被追捕的德國共產黨活躍分子同居一室，警察來抓人時，那人不在家，於是把她抓去，由法庭判處三個月徒刑，到6月份刑滿釋放，限期七天離境，她也選擇法國作為流亡地點。
3月30日，高長虹從柏林給張申府寫信，可能擔心當局檢查信件，完全沒有涉及德國的緊張氣氛。信發出後，形勢繼續急速惡化，眼看就要陷入瘋狂的暴力世界。大難臨頭，沒有人會坐以待斃，高長虹很可能在4月至6月間離開德國，逃往巴黎。
2
巴黎《世界》（1933—1935）
巴黎是一個大都會，高長虹不過是茫茫人海中的一個陌生中國人，不會引起任何人注意。然而，歷史沒有不可能的事情，他的出現引起一位名叫朱梅的人的關心。朱梅（1909—1991）是四川榮縣人，與高長虹一樣是新文學弄潮兒，有過類似的經歷，他不會沒有聽過高長虹的名字。中學時期開始寫作，筆名梅子，1927年出川，到上海藝術大學讀書，結識了巴金等上海文學青年。1929年，巴金剛從法國回來，就為他的中篇小說《爭自由的女兒》作序，昵稱他為「梅弟」。1932年5月，他到法國留學，步巴金步履進入沙多—吉里（Chateau Thierry，直譯「吉里古堡鎮」）中學進修法文。1933年秋到比利時，進入布魯塞爾國立發酵工業學院學習釀酒。1936年4月學成，取道新加坡，稍作停留再返國，後來成為中國有數的著名釀酒專家和教授。
留歐期間，他為國內不同刊物寫作通訊，1936年6月5日起，以「在歐洲的幾個作家」為總題，在《中央日報》副刊《貢獻》上發表過一組四篇短文，第二篇題為《高長虹在瑞士》。儘管高長虹去國已經五年，還有很多人關心他。文章發表在6月6日，十天後，創刊不久的上海《星華》半月刊就在第一卷第四期原封不動轉載。接著《北平新報》接力，雖然經過改寫，但沒有觸動主要內容，署名無可。
文章很精簡，二百多字，這是《貢獻》編輯對作者的要求，「要短，短至二三百字亦可」。朱梅的文章雖短，卻概括了高長虹1933年至1936年的歐洲行蹤。其中初到巴黎的情況，是作者親眼目睹：
高長虹到德國住了幾個月後便到巴黎，記者在巴黎曾碰見過他好幾次。他的生活真可以講得上「普羅」，住在拉丁區一個「沒有火」的小旅館裡。有時一天花九十生丁買一個麵包，就在街上大吃，那樣便也可以過一天。而且他還給洋山芋取了一個新名詞，叫做「灰色蛋」，真也算是窮開心。
另一個見過高長虹在巴黎的狼狽相的人，是任職外交官的楊玉清（1906—1995），1934年7月被派到法國擔任大使館秘書，比朱梅晚一年到巴黎。他在1985年寫的回憶文章《抗戰前夕的巴黎華僑和留學生》（刊《文史資料存稿選編第25輯社會》）有一小段高長虹的記敘：
流落在巴黎的留學生、文人也不少。山西人高長虹，曾經反對過魯迅。他在巴黎就形同乞丐……他在巴黎住的地方我去過，房屋非常陳舊，周圍住的都是中國人，可以說是巴黎的 「唐人街」。
他描寫的地方就是唐人街，在里昂車站周圍。青田華僑早期多業貨郎挑，叫賣東方小玩意，以巴黎為中心，到四鄉做生意，早出晚歸，為了方便乘搭火車，因此聚居此處。這段文字證實了朱梅所言，高長虹的處境十分困難。然而楊玉清使用「流落在巴黎」，或者「形同乞丐」這些貶詞，那是因為他不認識真正的高長虹。事實上，高長虹根本不認為自己流落他鄉，更不是討錢過日子的乞丐，一窮二白的困境沒有改變他的作家本性。試看《高長虹在瑞士》的描述：
他在寫一部長篇小說［，名］字叫作《中國》，當他每一章寫完了，就有人替他譯成英、意、德、西班牙文。
高長虹本人在1935年寫的《途中之歌》有一段與此呼應：
這時便闖進了文化朋友,
一個個追問著爭先恐後。
這個問：《中國》完成第幾卷？
那個問：《行動學》已長成否？
第三個還沒有開言，
展給我愛因斯坦的新著。
詩句流露出一種興奮心情，他的確有理由驕傲。踏足異國巴黎，不足一年，他的作品便出現在法國刊物上，不是二三流的跛腳鴨，而是「巴爾比塞，在他主編的《世界》周刊上有過我的小說的蹤跡」。（高長虹《高爾基和他的金言》）巴比塞是當時紅透法國的大作家，1927年創辦的《世界》周刊，與共產黨的《人道報》和羅曼·羅蘭的《歐洲》月刊鼎足三立，被稱為左派三支大纛，擁有廣大的讀者群。1935年8月巴比塞病死莫斯科，該刊於10月終止。
