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晚期青銅器銘文的風格

包括夷王、厲王、宣王、幽王（公元前887年～公元前771年）。這一時期一方面是青銅器銘文發展的高峰，另一方面，似乎也已經顯示出分化的跡象。如清道光末年出土於陝西岐山縣的宣王時的《毛公鼎銘》，製作精美，器形完整。

文在腹中，凡三十二行，計有四百九十七字，堪稱宏篇鉅制。其書法流溢秀美，筆劃工謹厚重，結構密麗莊嚴，氣勢雄渾博大，為存世金器銘文較長而藝術水平較高的一個。

宣王時的《虢季子白盤銘》是西周晚期傳世最大的青銅器，長方形，長一百三十點二厘米，寬八十二點七厘米，高四十一點三厘米。清道光年間出土於陝西寶雞虢川司。銘文一百一十字。記述虢季子白奉周王命征伐西北強族有所虜獲，受賞於周廟的事情。

此盤字跡出於大篆而不盡相似，筆劃縱向舒展，轉折處圓勁，注意筆劃之間的平行、等分關係，結體修長，上密下舒，章法散朗，全篇看去優雅清疏。論者以為實乃《石鼓文》之濫觴，由此而向小篆遞進，順理成章。近代攻篆者多取以為法。

厲王時的《散氏盤》，也稱《矢人盤》、《散氏鬲》，乾隆年間出土。盤腹有銘文十九行，滿行十九字，計三百五十字。記述矢人將大片田地移付於散氏時所訂契約，詳載核定土田經界及盟誓經過，為研究西周土地制度的重要史料。

其筆劃一改典型金文的橫平豎垂、勻穩工正，代之以欹側斜正、粗細不一；字形取方扁之形，而且右肩似乎稍向下垂，與其它作品的長方或近方、端正穩重的體勢不同，在金文中可謂別構一格。習篆籀者多取以為范。這種風格出現的原因，還有待於進一步探討，但聯繫西周晚期的社會狀況，不難發現，這種分化的趨勢，應當是地域文化力量上升的必然反映。

(文：葉培貴 等 圖：來自於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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