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道炫：國共第三次「圍剿」與反「圍剿」探微

1931年7月，緊接前兩次對中央蘇區的失敗「圍剿」，蔣介石發動第三次「圍剿」。這次「圍剿」，蔣介石親自指揮，出動麾下精悍部隊，表現出比前兩次「圍剿」遠為認真的態度，這也是蔣介石和毛澤東在戰場上的第一次真正交手。這次「圍剿」歷時近3個月，時間超過此前的兩次「圍剿」及後來的第四次「圍剿」。雙方對壘的結果，蔣介石深刻體會到中共和毛澤東的非同尋常，對「剿共」戰爭的艱巨性有了更加充分的切身認識；紅軍則利用靈活、大膽、機動的戰術渡過難關，但自身的重大損失及生存發展方式中的隱憂，在國民黨優勢兵力壓迫下，也逐漸顯現。這場「圍剿」和反「圍剿」一個非常重要的特點是：除國共兩個主角外，寧粵衝突的因素始終牽動著整個事件的進程，而九一八事變，則直接成為「圍剿」的終結者。事實上，離開國內外諸多因素複雜互動的背景，當年發生的許多事情，或許都難以有一個相對全面的解釋。[1]

一

第一、二次對江西紅軍的「圍剿」連遭挫敗後，蔣介石不得不認真面對眼前的對手。準備第三次「圍剿」時，明顯區別於此前「圍剿」軍中幾無國民黨軍主力部隊的狀況，陳誠、衛立煌、蔣鼎文等蔣信重的將領出現在「剿共」名單中，顯示蔣對「圍剿」紅軍重視程度大大加強。1931年6月國民黨三屆五中會發出書告，宣稱：「今政府決於匪禍已成之區，大舉師徒，尅期剿滅，於匪禍未成之區，積極清鄉，防其滋蔓……如此悉全國之力，以撲方張之寇，自可壁壘一新。」[2]

更能顯示蔣介石決心的，是第二次「圍剿」失敗後半個多月，6月22日他親至南昌，自任「圍剿」軍總司令，此後兩個多月時間長期駐在江西，就近指揮戰事。在贛期間，蔣介石與部屬反覆研究「進剿」方略：「此次剿赤，惟有隱蔽兵力，聲東擊西，預備強大兵力出匪不意，凡抄襲部隊須冒用紅旗，使匪混亂也。」[3]此時，蘇區核心地域位於贛西南的東固地區，這也是前兩次「圍剿」國民黨軍的傷心地；而紅軍主力由於擔負籌款、開闢新區任務，正集中在贛閩交界地區，「圍剿」進攻方向在此兩點中如何抉擇，頗費思量。20日，在致何應欽、熊式輝電中，蔣提出的初步計劃是：「先洗掃贛南匪巢為第一步計劃，對其主力則派相當兵力以監視之……此次作戰主旨，第一、不在陣前集中，應預定目標，縱長配備，相連續進，出匪不意，使其不能詳悉我之部隊與兵力為主。第二、主力部隊專任進擊，占其全力隨地集中，不使分留後方，而另派後繼部隊以防剿各區，如此佔領寧都廣昌後對粵或援閩皆不致誤時失機也。第三、先將其老巢擊破，確實佔領，再將其贛南各縣城佔領，然後再定第二步計劃。」[4]反覆權衡之後，6月下旬，蔣決定不以蘇區核心區域為主攻方向，將主攻擊點放在其所判斷的紅軍主力所在方向，即贛東左翼一線，對此，其日記中記有：「研究戰略，決定右翼地形複雜，進展困難，故取守勢，暫不求進步，所以重兵貫注左翼，另以強大部隊第六、第九兩師控置於黎川、建寧與南豐之間，以備赤匪由閩邊以抄襲我主力之側背也。深思熟慮，終覺戰略未妥，於心不安者，而今則貫通斷行必無疏漏矣。」[5]6月底，蔣介石任命何應欽為前敵總司令官兼左翼集團軍總司令，轄第三軍團（第五、八、二十四師）、第四軍團（第九師）、第一路進擊軍（第六師）、第二路進擊軍（第十一、十四師）共7個師及閩西北各部從南豐進攻；陳銘樞為右翼集團軍總司令，轄第一軍團（第六十、六十一、五十二師）、第二軍團（第二十五、二十七師）、第三路進擊軍（第四十七、五十四師）共7個師從吉安進攻；第十師及攻城旅為總預備軍。第二十八師、第七十七師及第十二師之三十四旅，為吉、泰、萬、贛四縣守備軍。第二十三師、七十九師、騎兵第一師位於南城、宜黃、臨川、樟樹地區，擔「清剿」和維護後方之責。當時報章報道：「贛省現有軍隊，合計不下二十萬人。」[6]蔣介石計劃採用「長驅直入」、「分路圍剿」的戰法，左右兩翼形成鉗形攻勢，企圖先擊破紅軍主力，然後再深入「清剿」，搗毀蘇區。

