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科技評價改革：如何演變？趨勢如何？觀點

編者按

完全量化的學術評價無疑會造成僵化、誘發學術不端等惡果，以論文為中心的評價體系就是如此，但如果以此為依據，想當然地認為學術評價無需量化，對於中國如此龐大的科研人員群體和以人情關係構建的社會基礎，僅僅沿用國外通行的同行評價機制就能高枕無憂，將會走向另一個極端。李志民認為，中國的學術以及科技評價其實一直以差不多每十年一個周期變化著，並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逐步演變。值得注意的是，每次改變都是基於中國國情的嬗變，而非硬性調整，是順應了時代的自我迭代、更新。

撰文 | 李志民（中國科技評估與成果管理研究會副理事長兼學術委員會主任）

學術與科技評價既是科技管理的工具，是對科技活動進行規劃、決策、管理、監督的手段，也是學術共同體對科技發展內在的、基本的學術認識活動，是對科研產出和影響的價值判斷。

長期以來，我國科研評價體制和政策的制定始終沒有脫離「計劃經濟」、「政府主導」的束縛，就「科研」評「科研」，評價指標單一，重數量輕質量，重論文輕應用等，比如 SCI 原本就是論文索引工具，硬生生搞成了評價指標和獎勵的依據。

學術界對科技評價有很多意見，對評價結果互不服氣。產生該現象的原因是：科研幾乎所有環節都是市場機制，而評價仍然是計劃體制；科研經費主要用於科技開發，只有不到10% 經費用於基礎研究，而評價方法卻用的是100% 基礎研究評價指標；科技評價用短期視點，而科研成果的價值有時卻需要長期評價才能得出正確的結論。

科技評價的困難還在於我們把科學和技術混在一起來評價。科學屬於文化範疇，技術屬於生產力範疇，兩者混在一起就很難評價。文化活動產出的是精神食糧，生產活動產生的是物質財富。很難找到一種能兼顧生產力評價和文化評價的具體方法，文獻計量評價方法顯然不能評價技術創新活動。

當然，完全量化的學術評價無疑會造成僵化、誘發學術不端等惡果，以論文為中心的評價體系就是如此，但如果以此為依據，想當然地認為學術評價無需量化，對於中國如此龐大的科研人員群體和以人情關係構建的社會基礎，僅僅沿用國外通行的同行評價機制就能高枕無憂，將會走向另一個極端，在中國的科技評價歷程上並非沒有過嘗試。

這有點像高考制度，都知道但凡有高考這道坎，必然會導致應試教育，但是如果沒有高考，整個國家的人才選拔機制馬上就會陷入毫無懸念的混亂之中。

公正地說，我國的學術以及科技評價其實一直以差不多每十年一個周期變化著，並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逐步演變。值得注意的是，每次改變都是基於中國國情的嬗變，而非硬性調整，是順應了時代的自我迭代、更新。

改革開放之前的幾十年，誰的科研水平高，科研經費給誰，並沒有什麼量化標準，也沒有同行參與評價，完全是由行政部門官員說了算，更多的是主觀臆測之下的長官意志。

改革開放後的八十年代開始有了同行評審，但當時直接參与科研工作的人員數量有限，學術圈子非常小，最後成了專家朋友相互評，你好我好他也好，學術評價成了走過場，走形式。

到了九十年代，基於論文是國際通行學術貨幣這一基本認識，學術界開始重視SCI 論文的寫作和發表，當時科研人員發表的論文數量都不多，學術和科技評價成了比論文數量多少，好像誰SCI論文多，誰的水平就高。

2000年之後，當新一代接受比較嚴格學術訓練的大學生成長起來之後，論文數量已經不是問題，海量論文開始迅速積累起來，此時再以論文數量比高低意義就不大了，於是開始比較論文發表期刊的影響因子，中國人還發明了影響因子總和的評價方法，醉心於 SCI 指標。

2010年前後出現了 ESI 的評價標準，高被引論文、高被引作者成了新時代的高水平代表，用學科的前百分之一、千分之一和萬分之一反映科研機構在國際上的學術影響力。

ESI 主要有四個一級指標，分別是科研的生產力、影響力、創新力和發展力，每個一級指標下還有二級指標。ESI 只是論文維度下的權重分析。另外，由於 ESI 不收錄會議論文集，造成計算機學科的準確性受到懷疑。可以看出，ESI 並不完美，但雖丑不堪言，總比之前的數論文、SCI 指標等要好一些。

梳理中國這數十年的學術、科技評價體系演變，我們會發現經濟學中的「稀缺」規律一直在起著作用，中國的學術共同體一直在尋找一種如同上古時代的貝殼或者當代的貴金屬為本位的，難以替代又盡量簡單明了的學術標的和模型。

