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家專訪國家外匯管理局陸磊：跨境資金流動將保持總體穩定，外匯管理政策將繼續保持連續性穩定性

人民幣「破7」的衝擊已初步被市場消化，但美國亂扣「匯率操縱國」帽子，不僅擾動市場，也引發各方批評。

近日，第一財經記者專訪了國家外匯管理局副局長陸磊。他表示，美國認定中國為「匯率操縱國」的做法，嚴重破壞國際規則，完全是基於其國內政治需要的政治操作，是中美經貿摩擦中美方策略的一個組成部分。

一旦被扣上「匯率操縱國」的帽子，將給中國帶來怎樣的影響？又會給企業和普通百姓帶來哪些變化？金融監管當局做好了哪些應對準備？

「匯率波動和金融戰是兩碼事，即便升級，監管部門也做了充足準備。外匯局將繼續保持外匯管理政策的連續性、穩定性，保障企業和個人等市場主體正常的用匯需求。」陸磊強調。

正值「811」匯改4周年之際，近年來人民幣匯率波動彈性不斷增強，有效發揮了國際收支「自動穩定器」作用，總體上人民幣仍是國際主要貨幣中的強勢貨幣。「與2015-2016年外匯市場大幅波動時期相比，當前我國外匯市場運行更加穩定，市場主體能夠更加理性地看待人民幣匯率波動，對人民幣匯率長期向好的信心不斷增強。」陸磊稱。

誰在進行匯率操縱不言而喻

第一財經：美國過去針對中國「匯率操縱」提過很多次，為什麼在這個時點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動因是什麼？

陸磊：「匯率操縱」這件事，對金融市場形成了很大擾動，衝擊金融管理者的三觀。這是中美經貿摩擦中美方策略的一個組成部分。

美國先是8月1日宣布對華加征關稅，後於8月5日認定中國為「匯率操縱國」，完全是基於其國內政治需要的政治操作。該聲明罔顧美國保護主義下，單邊關稅升級導致國際金融市場普遍調整的基本事實，也與美國5月發布的《美國主要貿易夥伴宏觀經濟和外匯政策報告》結論不一致。

在貨幣市場，貨幣有兩個價格，即利率和匯率，二者之間高度關聯。當一個主要經濟體在調整自己的利率或調整自己貨幣供應量時，客觀會導致匯率改變。過去一段時間，一個流行的詞叫「溢出效應」，就是該國做了某件事給其他國家帶來的影響。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美聯儲實施量化寬鬆，貨幣增量發行，美國國內市場上出現資金供給價格下降，而在國際市場上，由於貨幣供應量增加，匯率便會下行。因此，2008年後，發達國家洶湧的熱錢流入新興市場，世界各個主要新興市場都出現了流動性過剩，進而引起新興市場國家匯率升值，同時形成貨幣超發與資產價格泡沫化，導致金融市場不穩定，甚至導致部分新興市場經濟和財政崩潰。客觀看，誰最終影響了匯率，進而在事實上操縱匯率，不言而喻！

市場經濟體制的一個基本原則是，對匯率、利率這樣的金融市場基準價格，在微觀上進行充分市場競爭的同時，在宏觀上要根據經濟增長和風險狀況進行必要的貨幣調控和宏觀審慎管理，這也是西方各國經濟管理體制的常態。我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也符合這樣的國際通例和制度規範。

第一財經：貼上「匯率操縱國」標籤意味著什麼？如果美國有進一步懲罰措施，對我國會有哪些影響？

陸磊：貼上「匯率操縱國」標籤從來就不意味著這個國家會經濟崩潰，甚至是經濟蕭條。

這是有歷史規律可循的。日本、韓國都曾被貼上過「匯率操縱國」標籤。中國1992年到1994年也被貼過。從外匯局來說，一是短期內引導和穩定預期，避免對外匯市場產生衝擊；二是要關注實體經濟，這是基本面。