從展開對蘇區大規模的軍事「圍剿」以來，面對政治不良導致的中共革命「星星之火，若將燎原」[7]的局面，國民黨方面也在力圖改進統治，與中共展開政治爭奪。作為「圍剿」的直接組織者，何應欽對政治不良的現實有深切反省：「各地為政的人，往往不著力於改善農工生活，甚至聽憑貪污土劣去摧殘他們。試想一般啼飢號寒的人，有苦無從告訴，再加上一部分不良軍警的騷擾、官吏的剝削、黨部的因循，自然而然逼著他們走上土匪的道路。」提出：「要消滅共匪，非黨政軍全體總動員集中力量團結意志不能挽救危機，軍事只可以治標，正本清源以及休養生息的種種任務，是望政府和黨部來擔當責任。」[8]蔣介石本人對與中共展開政治爭奪也有清醒認識，認為：「我們紀律和工作超過土匪，超過共產黨，然後才有剿清他們的希望。」[9]因此，國民黨方面在準備「圍剿」時，十分注意政治工作的加強，1931年初，在南京中央政治學校開辦特別訓練班，下分「剿匪宣傳隊」，施以政治宣傳訓練，再以團為單位分配到前方部隊，指導政治和宣傳工作。在給特別訓練班的訓話中，蔣介石數次提到：「剿匪的實施宣傳要佔六分力量，軍事只能佔四分力量」[10]，這應可視為其後來提出的「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原始版。6月，南京中央發布對各級黨部訓令，要求加強與中共全方位的政治爭奪，特別指示「組織健全的巡迴鄉村宣傳隊」，進行「剿匪宣傳」。[11]為配合「剿共」軍事、增進行政效率，6月，南昌行營設置「黨政委員會」，蔣自兼委員長，將江西全省「剿匪」區域共43縣劃分為9個分區，每區設置黨政委員會分會，負責指導各區軍事、政治、經濟等事務。[12]7月，蔣介石通令各「進剿」部隊「關於宣傳事項，應由黨政委員會指導施行，俾收統一之效」。[13]

與國民黨方面積極準備相比，紅軍方面當時多少顯得有些放鬆。第二次反「圍剿」結束後，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判斷：「兩廣反蔣軍隊正想急進湖南，蔣有先對付兩廣的必要，對我們有改守勢的可能。」[14]6月22日，在國民黨第三次「圍剿」已劍拔弩張之時，紅軍總前委一方面判斷「目前蔣介石準備三次進攻革命，已是事實」，另一方面又認為：「如果廣東軍去打長沙，而紅軍又不打撫州，則蔣自然也會先打廣東的。因此目前我們不再向撫州逼。如敵退出南豐，也只用少數部隊進南豐，而不以大部隊逼撫州。我們的隊伍只在蔣介石的偏僻地方，而不去廣東政府的地方。這樣就使蔣不得不對紅軍轉處守勢，去對付廣東政府」。[15]毛澤東進一步提出：「敵人如由南豐前進，只能在廣昌以北有船運輸，所以敵人八月十五號以前只能進到廣昌。以後有新谷了，才能再進。七月以前我們可以努力籌款。八月也可以不管他，主要在於、瑞、石、汀四縣布置鞏固蘇區做戰場。」[16]顯然，紅軍對國民黨軍如此之快地發動第三次「圍剿」缺乏充分估計，之所以如此，一是認為第二次「圍剿」失敗後，國民黨方面短期內很難再次組織起大規模的「圍剿」；二是注意到寧粵間爆發衝突的可能，判斷此一事態勢必影響蔣介石對蘇區的進攻。

