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江濤：試論中國早期國家形成的模式與動力

國家是文明社會的概括[1]，是文明社會形成的最突出標誌，對國家起源和形成課題的探索總與對文明起源與形成問題的探討相伴相生。近些年來，尤其新世紀以來中國學者在探討文明起源問題時也不再過多的關注或糾葛於中國早期國家形成的「標誌」或「要素」，而開始在總結概括大量新材料新發現的基礎上，探索中國早期國家的特徵、模式、動力等相關理論問題，這顯然是研究不斷深入的表現。然而，如果以今天中國地域範圍或概念來說的話，每一個地理單元或地區都有著各自區域內國家形態的演進，如中原地區、黃河下游地區、長江下游地區、長江中游地區、遼西地區,等等。史前時期每個地區在區域文化和社會發展中都可能出現早期國家的形態，而且會有著不同的特徵和多樣的道路或模式。單從考古材料和研究程度而言，目前可做相關分析的地區主要有中原地區、長江下游地區和遼西地區，而黃河下游的海岱地區和長江中游的江漢平原等材料雖不少，但不夠系統全面，僅可做傾向性的推斷。本文嘗試在豐富的考古資料及前人研究成果基礎上，擬概括提煉出有關其中國早期國家形成的模式與動力。

一、關於中國早期國家的討論

新世紀以來,對「酋邦」和「早期國家」的討論非常熱烈。塞維斯（Elman R. Service）的酋邦理論經張光直先生引入國內，在中國的學術界產生了較為廣泛的影響，對於探索中國文明與國家起源問題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同時也引起了激烈的爭論。「早期國家」的研究同樣存在這樣的問題。20世紀70年代克賴森和斯卡爾尼克（HenriJoannes Maria Claessen and Peter Skalník）提出「早期國家」的概念[2]，將早期國家分為三類或者三個階段，即未完全成形的早期國家或未發達的早期國家（inchoateearly state）、典型的早期國家（typical early state）、過渡形態的早期國家（transitional early state）。後來又將未完全成形的早期國家或未發達的早期國家更改為初始的早期國家（inchoate early state），概念本身有所變化[3]。無論如何，理論源於實際材料，而不是先有模式或理論，然後去框材料。值得注意的是，克賴森教授2006年來到中國學術交流，其對早期國家認識的修改，正是他學習到了「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中大量的最新的考古發現與資料的結果。此外，中國學者對早期國家的概念的看法與國外學界提出的早期國家又有明顯的不同，甚至差別很大，關於這一點，已有學者論述[4]，不再贅述。而中國學者們雖自覺不自覺地常常使用「早期中國」的概念，但學者之間也是存在較大爭議[5]。

蘇秉琦先生20世紀80年代中期提出中國文明起源的過程為「古文化－古城－古國」，並接著提出國家形態的「古國－方國－帝國」發展模式。紅山文化在距今五千年以前率先跨入古國階段，不遲於四五千年前，全國六大區系大體都進入了古國時代，即城邦、萬國林立時代。方國階段大約在距今四千年前，與古國是原始的國家相比，方國已是比較成熟、比較發達高級的國家，夏商周都是方國。但同時又認為，方國最早出現在夏以前，江南地區的良渚文化、北方的夏家店下層文化是最典型的實例[6]。現在看來，蘇先生在這方面的最大貢獻不是其概念與命名的恰當與否，而是他高屋建瓴指出的方向和方法。他應是首先明確地從中國考古學上將文明起源及早期國家形態進行階段劃分的學者，對當時重建上古史體系有著重要推動作用。1994年，王震中先生在其專著《中國文明起源的比較研究》中從聚落形態的演進角度來劃分社會形態的演進階段，認為中國文明起源可劃分三大階段，即社會尚未分層的農耕聚落形態－開始分化和分層的原始宗邑聚落形態－文明形成的城邑國家形態[7]。2003年，王先生從國家形態的研究反觀文明化的進程，認為中國古代進入文明社會以後的政治實體演進為：邦國－王國－帝國三個階段和三種形態[8]。至2005年，他進一步提出了中心聚落－邦國－王國－帝國的四階段。中心聚落形態相當於複雜酋邦，在考古學文化上是仰韶文化的廟底溝類型和大河村類型，也就是仰韶文化中、晚期；邦國相當於龍山時代；王國階段為夏商周時期；帝國階段始於戰國之後的秦王朝[9]。2004年，王巍先生在《中國古代國家形成論綱》一文中也將中國古代國家的形成和發展分為邦國、王國、帝國三個階段，並從宏觀的角度概括抽象出各階段的特點[10]。2010年，李伯謙先生傾向用酋邦指代「邦國」，提出了中國古代文明演進的酋邦、王國、帝國三階段論[11]。

這些都是較早時期學者們對中國早期國家形成問題研究的有益探索，也僅僅能說是一個側面而已。實際上，隨著這一問題的提出，學者們研究熱情就迅速升溫，以致持續高溫，僅從紛繁複雜的爭論中就可窺一斑，以討論最激烈的龍山時代的社會性質為例，就有「酋邦或城邦國家」[12]、「酋邦王國或城邦王國」[13]、「古國」[14]、「邦國型國家」[15]、「城邦國家」[16]、「萬邦時期」[17]等多種說法。

雖眾說紛紜，但隨著新世紀以來對相關材料研究的不斷深入，在某些方面有逐步趨同的認識或者暫時的共識。主要可以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在國家形態演進上至少存在三個階段，即邦國、王國、帝國。後二者爭議不大，一般認為至少夏、商、周屬於王國階段，秦代以後進入帝國時期。王國之前如何稱呼，如上文已言存在較大爭議，但卻基本上都認為龍山時代晚期已進入了國家形態。結合文獻與考古材料等綜合研究，目前對於以陶寺遺址為核心的社會無論是屬於「邦國」階段，還是屬於「王國」階段，學者們都不否認其已經進入了國家形態。筆者以為，如果認為王國階段是以王權國家為最大特徵，陶寺國家既已進入最初的王國階段（下文詳述）。第二，雖然不同地區文化之間存在著互動的交流，但因其地域的和文化的相對獨立性使它們有著各自國家形態演進的過程，也就是說，這些地區的國家形成應有著自己的特徵。值得注意的是，不同區域國家形成的過程並不同時，亦不同步，存在發展的不平衡，有些區域已經進入國家形態，而有的可能還處在部落或酋邦階段。而且最終的結果也不一樣，有的是連續進化，而有的則是斷裂或中斷。其中中原地區表現出一脈相承、持續發展的特點，經歷完了三個階段。第三，同樣是由於上文第二方面的原因，各區域國家形態演進中表現出不同的特質，進而呈現出不同的「模式」。其中陶寺文化和社會在早期國家形成過程中所創造的政治制度、統治模式、執政理念等多為後世所繼承，成為中國古代文明和成熟國家形態特徵與模式的主源[18]。或者可以說， 「陶寺模式」與夏商周三代一脈相承。

