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疑處有疑」：從非重大事件中發現歷史

在歷史的研究領域中，重大事件與重要人物一直是學界關注的重點。近些年來，一些研究者開始關注非重大事件或小人物，並從中有重大發現。比如孔飛力從平民百姓、官僚和皇帝三個主體角度切入，描述了1768年發生的「叫魂」案。他解釋了一場庸人自擾的鬧劇為何會發生在「盛世」，並能引起社會各階層的廣泛關注。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意在說明，國家治理中需要道德，但「道德非萬能，不能代替技術，尤不可代替法律」。《大河移民上訪的故事》講述了平縣山陽鄉長達20餘年的移民上訪故事。作者通過對移民如何上訪、政府怎樣擺平等細節的描述，揭示了「權力是如何在自上而下(集中體現為科層制)和自下而上(主要指信訪制)的雙向實踐中運作的」。這些成果選取的研究對象都不算是重大事件，但研究者卻能從中提煉出獨創性觀點。這提醒我們，不僅要注意眾人都關注的重大事件，還要關注被人忽略的非重大事件。筆者結合自己的研究，以聊城縣檔案為中心，闡述兩件中共建政後的「非重大事件」，試圖在「不疑」處發現「可疑」的問題。

一

中共建政初期華北地區曾發生不同程度的災情。上級為抗災救荒，指示各級幹部發揮帶頭作用，積極領導群眾生產。這看似是一件再尋常不過的政事，但災荒過程中的「領導生產」，卻成為土改之後共產黨加強領導與管理鄉村生產生活的契機。

解放區的土地改革基本結束後，中共確定這裡的中心工作是發展生產。這既有戰後恢復生產建設的需求，也是克服災情的迫切需要。1948年華北冬季少雨，1949年春天繼續缺雨，大部分地區呈嚴重旱象。平原省受災人口與面積己佔全省的1 /8。具體到聊城縣，自1949年入春以來屢遭水、旱、蟲、雹等災，棉花、花生及其他穀物均未全部播種，麥子歉收己成定局。縣委預計當年的收成，恐不足五成。嚴重的災情致使大量群眾逃荒。為此，華北局要求各級幹部積極領導群眾生產，「以抗旱生產節約備荒為壓倒一切的中心任務」。為什麼要以領導群眾生產的方式渡荒呢？與聊城縣隸屬於同一區委的朝城縣委這樣向幹部解釋:過去的官府對群眾的災荒是不管的，「他們解決的辦法幾千年前來一般就是祈求天地」，這不能解決問題，導致群眾苦悶，『現在變了」，共產黨要「找出有效的辦法予以解決』，『要領群眾擺脫災荒，擺脫貧困過好日子」。而對於農民來說，他們剛分到土地，生產熱情雖有所回升，但由於地權分散、單個農民缺乏足夠的生產資料及農具，抵禦災荒的能力較低。沒有工資與口糧配給的農民面對災情，實際上需要上級的幫助。

儘管上下級都有「幹部領導群眾生產渡荒」的要求，但實質上農民需要上級幫助更多的是直接的貸款與救濟糧，而不是幹部參與農民生產的各個環節，如點種、打井、深耕等。這是農民以前未曾經歷過的。因此起初區村幹部與農民對「幹部領導生產環節」的管理模式並不適應。很多區村幹部認為生產的各個過程是農民都會的事情，無需幹部插手「插秧稼活不用學，人家幹麼咱幹麼，誰還不知生產過日子」。還有幹部反映，到村領導生產「根本插不進去腳」，村民比自己更懂生產。農民方面，他們也認為領導生產無甚必要，「生產俺老輩子就會，也未用過您領導」。還有的村民認為上級多管閑事，反而造成自己麻煩:「今年久旱不雨，您來叫俺生產又無個好辦法，還得開會耽誤時間，見天熬的那個困，您治這還不如給俺點糧食吃哩」。很多農民認為「天不下雨什麼問題也解決不了」，並譏諷幹部:『稱們幹部這麼會說，你們共產黨這麼法多，叫天下雨吧」。