我們反覆強調，中美經貿磋商的大門依然敞開。對於經貿問題來說，一定是合則兩利。產業鏈的重塑不是那麼簡單，是基於一輪又一輪的科技創新，而不是基於短期政策。從來沒有什麼短期政策可以改變產業鏈。放眼幾百年來看，從鋼鐵革命到電力革命，到無線電到集成電路和晶元，絕不是依靠一次兩次經貿摩擦可以改變。我們要有自信，關鍵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第一財經：對我國企業經營、居民生活會有什麼影響？

陸磊：第一波要加征關稅的時候是從0到1的演變，這個時候是要認真應對。而後續加征關稅是從1到10到更高，無非就是量變，不是質變。前面我們已經積累了一些經驗，後續的情形，我必須坦率說，成本總是有的，但最困難的時候也會過去，監管部門、居民、企業的抗壓能力都在增強。

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外匯局將繼續保持外匯管理政策的連續性、穩定性。

具體來說：保障企業和個人等市場主體正常的用匯需求，維護健康、穩定、良性的外匯市場秩序，繼續為企業進出口、利潤分配、跨境雙向投資等生產經營活動提供支持，繼續滿足個人在出國旅遊、留學等方面的實際需要；並且將進一步推進外匯市場開放，大力提升跨境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服務國家全面開放新格局。

匯率波動和金融戰是兩碼事

第一財經：被貼上「匯率操縱國」標籤之後，市場擔憂這是否意味著經貿摩擦有可能升級為貨幣戰、金融戰？我們有哪些應對措施？

陸磊：首先，我們沒有操縱匯率，只是針對跨境資金流動進行宏觀審慎管理，並且更多的是針對異常和違法違規進行管理。

匯率波動和金融戰是兩碼事。經貿摩擦與金融戰之間，還是有鴻溝的。僅僅是匯率波動並不意味著就進入另外一個領域，這只是美國單方面升級了經貿摩擦。有一個概念一定要理解，就是匯率主要受國際收支影響，而國際收支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是經常項目，經常項目當中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是貨物貿易，而貨物貿易是與中美經貿摩擦相關聯的。

其次，即便中美經貿摩擦升級，中國也可以承受。一是基於實體經濟，中國國民經濟運行穩中有進、韌性十足；二是基於監管部門的管理能力，我們不排除最壞的情況，但做了充足準備。

我們能夠比市場參與主體更早的發現蛛絲馬跡，並進行提前預警和採取預案，這是宏觀審慎管理的基本要義。過去這段時間，我們基本上能夠做到根據相關市場變數預先反饋、未雨綢繆、預調微調，使市場主體受到的影響降到最低。宏觀審慎管理不會蛻變為資本管制。

第一財經：在宏觀審慎管理方面，監管部門做了哪些工作？對「溢出效應」如何應對？

陸磊：過去十年，人民銀行、銀保監會、證監會、外匯局在保證金融市場機構安全性、穩定性方面做了大量努力與工作。此外，監管部門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是用來防控系統性風險的，就是我們要「守底線」。

「守底線」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基本準則。無論是美聯儲、歐央行，都要防控系統性金融風險。

那麼，當市場出現一些變化的時候，到底該不該做相關的應對？做了相關應對，反而被貼「匯率操縱國」標籤，這個標籤合不合適？到底是誰在「操縱」？事實勝於雄辯。

這一次，美國直接影響並擾亂了國際金融市場。無論是從近幾日全球金融市場情況來看，還是對我國和世界其他主要經濟體的貨幣政策、金融市場穩定性來看，都構成了相關挑戰。

對「溢出效應」，各國一定會進行某種程度的管理，因為它所面臨的是系統性風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後，預防熱錢衝擊的「宏觀審慎管理」已成為各國央行共識。宏觀審慎有兩層概念，一是對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可能出現的問題進行管理；二是管理金融市場的暴漲暴跌。