1931年2月，因在約法等問題上的衝突，蔣介石拘禁胡漢民，由此引起兩廣方面反蔣行動不斷發酵，5月初，兩廣方面連續發出反蔣通電，迫蔣引咎下野。5月28日，粵方以非常會議名義成立國民政府，國民黨內政爭有向武力衝突演化的趨勢。有此前國民黨內爭予紅軍發展良機的先例，寧粵衝突的爆發，相當程度上使中共放鬆了對蔣介石的警惕。但是，令中共始料未及的是，慣於在國內政爭中縱橫捭闔的蔣介石，卻有其自己的出牌方式：即在政治上全力應付兩廣攻勢同時，軍事上不是停止而是加緊準備對江西蘇區的圍攻。蔣介石此舉，初看似涉行險，細究起來卻有一石數鳥之效：大批部隊南調至與廣東接壤的江西，既可參與對中共的「圍剿」，又可防範兩广部隊北進，還可保持對廣東的威脅，中共方面注意到，蔣介石計劃在消滅紅軍後，「乘勝南進，攻打廣東，達到一箭雙鵰的目的。我們繳獲敵軍絕密命令和很多贛南、廣東東北部軍事地圖，證明進剿軍確曾有此意圖」。[17]陳銘樞也回憶，他從兩廣出走經日本再到南京後，蔣介石告訴他：「共匪不是短期所能消滅的，到進剿到一定階段時，就要你擔負起打回廣東的任務。」[18]就連《大公報》也在時評中質疑南京中央：「實欲藉出師剿共以平粵。」[19]

更重要的是，此時展開「剿共」軍事對蔣擺脫政治上的不利形勢大有裨益。拘禁胡漢民後，蔣介石因逾越常軌，遭到各方懷疑、指責，政治上十分被動，急需製造事端，轉移視線，如粵方發動後他在日記中所寫：「此次粵變之來，其禍因當不能避免，但胡（漢民）事（件）發生後，如果即親往江西剿共，使陳濟棠、古應芬無所借口，則其變或可暫緩。」[20]循著這一思路，迅速發動新一輪「圍剿」對其可謂亡羊補牢之舉。的確，當時國民黨內能夠使各方無法反對的舉措即為「剿共」，粵方在反蔣同時，也絕不敢放低「剿共」的聲音，宣稱：「今日我國民革命軍人之最大責任，一曰剿共，二曰討蔣」[21]，明確表態：「即使為國人所共棄如蔣中正者，若能以剿共自效，國府亦斷不加以一兵」。[22]因此，當蔣出現在「剿共」戰場時，粵方很難在其與中共作戰時貿然北進，這等於蔣在政治上先給自己上了一道保險。另外，高舉「剿共」旗幟還可打擊一向被視為左派、此時正與兩廣方面積極接觸、共同反蔣的汪精衛派。而對於一直與汪不睦，在反共問題上比較堅決的陳銘樞也不失為一種拉攏。所以，此時發動「圍剿」戰爭，成為蔣介石應付各方攻擊的擋箭牌，在蔣居然有不得不然之理。正因如此，國民黨方面此時不僅不諱言中共的發展，反而刻意予以渲染，宋子文致電蔣介石，要求在國內外加強宣傳中共聲勢：「將赤匪聲勢膨脹之由來，其近日實力之充實，取其組織嚴密計劃之偉大，國際之色彩，各別酌量宣露，以顯露此次親臨督剿實為黨國安危民族存亡之關鍵，以激起金融界之猛醒與興奮。」[23]蔣接電後，特電國民黨中央秘書長陳立夫，令其「照辦」。[24]