高長虹的作品刊登在1934年2月17日第294期，目錄印在封面上，高長虹佔據頭條，引人注目：「高長虹（Gau Tchang-Hung）精彩的短篇小說新作」。正文安排在雜誌的中心，佔據中央雙頁，文末小字說明：「待續，將在最近一期刊出」。「最近一期」其實就是緊接著的2月24日第295期，一樣佔用兩版篇幅，正反面排印。
兩次刊登各帶兩張插圖，畫中人物是中國勞工。作者是著名的德國流亡畫家林奈（Max Lingner，1888—1959），他在《世界》周刊1935年結束後，轉任《人道報》插圖畫家。納粹覆滅後，他在1949年返回東德，在美術學院任教，度過最後歲月。
高長虹小說《中國礦工》的法譯連載（巴黎《世界》周刊1934年2月兩期，法國國家圖書館收藏）
高長虹的小說題名《中國礦工》（Mineurs chinois），讀完之後，發現這不是一篇傳統的短篇小說，沒有完整的故事情節。作者描繪中國一個煤礦村子和礦井的面貌，短小的篇幅，卻出現十多個人物的名字，就像導演一面在舞台上搭建布景，一面讓演員出來走過場，自報名字，預告大戲還在後頭。小說的標題使用了「中國」兩個字，毫無疑問，這就是長篇小說《中國》的開頭章節，以高長虹自己熟悉的家鄉山西為背景，主角是煤礦工人和村民。
小說刊出時，沒有法文譯者的名字。高長虹本人不懂得法文，必須通過其他人翻譯。但是在他留下的文字中，沒有幾個法國人的名字，除了羅曼·羅蘭和巴比塞，只有《政治的新生》的中文題獻：「紀念法友Paul Vaillant-Couturier」。這位法友就是中國人熟悉的瓦揚-古久里（Paul Vaillant-Couturier，1892—1937）。這是一位多才多藝的作家，能寫，能編，能畫。出任《人道報》主編的數年時間，把一份小型的政黨報紙改革為法國一流現代新聞大報。
中國熱的另一個表現是刊物發表中國當代文學作品的法譯，這是前所未有的現象，打破中國古典文學的獨霸局面。高長虹的《中國礦工》是這次熱潮的第一個浪峰，這時是2月，接著法國作家和藝術家協會的官方刊物《公社》（Commune）出版3、4月份合刊，編輯成「革命的中國」特輯，介紹中國革命文學，發表了戴望舒翻譯的丁玲《無題》、張天翼《仇恨》和彭湃日記節選等作品。到了8月份，《世界》周刊意猶未盡，又在第307期和第308期發表了胡蘭畦的《會客》和《鉛筆》，這是後來出版的《在德國女牢中》的兩章，署名阿珍（A. Tsen，譯音），成為這場小中國熱的尾聲。
刊物這樣集中發表中國作品，並非以前沒有人想過，但有一個具體困難。中國作家不懂法文，必須翻譯，而熟諳中文的法國人很少，東方語言學院培養的畢業生都被外交部網羅去了。敬隱漁在1926年至1927年翻譯《阿Q正傳》和《中國現代短篇小說集》本是一個好開頭，卻因病中斷。解決這個死結的人正是古久里，他在離開上海回國途中，把不久前接到的戴望舒從里昂郵寄來的信及文章，轉交給青年作家艾田蒲（René étiemble，1909—2002），請他邀請戴望舒參加他們的作家協會活動。艾田蒲當年才二十五六歲，與古久里志同道合，同為中國之友法國協會的發起人。他當時正在東方語言學院攻讀漢學博士學位，由他來處理中文翻譯實在很合適。由於文藝界經常舉行朗誦文學作品活動，這就促成了他與戴望舒的合作，分頭翻譯，互相幫助，把中國當代作品介紹給法國人。
高長虹的《中國礦工》大約也在同一時期通過《人道報》到達古久裏手中，即使寄到《世界》周刊，巴比塞也會交給古久里處理，他們是老戰友。艾田蒲一個人應付不了不要緊，周圍有一班讀漢語的同學，有需要的同學還可以趁此機會賺點稿費，改善生活。
古久里這一年開始與妻子分居，繼而離婚。1937年9月與一位《人道報》女記者結婚，一個月後去世。這時高長虹已經返回中國，正準備出版新集子《政治的新生》，噩耗傳來，為了紀念這位法國朋友，臨時插入一頁題贈，令這本書成為一本雙題贈的書。