二、中國早期國家形成的模式

考古學文化上的龍山文化時期是中原地區早期國家和文明形成的關鍵期。這一時期陶寺遺址的聚落等級分化嚴重且存在多個層級，複雜化程度較高。首先，聚落布局功能分區的本身就是等級分化的表現，宮殿區、倉儲區、祭祀區、手工業作坊區等顯然都是為權力階層服務的。其次，從居址看，既有規模宏大，地位凸顯的宮殿夯土建築，又有簡陋普通的半地穴式或窯洞式小房子。值得注意的是，同是貴族階層則又進一步分化為下層貴族與上層貴族。再次，從墓葬埋葬情況看，陶寺早期和中期墓地都有著明顯的差別與等級分化[19]。墓葬形成了金字塔式的等級結構，且存在著多個層次等級，而並非簡單的大、中、小的差別。因此，這不僅反映了社會出現了階層分化，還反映了這種分化已經達到相當複雜的程度。此外，陶寺遺址還發現有許多的亂葬墓，死者或被棄於灰坑，或被作為人牲祭祀，或被夯築於城牆中，有的甚至是多人叢葬。這些應是社會階層分化和階級矛盾尖銳的反映。從陶寺所處聚落群更宏觀的區域看，陶寺遺址附近20公里的範圍內密集分布有14處陶寺文化時期遺址，這些遺址從空間關係上看，基本上圍繞陶寺遺址分布，可分為三個差別很明顯的等級，陶寺聚落在該聚落群中有著唯我獨尊的地位，是絕對的中心聚落[20]。從整個陶寺文化的分布區看，也明顯存在著聚落等級差別，都有著特大、大型、中型、小型的區分，聚落亦呈金字塔式結構模式。其中，陶寺遺址仍然是規模最大的聚落，優勢明顯，作為聚落中心之都邑的地位瞭然。

中原地區龍山文化晚期的王城崗遺址也是一處面積達34.8萬平方米左右大型城址[21]，城內發現多處大面積夯土基址和祭祀坑、玉石琮和白陶器等重要遺迹遺物。在其所在的潁河上游聚落群中呈圍繞王城崗遺址密集分布的聚合之態[22]。聚落群明顯的分為三個等級，等級分化及等級差別也較明顯，其聚落結構為典型的「金字塔」模式。王城崗遺址是目前王灣三期文化中面積最大的城址，也應是整個文化區的聚落中心所在。聚落考古是一種社會考古學的研究方法，最能集中反映當時的社會狀況。可見，中原地區國家形成關鍵期複雜的等級差別是社會政治結構的基礎。

龍山文化時期，家族一級的社會組織作用與地位更加突出，隨著宗教祭祀的發展，戰爭的催化，權貴家族的家族長權力得到不斷強化，逐漸將神權、軍權和族權集中於一身，王權開始出現，王者初步顯現。陶寺早期五座規格最高的大型墓規劃有序的集中於一個區域，墓主均為男性，隨葬十分豐富的隨葬品，表明這一地位最顯貴家族中的男性具有最高的社會地位。更有學者直接指出，這些甲種大墓的墓主已經不是部落的首領，也不是酋邦之長，而是階級社會裡早期國家的最高統治者[23]。值得注意的是，陶寺M3015、M22類大型墓隨葬品中帶彩繪柄的玉鉞、眾多的石鏃、骨鏃等兵器類遺物很可能是墓主擁有軍事權的體現。而彩繪陶器、木器、鼉鼓、特磬等禮器器類很可能同時又用於祭祀，這又表明墓主也應擁有一定的神權。墓葬本身在該家族墓地中是規格最高的，反映墓主又擁有最高的族權。所以，此類墓墓主似乎同時擁有了軍權、神權和族權，墓主當為「王者」[24]。王城崗城址與陶寺城址出現了大型夯土建築和宮殿類的建築，城址統一性的規劃、較為完善的布局和功能的分區、重要的政權性的大型建築等等特徵，很可能表明這即是王者所居之都。最近，在陶寺宮殿區外圍又發現了面積近13萬平方米的宮城城牆[25]。宮城的出現意義重大，從空間上凸現最高統治者與普通居民甚至一般統治者的區別，意味著社會最高統治階級的出現，即「王權」的形成[26]。早期國家的意識形態基本上以維護王權壟斷為核心，甚至陶寺「觀象台」和圭表系統作為天文觀測儀器也被國王所壟斷，標誌著王權專制、君臨天下意識形態[27]。可見，王權是這類國家統治的核心。需要強調的是，王權出現不一定意味著此「王」是真正意義上的「家天下」之天下共主之「王」。換言之，陶寺國家之後發展成為了「家天下」的夏商周時代明顯的天下共主的王朝國家形態。

陶寺早期大、中型墓中一些珍貴的器物，種類繁多且有一定的組合。各類器具在大中型墓，尤其大型墓中成套出現，漆木器與陶器或互為配套，並在墓中有大致固定的位置。而且隨墓主身份不同，器物的使用已有相當嚴格的限制，如蟠龍紋陶盤、鼉鼓、特罄只見於大型墓中；朱繪大口罐在大型墓中用四件，而中型墓只能用兩件[28]。可見，一些隨葬品已成為墓主社會地位和等級特權的象徵，而且有些隨葬品又進一步成為區分顯貴階層中等級和差別的標誌物。因此，有學者斷定，陶寺文化時期社會上、中層已普遍使用了禮器，並已形成一套按貴族的等級身份依次有序地使用禮器的制度[29]。至陶寺文化中期，大墓的禮器群更加華麗，非實用性更強，禮器色彩更濃。此外，整個陶寺文化分布區內的下靳墓地[30]也存在一定的等級分化或分類，表明墓葬等級也存在著地域的差別，下靳墓地中最大的墓僅相當於陶寺的中型墓，似乎規模小、規格低的聚落其墓葬等級和規格也較低，最高等級的大型墓僅存在於陶寺遺址這一最高等級的都邑聚落中。這樣一來，在陶寺文化分布區域內，陶寺文化墓葬等級出現了統轄於同一個等級體系或禮制系統內的跡象。而至二里頭文化時期，墓葬等級開始在更廣大地域內統轄於同一個等級體系內，也就是說，社會開始統一到一個等級制度、禮制系統，這一點較陶寺文化時期表現得更明顯[31]。這些禮器表現出的顯然是規範現實社會中各階層行為、身份、儀禮等社會關係或言「禮序人倫」的禮制，而非僅是宗教祭祀神器。而且這種禮制往往與世俗的宗族關係有著一定的聯繫。雖然嚴格的階級差別和等級秩序早已拋棄了宗族的親情，權力與財富完全按照政治權利和經濟集團利益來分配和傳承，但仍然保留著形式上宗族血親外衣，血緣政治依然是重要輔助。這種與血緣宗族相聯的禮制是社會政治制度的特質，也是商周以及之後中國古代社會一直延續的獨特統治模式。我們所謂華夏文明重要特質是禮樂文明即主源於此。