對於在夾縫中生存的中共武裝而言，國民黨內部爭鬥的走向和自身的發展息息相關，他們對此自然會保持高度關注。毛澤東曾明確指出，反「圍剿」準備的時機，「要從敵我雙方情況和二者間的關係著眼。為著了解敵人的情況，須從敵人方面的政治、軍事、財政和社會輿論等方面搜集材料。分析這些材料的時候，要足夠地估計敵人的整個力量，不可誇大敵人過去失敗的程度，但也決不可不估計到敵人內部的矛盾，財政的困難，過去失敗的影響等等」。[25]1931年6月底，毛澤東在解釋為什麼要將主力移向閩西開展群眾工作時分析了中共、南京、廣東三方的特殊關係：「依大局來看，過去所擬三軍團去宜黃、崇仁，四軍去尋烏、安遠的計劃，不但客觀上幫助了蔣介石打擊兩廣，為蔣介石所大願，並且要很快引起兩廣的對共行動，乃由我們一身遮斷兩廣反蔣視線，使之集注於我們自己，必然要促進蔣粵妥協對共的進程，我們不應如此蠢。」[26]這是說不去觸動兩廣這一方面，同時，毛澤東還指出：「去南豐以北，目前事實上即不許，整個策略上也不宜。因一則無鞏固政權可能，二則威脅長江太甚。西南北三面都不可，便只有東方是好區域」。[27]避免威脅長江太甚，當然指的是儘可能不去觸動蔣介石，這和前述總前委會議的分析是一致的。毛澤東不想觸動兩廣，甚至希望避免與南京正面相向，這種很容易被指責為機會主義的策略，其實是洞悉局勢的高明之舉，只要稍微對中共當年的發展歷史有所了解，就應該可以理解毛澤東的思路。

只是，在當時的國共對壘中，中共畢竟是弱勢和被動的一方，出牌的主動權握在蔣介石手裡，而在蔣看來，中共乃是國內政爭諸多棋子中比較重要的一枚，他如何出牌、出什麼牌，並不會以中共的動向為轉移。7月，當蔣介石的「圍剿」發動起來後，從廣西長途跋涉到江西的紅七軍對蔣介石此舉的目的作了分析：「在政治方面積極進攻，提出『專力剿匪』的口號，削弱粵桂反蔣行動的影響，陰謀拆散反蔣的結合。」[28]至於「粵桂方面，亦明知內部組織成分的複雜，無論在軍事上、經濟上及政治上，均極力鞏固廣州第二國民政府的基礎，等待北方馮閻張繼起反蔣，再會師長江，爭取天下」。[29]紅七軍不愧是經過國民黨內部政爭的歷練，對寧粵衝突、對蔣介石出牌方式的觀察有細緻入微之處，可惜第七軍7月初才到達江西，無法為中共當時的反「圍剿」決策提供幫助。

在各方追求最大利益的算計下，蔣介石在前一次「圍剿」失敗後1個月迅速開始了第三次「圍剿」，這一對蔣而言主要基於政治算計的決策，卻意外地誤打誤撞，出乎中共意料之外，使政治經驗畢竟還欠豐富的中共顯得有點措手不及，在軍事上一度造成國民黨方面有利的局面。後來毛澤東客觀反省道：「第三次戰役，因為不料敵人經過第二次戰役那麼慘敗之後，新的進攻來得那麼快……紅軍倉卒地繞道集中，就弄得十分疲勞。」[30]這應該是坦率而負責的總結。

二

1931年7月1日，蔣介石發出「進剿」命令，左翼陳誠、趙觀濤、朱紹良兵分三路由南城、南豐、黎川分向寧都、頭陂、黃陂攻擊前進，第三次「圍剿」開始。紅軍方面通過一方面軍總部電台很快截獲了這一消息。郭化若回憶：「蔣介石七月一日發出第三次『圍剿』的命令，我們當天在建寧就得到消息。對於這次『圍剿』的戰略意圖、方針、計劃、部署、指導思想等等大概都了解個輪廓。這是我們戰略指導上特別是判斷情況、定下決心必不可少的前提。」[31]儘管如此，由於中共沒有估計到蔣介石會如此迅速發動新一輪「圍剿」，事先準備不夠充分，如郭所說「不免有些失之稍遲」[32]，這仍形成第三次反「圍剿」初期紅軍倉促應戰的局面。紅軍主力當時集中在贛東和閩西北，紅三軍團在黎川、紅四軍在南豐、紅三軍在宜黃及南豐以西地區，紅十二軍在建泰地區，開闢新區、進行籌款，兵員補充和戰爭動員等主要任務均未有效展開。當國民黨軍發動進攻後，整個根據地實際處於開放狀態，而國民黨軍在左翼南城、南豐一帶厚集兵力，又使紅軍難以由所在地直趨贛西南老根據地，不得不繞道閩西南地區。