為教育區村幹部與農民接受「幹部領導生產」的管理方式，縣委要求區村兩級成立生產委員會，作為領導農民生產的組織機構。生產委員會主要負責完成上級分配的生產任務;研究技術、交流經驗;協調村民間人力、畜力的困難等。此外上級針對幹部不積極領導生產的現狀，提出運用整黨的方法，加強支部的領導教育，使之成為領導群眾生產的核心，並以黨員的帶頭作用定出生產計劃，用實際行動帶領群眾生產。

在初步破除幹部對「領導生產」的思想障礙後，縣委布置了領導生產的具體事宜，如要求生產委員會積極發動群眾打水、挖井以緩解旱情;監督農民搶種、點種，鼓勵他們用溫開水或鹽水浸種;強調多種旱熱作物如金瓜、豆角子、茄子等，克服群眾不習慣鋤麥的習慣，教育農民「深耕二犁是增產的主要工作」等。

在領導過程中，群眾對打井點種等生產任務仍不適應。很多農民認為「天旱得這樣厲害，點上苗也白瞎」。還有的說「打井點種太費事、不如下雨解決問題」。這時，幹部會對群眾進行教育。他們或用實際例子說明「點的出苗，不點的收成難保障」;或用算賬的方式讓群眾算算「家中有多少糧食能吃多少天。至今不下雨，地里沒有苗，災荒年來咱們怎麼辦」，或引導群眾回憶對比1943年的大災荒，以此刺激他們的生產熱情，改變「靠天吃飯」的習慣。

在上級不斷的啟發教育下，1949年全年聊城縣共打磚井59眼、土井1219眼，總共1278眼。僅就部分材料統計，全縣點種棒子532畝、棉花30419畝、花生11500畝、金瓜7755畝、小瓜1160畝、山芋19587畝、蔬菜580畝。面對蔓延的蟲災，全縣群眾共滅蟲子780081. 7斤，經大力捕蟲共救出24467.38畝穀子。面對這些「領導生產」的成績，縣委會於1950年總結道:「說群眾會生產，不要咱領導是不對的」。縣委認為，如果沒有縣委的領導，全縣就打不了這麼多眼井，也點種不了棒子、花生、棉花等，治水、播種以及打蟲問題也解決不了，「由此證明群眾是相信我們的領導，同時證明我們不領導不行」。

幹部領導群眾生產渡荒，看似是個常規的非重大事件。但正是以救荒為契機，上級逐步參與農民生產的各個環節。這種「生產需要領導」的管理方式並沒有伴隨災荒的結束而終，「領導群眾生產過程的各個環節」成為連接土改與互助合作的重要節點。這表明中共不僅領導了農民生產資料的重新分配，也開始參與農民生產的具體過程。農民的個人生產逐步納入國家統一管理。正是在這個前提下，互助合作才有廣泛發展的可能。

二

一提起鄉村社會的抗美援朝運動，大多數研究集中在宣傳動員方面，並著重探討運動對戰爭的支援作用。其實，抗美援朝運動對鄉村社會的影響不止於此。經此運動，地方緊跟中共中央與平原省委部署，動員與組織基層干群的過程，打破了鄉村社會自土改後初建的「以生產為中心」的發展理念，階級鬥爭及「政治化」的工作模式被再次形塑。而這些發端賴於對「和平簽名」這一「尋常」運動的關注。

1950年5月23日中共中央發起「禁用原子武器」的簽名運動。運動初期，和平簽名沒有迅速得到基層干群的熱情支持。許多幹部把「和平簽名」當作一項與其他工作無異的宣傳活動，認為利用會議貫徹通知一下即可。廣大幹部與群眾正積極落實上級「獎勵生產、提倡勞動發家」的方針，他們的關注點主要集中在個人生產上。有的幹部甚至認為簽名「耽誤生產，應把精力放在鼓勵農民發家致富上」。對於朝抗美援，群眾則認為「朝鮮離這裡遠，不要緊，有志願軍擋著哩」。很多農民還擔心抗美援朝損害個人利益，『帕戰爭一來，就公糧重、要求參軍」。基於這樣的認識，聊城縣的基層干群對和平簽名、愛國捐獻表現得不是太積極。