可悲的是，一般而言，簡單意味著容易複製，繼而過剩和泛濫後取代「稀缺」。因此，評價指標的發展是越來越複雜，可另一方面由於（論文）呈現方式在各學科、各領域中的不均衡，必然會造成學科之間指標的失衡和畸形，從而陷入了一簡單就亂套，一複雜就畸形的評價怪圈。

從某種意義上講，並不存在絕對正確的評價指標，只有不斷進化發展，與時俱進的評價模式，無論規則定得如何公正，都難免受專家知識面的限制，主觀判斷的偏頗，人情世故的影響；科技評價應該上一個新台階：靠客觀數據積累，在合理分類評價的基礎上，逐步實行公開評價，讓學界和產業界廣泛參與。

ESI 是2010年前後出現的評價指標，如今又過了接近十年了，有望出現更公正合理的評價指標。

曙光早在去年就出現了。習近平總書記在2018年5月的兩院院士大會上指出，改革科技評價制度，正確評價科技創新成果的科學價值、技術價值、經濟價值、社會價值、文化價值，把人的創造性活動從不合理的經費管理、人才評價等體制中解放出來…… 要通過改革，改變片面將論文、專利、資金數量作為人才評價標準的做法，不能讓繁文縟節把科學家的手腳捆死了，不能讓無窮的報表和審批把科學家的精力耽誤了。

可以看出中央打造學術、科技風清正氣良好氛圍的決心，也可以看做是吹響了對於盤踞在學術界、科技界多年陳規陋習的宣戰號角。

2018年10月，科技部、教育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中科院、中國工程院等五部門發出通知，聯手開展清理飽受詬病但又難以革除的「唯論文、唯職稱、唯學歷、唯獎項」（簡稱「四唯」）的專項行動；11月，教育部辦公廳印發《關於開展清理「唯論文、唯帽子、唯職稱、唯學歷、唯獎項」專項行動的通知》，決定在各有關高校開展「唯論文、唯帽子、唯職稱、唯學歷、唯獎項」（簡稱「五唯」）清理行動。

破除四唯（五唯）的行動對於中國的學術、科技評價體系無疑是一個破而後立，建立中國特色新型評價體系的重要契機。事實上，學科評價、學術評價完全不能僅憑單個論文度進行簡單評價，而是需要科學的多維評價，在這方面，已經進行了四輪的學科評估可以給我們提供某種借鑒。

學科評估是教育部學位與研究生教育發展中心（簡稱學位中心）按照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和教育部頒布的《學位授予與人才培養學科目錄》（簡稱學科目錄），對除軍事學門類外的全國具有博士或碩士學位授予權的一級學科開展整體水平評估。從2002年開展首次學科評估，平均四年開展一次。

它採用「客觀評價與主觀評價相結合」的指標體系。一是客觀指標，經數據全面核查和修訂後，按照「線性規劃法」計算得到各末級指標得分。對於專任教師數、授予學位數等規模指標設置上限，達到上限值則得分相同；對於省級獎勵，將不同省市的設獎總數與研究生培養規模進行標準化處理。

二是主觀指標，分別邀請同行專家與行業專家、在校學生、用人單位對不同指標分別進行評價，得到各末級指標得分。然後再根據指標權重加權得出二級指標、一級指標和整體水平得分。

雖然還不能預測下一步新的學術、科技評價體系具體是什麼模樣，但可以預測在新的評價體系中，互聯網必將發揮更為基礎性的作用，利用互聯網發展出新的學術評價機制將是大勢所趨（比如評估在線關注度的 Altmetrics），靠客觀的大數據積累，在合理分類評價的基礎上，逐步實行公開評價，讓學界和產業界廣泛參與。

學術、科技評價的領域和學科會更加細分，要針對不同的科研活動和評價對象，制定有針對性的評價標準，避免過分強調短期量化考核指標的簡單做法。要加強引導性評價，發揮評價的激勵作用。要建立合作成果的公正評價機制，促進科學家之間研究工作的交流協作。要防止與評價結果相關的激勵措施誘導科研人員和科研機構急功近利的行為。

基礎研究以同行評價為主，重點評價科研誠信與學風、創新質量和學術貢獻，非保密項目要大力加強國際同行評價。

應用研究和產業化開發應建立主要由市場決定技術創新項目和經費分配、成果評價的機制，強調科研成果轉化應用、技術轉移推廣、科學普及等科技產出在評價中的作用，由用戶、市場和專家等相關第三方參與評價。

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提高科技評價工作效率和開放程度。要充分利用互聯網等公開數據，引入公開數據佔一定比例的權重評價方法。開放學術界公開參與評價辦法，實行網路投票等佔比例評價等。

學術、科技評價體系事關改革創新大局，國家興衰，雖前路漫漫，任重而道遠，但只要我們立足中國國情，尊重科技和人才發展規律，勇於破舊立新，自我變革，必然能夠趟出一條中國特色評價體系的康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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