邁斯特的預言

張源

轉自：政治哲學與思想史

哲學園鳴謝

約瑟夫·德·邁斯特伯爵的《論法國》（一七九六） 是一本奇書。這個薄薄的小冊子，其實應該叫作《論法國大革命》 ，或者不如乾脆叫作《反法國大革命》 。作者因為這一冊小書，被描繪成這樣一副形象 ：「一個狂熱的絕對專制主義者，一個激進的神權主義者，一個毫不妥協的嚴刑酷法論者，一個教皇、國王和劊子手三位一體說的使徒。他是最嚴格、最狹隘、最不容更改的教義的始終如一的鼓吹者。一個來自中世紀的幽靈，集博學之士、檢察官和劊子手的三重身份於一身。」 — 這乃是十九世紀人們對邁斯特「牢不可破的成見」， 也是他在那一百年里「常見的肖像」 （以賽亞 · 伯林： 《論法國》 「導言」 ） 。這一評語之酷烈，在西方思想史當中立場與之相近的人物裡面，幾乎是絕無僅有的：無論是英國的霍布斯與菲爾默，還是法國本土的博丹與波舒哀，其聲譽都達不到這種極端的程度 ；能與之等量齊觀的，大概唯有法國大革命期間的雅各賓派領袖。 — 反法國大革命的邁斯特曾出人意料地對雅各賓黨人表示讚賞，這或許也是原因之一。

這樣一冊給作者招致了惡名的書，卻令讀者深深為之著迷，「自始流行甚廣， 以迄於今」 。這本身並不為奇， 馬基雅維里的《君主論》名譽更差，流行也更廣，人心向來如此。邁斯特這本奇書，奇就奇在，伯爵在書中以絕對的自信大膽預測了法國革命和美國革命的結局，但是與神一般的托克維爾相反，作者的預言最終全部落空。這在今天的讀者看來，簡直不可思議： 此書自始至終大受歡迎，不知靠的是什麼？

邁斯特的預言

邁斯特伯爵在《論法國》一書中悍然說道 ： 「大自然和人類歷史無不證明，建立一個不可分割的大共和國乃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 「一個遼闊的自由國家不可能存在於共和政體之下」，「從來就沒有過什麼大共和國」，「法國革命試圖建立的大共和國只是大話空話，共和國的作家朋友們關於共和政體之穩定性的一切言論不過是熱望的夢幻」 。

邁斯特在這裡看似言辭激烈，其實不過是複述了十八世紀孟德斯鳩、盧梭等關於共和國的「常識」 ，即大共和國是不可能的，那麼法國作為「大國」，是不可能建立共和國的。伯爵預言：「法國現存政府所頒布的任何東西都不會持久，所向披靡的大自然將再次帶回君主政體。」邁斯特說這話是在一七九六年法國督政府期間，法國的共和制實驗剛剛起步，果不其然，數年之後拿破崙稱帝 （一八四） ，又十年波旁王朝復辟 （一八一四） ，而法蘭西第二共和國要到一八四八年才出現。待到邁斯特一八二一年去世，就他自身經驗而言，一切可謂如其所料，預言應驗如儀。邁斯特伯爵自信滿滿地說：「四千年來，所謂命運女神一直在不停擲骰子。她可曾擲出過大共和國？沒有，骰子上從來就沒有這個數。 」然而， 在我們這些後人眼中，「所向披靡的大自然」幾番翻雲覆雨，固然再次帶回了君主政體，可最終帶回的仍是共和政體。命運女神的骰子，在法蘭西第一帝國、第二共和國、第二帝國之後，接連擲出了法蘭西第三、第四、第五共和國，共和政體終於在法蘭西生根。伯爵猜中了前頭，可是沒猜到這結局。