為改變這種現象，縣委響應中共中央號召，加強了愛國宣傳教育，選拔宣傳員、報告員，形成宣傳網。但宣傳層面的教育不足以改變現狀，它需要落實到具體的操作層面。華北局與平原省委抓住了問題的根本。他們認為群眾之所以顧慮重，是因為他們單純追求「生產致富」，沒有考慮國家需求。平原省委要求各級開展「反對不問政治傾向」的鬥爭，「克服和平麻痹、埋頭生產不問政治的傾向，把生產鬥爭與政治鬥爭緊密結合起來」。聊城地委據此要求所有縣直屬黨組及工作部門，「對於本部門的不問政治傾向進行檢查總結」，並制定出「具體加強政治思想領導」的工作計劃。為落實上級指示，聊城縣委確立了「一切都要問政治」的工作方針，具體即指無論農民的個人生產還是各部門幹部的業務工作，都要服務於國家的政治需要。

為改變基層干群「埋頭生產不問政治」的傾向，縣委開展了廣泛深入的「生產政治化」教育。首先是縣委針對黨員幹部的專題報告。1951年召開的聊城縣第三次黨代表會議上，縣委書記作了關於「生產政治化」的主題報告，要求各級幹部樹立「政治化」的領導意識，明確政治任務是部門工作的重點。縣委強調，今後要加強黨委制，經常性地開展組織生活，時刻教育幹部「不問政治即是分不清敵我，劃不清階級界限』，「不從政治出發，就叫政治落後』，。具體到最重要的生產事宜，縣委責成各級黨組織貫徹傳達，黨員幹部要「加強對生產的思想政治領導」，否則「農民會失掉前進方向」。黨代表會議後，區村幹部按照縣委指示回去召開群眾大會，對農民進行啟發教育。具體方法是引導農民回憶對比『訴地主的苦」，讓農民明白「只有現在人民政府時代，經過土改有了發展生產的獎勵政策，農民才有發家條伴』，「國家從農民利益出發，農民也應當對國家負起責任」。在進行充分的啟發動員後，全縣開展了全面的愛國豐產運動，結合「三大號召」廣泛深入地訂立愛國公約，以便在運動中將愛國捐獻與發展生產、增加收入結合起來。

實踐證明，縣委的工作安排確實有效。截止1952年9月，聊城縣捐獻累計6. 4億餘萬元(舊幣)。更重要的是，在強調將「農民生產與國家要求相聯繫」的同時，平原省委應中央要求，指示各級黨委克服「小生產者自發趨勢所滋長的資本主義傾向」，加強「對農民組織起來的前途教育」，明確提出集體化的發展目標。在縣委「政治化」觀念的不斷教育下，互助合作提上日程。截止1952年底，全縣互助組共9794個(含臨時互助組)，參加農戶為12103戶(不含臨時互助組)，佔全縣總農戶的19.7%。

雖然互助合作與抗美援朝運動沒有必然的因果關聯。但藉助抗美援朝運動，地方幹部把它轉變成了管理農民的政治資源。該過程中，上級為動員群眾開展的「反對不問政治」鬥爭，使基層幹部和群眾逐漸認識到，生產不再只是一種個人經濟行為，它需要服從國家的政治要求『政治化」生產觀念的初步形成，為之後互助合作的順利發展奠定了基礎。

三

以上兩個非重大事件雖然看似尋常，但在當時的歷史實踐中，卻是非常重要的節點與轉折。上級為了抗旱救災開始領導群眾生產，農民個人化的生產環節被納入國家管理。換言之，雖然土改並沒有蘊含一定走向社會主義的結構性因素，互助合作也並未在土改後立即重點展開，但從土改開始，上級就逐漸參與農民的生產過程。在互助合作之前，國家己試圖集中管理農民的個人生產。經由抗美援朝運動，上級發現之前「以生產為中心」、鼓勵農民「發家致富」的方針，致使農民埋頭個人利益，無心考慮國家需要。這不符合中共的政治需求與發展規劃。為此，各級開始強化「個人生產與國家需要相合」「加強對生產的政治領導」等觀念，為合作化奠定了群眾的心理基礎。