從目前資料看，陶寺社會屬於最初的國家，所謂最初的國家是指社會剛剛進入國家時期的一種最初的形態，與之後的二里頭國家形態相比，陶寺的國家形態顯然具有更多的原始性。從文化分布區域看，陶寺早期國家原始性還表現在其實際控制地域基本僅限於臨汾盆地，控制地域不是很廣闊，限定在自然地理格局形成的一定區域範圍之內，還沒有出現對多個地理單元或者跨多個考古學文化區的地域控制。二里頭國家則突破了自然地理單元的制約，出現了跨地域範圍的更廣大區域的控制，空間上涵蓋了數個先行文化的分布區域[32]。此外，就陶寺社會而言，整體社會組織已經按照地緣政治構建和運作[33]。值得我們進一步思考的是，這種「地緣政治」相對於傳統已久、根源深厚的血緣政治來說，顯然是個「新興事物」。新興事物的開始或萌生往往擺脫不了一種宿命，就是會遭受一時的嚴重打擊而顯得脆弱和短暫，這可能正是陶寺這一最初的國家在其晚期迅速衰落的根本原因所在，正像王國階段之後帝國形態始現的秦朝的短暫存在一樣，但是新興事物的發展是一種歷史的趨勢，脆弱的開始並不能阻斷其長足的發展。值得注意的是，最初的國家過於重視「都城」的地位，「都」的地位和作用十分突兀，歷時長，且往往與其國家社會興衰同步，即此都城衰敗，其所代表的國家及文化亦衰落。都城長期固定，不似之後王朝國家，如商、周等都城多遷徙，不同階段有不同的都城所在。有鑒於此，不妨將這種以其「都城」為絕對核心的最初國家稱之為「都邑國家」[34]。此外，就中國史前考古實際看，筆者以為國家與王朝是有區別的，國家是政治組織形態，而王朝是政治權力統治模式，出現王朝肯定是國家形態，但國家形成不一定王朝出現。王朝的控制地域較廣並且跨地區，而最初的國家，控制地域相對單一有限。王朝的核心是王權，國家還有可能是以神權為核心的神權國家。

可見，中原地區最初的國家中複雜的等級分化是社會政治的基礎；王權是國家統治的核心；禮制是政治制度的特質；形態上，屬於都邑國家，而非典型廣域王朝國家。以上通過對相關考古資料的分析總結出來的中原地區的早期國家的四點特徵初步形成於陶寺文化時期，這些為夏、商、周及其後世所繼承發展。

長江下游地區的良渚最初國家也是社會複雜化的結果，等級差別也是社會政治的基礎。從張家港東山村遺址新發掘材料看[35]，至少崧澤文化早期社會既已出現較為明顯的分層現象， 是該地區文明化進程及國家演進的開始時期，社會複雜化明顯較中原地區開始的早。崧澤文化之後社會在經濟、文化、政治結構方面不斷發展，社會等級分化不斷加劇。進入良渚文化時期，整個良渚遺址群以及良渚文化聚落群的聚落等級分化，包括墓葬的等級分化，已有學者給予了論述[36]，在不同聚落之間和同一聚落內都出現一定等級差別，此不再贅述。良渚文化中期，良渚社會發展到了巔峰階段，以莫角山為核心的良渚城址是良渚文化的絕對中心，瑤山[37]、反山[38]最高規格的顯貴墓地的出現，代表了當時良渚社會的最高階層。但值得注意的是，從社會總體等級結構上看，良渚遺址群社會的第一、第二較高等級的群體數量似乎非常龐大，低等級的群體反而較少。良渚文化小型墓葬也多有隨葬品，有小件墜、泡、管等玉飾物，不似中原地區同時期的小墓多無隨葬品。反山和瑤山兩處最高等級墓地在墓葬排列以及隨葬品構成上顯示出不同的風格，但依據發掘報告所言墓地年代卻基本上都屬於良渚文化中期偏早階段，若然則很可能表明良渚社會同時存在著兩個分屬不同政治體的最高權力集團，或言最高權力集團竟然不是唯一的。即使二者是前後不同時期，但表現出來的隨葬風格的不同似乎也暗示權利形式至少並不是前後繼承的關係，很可能表明良渚最高統治集團並不在同一個血緣家族內傳繼。

良渚社會宗教色彩極其濃厚基本已成學界共識，除去這一表面現象的外衣，我們就可以看清其社會核心權力的實質。良渚大型墓葬雖有一些世俗王權標誌物如玉鉞等，但在滿目祭祀通神玉璧、玉琮的籠罩下顯得如此少見與渺小。良渚聚落內三個建築等級較高的高台分散三地並未集中在一起，外圍也未見到類似宮城牆或壕溝類遺存。良渚城牆底寬多在40至60米左右，個別地方甚至更寬，其功用似乎更像其完備的水系一樣主要用於防洪，而「築城以衛君」的目的不明。良渚社會是一個以神權為主的社會，而一般源於軍權的王權似乎處於從屬地位。文化統一到對神的認同上，信仰與神性是統一的，而社會所依賴正常運轉的組織機構並不複雜，前文所言良渚遺址群較高等級的聚落數量較多，不是嚴格意義上等級有序的金字塔結構，可能就反映了這一點。也就是說，良渚社會神權可能是統一的，而實際上的政體或政權並不一定統一到整個文化區。此外，高峰時期的良渚社會經濟短期發達，社會財富豐富且集中，但社會組織結構卻相對簡單乏序，這顯然不利於資源與財富的合理流通與配置。總之，良渚社會也進入了最初的國家形態，神權是國家統治的核心，而不是王權；所謂禮器雖區分身份等級卻同時具有更多的神性或言更屬神器，看不出明顯的與世俗血緣宗法連在一起的跡象。

遼西地區的紅山文化晚期階段社會出現了明顯的分化和層級化，聚落出現了等級分化，至於這種分化複雜嚴重到什麼程度，目前材料實難定性，但似乎並未出現明顯的金字塔式層級。有學者將內蒙古敖漢旗502處紅山文化遺址按河流分布進行劃分，大致分為 6 個聚落群（組）[39]。紅山文化晚期聚落數量與密度雖有明顯增加，卻並未出現形態上的向心式布局，聚落群（組）之間等級差別也表現不明顯。

牛河梁遺址是目前紅山文化的聚落中心，已發掘的16個地點，形成了廟、壇、冢的聚落結構[40]，且又以女神廟、上廟、山台建築區為聚落內的中心。紅山文化的此類祭祀遺址明顯分為廟壇冢均有、有壇有冢和只有冢或壇三個等級，而廟、壇、冢三者齊備的只有牛河梁一處，具有唯一性。壇和冢的組合之中又以壇為核心，而非冢。第二地點一壇五冢，壇居於五冢中心位置，呈拱衛之勢，以祭壇為中心直接反映的是以「神」為社會信仰體系的核心。此外，牛河梁11個冢群之間似乎看不出哪個冢群地位更高，或言冢群之間沒有明顯的等級差別。