貨幣當局和宏觀調控者在執行宏觀審慎管理時要避免出現羊群效應。

經過壓力測試，跨境資金流動將總體保持穩定

第一財經：從外匯局監測數據來看，近期企業和居民以及外資對人民幣波動的反應如何？

陸磊：今年以來，在複雜多變的外部環境下，我國外匯市場運行總體平穩，主要渠道的跨境資金流動呈現積極的發展態勢。

一是外匯市場供求更趨平衡。2019年上半年銀行結售匯逆差332億美元，月均逆差較2018年下半年收窄52%；二是境外資本持續凈流入，2019年上半年境外投資者凈增持境內債券和上市股票合計493億美元；三是企業對外投資、利潤匯出穩定有序，2019年上半年企業投資收益項下跨境支出規模與去年同期基本相當；四是個人結售匯基本穩定，上半年個人凈購匯同比減少23%。

第一財經：在近期的金融市場波動之後，您怎麼看中國跨境資金流動？

陸磊：儘管中美經貿摩擦仍是影響跨境資金流動的主要不確定因素，但目前市場已做出了充分的反應，預計未來我國跨境資金流動仍將保持總體穩定。

一是國際貨幣環境相對寬鬆。中國債券市場在全球負利率範圍擴展背景下保持了較高的收益水平，中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比美國的高出1個百分點左右，有利於吸引外部資金流入。

二是市場對國內經濟預期保持平穩。在國際市場交易的中國國債信用違約掉期價格，也就是CDS，近期的值為40多，2018年末為60多，而2016年初曾接近150。CDS數值越高說明市場認為違約風險越大，近期的數值說明國際市場總體上更加看好我國經濟。

三是國內市場開放程度將進一步提高。中國市場更加開放，營商環境更加優化，中國仍將是對長期資本具有吸引力的投資目的地之一。隨著《外商投資法》的出台、外商投資准入負面清單的修訂、新的《鼓勵外商投資產業目錄》的發布，預計外商來華直接投資將繼續保持穩定增長。中國債券市場和股票市場規模已位於世界前列，但外資持有比重只有2%和3%左右，外資投資證券市場的空間較大。

因此，我國跨境資金流動平穩運行具備較充分的內外部條件，可以較好地應對各種外部衝擊影響。

第一財經：經貿摩擦的不確定性，疊加全球經濟下行壓力，今年將是市場波動劇烈的一年，監管部門是否做過壓力測試？目前的匯率制度、貨幣政策、宏觀基本面能否應對？

陸磊：短期衝擊肯定存在，但我們做過壓力測試，並且有應對能力。

從市場預期和匯率變化看，近期人民幣匯率短期調整，是金融市場在預期作用下對美方意外宣布新增關稅措施的自發應激反應。

8月1日，美國總統特朗普超預期地宣布9月1日起對我3000億美元商品加征10%關稅。國際金融市場對這一變化猝不及防，短時間內，全球金融市場包括股票市場和外匯市場都做出了劇烈反應，人民幣匯率也在短期內出現了一定調整。

但從外匯市場實際交易看，近期我國外匯市場上的交易主體，包括企業和居民的交易行為更趨理性，受短期情緒擾動影響並不顯著。外匯市場秩序總體良好，外匯供求保持基本平衡，8月以來，銀行結售匯呈現小幅順差；企業、個人等非銀行部門跨境資金流動也基本平衡。

從我國匯率政策實踐和取向看，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對維護我國經濟金融穩定是有利的。當前保護主義背景下，全球增長前景堪憂，特朗普持續施壓美聯儲更快更大幅度降息，許多國家紛紛加入降息陣營，外部經濟貨幣形勢趨於複雜，但中國作為負責任的大國，將堅定恪守二十國集團（G20）領導人峰會承諾，不會進行競爭性貶值，不會將匯率作為應對國際貿易爭端的工具。