《世界》周刊發表作品，本應鼓勵高長虹的寫作熱情，然而他卻跑去荷蘭，這次旅行至今沒有找到直接他證，只有他本人留下的兩個痕迹，一是在《政治的新生》序言的兩句話：「一九三四年在荷蘭創辦救國會，編印《救國周報》，於對日作戰，略有陳述」，另外，還有一首題為《變戲法歌》的短詩：
路遇一個魔術家，
他我都把戲法耍，
他的戲法耍得好，
銀錢一賺一大把，
我的戲法耍得壞，
腰中不剩一個大。
問我戲的什麼法。
新法發明第一家，
能使中國變強國，
能使荒木變衣架。
勞動家能變執政，
軍閥能夠變軍人，
富人變得行好事，
官僚政客變書生。
煤變金來金變紙，
也如理論信用使；
仇敵可以變弟兄，
變戲法的變兵士;
謠諑侮蔑變歌頌，
戲法變成真的事。
舊作，在荷蘭
朱梅此時已經去了比利時讀書，他也聽到高長虹荷蘭之旅一些消息：
他對於政治也很熱心，從巴黎特別去到荷蘭，因為想做一點救中國人的運動，但被荷蘭政府把他驅逐了。以後再回到巴黎［……］
單槍匹馬到陌生的荷蘭從事政治活動，需要有充足的經費。可是高長虹在法國沒有工作收入，生活朝不保夕。何況荷蘭華人數目很少，1933年荷蘭警察總局統計只得1974人（李明歡《歐洲華僑華人史》），要大顯身手也不會到那裡去，除非背負團體交給的任務。然而，那時法國華僑的抗日救亡運動仍處於醞釀期，談不上到其他國家去傳播。那麼他的旅費從何來？楊玉清回憶文章有一句話引人注意：
我有時私人幫助他一點錢。以後商定免費送他回國，但是幾次把他送走了，又回來。
大使館救助留學生是常見的事，但是「送他回國」只限買好船票或火車票，不會派人押送。當時的車船票可以退票換錢，票到手後，何去何從，就憑當事人決定。高長虹顯然接到過大使館的回國幫助，但無意返國，於是跑到荷蘭去了。他被驅逐回到法國後，繼續同樣的工作，「做一點救中國人的運動」：
一九三五年負責旅法救國會工作，一二八紀念日在巴黎創刊《中國人民報》，對民族總動員，有較具體的意見發表。（高長虹《政治的新生·序》）
在當時抗日呼聲日益高漲情況下，中國大使館沒有理由對這樣的人苛責，所以才會出現「幾次把他送走了，又回來」的情況。
那麼「幾次」的第二次在什麼時候呢？朱梅的通訊說：「以後再回到巴黎，住了不久便去瑞士」，大約在1935年夏初，6、7月份之間。像旅法救國會這類民間團體，都是過著捉襟見肘的日子，只有大使館才能讓高長虹再次遠行。
3
日內瓦《東西文化》（1935—1936）
高長虹去瑞士只是權宜之計，前路不明，但他不改作家本色，一踏足瑞士，就在日內瓦和瞿里希（蘇黎世）兩地，寫下三首感懷詩《日內瓦》《文西》和《來夢湖》，無論用字、韻律和意境，都富有創意。然後，他去德國鑽圖書館：
前年的夏天，我在Frankfort中國學院看到Senica上有一篇文字講。大意說，中國還沒有新哲學原因是，中國人還沒有消化了歐洲的學術上的滋養料。
這是他的文章《實驗的國防科學》的幾句話，1937年1月2日成文於巴黎，「前年」就是1935年。他去的地方是德國法蘭克福大學，那裡是法蘭克福學派左傾哲學家的大本營。1924年該校設立漢學教授席位，聘請在中國從事教育工作多年的德國人衛禮賢（Richard Wilhelm，1873—1930）擔任。傳教士出身的衛禮賢是著名的漢學家，他翻譯的《易經》被譽為最佳西方語言譯本之一。他上任之後，在1925年創立「中國學院」（China-Institut），中文官式稱呼是「中國學社」，旨在促進中德文化交流。
高長虹讀到的出版物Senica應為Sinica（拉丁文「中國的」），全名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研究所在1928年由傅斯年、顧頡剛和楊振聲創建，同年開始出版集刊，從南京到台北，堅持數十載，直到如今，在國際學術界享有相當名氣。
高長虹從德國回到瑞士後，開始研究和寫作中國文化的特點：