共和國的疆域及與之對應的政體問題，也是美國建國國父們念念在茲的命題。漢密爾頓注意到，孟德斯鳩雖然提出共和國範圍宜小，但仍指出有一種可能的大型共和政體：它由小共和國組成，因而享有各共和國的內部幸福，同時對外而言，由於聯合又具有大君主國的一切優點，這便是「聯邦共和國」 （漢密爾頓 ：《聯邦黨人文集》第九篇） 。繼而麥迪遜在《聯邦黨人文集》著名的第十篇書信中，首先指出共和政體不同於民主政體，二者有兩大區別： 一、共和政體採用代表制，二、共和政體國民人數較多、疆域較大。值得注意的是，在麥迪遜這裡，共和政體的規定性發生反轉， 「疆域較大」第一次成了共和政體的特徵。麥迪遜接著說，黨爭乃是民主政體的死穴，在控制黨爭影響方面，共和政體優於民主政體，這也是大共和國優於小共和國、聯邦優於組成聯邦的各州之處。

一七九二年《聯邦黨人文集》在巴黎出版了法文譯本。就是在這一年， 邁斯特流亡國外， 終其一生再未回到法國。一七九六年《論法國》問世的時候，邁斯特正在瑞士過著流亡的生活。面對美國的建國經驗，邁斯特伯爵的反應是嗤之以鼻：「有人拿美國的例子反駁我們 ； 我不知道他們對襁褓中的嬰兒如此頌揚是否令人厭煩。還是先讓美國長大了再說吧！」不過，邁斯特緊接著做了幾點補充，指出美國 （相較法國） 有四個優勝之處 ： 一、國王不在場 ； 二、擁有民主因素 ；三、移民充滿共和精神；四、在三權分立制度方面進行了建設，不像法國人那樣做了徹底破壞。看來邁斯特並非完全無視美國的動向，反倒是對美國精神頗具洞見。如果沿著這個意思再發揮下去，我們可能就要看到一個托克維爾了。然而，伯爵就此打住，話鋒陡轉：「但是，他們制度中真正新創的一切，以及經由共同協商產生的一切，卻是世界上最脆弱的。」「我不相信美國政體會穩定下來。 」邁斯特譏諷地說，各個城市由於嫉妒心理，都沒法商定一個國會駐地， 結果只好建一座新城，名叫華盛頓。面對這樣一樁經國偉業，伯爵做出了如下預言： 「有人可能會以千對一打賭： 這個城市建不成，要麼不會叫華盛頓，要麼國會不會駐在那裡。 」這個「千對一」的豪賭還好只是說說而已。

西方保守主義經典譯叢書目

《思想的後果》

《自由平等博愛》

《法國大革命反思錄》

《我們的敵人：國家》

《耶魯的上帝與人》

《多餘人的回憶》

《信仰與傳統:邁斯特文集》

邁斯特的寓言

邁斯特的預言看似已經可恥地全告落空，然而事情還不止於此。他似乎熟知柏克的《法國革命論》 （一七九0） ，因此在《論法國》一書中說：看到法國三屆國民議會所制定的不可勝計的法律， 「你會跟柏克先生一樣深感震驚」 。邁斯特說 ： 三權分立並非新鮮事物，代議制度也根本不是現代的新發現，而是過去封建政體的一種產物，這些東西已經充分體現在法國的舊憲法中，越是寫在紙上的制度越是脆弱，那些擁有非凡權利的立法者本人，向來只是命人收集民眾的習慣和性格中早已存在的材料，民眾的權利從不成文，成文的基本法向來只是宣布先前已有的權利而已，革命不過是一項偉大計劃的次要目標，從而復辟（恢復舊憲法—舊制度） 才是革命的唯一出路。言之有理， 那麼試問法國的舊憲法為何？邁斯特在 《論法國》 第八章 「論法國舊憲法」里做了詳盡的回顧與說明 ：「國王只能依法治國」，「國王由國民設法產生」，「三個等級，三類議會，三種協商，這便代表了全體國民」，「王國的法律只能經三個等級一致同意後方可確定」，「制定稅收制度必須經國民同意」，「國王不得觸動法律，否則三個等級對他有否決權」……為了證明法國舊憲法之好，邁斯特還援引了一個「不容置疑的證據」，那便是「偉大的政治家和熱烈的共和主義者馬基雅維里」曾讚美過法國的政體。馬基雅維里確實在《論李維》（一五一七）一書中稱讚了法國君主制，但他的意思是說：專制君主要爭取人民，先要觀察人民的慾望，人民恢復自由的願望君主是無法滿足的，不過當他明察人民嚮往自由的原因，他會發現大多數人要求自由只是為了活得安穩，因此只要運用權力，制定確保普遍安全的秩序與法律，大多數人就會心滿意足。正是在這裡，馬基雅維里說， 「法蘭西王國可作為一例」 。其實，我們看一看出處的章節題目「習慣於受君主統治的人民，假如偶然獲得了自由，也難以維持」，也應該明白馬基雅維里的用意了。然而，邁斯特仍然堅持說：「看到這個權威人士早在三個世紀前就如此看好法國君主制的基本法律，誰能不被深深打動呢？」

