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作家白蘭達·卡諾納：隨波逐流主義讓知識分子變得愚蠢

采寫 | 黃月

針對全球出版界的性別不平等現狀，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曾在今年3月8日婦女節當天推出了一篇對四個國家四位作家的同題訪談，從中我們不難看到，女性作家不僅面對著一個更不友好的出版、評論與評獎環境，甚至也面對著一個更複雜、更嚴苛的讀者環境——一些男性讀者會只因作家是女性而選擇不閱讀其作品。

在昨日上海思南書局的一場以「文字來源處的愛與欲」為主題的對談活動上，法國女作家白蘭達·卡諾納（Belinda Cannone）也提到，雖然在今天的法國文壇，約六成的寫作者是女性，但重要的文學批評和文學獎名單上仍大都是男作家的身影，「在這個意義上，我們都需要成為女性主義者，女性作家的作品和價值仍需要被認識和發掘，」白蘭達說。

「我首先是一個人，性別並不是最重要的」

與白蘭達對談的是法國文學研究者、翻譯家袁筱一，她也是出版於2015年的白蘭達隨筆集《僭越的感覺 慾望之書》的中文譯者。她評價白蘭達是一個「多面寫手」，作品涉及詩歌、散文、小說、評論多種體裁。在翻譯的過程中，袁筱一與這位法國當代作家產生了一種「息息相通的感覺」，原因之一在於白蘭達慣常以非學術的隨筆方式創作文學評論，這也是袁筱一個人很喜歡的一種切入文學的方式，從她今年再版的文學評論集《文字傳奇》中我們也能發現這一點。另外，袁筱一認為，「雖然（白蘭達的）評論寫作十分細膩而感性，但其與理性並不矛盾，」人們傾向於將女性視為對於情感、愛欲更敏感的動物，然而她指出，一方面愛與慾望本身是一個十分嚴肅的寫作主題，而且寫作——不同於日常生活的其他部分——本身也是一種理性的行為，我們不應該在文學的語境下將感性與理性對立起來。

袁筱一（左）與白蘭達對談現場（華東師大出版社供圖）

白蘭達也認同這一觀點，她認為沒有哪個性別更偏向理性或更偏向感性一說，這兩者對每個個體而言都是同時存在且同樣重要的。雖然常常面臨著性別的指認和強調，但她在寫作時並不會意識到自己女作家的身份，「我首先是一個人，性別並不是最重要的。尤其在我寫作的時候，我並沒有特別在意女性作家這個身份。我塑造的人物也有很多是男性，我並不覺得描述一個男性和描述一個女性或者一個孩子、一個中國人有什麼本質區別，他們都需要作家去花費大量心思去構思和描述。問題不在於性別的身份，而在於人。」

然而在法語辭彙中，性別的身份被不間斷地以缺失的形式對女性加以提醒。現場一位讀者指出，法語中的「作家」「詩人」這類辭彙只有陽性形式，而沒有與女性對應的陰性形式，在這種情況下，女性作家該如何定位與講述自己呢？白蘭達回應說，在法國這個問題也正在被一再討論，「很多女性主義者認為，從語言上講，這個規則進一步確立了女性和男性之間的不平等地位，他們提議在每一個詞後面都加上陰性的詞尾，每次說到一個詞都呈現出陽性和陰性的形式。」但她並不認同這一做法，「如果真想改造語言，我建議發明一個新的中性的詞，而不是把原有的詞進行陰性化。」

女性作家要「敢於嘗試傳統意義上不適合女性的主題」

除了關注和批評文學圈與出版界對兩性的區別對待，白蘭達也試圖在女性作家自己身上找原因，來解釋占多數的女性寫作者的邊緣地位。她與活動現場的聽眾們分享了一則發生在自己身上的軼事，與她的第三本隨筆集、今年8月最新譯介出版的《智者的愚蠢》有關。這本書最早於2007年在法國出版，此後有一位男性作家多次與她就這本書展開交流，並表示自己從中獲益匪淺。兩年前，這位男作家出版了一部作品名為《愚蠢的天才》，其中一個章節寫的正是「智者的愚蠢」——他在書中沒有提到白蘭達的名字，甚至在參考書目里也隻字未提。在一個電視節目上相遇時，他為「忘記寫上她的名字」而向白蘭達致歉，「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他說。