對紅軍主力此時滯留閩西北，國民黨方面相當清楚，6月20日蔣已注意到紅軍主力「向贛東閩北轉移」。[33]6月下旬，蔣介石在給朱培德、宋子文的電報中再次提到：「赤共主力向贛閩移動。」[34]此後，有關紅軍主力消息不斷傳來，7月1日，何應欽電蔣，報告紅軍「主力竄集德勝關樟村一帶」。[35]2日，陳誠報告蔣介石黎川一帶紅軍主力「有竄建寧、寧化之虞」。[36]正因如此，蔣介石在左翼厚集兵力，陳誠的第十八軍及第六師等精銳部隊放在這一方向，蔣本人也在此路親自督陣。3日，蔣介石致電左翼朱紹良等：「此次我軍左翼兵力數倍於赤匪，對於側背之掩護兵力尤為雄厚，故我前方各路之進擊部隊，儘可能專心挺進，決無後顧之憂。且挺進部隊以尋求匪軍主力為目的，故進度愈急速愈為得機。」[37]4日，在赴左翼部隊督陣之前，蔣在日記中寫道：「彭德懷自硝石口猛向朱紹良部力沖以來，近且朱毛亦猛衝南豐、南城，圖竄閩浙，吾須親赴南城督戰。」[38]

不過，對紅軍下一步的行動方向，有了前兩次「圍剿」難以捉摸的印象後，蔣介石和國民黨方面不敢遽下判斷。5日，羅卓英向蔣報告：「朱德、彭德懷兩部約二萬人於將樂附近，退卻時揚言先解決福建國軍再回江西。」[39]雖然事後看，報告有相當的準確性，但在信息混亂的狀態下，國民黨方面並沒有據此改變計劃，而是在側翼保持強厚兵力，然後按部就班地自北向南逼近。這樣的行動方向多少顯得有些機械，缺乏變通，不過，對付紅軍，以變應變似乎並非國民黨軍的有利選擇。何況，離開預定進攻方向，在左右缺乏協同背景下，國民黨軍大有墮入紅軍彀中的可能，毛澤東後來說得很清楚：「江西第三次反『圍剿』時，假如當時敵人進攻的規模沒有那樣大，而敵有一路從閩贛交界的建寧、黎川、泰寧前進，這一路的力量又適合於我們的攻擊時，也可以設想紅軍就在福建西部的白區集中，首先打破此敵，不必繞道千里走瑞金到興國。」[40]

7月10日，紅軍主力從福建建寧出發，繞道閩西地區千里回師贛西南老根據地。7月中旬，到達瑞金壬田後決定繼續往西北集中於都北部山區隱蔽，等待戰機。這一段時間，國民黨軍進展順利，7月19日，佔領寧都，25日，進佔龍岡。30日，蔣介石向南京方面報告：「贛南東固龍岡黃陂小布古龍岡皆已為我軍佔領」。[41]不過，這樣的佔領之不足為喜，蔣介石清楚，前方將領更心知肚明，陳誠在給未婚妻的信中道出：「至於進展之速及屢克各城，蓋非出匪不意，不但不能肅清土匪，且為匪所算也。」[42]

其實，真正的問題是交手雙方對彼此的動態有多少了解，就此而言，客觀地看，國民黨方面在這一時期似並不處於劣勢。7月11日蔣介石日記載：「探知赤匪仍欲以全力攻我右翼，擊破一點，以搖動全局也。」[43]此所謂右翼，指的是相對南豐、南城、廣昌左翼一線的吉安、富田、東固一線，這確實是中共主力準備集結的方向，證明國民黨方面的情報不是空穴來風。對於正在於都一帶隱蔽待機的紅軍主力，國民黨方面這時也有覺察，7月17日，上官雲相報告，彭德懷部已進至沙溪、中村、黃陂，準備引誘國民黨軍深入。[44]23日，羅卓英進一步報告，紅軍計劃「在龍崗東固一帶集結主力」[45]，誘敵深入實施決戰。當時蔣的日記記下了其對紅軍動向的準確了解，7月20日記有：「聞赤匪十日來由老巢向古龍崗竄去者有三萬人之眾，乃決心即向龍崗東固攻擊前進。」[46]28日日記中明確寫道：「知第六師已克黃陂、小布矣。第十九路昨日亦克東固，則其所謂老巢者，皆已為我佔領，惟其主力尚未擊破，仍麇集於平安寨、馬鞍石一帶，乃必設法擊破之。粵桂雖將逼近湘贛，擾亂我戰略，以助赤匪，而我仍先擊破赤匪為第一任務。粵桂石逆實皆不足平也。」[47]可見，此時蔣介石對紅軍主力的動向掌握確實相當清楚。