同年［1935年］夏秋旅行瑞士德國間，草《行動，科學與藝術》一書，分上下兩部。上部論中國的民族意識形態，下部為國防政策。後譯入德文，西友見者，不無重視。惟因種種緣故，除一二篇英德譯文零星發表外，全書終未公布。（高長虹《政治的新生·序》）
日內瓦中國國際圖書館的館長室（1937年，瑞士私人收藏）
瑞士是一個出名嚴格執法的國家，高長虹選擇作為棲居地因為可去地方不多，剔除德國、荷蘭和法國，只剩下比利時、義大利和瑞士三國。比利時太近似法國，義大利語言不通，瑞士卻可使用德法英語。國聯選擇在日內瓦設立總部後，這個城市在1930年代成為世界外交中心。1933年7月，由勤工儉學發起人李石曾倡議，中國政府在文化界人士支持下，在日內瓦開設了一間大型的中文圖書館，宣揚中國文化。1934年8月開始出版學術月刊《東西文化》（Orient et Occident），高長虹在1935年4月首次在該刊發表作品。這時他應該仍在法國，無論直接投稿，或是譯者代庖，這家圖書館的存在和雜誌的出版無疑影響了他對目的地的選擇。在高長虹的海外日子裡，無論在日本或歐洲，圖書館都佔有特殊位置，除了寫作，圖書館幾乎就是他的全部生活。沈靜在1941年11月的《記長虹》里寫過：「回國以後，他告訴我，僅僅說大部分時間費在圖書館裡。」
《東西文化》五次刊登高長虹和閻宗臨的文章（1935—1936年，巴黎東方語言學院圖書館收藏）
圖書館的全稱叫日內瓦中國國際圖書館（La Bibliothèque Sino-Internationale, Genève），主館設在日內瓦，收藏和提供古今中文書籍，李石曾帶頭捐贈了一批中國古書。分館位於中國上海，以介紹西方出版物為主。日內瓦主館由留學德國的胡天石（1901—198？）主理，館務表現活躍。除了提供中文圖書閱讀，還開設中文語言班，舉辦中國文化藝術展覽和講座，出版雜誌和書籍。由於藏書不斷增加，曾經兩遷館址以擴大面積。1937年日本侵華，上海分館關閉，日內瓦館繼續運作，直至1948年結束。1950年，李石曾把藏書轉移至南美烏拉圭國家圖書館，1991年由該國交還台灣中央圖書館。胡天石本人在1949年返回中國，在北京外語學院教授德語，1980年代中期去世。
該館出版的雜誌有兩種，《東西文化》是文字刊物，面向西方讀者，因此以外語出版，保留作者使用的不同語言，英、德、法三種文字混印。作者群源自中外學者和官員，以及中外大學的博士生，文章中不乏學位論文。雜誌出版兩年後停辦，共得24期，因為館方要集中力量，發展晚一年創刊的《中國畫報》（La Chine illustrée）。這是一本以圖片為主體的刊物，讀者群比文字刊物更廣泛，更有利傳播中國文化。
高長虹的第一篇作品發表在1935年4月《東西文化》第1卷第9期上，這是一首詩歌的法譯，詩題《給巴黎的中國學生》（Pour les étudiants chinois à Paris），回國後入集《政治的新生》，另立題《中國》。法譯根據中文原詩翻譯，兩者相比，基本直譯，質量相當好，忠實於原詩而且達意，偶有翻譯中常見的小調整，另外詩中有兩段的位置互換，但不影響全詩意思。現把中文原詩和根據法文版還原的中譯如下列出：
中國
正義和犧牲，
你們把著臂，
在中國人居住的地方，
巡行了去吧！
到小旅館的小房間里，
使有血的血熱，
使熱的血沸騰，
你們巡行了去吧！
你們使沉默者言
而言者行
置旁觀者於中路
巡行了去吧！
到飯館和咖啡店裡，
散布不安到舒服的胃：
這必須爭一口氣！
你們巡行了去吧！
別討厭謹飭之士，
怯懦是勇敢的未成階段，
是要苦行的時候，
你們巡行了去吧！
看！藝術家還在顧影自憐，
給琴曲以奔騰的旋律，
塗畫布以肉搏的幻象，
你們巡行了去吧！
課堂上掀起愛國的篇頁，
睡眠中吹送捐軀的夢，
變散步為進軍的步伐，
你們巡行了去吧！
今天，明天到後天，
你們將普受讚美，
你正義和犧牲，
巡行了去吧！
到敵人絕跡的時候，
到獨立完成的時候.
