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岡石窟的分期

雲岡早期石窟即《魏書·釋老志》所記「和平初（460） 年……曇曜白(文成）帝於京城西武州塞， 鑿山石壁， 開窟五所」， 亦即今雲岡第十六窟至第二十窟。此五窟內早期設計並雕鑿的部分， 有近橢圓形平面、穹隆頂、模擬草廬形式的窟室；充滿窟內的巨大佛像；佛像的主要內容是與曇曜當時一再翻譯佛教歷史《付法藏傳》相配合的三世佛【 1】 ；以及佛像的姿態、布局和渾厚磅礴的造型等。這些都與比它早的河西北涼以佛塔為中心的塔廟式石窟有異。因此，似可認為是綜合了東方和西方多方面的因素，在當時北魏都城平城新出現的一種模式。五窟中第十九窟的西脅洞、第十六窟和五窟內外的小龕大都竣工較晚，有可能遲到雲岡中期乃至晚期。

第14至20窟，遠景

第16窟北壁本尊佛立像

第16窟東側，下層龕

第16窟南壁上層西側

第16窟南壁中央東龕寶壇下供養者

第17窟天井

第17窟東壁太和十三年題記

第18窟西側門口

第18窟北壁本尊佛立像

本尊佛立像左腕

第18窟北壁東部弟子頭部

第19窟外景

第19窟南壁東部下層比丘

第19窟西壁上部

第19窟南壁西部協侍佛

第19窟北壁本尊佛

第19窟南壁左中部

第20窟外景

本尊佛坐像

第20窟北壁背光內坐佛

中期即位於雲岡石窟中部的第七、八窟，第九、十窟， 第十一至十三窟，第五、六窟和東端的第一、二窟與第三窟【2】等。這一期石窟有前後兩室， 也有單室， 俱較方整， 頂多鑿平， 且多雙窟並開的組窟；窟內壁面上下分層、左右分欄地排列，內雕佛龕和本生、佛傳題材， 後者並附雕榜題；還有佛像出現寬大多襞的衣著和石窟的整體雕飾追求工麗等，都與前期情況異趣， 顯然這是石窟日趨東方化的演變。

炳靈寺169窟維摩詰變局部

特別值得重視的是， 中期石窟的造像， 出現了漢譯《妙法蓮華經》和《維摩詰所問經》的內容(前者如〈見寶塔品〉所記釋迦、多寶並坐塔內的形像，後者如〈示疾品〉所記維摩詰和侍者像)。這些形像早於雲岡的，現僅見於甘肅永靖炳靈寺石窟第169 窟壁畫一處， 壁畫的時代約與該窟第6 號龕左側的墨書題記中西秦建弘元年（420年）紀年相距不遠【3】， 而炳靈壁畫的來源有可能與406 年鳩摩羅什與門下在西秦東鄰——當時佛教盛地的姚秦都城長安，重新譯就並宣講《法華》、《維摩》兩經有關【4】 。

至於雲岡中期《法華》、《維摩》形像題材的雕造， 似亦受到長安影響。雲岡中期的具體時間，主要在北魏遷洛之前文成文明皇后馮氏執政時的孝文帝在位時期(471 ～ 494年)。馮氏， 長樂信都人， 家世奉佛【5】 ， 5 世紀中期其父朗曾任秦、雍二州刺史， 441 年生馮氏於長安， 馮氏執政後又於長安為父朗興建燕宣王廟。417 年姚秦亡， 羅什弟子留中原者東聚彭城， 其後彭城高僧又多為馮氏和孝文帝所敬重， 且頗有北入平城者【 6】 。因可推測， 馮氏、孝文期間崇奉的佛教與長安派系關係密切【7】 ，因而雲岡中期和前期比較， 石窟的許多方面出現了差異， 這種差異應是北魏平城地區佛教更進一步漢化的反映。

第7窟主室北壁上層龕拱額

第7窟主室北壁上層龕帳幕

第7窟主室東壁上層

第7窟主室東壁第四層

第7窟主室西壁

第7窟主室南壁

第7窟主室南壁中央

第7窟南壁拱門上部

第7窟天井

第8窟拱門東側

第8窟主室南壁中央

第8窟主室天井東半

第9窟前室

第9窟前室北壁上層中央

第9窟主室南壁西側

第10窟南壁

第11窟外景

太和十九年題記

第11窟上層西部

第11窟下層西部

南壁上層東部

第11窟東壁上層南端

太和七年題記

第12窟前室東壁下層

第12窟明窗西側

第12窟主室南壁下層

第13窟明窗西側

第13窟明窗東側

第13窟南壁腰壁西側

第6窟南壁上層西龕

第6窟南壁下側東龕局部

第1窟南壁東龕

第1窟東壁第4龕

第2窟東壁第2龕

晚期石窟的時期， 始於遷洛（494年）前後迄於正光年間(520—525 年）。遷洛後， 上層親貴對「舊都意重」(《魏書·廣陵王羽傳》)，宣武帝時(500—515 年）， 猶「冬朝京都（洛陽）， 夏歸部落」(《魏書·爾朱榮傳》)， 景明四年(503 年)「詔尚書左僕射源懷撫勞代都、北鎮，隨方拯恤」(《魏書·世宗紀》)， 孝明帝熙平二年(517年)詔還說:「北京根舊， 帝業所基， 南遷二紀，猶有留住， 懷本樂故， 未能自遣， 若未遷者， 悉可聽其仍停， 安堵永業……」(《魏書· 肅宗紀》)可見遷都二十餘年之後，平城尚大體維持著舊都風貌， 雲岡當亦不應有太大變化。