牛河梁遺址每一個冢中的墓葬似乎可以分出等級差別。如可分為中心墓、台階式墓、甲類砌石墓和乙類砌石墓四個等級；或者分為中心大墓、台階式墓、甲類石棺墓、乙類石棺墓和附屬墓五個等級。但值得注意的有三點：一、從墓葬規模看，只有簡單的大小之分，層級並不複雜；二、從隨葬品看，四個等級中大多數墓葬中均隨葬有精美的玉器。（牛河梁N2、3、5、16四個地點墓葬中有隨葬品的31座，而隨葬玉器達26座。）三、隨葬品並未形成明顯的等級有序和規格上的差別，即使常見玉器的隨葬數量和規格似乎沒有嚴格差別。此外，隨葬品最多的，卻並不是規模規格最高的墓葬；中心大墓也並非墓群中隨葬玉器最多者。若每一個冢群和每一個冢都代表一個社會群體或集團的話，牛河樑上述情況似乎表明其社會不同集團內似乎存在一定但不嚴重的社會分化或等級差別，而不同集團之間卻沒有出現明顯的嚴格等級分化，所謂「王陵區」更未出現。關於墓葬隨葬品，有學者認為全部是用於祭祀活動的神器[41]，實際上也見有一些常被認為反映世俗權力的玉器如鉞、璜等。無論如何，墓葬中出土的精美玉器如玉人和各類動物形玉器以及非實用陶器雖然一定程度上彰顯了墓主的身份地位，但其主要作用當為溝通人與神的宗教法器或巫儀神器。這些專門用於祭祀活動的神器，顯然不是體現並規範現實社會中各階層行為、身份、儀禮等社會關係的嚴格意義上的「禮器」，反映的也並非是「禮序人倫」的禮制。聚落中反映現實生活狀況的居住單元分化不嚴重，房址目前僅有半地穴式和大房子之別，未見表現世俗權力的大型房址、高等級建築基址，更未見宮殿類建築。

可見，紅山文化晚期社會存在兩套權利系統，神權體系等級有序且系統完備，表現出以「神權」為中心的社會組織特點。而最能體現「王權」的世俗權力體系分化簡單且相對弱勢，這一點與良渚社會基本相同，甚至還不如良渚社會表現明顯。總之，遼西地區紅山文化晚期社會神權至上，並未進入傳統意義上的王權國家時期。

對於黃河下游的海岱地區和長江中游的江漢平原，雖然有著豐富的考古資料和研究成果，但卻缺乏對區域內中心聚落，尤其核心城址，解剖麻雀式的重點而又長期連續性的發掘與研究，以至對其具體布局、功能分區、有無宮殿禮儀性建築和貴族墓地等內涵情況也不甚清楚。依目前材料還難於明確判斷。

無論如何，不同區域社會的國家演進過程表現出不同的特徵，呈現多樣性的特點，可以有「陶寺模式」，也可以有「紅山模式」和「良渚模式」。而且國家形成或出現是古代社會複雜化進程的可能性之一，但絕非唯一歸途。恩格斯在論述國家興起時指出了雅典形式、羅馬形式和德意志形式等三種主要形式。恩格斯指出的這三種國家形成的途徑，又不妨稱之為「內髮式」、「外髮式」、「擴張式」。結合中國實際，上述三種形式的任何一種都難以相合，古代中國的國家形成途徑顯然複雜的多，不僅呈現多樣性，還兼含三種形式[42]。對於多樣的模式，中國學者很早之前就已經有所注意，只是沒有言明而已。蘇秉琦先生曾經把中國文明起源歸結為裂變、撞擊和熔合三種基本形式[43]，這可以說就是對文明起源模式的一種探索，而且似乎與恩格斯所言三種形式有異曲同工之妙。近些年來，學者們開始嘗試對此專題研究。王巍從宏觀的角度提出匯聚和輻射是中國古代文明起源與形成的主要模式，認為夏王朝建立之前主要是各地先進文化因素向中原地區的匯聚；夏王朝建立之後，中原地區的文化居於主導地位，夏商王朝先進的生產技術、政治制度、宗教信仰及其他先進的文化因素向四周輻射；與此同時，也存在著中原夏商文化對周邊文化因素的吸收[44]。欒豐實先生認為中國史前社會的文明化進程不是一種模式，而是存在兩種發展模式。第一種是以中原地區和海岱地區為代表的「世俗」模式；另一種是太湖地區和燕遼地區為代表的「宗教」模式[45]。其所謂的世俗模式也比較強調禮樂的重要性。趙輝提出了「北方模式」和「南方模式」[46]。李伯謙先生撰寫系列文章明確提出中國文明演進的「三個階段兩種模式」，即以紅山、良渚為代表的神權國家模式和夏商周軍權—王權國家模式[47]。由前文論述可見，單就早期國家形成的角度而言，中國古代至少存在兩種模式，即王權模式和神權模式，目前比較清晰的神權模式為良渚國家，王權模式有陶寺、二里頭乃至商周王朝，當然這並不否定王權模式中神權對於統治的重要地位。

個案考察顯示的個性多樣固然重要，那麼是否有更高層次的共性跡象呢？從中國古史發展和最終結果這一長期軌跡看，這些「多樣性」最終走向了「一體」。嚴文明先生在注意到各區域文化間關係的同時更加註重各區域分化的差別，提出了「多元一體」文明起源模式。嚴先生認為中國史前文化是一種重瓣花朵式的多元一體結構，在這種結構的基礎上發展成多源一體的中國文明起源與形成模式，即中國文明的起源是多源的，同時又是一體的[48]。筆者以為關於「多元一體」有兩點需要注意：一、從不同的角度看，中國文明起源與形成既是「多源」的，又是「一源」的。多源易於理解，主要指中國史前幾個區域文化如燕遼地區、海岱地區、長江中游、長江下游、中原地區等各有特色，都有著相對獨立的發展過程。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原地區以外的其他區域文化似乎分別在紅山文化、海岱地區龍山文化、石家河文化、良渚文化之後相繼衰落，其文明化的進程或夭折、或中斷，只有中原地區文明得以延續發展。儘管各區域先進文化因素彙集中原，但並未改變中原文化這一主體，並且中原地區多將吸收的文化因素進行改造和整合。從發展脈絡上看，始終有著中原地區這樣一條主脈或主根，華夏文明的主體一直是在中原地區文化的基礎上連續不斷的發展而形成的。因此，從這個角度看，中國古代文明起源是「多源」中「一源」。所以，筆者認為所謂的多源與一源是從廣義和狹義不同角度看問題的結果。二、從文明與國家形成與發展的過程看，「多元」與「一體」是文明化進程中的不同階段，二者並不同時，是一個多元演進並逐漸走向一體的過程。廟底溝文化時期是中國早期文化歷史上的第一次較大規模的文化交流與融合。龍山時代早中期，是第二次較大規模的文化交流與融合，文化的互動交流中，中原地區文化實力逐漸強大。龍山文化末期，周圍地區的文化與社會相繼衰落，其文明化的進程遭遇挫折，而中原地區的文明脫穎而出[49]。至二里頭文化二期以後中原地區作為中國文明中心的地位開始確立，二里頭文明開始向周圍地區輻射，周圍地區的文明化進程或多或少的改變了方向，從原來以自己獨立發展為主的軌道，改變為以中原地區為核心共同發展的軌道上來，多元走向了一體，中國文明的「一體」開始初步形成。再經商周各地逐漸融入了以中原為主體的華夏文明之中。