我們將要巡行著歌頌你，
正義和犧牲的名字。
一九三五年，作於巴黎
給巴黎的中國學生
正義和犧牲，
你們可知中國人住處？
你們把著手，
巡行了去吧！
走進小旅館的陋室，
把溫血的人變得熱燙,
把熱血的人變得沸騰,
你們巡行了去吧！
把猶豫者帶上路中央，
讓沉默者開腔，讓多言者行動，
以羞恥的鞭子抽打正直的人，
你們巡行了去吧！
到飯館去，到咖啡店去，
讓所有腸胃塞滿不安，
思想需要新鮮的空氣！
你們巡行了去吧！
讓冷漠謹飭的書生
愈來愈害怕發抖,
怯懦與勇敢不過一檻之隔,
你們巡行了去吧！
讓課堂談論中國的解放,
讓睡眠吹送捐軀的夢,
讓漫步變成進軍的步伐,
你們巡行了去吧！
顧影自賞的藝術家何在？
讓他們把輕歌變成激蕩的節奏,
讓他們把悸動的血肉塗滿畫布,
你們巡行了去吧！
今天，明天和後天，
你們到處受到稱頌，
正義和犧牲，
你們巡行了去吧！
當敵人消聲滅跡,
當獨立自主實現,
我們其他人去巡行,
歌頌你們的光榮：正義和犧牲！
長虹
這是一首宣傳救亡運動的詩歌，顯然寫於為旅法救國會工作期間，成詩日期不會晚於1935年2月。法譯發表時，雜誌的目錄沒有作者的名字，只有內文署名Tchan Houng。該年12月的總目錄則署作者全名 Gao Tchan Houn，可見編輯是中國人，認識高長虹，知道他的姓氏。
這年秋天10月，《東西文化》第2卷第3期發表了他的第二篇文章《行動與詩》（Activity and poetry），這是一篇英文文章，署名Changhung。無論標題或內容，都很像他同年完成的《行動，科學與藝術》的一個章節。如果屬實，讓人窺見此書不是長篇的理論研究，而是一本隨筆文集。高長虹的文章強調從遠古到當代，中國詩人一直積极參与各種政治和社會行動。「行動」是他從日本時期就開始探究的題目，1938年回國後，仍念念不忘。除了在文章中不時討論行動與文化的關係，例如1939年9月在漢口作《中國文化的行動成分——從戰時文化的發展到國防文化的建立》，又在1940年4月試圖發起組織行動學社。他先寫了一篇文章《行動學社緣起》，接著在6月間發表了《行動學》的第一章開頭斷片，但最終沒有下文。
他的第三篇作品《中國繪畫與行動》（Chinesische Malerei und Tat），刊登在1936年2月《東西文化》第2卷第7期。單看標題，就知道這是《行動與詩》的姐妹篇，論述範疇從詩歌移至國畫。發表文字使用德文，署名高長空（Gao Chang-Kung）。校對不嚴是《東西文化》的弱點，Kung與Hung只相差一個字母，但是目錄及內文使用同一拼寫，無法確定是否誤排，因為有另一個可能，這是德文譯者自創的拼寫。
高長虹在這本雜誌發表的三篇文章，分別使用法語、英語和德語，證實了他本人和朱梅所說的話，在朋友幫助下，他的作品譯成多種外國文字。這是任何旅歐中國作家或留學生都沒有過的經歷，經濟條件不好不僅沒有妨礙他的文學創作，也沒有影響他與西方文學界的活躍交往。
高長虹在瑞士的居留日期大約在1935年6月至1936年6月，整整一年時間，這令人想起他在弗里堡的好朋友閻宗臨。這個城市離日內瓦不遠，140公里左右，有鐵路相連，見面很方便。梁佩雲女士跟隨閻宗臨在1934年返回瑞士讀書，高長虹外甥言行二十世紀末訪問她時，沒有提及這個時期兩人曾否見面。然而，閻守誠的《閻宗臨傳》有一段話與日內瓦圖書館有關：
［1934年］父親回到弗里堡大學，開始了他的教學生涯，主要是給學生講中國近代思想史。期間，曾在日內瓦中國國際圖書館做過兩次學術報告，一次題為《中國文化概觀》，另一次題為《老子的哲學》。
雖然沒有提供這兩次報告會的日期，但是《東西文化》刊登過閻宗臨以法文撰寫的兩篇文章。第一篇《中國現代文學》（La Littérature moderne chinoise），在第2卷第1期和第2期連載，時為1935年8月及9月；第二篇《中國文明概觀》（Aper?u général sur la civilisation chinoise），發表在1935年11月的第2卷第4期。
兩文中，《中國文明概觀》與閻守誠所記載的報告會講題之一《中國文化概觀》一致，因此這兩篇文章應當是兩次報告會的講稿。由此推算，閻宗臨到日內瓦演講的日期，與高長虹的居留時期交錯，除非他剛好去了德國法蘭克福，否則兩人必定會見面。事實上，他們的交情十分深厚，在閻宗臨第一篇文章《中國現代文學》里就能找到例子。文章的第四節列出新文學運動四位代表詩人，前三人是徐志摩、郭沫若和冰心，第四人就是高長虹：