到了全書最末一章， 最有意思的事情來了。這一章的標題是「大衛·休謨談法國革命史片段」，然而，休謨早在法國大革命爆發前十三年即已謝世， 實際上本章內容均為休謨在一七六一年完成的《英國史》中對英國革命的評述。伯爵還煞有介事地為本章標題做了個註解，說片斷「摘自一七八九年英文版」，就好像休謨真在一七八九年談論過法國大革命似的。邁斯特此刻已經完全置真實性於不顧，連他最崇敬的「智者休謨」也不肯放過。

我們不妨就來看看「休謨是如何談論法國大革命」的吧。本章劈頭第一句話就是「長期國會莊嚴宣誓，聲明它絕不能被解散」，一下子把我們帶入到了「網球場宣誓」的場景中。繼而各地「遞交要求革命的請願書」，「濫用報刊」，「俱樂部叫嚷聒噪」，「革命狂熱產生了自己的獨特語言」， 「杜撰出一種新奇行話」，「普遍的狂躁表現為一味痛斥謾罵過去的流弊」，「先前所有的制度一個個被推翻」，直至國王被殺，「篡奪了政權的亂黨擁有武裝力量」，「新生的共和派都高唱著痴狂的讚歌投入戰鬥」……讀到這裡，我們突然覺得，邁斯特說的沒錯，休謨談的就是法國大革命。邁斯特此前曾呼喚：「法國的克倫威爾又在哪裡？」 在這裡我們看到休謨 「評論法國大革命」說：「這個著名的國會，關於它的罪行和勝利的喧囂響遍歐洲，它只受一個人控制」，然而「幾乎可以肯定，一個完全獨裁的軍政府，用不了多久，就會精疲力竭，頹然垮台」 。邁斯特此前曾說：「上個世紀的英國與本世紀的法國幾乎上演了同一齣戲劇」，此時用休謨的英國革命史來評述法國革命史，真有超越歷史真實、直達詩性真實的戲劇效果。

恍兮惚兮，英國革命，是耶非耶，法國革命。我們驀然發現，準確性根本不是 《論法國》 一書的內在訴求， 就虛構性與戲劇性而言，邁斯特呈現給我們的乃是撲朔迷離的文學。邁斯特說：「要是我參加國民公會的話」，「我會看見，人類的仇敵都聚會於這個馴馬場，而且把所有牛鬼蛇神都召集到這個新式閻羅殿里來；我清晰地聽到魔鬼吹喇叭的嘶啞喧鬧；我看到，法國所有的壞人都聞聲趕來。這裡，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在寫一篇寓言」 。在《論法國》貌似荒誕的預言與失真的論據之下，包裹的是一大篇寓言，這才是邁斯特文字的魔力所在。那麼邁斯特的寓言，譬喻的到底是什麼呢？