這兩個非重大事件雖然看似毫不相干，但在鄉村社會變遷中的演變邏輯卻是一致的，即它們都加深了執政黨對農村基層的管控，將農民的生產生活逐步納入中共的層層管理之中，為後來鄉村社會的集體化進程打下了基礎。關於土改後農村社會的發展路向，有學者曾以蘇南農村為例，說明了農業集體化是土改的必然選擇。具體來說，土改致使傳統農業經營機制部分崩塌。農業生產或恢復傳統機制，或走向合作化。中共的社會主義理念及工業化需求決定了必然選擇後者。魯西地區聊城縣的材料，從另一個角度說明鄉村社會自土改起確實己經蘊含著走向集體化的因子。從土改後「領導群眾生產過程的各個環節」，到抗美援朝運動期間的「生產與政治相結合」，再到隨後的「組織起來」，走向集體化成為鄉村發展的必然邏輯。以統購統銷與集體化的貫徹落實為標誌，鄉村社會的發展進入了快車道，邁向社會主義成為國家發展的預定軌跡。以上觀點也許需要更多區域史和案例的支撐，但它至少為了解鄉村社會的演變過程提供了新的思路與角度。而這些發現源於對「非重大事件」的關注。

事實上，研究者往往能藉助「非重大事件」窺探到中共的治理方式與特點，加深對黨史的理解與把握。因為中共的管理和工作特點，有時是「疾風暴雨」的運動式，有時是「潤物細無聲」的教育啟發，這在地方黨史中尤其如是。執政黨的施政途徑與契機有時是自上而下有目的、有步驟地宏大部署，有時是應對意外事件的機緣巧合。比如旱災與抗美援朝運動，對於聊城縣的幹部與農民來說屬於「意外」事件，但中共能非常自然且巧妙地把它融入自己的工作機制，並轉化成鞏固政權的有益資源。

由此延伸至一般的歷史研究，亦是如此。歷史發展是持續性的多複線的綜合作用的結果，而不只是重大事件的影響與推進。以往依據重大事件形成的慣性敘述，容易形成史學研究中的路徑依賴。這種描述方法，往往重國家而輕社會、重邏輯而輕事實。關注非重大事件，有利於揭示歷史過程的複雜性與多面相，也許會形成不同的敘述邏輯。實質上，非重大事件往往醞釀累積了促成重大變革的條件。黃仁宇揭示1587年這一看似什麼事都沒發生的一年，但這一年所發生的易於忽視的事件『表面看來雖似末端小節，但實質上卻是以前發生大事的癥結，也是將在以後掀起波瀾的機緣。其間關係因果，恰為歷史的重點」。對於大河移民的上訪研究，應星也坦言:「其對中國政治和中國社會來說也是一個地方性的小事件，但事件之間那些複雜的、有時純粹是偶然或隨機的關係不是被線性的、單義的或結構的因果關係所排除，而是在那些偶然的『爆炸』和『入侵』中，在所謂的『隱喻』中被揭示出來」。

這提醒研究者不僅要看重大事件的變遷邏輯是什麼，還要看邏輯節點之間的關聯是如何建立的，以及在實踐層面上如何促成這種邏輯的形成。同時需要注意重大事件之間的非重大事件在社會變遷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同時段發生的不同事件之間的關聯。倘若研究者能對非重大事件進行多角度、多關聯研究，揭示上下級之間、不同事件之間的複雜關係，定能穿越迷障，儘可能重建那複雜模糊的歷史現場。正如福柯所言，「力求關注那些伴隨著每個開端的諸多細節和偶然事伴，，「能夠認出歷史的諸多事件，它的震蕩、它的意外、它並不踏實的勝利和難以吞咽的失敗」。

以上發現的前提是研究者要不斷挖掘、梳理並消化新史料。歷史研究中的新見解並不依賴抽象的理論建構與思考，很大程度上需要史料的推陳出新，否則一切新的理論設想便沒有根基。在原始史料的基礎上按照史實的邏輯形成作者觀點，是史學研究者的基本功。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結論預設先行、自上而下的「宏大敘事」，較難產生獨創性的觀點或思想。在新的、關鍵性的中共中央文件的披露和補充較受限制的條件下，黨史研究者應轉而去發掘多樣性的地方材料。以第一手的地方資料講述生動的個案，這並不是為了重複「中央決策—地方傳達—鄉村落實」的研究模式，而是要通過揭示地方實踐的真實情況，探究中央、地方與村落之間複雜性、多樣性的互動關係;並不是要為新區域的地方黨史作註腳，而是通過演繹基層社會的變遷歷程，自下而上地證偽某些既有結論，建構新的敘述邏輯。

(本文作者南開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天津300350)

《黨史研究與教學》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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