長虹（Chang Hon）。他在1926年領導過一場詩歌運動。從各方面看，運動沒有成功，因為讀者看不懂不常用的詞語。長虹的詩歌晦澀神秘。每個句子隱藏著一個特別意義，經常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不明白這些黑色筆划下面有何奧秘。他抱怨讀者缺乏深度，然而有一點是肯定的，他的詩歌雖然不通俗，但他的一些作品，例如《獻給自然的女兒》和《給……》，卻是最出色的作品。
閻宗臨把高長虹列為中國四大詩人之一，不能不教人猜疑與私人交情有關，但是他持論公允，不偏不倚，十分學院式，不能說徇私作弊。
4
致羅曼·羅蘭三封信（1936）
高長虹在瑞士的作品相當多，顯示他沒有經濟困擾，生活無憂，能夠專心寫作。《高長虹在瑞士》最後一句話透露了其中緣由：
據說他最近每年得到一千元官費，故他現在去瑞士也可以馬馬虎虎的生活，而繼續寫他的作品了。
作者朱梅當時在比利時，沒有見到在瑞士的高長虹，只是把留學生間流傳的消息寫進通訊。本來官費指政府供給留學生的費用，高長虹從未在大學註冊，而作家沒有資格享受這種待遇，因此他的官費性質還有待澄清。
時間飛速過去，踏進1936年，「每年官費」只剩下幾個月就結束，能否再次得到是一個未知數，高長虹再次面臨何去何從的問題，也因此產生離開歐洲的念頭。在這節眼上，他在1月18日發出給羅曼·羅蘭的第一封信。這是一張明信片，上面印著瑞士門德里西奧（Mendrisio）小鎮的黑白風景，高長虹使用羅曼·羅蘭的「標準」地址。最早使用這個地址的中國留學生是敬隱漁，來自羅曼·羅蘭給他的第一次複信，四五年後，敬隱漁抄給李又然，李又然抄給閻宗臨，閻宗臨抄給高長虹。信文精簡到無可再簡：
親愛的羅曼·羅蘭大師，
如允拜訪，請賜數言。
問好！
長虹
一九三六年一月十八日
日內瓦
馬依大道22號
漢爾特轉交
所有中國留學生寫信給羅曼·羅蘭都用法文，包括李又然，他曾習英文，初到里昂時，不諳法文，寧可請人代筆。高長虹以英文書寫，羅曼·羅蘭對英文不如德語精通，英文書信一般由他的妹妹瑪德蘭代辦，她有英語教師高級文憑。此外，此信署名Tchang Hung（長虹），雖然高長虹在《再講一件小事》曾經宣稱，「我的習慣是只寫名不寫姓」，可是這有違中國人寫信給長者的傳統規矩，何況這是第一封信，高長虹在這裡表露出一種自我中心的心態。
羅曼·羅蘭雖然盡量每信必復，但面對一封陌生人的來信，沒有任何自我介紹，就像跟蒙面人打交道那樣。何況這封信請求登門拜訪，由於寫作和社會活動繁忙，他只有星期天才能見客，因此每次都嚴格挑選，都有目的，不是為了閑談。高長虹不可能接到回信。
他等了三個月，寄出第二封郵件，仍然和第一封那樣與眾不同。檔案現存一個信封和兩份附件，沒有信函。其他人的書信收藏都是巨細無遺，看來這封信也完整無缺。寄信時間要看信封上的郵戳，1936年4月3日。信封背面寫著寄信人的名字長虹（Tchang Hung），地址在日內瓦哥茲－莫南街二號。這個地方與第一封信不同，可見他在此期間搬過家。
信內兩份文件是他的兩篇作品，已在《東西文化》發表。第一篇是詩歌《給巴黎的中國學生》的法譯，這是一頁使用藍色碳紙的打字副本，大約是譯者給他的。詩句與署名和《東西文化》所刊完全一致，但他沒有註明曾經發表。
第二份是《東西文化》的剪報，從原刊裁切出來，兩頁，頁眉上印著雜誌的名字。文章使用英文，標題《行動與詩》（Activity and poetry），文末署名 Changhung。紙張和印刷的質量都很好，至今完好如新。
高長虹寄給羅曼·羅蘭兩頁剪報的《東西文化》（1935年，作者收藏）
在這封信後不久，高長虹接著寄出第三封信，也是最後一封信。繼續獨樹一格，使用一張瑞士琉森湖的風景明信片，沒有寄信人的名字和地址，也沒有日期，從郵戳才知道在1936年4月10日投郵，距離上信剛好一個星期：
羅蘭先生伉儷，
今天往訪安娜－梅里莎·格拉芙小姐。她外出未歸，我改天再訪。
我可能這個月從威尼斯前往奧德薩，因為聽說這條路線最便宜。
我在新世界有幾位朋友，不過我希望羅蘭先生能夠給我一些「信息」。我只有稿酬用來支付旅行費用！乾草原是我的故鄉，也是我的旅途終點。從阿爾卑斯山到喜馬拉亞山的旅程非常艱難！
此致文化與和平的敬禮！
長虹