同時，我國經濟的韌性和潛力為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提供了堅實基礎。年初以來，中國經濟穩中有進、國際收支總體平衡，中國經濟發展長期向好的趨勢沒有改變，金融穩定發展的基本面沒有改變，能夠支撐人民幣匯率的基本穩定。

匯改4年，市場主體看待人民幣匯率波動更理性

第一財經：匯改4年來，我國外匯市場發生了哪些變化？企業和個人如何看待這些變化？

陸磊：近年來人民幣匯率波動彈性不斷增強，有效發揮了國際收支「自動穩定器」作用。回顧過去幾年人民幣匯率走勢，雖然匯率有漲有跌，總體上人民幣仍是國際主要貨幣中的強勢貨幣。

統計數據可以看出，與2015-2016年外匯市場大幅波動時期相比，當前我國外匯市場運行更加穩定，市場主體能夠更加理性地看待人民幣匯率波動，對人民幣匯率長期向好的信心不斷增強。

近年來我國國際收支基本平衡，外匯儲備穩定在3.1萬億美元左右，外匯市場供求更趨平衡。

一是銀行結售匯逆差逐步收窄。2015年、2016年銀行結售匯逆差分別為4659億和3377億美元，2017年銀行結售匯逆差收窄至1116億美元，2018年逆差進一步下降至560億美元，2019年上半年逆差332億美元；二是非銀行部門跨境收支轉為小幅順差。2018年銀行涉外收付款逆差800多億美元，2019年上半年順差312億美元，但2015年、2016年平均年逆差約2500億美元。

外匯市場供求平衡說明我國外匯市場主體更加理性。

首先是個人購匯更加平穩。2017年、2018年個人購匯規模分別同比下降20%和7%，2019年上半年進一步同比下降19%。二是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更加理性有序。據商務部統計，2016年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大幅增長49%，存在明顯的非理性行為。2017年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增速明顯回落，同比下降23%。2018年以來保持平穩健康發展。三是市場主體囤積外匯現象逐步消失。2016年企業、個人等境內外匯存款增加600多億美元，2017年增加近300億美元，2018年下降700多億美元，2019年上半年略降64億美元。四是企業的匯率風險管理意識有所增強。市場主體更加適應人民幣匯率雙向波動，押注單邊升貶值行為大幅減少。2018年企業套期保值比率為16.8%，較2017年上升1.6個百分點。

第一財經：新的匯率形成機制下，外匯局在外匯管理方面積累了哪些經驗？如何保持外匯管理政策的連續性、穩定性？

陸磊：近年來在防控外部風險衝擊和外匯市場風險過程中，我國匯率制度不斷完善，跨境資本流動「宏觀審慎 微觀監管」兩位一體管理框架在實踐中日趨成熟，逐步建立起與高水平開放條件下國家治理體系治理能力現代化相適應的宏觀管理體系。

2015-2017年，人民銀行和外匯局按照中央部署積極採取一系列措施，有針對性地採取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啟動部分宏觀審慎管理措施，以及加強市場預期引導和塑造等一攬子應對措施。這些政策的實施成功地穩定了外匯市場，維護了國家經濟金融安全，我們也在這個過程中積累了一些經驗，因此也就有了信心。

在匯率制度方面，我們實施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匯率彈性不斷增強，在平衡宏觀調控對內對外目標方面發揮了更重要的作用。

在外匯管理政策方面，我們在堅持經常項目可兌換、堅持已開放政策「不翻燒餅」基礎上，進一步完善跨境資本流動「宏觀審慎 微觀監管」兩位一體管理框架。

跨境資本流動宏觀審慎管理以防止大規模不穩定跨境資本流動引發系統性金融風險為總體目標，建立和完善跨境資本流動監測、預警和響應機制，以市場化方式逆周期調節外匯市場順周期波動。

外匯市場微觀監管旨在維護可兌換政策框架的穩定性和可信度，維護外匯市場競爭秩序，保護外匯市場消費者、投資者合法權益。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