如國民黨方面所發現的，7月中下旬，紅軍主力向西北方向開動。7月22日到達於都北部銀坑、橋頭地區，7月28日，進至興國高興地區，在長途跋涉之後進行短暫的休整。7月31日，朱德、毛澤東判斷富田方面國民黨軍力量薄弱，指揮紅軍主力由興國高興圩地區向富田開進，「以繞入敵背搗其後路，使敵動搖震恐，然後消滅其大部隊之企圖，決定先奪取富田、新安」[48]，試圖在此打開缺口，重演第二次反「圍剿」由西向東橫掃的一幕。以龍岡為中心的這一帶老根據地具有良好的群眾基礎，是紅軍擊敗國民黨第一、二次「圍剿」的福地，朱德、毛澤東不惜千里回師，選擇在此發動戰略反攻，主要即基於此，這就是毛澤東所分析的：「當敵人大舉進攻紅軍時，紅軍總是從白區退卻到根據地來，因為根據地的人民是最積極地援助紅軍反對白軍的。根據地的邊緣區和中心區，也有區別；對於封鎖消息、偵察、運輸、參戰等事，中心區的人民比較邊緣區為好。所以『退卻終點』，在過去江西反對第一、二、三次『圍剿』時，都選在人民條件最好或較好的地區。」[49]

但是，紅軍此次千里回師，目標太大，很難不被察覺，加之國民黨方面擁有空中力量，更增加了紅軍大部隊隱蔽行動的困難。[50]長時間的長途行軍，對紅軍保持戰鬥力也是一個巨大考驗：「這時早稻還沒有收割，正是青黃不接的時候，大兵團行動，有時糧食不足，部隊只好喝點稀飯充饑。尤其困難的是病員增多了，中暑的、發瘧疾的、拉痢疾的，這個沒好，那個又病倒了，收容隊一天天在擴大。」[51]而紅軍的進軍方向，雖然有其不得不然之理，卻也在蔣介石意料之中，使其可以從容應對。因此，當紅軍發出進攻命令後，形勢其實不容樂觀。右翼贛西南地區，雖然不是初期國民黨方面的主攻方向，卻是其鉗形攻勢的落剪之處，早在7月2日，蔣介石即致電右翼集團軍總司令陳銘樞：「中本午巡視左翼，擬先到撫州，再往南城，處置妥後，當來右翼。請兄如期進行，並望留精強一旅之眾控置吉安，以防赤匪施行大迂迴來襲打吉城。」[52]當國民黨軍左翼順著廣昌、寧都、於都「清剿」一圈後，雖然疲憊不堪，但其所謂鉗形攻勢已經有合攏之勢，此前1日，陳誠的第十八軍主力由寧都開至龍岡一帶，正「待命龍岡」[53]，隨時可以向富田進發，十九路軍更是在此蓄勢已久。紅軍出動當天，國民黨方面又偵得動靜，作出一系列嚴密部署。[54]十九路軍和十八軍這兩支「進剿」軍中最精銳部隊分扼南北，東邊有第三路進擊軍及正趕往興國的第六、第九師，西邊是贛江天險，紅軍大有墮入對方包圍圈之嫌。正因如此，蔣介石在日記中信心十足：「據飛機報告，今晨有匪之主力二萬人由興國經沙村、洞口向新安、富田方向前進，思來抄襲我十九路軍之側背，幸發覺尚早，布置或尚能及也。乃重下第九次命令，嚴令六、九兩師星夜進攻興國，俾得夾攻，如能如計，則贛南赤匪或能於此一網打盡也。」[55]

8月初，國民黨軍紛紛逼向高興地區，試圖在此逼迫紅軍主力決戰。3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赤匪主力尚遊魂於興國西北、石陂、沙村之間，揚言由小布來攻白沙，其實乃欺詐我兵力而已。第六師到太平寨，圍剿未破，分兵監視，而直攻興國，頗得法，明知其為牽制兵力而已。惟決戰未定，心實憂慮，恐被其漏網也。」[56]蔣此時雖也自稱憂慮，但擔心的乃是紅軍是否會漏網，已經很有幾分魚已上鉤的激動。反觀紅軍，人困馬乏、四面皆敵，處境十分艱危。生死存亡，幾在毫髮之間。