《智者的愚蠢》

[法]白蘭達·卡諾納 著 ?馬潔寧 譯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9年

之後白蘭達去做了一番查證考據，發現歷史上沒有任何一個女作家書寫過「愚蠢」這個主題，「因為這個主題需要很多思考、討論或者按照通常的說法需要理性進行分析，沒有女性作家敢於觸碰這樣的主題，」她說，「因此我覺得，應該從兩方面思考女性作家為什麼會面對今天這樣的境遇：一方面當然是社會還不能完全承認女性作家的價值；另一方面，也許女性作家自己也缺乏一點兒狂野精神或者大膽精神，要敢於冒險，敢於嘗試傳統意義上不適合女性的主題。」

聯繫到日前公布的中國重要文學獎項茅盾文學獎的十部入圍作品，袁筱一說，中國現當代寫作者中女性也佔據了約70%，但這份名單上的女性作者相當之少（實際上只有一位），「確實，女性在寫作方面話題可能還是受到一定局限，或者並沒有勇敢地踏入在傳統上看起來是男性作家領域的話題。」

除了白蘭達探討的愚蠢主題，戰爭或許也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在英國《衛報》刊發的《戰爭中的女性：為何我們難以想像女戰士？》一文中，作者、英國小說家莎拉·豪（Sarah Hall）指出，戰爭勞民傷財，無論男女都會受到影響，而且雖然女兵比例很低，但歷史上戰爭如此之多，參與其中的女性數量並不少，但是「由女作家撰寫的戰爭小說卻很罕見，彷彿是女性覺得自己沒有資格涉足這片想像的領域一樣」。

佔領輿論高地的教條正是當代的愚蠢

隨筆散文也有很多種寫法。白蘭達·卡諾納的《慾望之書》曾在2001年獲得法蘭西學士院散文獎，從《慾望之書》到後來的《智者的愚蠢》，她說自己在這第三本隨筆中開始嘗試以不同的方式呈現觀點，「把故事或者虛構的層面加入到隨筆當中去，試圖讓一些人物進行對話，由此闡述我的觀點，而不是像前兩本那樣直接陳述我白蘭達的觀點。」

《僭越的感覺 慾望之書》

[法]白蘭達·卡諾納 著 ?袁筱一 譯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六點分社 2015年

在《智者的愚蠢》中，她虛構的主角之一是格列佛，與英國作家喬納森·斯威夫特出版於1726年的小說《格列佛遊記》主人公的名字相同。格列佛是敘述者「我」的朋友，一個和善而謙遜、認為自己愚蠢而實際上頗有智慧的人。這本書的主旨正是出自格列佛之口：「讓我耿耿於懷的不只是當代人的愚蠢，或者1881年時的愚蠢，我告訴你，我所感興趣的是聰明人的愚蠢。他們修養不凡，見多識廣，能夠自由地（姑且這麼想）在任何時候，對任何話題運用他們的智力，然而他們卻同時受到了教條的影響。」格列佛在看似隨意的吐槽中直擊當代社會知識分子的痛點，「這是一種精緻的教條，可不僅僅是多數人的意見，而是這個相對較小的團體內部——聰明人的團體——的意見，他們統治著當代的思想。」佔領輿論高地的教條，正是當代的愚蠢。

從這本尖銳而狡黠的散文集中，我們不難發現白蘭達所指向和嚴厲批判的現代文化生活的種種虛偽甚至虛無——再聰明的人也幾乎無法逃脫這種愚蠢。相信先鋒主義的人其實已經跟不上時代了，意圖顛覆的人其實掉進了「要符合秩序，就請顛覆吧」的精神陷阱，很多討論還未開始便已夭折，因為人們「沒有論據，而只是姿態之間的交鋒」。

白蘭達在後記中說，她總是「想像自己扮演著身為文學沙龍女主人的職責」，於是她一邊借著作者的身份組織了辯論，一邊以「我」的視角參與了這場辯論。在幾乎發明了知識分子這一形象的法國，她看到媒體知識分子正把話語權握在手中，在以用媒體傳播文化的方式給自己「打廣告」的同時，又反過來汲汲於得到媒體的認同。結果就是，「知識分子的形象變成了一個大問題，」白蘭達寫道，所謂知識分子奉行著隨波逐流主義，不斷重複著「大師」「反叛」「先鋒」的陳詞濫調，而普通人抱定互聯網信息平等的幻覺，堅信「讓每個人都能表達自己意見的網際網路，能夠讓人擁有對真理的總體認識」……在今天，我們是否還有可能做一個不隨波逐流的智者？白蘭達在《智者的愚蠢》中為我們提供了彼此交錯、糾纏或衝突的思路，而智慧的道路究竟通向何方，我們只能獨自找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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