雲岡晚期石窟的特色， 主要表現在多建中小型窟室和單獨的佛龕：中小型窟龕多開鑿在雲岡西部，其形制在中期平頂近方形平面的石窟的基礎上縮小、簡化， 流行三壁三龕式或三壁設壇式的窟內布局；單獨的佛龕遍佈於早中期石窟內外， 龕楣雕飾複雜。此外， 窟龕中的造像多成組配置，佛像都漸趨清秀， 下垂衣襞摺疊增多， 菩薩帔帛出現交叉穿璧裝飾等， 也多展現於晚期。這類雲岡晚期窟龕的新情況， 應予關注的是它們發生或流行的時間， 都早於類似的洛陽龍門的北魏窟龕，前引熙平二年詔明令「若未遷者， 悉可聽其仍停」 ， 但接著又說「門才術藝應於時求者自別徵引，不在斯例」 ， 因知此時平城仍有「門才術藝」之士為洛京所徵求， 所以推測龍門魏窟受到雲岡晚期發展的影響， 並不是不可理解的【8】 。

【1】 參看《雲岡石窟分期試論》，刊《考古學報》1978 年第1 期， 第25～ 26 頁。後輯入《中國石窟寺研究》， 第78 頁， 文物出版社， 1996 年。《歷代三寶記》卷九記元魏北台譯經雲:「《付法藏傳》四卷……和平三年(462 年)詔玄統沙門釋曇曜慨前凌廢， 欣今載興， 始於北台石窟寺內集諸僧眾，譯斯傳經流通後賢。」 為了譯文內容準確， 文字工麗， 「 西域沙門吉迦夜……延興二年(472年)為沙門統釋曇曜於北台重譯， 劉孝標筆受」 〈付法藏因緣傳〉六卷。462 ～ 472 年， 恰是曇曜於武周塞(今雲岡)石窟雕造「 曇曜五窟」 期間。開窟、譯經和譯經地點顯然不是偶然集聚， 而當是關係密切的反映。這種密切關係， 湯用彤先生《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佛教之北統· 曇曜復興佛法》條論釋雲:「 太武帝毀法之時， 誣言佛法本是虛誕，胡無此教，乃漢人無賴者所偽造。曇曜於大法再興之後， 乃譯《付法藏傳》以明釋教之傳來歷然可考。而且不數年中， 吉迦夜又為曜重譯之，蓋皆意在昭示傳燈之來由， 而『庶使法藏住持無絕』也。」

【 2】 以上皆以開鑿石窟的時間言，有的窟內龕像雕造較晚， 甚至遲至北魏以後， 如第三窟右側的一佛二菩薩。

【 3】 炳靈寺第169 窟內約繪於西秦時期的壁畫有此二內容的共三號:第10 號壁畫右側繪「 維摩詰之像」， 中繪「 釋迦牟尼佛」 ， 左繪「 文殊師利」 ；第11號壁畫分上、下兩欄， 上欄繪「維摩詰之像」 與「 侍者之像」 ， 下欄繪「 釋迦牟尼佛多寶佛」 並坐塔內；第24號壁畫千佛下方繪「 多寶佛與釋迦牟尼佛」並坐塔內。其中第10 號壁畫維摩詰示疾的布局與大同雲岡石窟第7、8 兩窟同題材的雕刻極為相近。參看炳靈寺文物保管所《炳靈寺石窟內容總錄》， 刊《中國石窟·永靖炳靈寺》， 第256 ～ 257頁， 文物出版社， 1989 年。

【 4】 僧人宣講，多輔以有關宣講內容的壁畫——「變相」 ， 《歷代名畫記》卷五記晉寧興中(363 ～ 365年)顧愷之「 曾於瓦棺寺北小殿畫維摩詰」 ， 應是較早之例。

【 5】 參看《中國石窟寺研究》第132 頁。

【 6】 如《廣弘明集》卷二四孝文帝為亡僧《施帛設齋詔》所記「唱諦鹿苑」(平城北苑西山鹿野佛圖)的徐州慧紀和「 唱法北京」(平城)的徐州僧統等。

【 7】 參看《雲岡實力的集聚和「 雲岡模式」 的形成與發展》， 刊《中國石窟· 雲岡石窟》一， 第76—78 頁，文物出版社， 1991 年；後輯入《中國石窟寺研究》，第130～ 137 頁。490 年， 馮氏卒， 孝文親政， 494 年遷洛後， 益重羅什， 《續高僧傳》卷六《道登傳》記羅什再傳弟子道登及其同學法度「 及到洛陽，(孝文)君臣僧尼莫不賓禮」 。496 年， 又詔曰:「 什法師可謂神出五才， 志入四行者也， 今(長安)常住寺……可於(羅什)舊堂所為建三級浮圖。」並訪其「 子胤， 當加敘接」(《魏書· 釋老志》)。

【 8】 參看《中國石窟寺研究》第139—192 頁。

寫於2007 年12 月5 日，《文物》2010年第7期。

圖自水野清一、長廣敏雄《雲岡石窟》，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51—195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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