三、中國早期國家形成的動力

中華文明起源、形成與發展的研究在世界文明研究中佔有重要的地位。中華文明雖然不是最古老的，卻在世界文明之林中獨樹一幟，更為重要的是，中華文明是世界上唯一延綿不斷、延續至今的古老文明，這是其區別於其它古文明的最大特點。那麼它延綿不斷的深層原因，或言其文明不斷演進的動力機制，才是最需要研究的重大問題。張光直先生早年在談到中國文明起源問題時就注意到中國當時的相關研究限制在「中國文明是從什麼地方來的」這個問題上，而不討論社會產生文明的內部動力問題[50]。弗蘭納利(K.V.Flannery)在研究公元前三千年的埃及、美索不達米亞和公元前兩百年的墨西哥及秘魯早期國家社會時將其起源問題用「過程」和「動力」兩個概念來概括,「過程」是指要了解早期國家是從哪類社會演化而來的,而「動力」問題是要了解促成社會演變的主要動因[51]。中華文明與中國國家起源的內在動力也正是認識早期社會演變內在動因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

早期國家形成的動力是指推動國家起源、形成及早期發展這一演進過程的根本原因，也可稱為文明化的動因。新世紀以來，中國文明起源與形成問題從研究「何時、何地」轉向更深層次的「如何、為何」[52]。有些學者開始逐漸關注文明及國家演進的動力問題，但這方面的研究仍然顯得十分薄弱，基本未見有專門性的探討文章。國外的學術界曾有過內部衝突論、外部衝突論（戰爭論或征服論）、融合論、宗教管理論、貿易論等各種各樣的理論[53]。

國外學者梅爾科(M.Melko)認為文明是一種社會複雜系統，文明隨複雜性而形成，因其複雜性而存在，並因其複雜性的消失而消失[54]。儘管文明與社會複雜性不一定完全相生相滅，但文明及國家起源與演進的核心內容卻是社會複雜化。有學者從理論的層次總結了社會複雜化的動力機制，包括人口因素、農業的強化、交換貿易、戰爭等[55]。這些也應是文明與國家起源、形成與發展的重要原因或動力所在。影響較大的是卡內羅的「限制理論」，由於環境、社會、資源等方面的限制，隨著農作技術的進步，人口的增加，村落逐漸增大、分化、擴展，衝突與戰爭興起並日趨激烈，由於戰爭出現了較大的政治實體並逐步整合，形成酋邦。隨著資源緊張和戰爭進一步加劇，酋邦進一步分化，強大的酋邦征服弱小的酋邦，政治實體迅速再擴大，最終國家隨著產生[56]。卡內羅的限制理論強調戰爭，尤其征服戰爭，在整個早期社會演進過程中的動力作用，實際上屬於戰爭論或衝突論一派。卡內羅的限制理論是否具有通世和普遍性，學界有著不同意見。很多學者發現這一理論雖然在複雜酋邦和國家產生中比較典型，但在簡單酋邦社會中缺乏征服戰爭的普遍證據。儘管近些年卡內羅進一步完善了這一理論[57]，但爭議未泯。就中國史前考古實際而言，農業發展、技術進步、人口增加、甚至資源集中在中國文明起源過程中確實存在且起著重要作用，如中原地區從仰韶文化、龍山文化至二里頭文化各階段農業經濟持續不斷向前發展。人口數量明顯不斷增加併產生人口壓力以及人口與資源間的矛盾，據學者統計，仰韶文化中期河南省人口規模在942 000人左右，平均人口密度為5.71人/平方公里；仰韶文化晚期，河南人口規模大約1 073 000人左右，平均人口密度為6.5人/平方公里[58]；至龍山文化時期，河南省人口規模和平均人口密度都在增加，尤其晚期階段，平均人口密度劇增為12.69人/平方公里[59]。重要的不是具體數據本身，而是它所反映的增長趨勢。長江下游的良渚文化時期人口和資源的增加與集中更是明顯。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今天中國地域範圍內在史前時期，在不同地理單元內存在不同的考古學文化，不同文化區農業發展、技術進步、人口增加、資源集中情況是不平衡的，存在著差異性。顯然，其在中國文明起源過程中的動力作用雖存在但卻是不平衡，甚至是有限的，並非是根本動力。此外，就整個中國地域而言，並不嚴格存在卡內羅的地理環境社會的限制問題。張光直先生早年就指出，中國有廣闊的發展空間，應該把人口壓力和地理限制排除在中國文明社會形成的基本原因之外[60]。

陳淳從資源和神權這兩個概念來探討文明興衰的動力，指出文明起源的本質是在於複雜社會中勞力與資源的集中所造成的不平等，使得貴族階層能將宗教信仰與經濟手段結合起來強化其權力，宗教與權利進一步結合[61]。中國上古史的研究有著自身的特點和微弱優勢，就是還有些文獻可以參考借鑒，中國古代文明與國家形成關鍵時期在文獻中恰恰較多記載有「大洪水」事件，以致一些學者把大洪水或距今四千前後的氣候事件作為中國文明形成的動因。吳文祥、劉東生就認為4 000aB.P.前後氣候事件，形成了中國特色的地理限制，造成人口、資源、土地間的壓力，導致了戰爭與衝突，促進了中國古代文明的誕生[62]。王暉也有大體相同的看法，指出四千年前的堯舜時期發生了世界性的大洪水，促成了黃河中游中原地區早期國家的出現，形成了我國各區域文化「滿天星斗」向黃河中游文明中心轉變[63]。也有學者提及社會大分工造成了生產力水平的提高，產生了剩餘產品，導致了分配方式變化，由此形成社會階層分化，而社會階層分化的產生又造成了文明化的進程，故中國文明形成最重要的動力是社會分工[64]。近些年，國家科技支撐項目「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中多位從事科技考古的學者從資源、技術、生業的角度分析問題，認為技術與經濟發展演變對中華文明起源與發展的歷史進程起著決定性的作用[65]。以上國內學者對文明演進動力的探索雖然主要表現在對某一方面、某一角度、某一考古學文化階段的研究，以及在作文明起源問題宏觀研究時提及動力機制問題，缺乏專門、全面、系統的研究。但是這種嘗試性的探索和研究思路的轉變必會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中國文明起源與國家形成研究並引向深入。

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綿延不絕，發展至今，然而從中國古史記載和考古實踐看，這種延續性實際上指的是中華文明進程的主線一直傳承不斷，中原地區就是這條主線的最主要部分，華夏大地的史前區域文明雖然猶如「滿天星斗」，但是其他地區卻在其文明演進的過程中或者衰落，甚或中斷，其先進文明因素最終匯入中原地區，逐漸形成一體的華夏文明。這樣，中原地區就成為探索中國文明與國家演進動力的重點區域或對象，尤其是中原地區與其它地區的不同之處。

國家形成的動因探討是一個十分複雜的問題，多方面因素共同的推動才使國家得以形成和發展。而且不同的文明區，國家及文明發生的原因既有相同之處，也必會存在巨大的差別。就中原地區而言，其國家與文明進程的動力整體上包括內在動力和外在動力。