革命—復辟：從邁斯特的文學到阿倫特的政治學

邁斯特對法國大革命的抨擊，要比在英吉利海峽對面隔岸觀火的柏克惡毒百倍：「法國革命具有一種惡魔性質」，「一切生命、一切財富、一切權利皆掌握在革命政權手中，這頭統治巨獸總為流血和勝利而欣喜若狂」 。 邁斯特也應該讀過霍布斯。 二人的不同之處在於，霍布斯支持專制是為了避免戰爭狀態，而同樣主張專制的邁斯特則對戰爭狀態十分著迷。更耐人尋味的是，與「無神論者」霍布斯互為鏡像的，是一個信仰上帝的邁斯特： 那些看上去好像領導著法國革命的惡棍，也不過是作為簡單的工具參加了革命，上帝使用了那些最卑劣的人做工具，他是通過懲罰使之獲得新生，用駭人聽聞的方式使之重歸正道，所向披靡的大自然將再次帶回君主政體。要之，邁斯特的革命有個「上帝意圖」在裡面，這個意圖就是復辟。國人對這種類型的革命概念，應該並不陌生， 所謂「湯武革命」中的革命，正是此義。無論是商湯滅夏，還是武王伐商，無一不是打著「天命 /上帝」的旗號以「重歸正道」，如「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尚書·湯誓》），「商罪貫盈，天命誅之」（《尚書·泰誓》） 等皆是。

我們發現，邁斯特所說的革命，正是漢娜·阿倫特筆下革命的本義。阿倫特在其名作《論革命》（一九六三）中是這樣解說「革命」一詞的：革命本來是一個天文學術語，是指有規律的天體旋轉運動，這並非人力影響所能及，故而是不可抗拒的，它不以新，也不以暴力為特徵，相反，這個詞明確表示了一種循環往複的周期運動； 波利比烏斯曾將這個詞的完美對譯作為一種隱喻用於政治領域，意指極少數為人所知的政府形式，以永恆輪迴的方式周而復始，其所具有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就像是天體在宇宙中遵循預定軌道運動的力量一樣。阿倫特發現，「革命」一詞第一次作為一個政治術語得以使用是在十七世紀，當時該詞的使用更為接近其原意，意指向某個預定點循環往複，言外之意乃是繞回預先規定的秩序中，故而，「革命」一詞沒有用在克倫威爾興建第一個革命獨裁之時，相反是用在一六六0年恢復君主制之際，這個詞原封不動地再次用於一六八八年斯圖亞特王室被驅逐、君權旁落於威廉和瑪麗的時候，「光榮革命」本就不是今天意義上的革命，而是指君權復辟了前度的正當性和光榮，再沒有比現代革命者為之著迷的「革命」觀念離「革命」一詞的原意更遠的了。至此，阿倫特的全部意思已經呼之欲出，接下來她明確道出：「事實上，革命一詞的原意就是復辟。」阿倫特指出，正是基於那個時代的人對「革命」一詞的傳統觀念，人們才會看到最激進的革命家托馬斯·潘恩竟然在《人權》一書中鄭重提議，將美國和法國大革命稱為「反革命」。阿倫特的洞見， 讓我們豁然明白，為什麼邁斯特會令人費解地在《論法國》中一再將反對大革命的行動稱為革命，為什麼柏克會說：「進行革命乃是要維護我們古老的無可爭辯的法律和自由，以及那種成為我們對法律和自由的唯一保障的古老的政府體制」 （埃德蒙·柏克 ： 《法國革命論》） ，而當邁斯特說代議制度根本不是現代的新發現，而是過去封建政體的一種產物，這些東西已經充分體現在法國的舊憲法中，從而復辟 （恢復舊憲法—舊制度）是革命的唯一出路， 他無非是在複述柏克的意思。邁斯特的《論法國》用了許多篇幅，講述的正是一個關於「革命—復辟」這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古老冤家之萬世糾葛的寓言。在「大衛·休謨談法國革命史片段」一章標題下面附有一條拉丁箴言：Eadem Mutata Resurgo（百變重生，依然故我） ，邁斯特用整個篇章想要告訴我們的，其實就是這個意思。