信中提及的安娜－梅里莎·格拉芙（Anna Melissa Graves，1875—1964）是美國一位女教師和作家，曾周遊亞洲、中東和拉丁美洲多國，包括中國在內。她除了教授英語，還是一位活躍的和平主義者，國際婦女爭取和平與自由聯盟（Women"s International League for Peace and Freedom）的重要成員，在1930年代國聯時期經常到日內瓦活動，與羅曼·羅蘭時有來往。高長虹本人沒有留下歐遊生活的任何回憶文字，無法知道他與格拉芙夫人在何種情況下相識。
這封信以Changhung署名，與第一封Tchang Hung不同。信內提供了一個重要信息，他計劃離開歐洲，前往蘇聯或者美國。但是旅費只有稿費來源，因此暗示羅曼·羅蘭資助。這也解釋了他上一信寄上兩篇文章的用意，以此作為自我介紹，讓羅曼·羅蘭知道他的作家身份。
在明信片背面，高長虹加上兩句附言，和信文一樣，使用英文：
長教授（Prof. Chang）翻譯過羅曼·羅蘭倡議的《精神獨立宣言》，目前imprisonal！能否賜告巴黎《歐洲》雜誌的地址？
高長虹在歐洲沒有當過真正的大學生，在這裡卻以第三者口吻自稱「長教授」，大概為了引起大師的注意。他使用了一個自造的英文字imprisonal，表示「無法動彈」。
他沒有成功與羅曼·羅蘭建立通信，更沒有見過面，寫信時機不適當是一個重要原因。尤其第一封信，信到時離羅曼·羅蘭七十壽辰的1月29日只有幾天時間。這一年的慶祝規模媲美十年前的1926年六十壽辰，只是換了慶祝者，不再是來自全世界的作家和學者，而是一大群左派政治人士，法國共產黨、社會黨、人民陣線政府，還有斯大林的蘇聯傳媒，他們為他戴上國家英雄的冠冕，為他開大型公共祝壽會，他自己也認為堅持多年的和平主義理想和對蘇聯的支持，終於得到法國人民的認同。慶祝活動及餘波持續了好幾個月，可以想像在這股熱潮中，僅有兩句話的高長虹明信片，早已被洪水滔滔的信件和電報所淹沒，能夠倖存下來，已經是難得的運氣。
羅曼·羅蘭一直努力回答所有人的來信，但高長虹的信實在特殊，因此檔案和日記都沒有發現有關痕迹。高長虹在《高爾基和他的金言》使用「通信」這個詞來形容他和羅曼·羅蘭的交往，即使曾經接到回信，羅曼·羅蘭也沒有滿足他的「信息」要求，無論蘇聯或新大陸的遠遊計劃都沒有實現，大約在6月份就離開瑞士，折返巴黎。
5
《歐洲》餘音（1937—1939）
巴黎的華人世界在他離開期間發生巨大變化，中國國內的抗日呼聲在這裡引起巨大的迴響。國內來的知名人物不斷在這裡出現，有些來開會，有些來避難，有些僅僅路過，留學生和華僑社團忙於大大小小的歡迎會和演講會，救亡運動迅速升溫。
高長虹雖然個性孤高，但對抗日和國內政治的大是大非卻毫不含糊，積极參加活動。余敢（1906—1995，原名余宗范）當時擔任法國反帝大同盟主席，這是一個共產黨的外圍組織。他在1987年的《回憶在巴黎的抗日活動》（刊《淮陰文史資料 第六輯 拳拳愛國心》），提及高長虹是反帝大同盟的成員，稱他為「同志」，曾與他討論過和方振武將軍聯合的問題。
楊玉清的回憶文章也觀察到他這方面的表現：
在巴黎留學生活動的中心，有一個叫「中國書報社」，負責的是廣西人謝康。誰都可以做社員，但得繳納會費。我也是社員，每月交會費20法郎。陳銘樞、陶行知、徐壽軒、胡秋原、高長虹等，也常以此地為活動之所，開過多次座談會，有時事座談會，有文藝談話會等。1934年10月10日在中國館萬花樓聚餐，陶行知等講了不少的話。
1939年9月8日高長虹《讀〈去國草〉後感並悼禮錫君》有一句：「禮錫君我常以為他是一個青年外交人才，在國外相談時很不少。」王禮錫是當時英國最活躍的中國救亡運動代表，相信高長虹就是在這類的場合與他見面長談。救亡運動到1936年9月達到高潮，由歐洲多國華僑社團組成的「全歐華僑抗日救國聯合會」在巴黎成立，高長虹與王禮錫當選為宣傳部的幹事，這不是偶然的事情。
從這個時期到1937年上半年，他忙於宣傳抗戰，個別作品後來入集《政治的新生》，還有更多有待發掘。他看到周圍的留學生紛紛回國，同赴國難，在瑞士產生的歸國願望越發強烈，流露到筆尖下面。最先在這年1月的《實驗的國防科學》說，「如我今年能夠回到中國」，到了3月，歸心似箭發展為一首詩《欲歸不得，俚歌解悶》：
一隻雲雀天上飛，
我不愛她還愛誰？
一隻雲雀飛下地，
我要娶妻單娶你！
不愛雲雀好身材，
不愛雲雀聲和諧。
最愛此雀落地時.