中原地區國家與文明進程的內在動力是推動其演進的內在的深層次的原因，筆者以為文化和社會發展的連續性和務實性是其不斷向前推進的根本原因之一。中原地區社會、文化和經濟處於一種持續發展的狀態。從考古學文化的角度看，中原地區的史前文化不存在明顯的「缺環」或「斷層」[66]。從仰韶文化，經龍山文化，至二里頭文化連續發展、一脈相承。中間雖有廟底溝二期文化和新砦文化這些並不十分輝煌的文化過渡階段，但並不意味著中斷，而仍處於發展狀態，甚至是一種局部的突變，沒有這種過渡形態也就沒有其後文化的相對繁盛。這種緩慢的發展在具有宏觀性的考古學文化上難以得到醒目的體現。但也正是這種緩慢的且存在質變的過渡性文化使得中原地區文化處於平緩的提升發展狀態，而不是直線的急速的冒進。所以，中原地區史前文化的發展是連續的平緩的「螺旋式」演進模式，從局部細處看，變化發展是緩慢與不明顯的，然而整體上是向前發展的。

作為文化與社會發展基礎的經濟，中原地區從仰韶文化至二里頭文化時期也表現出連續發展的狀態。農作物種類逐漸增加，種植結構不斷完善，畜牧業作為農業之補充的地位逐漸加強。手工業不斷分化、細化和專業化，官營手工業最終出現並得到強化。更為重要的是，在其文明形成關鍵期，中原地區的農業經濟表現出了一種特殊的發展模式，即逐步地由單品種農作物種植制度向多品種農作物種植制度轉變。具體地講，在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1500年期間，中原地區的農業經濟由前期的單純依賴小米逐步演變成為後期的「五穀登豐」式的農耕特點。其它地區的農業生產特點和發展模式與之不同。西遼河流域地區和西北地區屬於典型的北方旱作農業傳統，即以種植粟和黍為主的農業生產特點。長江下游地區和長江中游地區屬於典型的南方稻作農業傳統，即以種植水稻為主的農業生產特點。黃河下游地區在龍山時代表現為稻旱混作農業生產特點。單品種農作物種植制度存在著極大的隱患，對各種自然災害的抵抗能力弱，而且農業越是發達，人類對其依賴性越強，其潛在的危險性就越大，任何自然的或人為的災害都有可能輕易地摧毀整個農業生產體系，由此造成以這種農業生產體系為基礎的古代文化的迅速衰亡。而中原地區多品種農作物種植制度具有提高農業生產總值、減輕自然災害影響、為增加糧食種類的多樣性提供先決條件等諸多優越性[67]。

中原地區文化和社會發展中重禮務實，統治集團比較「世俗化」。這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中原地區社會集團內部的「重禮務實」作風，二是中原地區對吸收的先進文化加以「世俗化」。中原地區考古學文化遺存中大型建築和棺槨類大墓都是為了體現等級，以別貴賤。不見巨型的宗教建築，卻捨得花力量修建城池，用於防禦外敵的入侵。器物製作多是用於日常生活和生產的陶、石器等，即使一些與祭祀有關的器具也多同時是以酒器、食器等容器為主的禮器，如山西陶寺遺址大墓出土的禮器[68]。長江中游地區的石家河文化和長江下游的良渚文化以及遼西的紅山文化等宗教色彩相當濃厚，社會浪費嚴重。良渚文化大墓中宗教遺物數量多、比例大、地位突出，「峰值期的良渚社會是一個宗教色彩極其濃厚的社會，整個社會生活的運作被籠罩在厚重而偏激的宗教氣氛里，為此社會投入了大量非生產性勞動，而這些付出對社會的長期發展顯然不會有任何正面效應」[69]。中原地區與太湖地區的文明化進程明顯存在務實與務虛的重要差別[70]。長江中游地區石家河文化紅燒土築的祭壇、大量被剝奪使用價值的紅陶缸以及近十萬隻被隨意丟棄的紅陶杯等遺迹現象表明石家河文化社會瘋狂揮霍人力物力卻只為竭力營造出宏大奢華的宗教氣氛[71]。可見，中原地區社會集團的統治者們在宗教祭祀方面投入的人力、物力相對較少，將主要力量放在生產性勞動領域，比較務實，並致力於禮制的建立，這就在客觀上有利於其實力的積蓄和可持續發展[72]。

此外，中原地區兼收並取各地先進的文化因素並不是簡單的集合和吸收，而是有所揚棄或改造。除了日常用具有經改造的情形外，一些十分重要的器物如玉器也少見與原產地完全相同的文化現象。良渚文化之後散見於中原龍山文化體系的玉、石琮，一般形體矮小，紋飾簡單，而未見到如良渚琮上繁縟的獸面紋。陶寺文化墓中出土的玉鉞多素麵，而未見如良渚鉞上的神人獸面紋及鳥紋。此類玉器顯然已非宗教法器，在用於別貴賤、身份的同時又有飾品化的傾向，世俗和禮制的內涵彰顯。

中原地區國家與文明進程的外在動力主要表現為周邊諸考古學文化先進因素不斷匯聚中原，同時又對中原文化構成挑戰，刺激其不斷發展。湯因比（A.J.Toynbee）在其著名歷史哲學巨著《歷史研究》中總結了文明演進的規律，認為文明演進的動力在於挑戰與應戰之間矛盾運動[73]。

仰韶文化時期已出現了不同文化群之間的交流，文化交流是互動的，但互動的交流在不同時期又有主次之別。廟底溝文化時期，仰韶文化實力似乎較為強大，文化的交流主要表現為仰韶文化對周圍大溪文化、大汶口文化、紅山文化的主動影響。而至龍山時代，四面八方的各種考古學文化因素匯聚中原[74]。尤其龍山時代早中期的中原地區文化處於前文所言較弱的緩慢發展階段，東面的海岱地區大汶口文化、長江下游的良渚文化、長江中游的屈家嶺－石家河文化早期等文化卻處於它們的繁盛時期，都存在著向中原方向發展的趨勢。雖然中原地區龍山文化中存在較多的周圍地區的文化因素，但除了十分典型的屬於周圍文化的遺址外，仍是以中原考古學文化為主，其文化屬性並未發生根本改變。正是中原地區與各地文化的互動交流中，在中原龍山文化的基礎上，周圍各地文化因素匯聚、融合、改造於中原地區，中原龍山文化的實力不斷增強，漸得優勢，而龍山文化末期，周圍其他文化卻多已衰落。此外，中原地區與周圍各地文化的互動交流中明顯地處於一種開放的狀態，這既與其地理位置居中客觀上使自己與多種文化接觸有關，又與中原文化主觀上具有「兼容性」有關。龍山時代，周邊諸考古學文化先進因素不斷匯聚中原，這一點與位於長江下游和黃河下游的諸龍山文化考古學文化中外來文化因素尤其遠距離傳播的文化因素的相對匱乏形成鮮明的對照[75]。各地先進的新的文化因素輸入，使得中原地區的統治集團及其文化充滿活力，這顯然極大地推動了中原文明化的進程，是其重要的外在動力之一。