阿倫特一定讀過德·邁斯特。邁斯特一再談到大革命與戰爭的關係，阿倫特《論革命》導言的題目赫然便是「戰爭與革命」。或許法國大革命期間的邁斯特還不能像阿倫特看革命那樣看得透徹，要知道革命概念發生根本逆轉的時刻，正是邁斯特身在其中的大革命時期。此前的革命不「新」，亦不必「暴力」，而此後一切「開新」的革命則均與暴力攜手同行，暴力成為分割傳統意義上的革命與現代革命的標誌。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法國大革命成為現代暴力革命的「母體」；思考「暴力」，就是思考連續性下的斷裂問題，亦即思考現代性問題。

在那篇討論「戰爭與革命」的導言中，阿倫特指出「暴力」乃是這兩者的共性，法國大革命就其乃是「開端」而言，正像阿倫特所洞察到的：「如聖經和典故所說：該隱殺亞伯，羅慕路斯殺雷穆斯。暴力是開端，沒有暴力的運用，沒有忤逆之舉，就不能締造開端。開端是一場罪行， 『自然狀態』一詞不過是對它進行理論凈化的一種釋義。」 六年之後，阿倫特的又一名作《論暴力》（一九六九）出版，進一步討論了暴力與合法性的關係問題：「權力是一切政府的本質，但暴力不是。 」 「權力就是合法化的，或制度化的武力。 」 「暴力可以得到正當化，但它永遠不會是合法的。」 「暴力總是能夠摧毀權力，槍杆子里出來的是最有效的命令，……但永遠不會從槍杆子里出來的是權力。」暴力 （革命） 之後革命政權所面臨的合法性困境，是二十世紀的阿倫特試圖解決的難題，然而就在這個問題上，十八世紀的邁斯特成為阿倫特當之無愧的先導：「有人認為這個政體 （法蘭西共和國） 是強大的，因為它只是依靠暴力」，但是「權力不同於暴力」，「法國革命政權是非法的、暴虐的政權」，「政府是犯罪和篡權的產物」，「法國現在沒有絕對權力，因為一切都是人造的、使用暴力的」，「人們正在遭受暴力統治，只有國王，一位合法的國王，高踞王位，舉起查理曼權杖，才能平息這一切」 。針對暴力革命，邁斯特的解決方案就是復辟，或雲對法國大革命這場「反革命」發起革命。阿倫特的《論暴力》附錄中有這樣一句顯豁的話：「革命常常是過去的最後的抽搐，因此，它們不是真正的革命，而是以革命之名進行的反革命。」這句話正是邁斯特「反革命不是一場反方向的革命，而是革命的對立面」一語的絕佳註腳。

當邁斯特的復辟方案連同他的預言在十九世紀一併失效，他的思想卻在二十世紀重獲新生， 預告了阿倫特的 《論革命》與《論暴力》，更預告了此後思想界對法國大革命的「革命」。伯林說的沒錯： 邁斯特道出了我們今天的反民主言論的根本，他的思想在當時水土不服，若想生逢其時，需要再等一百年。

不過，待到邁斯特終於「生逢其時」，他的預言是否也會捲土重來？「法國的平民專制乃是更低級、更獨裁的暴政」，「軍隊將是決定革命前途的關鍵因素」，「當軍隊將領決心回歸正道，整個王國都歡呼雀躍，人們相互擁抱，聚在一起詛咒他們的專制暴君」。這後半句邁斯特引述的是「休謨論法國大革命」，我們是否可以仿效伯爵，將邁斯特這段「法國革命論」 換個標題， 改成 「邁斯特論俄國革命」 ？他的可怕預言是否真的已經終結？無論如何，邁斯特的這篇大寓言，我們至今還在讀：

Eadem Mutata Resurgo 仍像魔咒一樣在我們頭頂盤旋。

原載《讀書》2015年 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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