一片雲從日邊來！
理想之死本來少，
已經有人搶去了。
求愛得生若非假，
我待飛行君待架。
一九三七年三月作於巴黎
他還要耐心一年才實現回國願望，1938年3月，他前往倫敦，從那裡坐船返國，沒有人知道他從何處拿到旅費。輪船的目的地是香港，他上岸後沒有落腳的地方，流落街頭，有一天白日在路邊入睡，被偶然路過的潘漢年認出叫醒，這時已是六月天。這幕場景恍如黃粱一夢的結局，然而高長虹經歷的歐洲夢一點也不虛無，他跑過很多地方，實地認識了西方世界，在圖書館盡情沉浸，寫成的作品令多少留學生羨慕。他孑然一身，卻像幾個人那樣生活，外文名字收集起來有八個之多：Tchang Hung，Tchang-Hung，Tchang Houng，Changhung，Chang Hon，Gau Tchang-Hung，Gao Tchan Houn，Gao Chang-Kung。如果說這是夢，這是一場多姿多彩的夢，人回國後，夢還在後面延續。
《歐洲》月刊發表的高長虹兩篇文章（1937—1938年，法國國家圖書館收藏）
就在1938年3月高長虹離開歐洲的同時，羅曼·羅蘭創辦的《歐洲》月刊在第183期「藝術評論」欄目下，發表了他的文章《中國繪畫中的象徵主義》（Le symbolisme dans la peinture chinoise）。這是一篇法文稿，署名Changhung。作者引經據典，介紹了中國山水畫的歷史，從唐代李思訓，直到清朝諸家，然後分析山水畫五大類別的象徵功能：土壤、休閑、失意、陽剛和有生命的自然。
1939年2月，他回國已一年，又有一篇文章《中國新文化》（La nouvelle culture chinoise）刊登在《歐洲》第194期上，放在「中國來信」（Lettre de Chine）欄目下。文章在法國寫成，返國前交給翻譯者，中文原題是《中國新文化的個性》，在1937年1月寫成的《實驗的國防科學》，高長虹曾經提及：「為什麼中國不需要新哲學，也不能有新哲學產生，我在《中國新文化的個性》一文中已約略講過了。」在法譯里不難找出這句話的來源段落，最後一段是這樣的：
中國新文化運動會產生新哲學嗎？肯定不會。這不是一個攙雜或同化的問題，而是一個事實：中國像世界其他國家那樣，已經逐步拋棄哲學。
在給羅曼·羅蘭最後一封信中，高長虹詢問過《歐洲》雜誌的地址，可能希望得到大師推薦。因為他知道，在這本一流刊物發表文章是很多人的追求，因此選稿門檻很高，基本上只採用名家來稿或特約稿件，很少新人能通過投稿發表。在中國留學生中，敬隱漁的法譯《阿Q正傳》和另外兩篇文章由羅曼·羅蘭親自護駕，盛成唯一的一篇也是通過同樣的路徑，梁宗岱兩首詩由作家朋友普雷沃直接帶到雜誌社，他當時是雜誌編輯。無論自行投稿或第三者推薦，首要條件是文章的水平。謝冰瑩的《從軍日記》也由羅曼·羅蘭推薦過，但最後還是被編輯部放棄。
高長虹顯然沒有這幾位留學生的運氣，但他的寫作才能不低於他們。他的第二篇文章署名Tchang-Hung，與前一篇所署的Changhung不同，可見法譯者不是同一人。當年中文在西方並不流行，在西方人眼中，中國人的名字有如天書，敬隱漁《阿Q正傳》第一部分刊登時，魯迅譯名Lou-Siun在目錄印成Lou-Tun。如果寄稿人不作說明，編輯部接到Tchang-Hung的稿件，很難猜出就是一年前的Changhung，他們只是憑作品本身作取捨。兩篇文章連續發表顯示出高長虹長年埋首圖書館，不僅研究有成，而且掌握了向西方人解釋中國文化的技巧，寫出的文章達到法國大刊的要求。同時也顯示了他的發表渠道是自行投稿，由本人寄出或者譯者代勞，沒有依靠第三者推薦。
高長虹在歐洲艱苦地生活，在多個國家遊盪，漫長的六年多時間，居無定所，但是他心中的文學探索火焰始終熱烈燃燒。路不空行，時不空過，雖然這個時期的作品還未完全發掘出來，所知數量不及國內時期，但已十分豐富，而且刊登在主流雜誌上。他重視向西方讀者宣揚中國文化，面對語言屏障，仍千方百計把作品變成各國文字，並且坦然承認，不像某些人那樣遮遮掩掩。這種進取精神和開闊的胸懷，讓他在歐洲留下的文學印痕，不會輕易被時光抹掉。
（本文刊《新文學史料》2019年第2期）
TAG:東方歷史評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