中原地區文明化進程的另一個外在動力是戰爭的催化加速作用。史前文化的擴張往往是對外戰爭的體現，前文已言，黃河下游地區的大汶口文化、長江中游地區的屈家嶺－石家河文化早期和長江下游地區的良渚文化在其極盛時期都曾試圖向中原地區擴張自己的勢力範圍。先秦文獻中，堯舜禹征伐三苗的記載或許與上述某些或某一文化的擴張有關，有學者認定屈家嶺文化和石家河文化即苗蠻集團的文化[76]。而稍前時期的炎黃集團與蚩尤等夷人集團戰爭的文獻記載，也許與中原地區廟底溝文化的擴張或大汶口文化向中原地區的挺進有關[77]。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戰爭最終都是以中原勢力集團的勝利而告終，尤其龍山文化晚期周圍各地諸考古學文化在向中原擴張之後，均相繼衰落，而中原地區卻逐漸強大起來。戰爭使中原地區勢力集團的首領權利不斷強化，社會公共權利不斷集中，王權逐漸形成，國家與文明在戰爭的不斷催化下逐漸形成。可見，戰爭雖不是中原地區文明化進程內在動力，卻是外在起加速作用的催化劑。

四、結論

以上關於中國早期國家形成的特徵模式、內外動力以及契機等問題的討論，不敢輕言屬於理論層次的思考，只是一些規律性的認識和概括提煉，也是長期以來嘗試從考古學角度探索中國古史尤其上古史的總結。此外，對待國外國家形成相關理論，我們首先要有一個正確的態度，切莫走入兩種極端，一種是以為是新理論、新方法，一味地強調與國際接軌，就不加分析的完全迎合，全盤照搬；另一種是存在分歧就一概否定排斥。無論如何，理論源於實際材料，在總結概括大量新材料、新發現以及新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我們對於這一問題似乎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中國各區域國家形成過程中社會形態表現出不同的特質，進而呈現出不同的「模式」，目前至少有「陶寺模式」、「紅山模式」和「良渚模式」等。整體上看，中華文明形成的總體趨勢是從多元走向一體，需要強調的是「多元」與「一體」是非同時的。中華文明在史前時期是無中心的多種區域文化的多元並存，各區域文化均有自己的文化特點，似乎不易斷定哪一區域文化是當時的中心。而大約至二里頭文化，尤其二里頭文化二期時，中原地區成為當時的文明中心，「一體」真正形成，但同時又存在著文化的多元。所以，以國家出現為最大特徵的中國文明起源與形成是從無中心的多元到有中心的多元一體，這或許正是中國古代文明與國家發展演進的最大模式和特色。此外，文化間的互動交流與碰撞（戰爭）是中國文明演進的外動力；而務實與創新則是中國文明演進的原動力，是文明發展的決定性因素；而洪水等氣候異常事件是其質變的契機。

[1]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76頁。

[2]H.J.M. 克賴森、彼得· 斯卡爾尼克：《早期國家》（Henri Joannes Maria Claessen and Peter Skalník， The Early State）， 海牙：莫頓出版社（The Hague:Mouton）1978年版。

[3]參看克賴森著，胡磊譯：《關於早期國家的早期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訊》第12期，2006年，第44~53頁。

[4]參看沈長云：《聯繫實際引入國外人類學理論》，《史學月刊》2008年第1期，第16~18頁。

[5]參看韓建業：《早期中國——中國文化圈的形成和發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5~12頁。

[6]蘇秉琦：《中國文明起源新探》，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年版，第131~145頁。

[7]王震中：《中國文明起源的比較研究》，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頁。

[8]王震中：《邦國、王國與帝國：先秦國家形態的演進》，《河南大學學報》2003年第4期，第28~32頁。

[9]王震中：《從中原地區國家形態的演進看其文明化進程》，《東嶽論叢》2005年第3期，第11~14頁。

[10]王巍：《中國古代國家形成論綱》，韓國河、張松林主編：《中原地區文明化進程學術研討會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78~85頁。

[11]李伯謙：《中國古代文明進程的三個階段》，李伯謙著：《文明探源與三代考古論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年版，第76~90頁。

[12]嚴文明：《龍山時代考古新發現的思考》，張學海主編：《紀念城子崖遺址發掘六十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濟南：齊魯書社1993年版，第39~45頁。

[13]馬世之：《王城崗遺址的再探討》，《中原文物》1995年第3期，第53~57頁。

[14]張學海：《試論山東地區的龍山文化城》，《文物》1996年第12期，第40~52頁。

[15]任式楠：《中國史前城址考察》，《考古》1998年第1期，第1~16頁。

[16]靳桂云：《龍山時代的古城與墓葬》，《華夏考古》1998年第1期，第38~45頁。

[17]李民：《中原古代文明進程中的「萬邦」時期》，《中原文物》2005年第1期，第21~24頁。[18]高江濤：《中國文明與早期國家起源的陶寺模式》，《三代考古》（五），北京：科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38-46頁。

[19]高煒：《晉西南與中國古代文明的形成》，山西省考古所等編：《汾河灣——丁村文化與晉文化考古學術研討會文集》第111頁—118頁，太原：山西高校聯合出版社1996年版。另參看高江濤：《中原地區文明化進程的考古學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318~325頁。

[20]高江濤：《陶寺遺址聚落形態的初步考察》，《中原文物》2007年第3期；

[21]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登封王城崗考古發現與研究（2002~2005）》，鄭州：大象出版社2007年版，第64頁。

[22]高江濤：《中原地區文明化進程的考古學研究》，第225~227頁。

[23]李學勤主編：《中國古代文明與國家形成研究》，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9~50頁。

[24]王震中：《中國文明起源的比較研究》（增訂版），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429~435頁。

[25]高江濤、何努：《2013~2014年山西襄汾陶寺遺址發掘收穫》，《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訊》第28期，2015年，第54~66頁。

[26]龐小霞、高江濤：《試論中國早期宮城的形成及初步發展》，《考古與文物》2009年第5期，第46~51頁。

[27]何努：《從陶寺遺址看中國早期國家的特徵》，《團結報》2012年11月1日，第7版。[28]高煒：《龍山時代的禮制》，《慶祝蘇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第235~244頁。

[29]高煒：《中原龍山文化葬制研究》，《中國考古學論叢》，北京：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90~105頁。

[30]下靳考古隊：《山西臨汾下靳墓地發掘簡報》，《文物》1998年第12期，第4~13頁；山西省臨汾行署文化局、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隊：《山西臨汾下靳村陶寺文化墓地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99年第4期，第459~486頁。

[31]高江濤：《陶寺遺址與二里頭遺址聚落形態之比較研究》，《三代考古》（四），北京：科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20~128頁。

[32]董琦：《虞夏時期的中原》，北京：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2頁。

[33]何努：《從陶寺遺址看中國早期國家的特徵》，《團結報》2012年11月1日，第7版。[34]王震中：《中國文明起源的比較研究》（增訂版），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298頁。

[35]南京博物院等：《張家港東山村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報告》，《考古學報》2015年第1期，第55~114頁；周潤墾等：《江蘇張家港東山村遺址崧澤文化墓地初步研究》，《東南文化》2015年第6期，第72~83頁。

[36]良渚遺址群調查簡報將聚落群內的聚落址和墓葬分為了三個等級，參見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餘杭良渚遺址群調查簡報》，《文物》2002年第10期，第47~56頁。丁品將整個良渚社會的聚落群分為三個等級，其中良渚遺址群即良渚－瓶窯聚落群為最高等級的都邑級的政治、經濟、宗教、文化中心，見丁品：《良渚文化聚落群初探》，《史前研究》（2004），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第396~409頁。周麗娟將良渚文化墓葬等級劃分為大型墓、中型墓、次中型墓和小型墓四個等級類型，參見周麗娟：《廣富林遺址良渚文化墓地研究》，上海博物館編：《長江下游地區文明化進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4年，第136~154頁。宋建認為良渚文化聚落分化為了3－4層的聚落形態，墓葬可以分為5個規模等級，社會成員據此分5個階層，見宋建：《長江下游的古代社會文明化進程》，《東方考古研究通訊》第1期，2003年，第31~32頁。

[37]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瑤山》，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第26~204頁。

[38]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反山》，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年版，第363~374頁。 [39]邵國田: 《概述敖漢旗的紅山文化遺址分布》，赤峰市北方文化國際研究中心編：《中國北方古代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5 年，第97~99頁。參看徐昭峰：《紅山文化的聚落群聚形態與遼西區文明的發生》，《北方文物》2013年第3期，第18~23頁。

[40]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牛河梁紅山文化遺址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年版，第2~15頁。

[41]楊福瑞：《試論巫覡集團在紅山文化中晚期的神權地位》，《北方文物》2010年第1期，第64~67頁。

[42]高江濤：《恩格斯國家理論與中國國家起源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報》2014年1月29日，第5版。

[43]蘇秉琦：《中國文明起源新探》，商務印書館（香港）1997年版，第107~140頁。

[44]中國文明起源和早期國家形態研討會秘書組：《中國文明起源和早期國家形態研討會發言摘要》中王巍的發言摘要，《考古》2001年第2期，第86~95頁。

[45]欒豐實：《中國古代社會的文明化進程和相關問題》，《東方考古》第1集，科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302~311頁。

[46]趙輝：《中國的史前基礎——再論以中原為中心的歷史趨勢》，《文物》2006年第8期，第50~54頁。

[47]李伯謙：a.《中國古代文明演進的兩種模式——紅山、良渚、仰韶大墓隨葬玉器觀察隨想》《文物》2009年第3期，第47~56頁；b. 李伯謙：《中國古代文明進程的三個階段》，李伯謙著：《文明探源與三代考古論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年版，第76~90頁；c. 《從松澤到良渚——關於古代文明演進模式發生重大轉折的再分析》，《考古學研究》（十），北京：科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517~529 頁。

[48]嚴文明：《中國文明起源的探索》，《中原文物》1996年第1期，第10~16頁；嚴文明：《長江流域在中國文明起源和早期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古代文明研究通訊》總第8期，2001年。

[49]王巍：《公元前2000年前後我國大範圍文化變化原因探討》，《考古》2004年第1期，第67~77頁。

[50]陳星燦：《中國史前考古學史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版，第3頁。 [51]K.V.弗蘭納利：「早期國家形成的過程與動力」（Flannery,K.V. ，「Processand agency in early state formation」），《劍橋考古》（CambridgeArchaeological Journal）第9卷（1999年），第3頁。

[52]高江濤：《新世紀以來中國文明起源與形成研究的回顧和反思》，《中原文化研究》2013年第1期，第28~35頁。

[53]王震中：《中國文明起源的比較研究》，第345－349頁；王震中：《中國文明起源研究的現狀與思考》，陝西省文物局等編：《中國史前考古學研究——祝賀石興邦先生考古半世紀暨八秩華誕文集》，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年版，第444~469頁。

[54]陳淳：《資源，神權與文明的興衰》，《東南文化》2000年第5期，第14~19頁。

[55]鄭建明：《史前社會複雜化進程的理論探索》，《華夏考古》2011年第2期，第114~126頁。

[56]R.L 卡內羅：「國家起源理論」（Carneiro,R.L，「ATheory of the Origin of the State」），《科學》（ Science），169（1970年），第733~738頁。另參看易建平：《戰爭與文化演進：卡內羅的限制理論》，《史學理論研究》2001年第4 期，第105~114頁。

[57]R.L 卡內羅：「限制理論：澄清、詳解與新釋」 （Carneiro,R.L.2012. The CircumscriptionTheory: A Clarification, Amplification, and Reformulation），《社會進化與歷史》（Social Evolution and History ）第11期（2012年），第 5~31頁。

[58]王建華：《黃河中下游地區史前人口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63~64頁。 [59]王建華：《黃河中下游地區史前人口研究》，第119~120頁。

[60]參看張光直著 郭凈譯：《美術、神話與祭祀》，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年版，第118頁。

[61]陳淳：《資源，神權與文明的興衰》，《東南文化》2000年第5期，第14~19頁。

[62]吳文祥、劉東生：《4000aB.P.前後降溫事件與中華文明的誕生》，《第四紀研究》2001年第5期，第443~451頁。

[63]王暉：《堯舜大洪水與中國早期國家的起源》，《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3期，第76~86頁。

[64]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項目執行專家組秘書處：《「中國文明起源與形成學術研討會」綜述》中黃建秋髮言摘要，《東南文化》2012年第3期，第53頁。

[65]參看呂鵬等：《多學科研究揭示中華文明起源與早期發展的根本動力》，《中國文物報》2014年3月28日，第7版。

[66]參看高江濤：《中原地區文明化進程的考古學研究》，第465頁。

[67]趙志軍：《中華文明形成時期的農業經濟發展特點》，《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1年第1期，第19~31頁。

[68]高煒：《龍山時代的禮制》，《慶祝蘇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第235~244頁。

[69]趙輝：《良渚文化的若干特殊性——論一處中國史前文明的衰落原因》，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良渚文化研究——紀念良渚文化發現六十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04~119頁。

[70]陳傑：《文化生態史觀視野下的文明化進程——中原地區與太湖地區的比較研究》，《中原文物》2010年第1期，第21~30頁。

[71]何駑：《可持續發展定乾坤——石家河酋邦崩潰與中原崛起的根本原因之對比分析》，《中原文物》1999年第4期，第34~40頁。

[72]王巍：《公元前2000年前後我國大範圍文化變化原因探討》，《考古》2004年第1期，第67~77頁。

[73]參看李愛琴：《文明演進的挑戰與應戰模式及其啟示——湯因比文明發展動力理論解讀》，《學術交流》2009第8期，第6~8頁。

[74]趙輝：《以中原為中心的歷史趨勢的形成》，《文物》2000年第1期，第41~47頁。

[75]王巍：《關於中華文明起源與形成的幾點思考》，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華夏文明的形成與發展》，鄭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第42~46頁；王巍：《公元前2000年前後我國大範圍文化變化原因探討》。

[76]石興邦、周星：《試論堯、舜、禹對苗蠻的戰爭——我國國家形成過程的考察》，《史前研究》1988年輯刊，第9~23頁。

[77]韓建業：《中國上古時代三大集團交互關係探討——兼論中國文明的形成》，《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6年第1期，第78~81頁。

圖文來源：《史學月刊》2019第6期

作者：高江濤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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