三

面對危機，朱德、毛澤東保持了清醒的頭腦。當察覺富田一帶國民黨軍已有嚴密防範時，紅軍立即改變計劃，折回高興圩地區。毛澤東後來回憶：「我不得不改變計劃，回到興國西部之高興圩，此時僅剩此一個圩場及其附近地區幾十個方里容許我軍集中。集中一天後，乃決計向東面興國縣東部之蓮塘、永豐縣南部之良村、寧都縣北部之黃陂方向突進。」[57]蘇區中央局在稍後的電報中對此描繪得簡單明了：「兩月賓士，全無休息，疲睏已極，疾病甚多。既入興國，倉卒應戰，初向富田，折回興國，由西向東，深入黃陂，又疾馳五百里。」[58]

敏銳察覺不利形勢並毅然改變計劃，對當事者而言，需要識力、膽魄和果斷。8月5日，紅軍在對方重重大軍中，採取中間突破方法，向國軍相對較弱尚未合圍的東部突進，在與國軍相隔僅20公里的空隙地帶銜枚疾走、乘夜穿越，安全進到蓮塘地區。紅軍能作出並成功實施這一決策，是朱德、毛澤東審時度勢、大膽用兵的體現，同時和其長期在此活動，對地形地勢有充分了解及該地區良好的群眾基礎直接相關。由此看，紅軍千里回師贛西南初時或不免膠柱鼓瑟之嫌，此時卻又見未雨綢繆之利。戰爭中所謂的戰術高低端在運用者存心之妙和利用之巧，而成敗之分對後人認識的影響也是決定性的。放棄原定攻擊計劃，改而向東突進，是紅軍擺脫第三次「圍剿」以來窘迫局面、化被動為主動的關鍵一步，意義非同尋常。

紅軍在虎口中及時撤離、遁去，使國民黨軍失去決戰良機。陳誠在寫給未婚妻的信中透露：「此次剿匪，土匪總是逃避而不與我戰。以前、昨兩日情況，應可遇匪主力，擬一舉而殲滅之。但據報匪軍朱、毛、彭、黃聞我軍到達富田，極形恐慌。原定集中全力，今日取富田，明日進佔水南、白沙；據我軍俘獲之匪供稱，昨日集合師長以上開會，認為此次作戰計劃完全失敗，決定退卻。如確，則一時又無仗可打矣。然我軍如不能將匪之主力殲滅，終不能安心。」[59]由於蔣介石出於政治目的而提早出兵，第三次「圍剿」之初，國共兩方孰主動、孰被動，應該十分清楚，但當紅軍幾乎已陷入包圍圈時，國民黨方面卻未能因時制宜、主動出擊，把握這一天賜良機，而是坐等紅軍上鉤，結果被朱德、毛澤東抓住一線之機，兔脫而去，局部的主客關係瞬間易手。國共雙方戰鬥精神的差異及戰術運用的高低，於此盡可一覽無餘。

紅軍向東突破後，戰場形勢為之一變。國民黨方面雖然對紅軍動向有所掌握，8月6日蔡廷鍇向蔣介石報告紅軍已於前一夜進軍蓮塘[60]，但已無法及時作出反應。7日，紅軍在蓮塘主動出擊國民黨軍上官雲相四十七師，該師在第二次「圍剿」時已遭紅軍打擊，是國民黨軍鏈條中較弱部分，紅軍發起攻擊，迅速殲其兩個團，接著又乘勝在良村追殲退卻中的郝夢齡第五十四師兩個團。此役，據國民黨方面戰報記載：「上官雲相部分防六處，相距過遠，且以四晝夜前進四百五十里，深入匪區，突破該匪進犯，致陷重圍……卒以調援不及，眾寡懸殊，不得已退駐沙溪。」[61]和嚴肅的戰報相比，戰場上的回憶更加生動，國民黨軍參謀被俘後還在憤憤不平：「情報，完全是情報失靈才倒的霉！一到這裡，老百姓跑得連個影子也沒有，弄得隊伍像個瞎子。昨天通報還說你們被蔣光鼐、蔡廷鍇圍在高興圩，哪曉得今天你們卻在這裡包圍了我們！」[62]

蓮塘、良村之戰後，紅軍兼程東進，8月11日，一舉突入黃陂，殲毛炳文部兩個團。此兩役作戰結果，據紅軍方面的統計，俘虜軍官708名，士兵3193名，繳槍炮7080件[63]；自己陣亡軍官49人，士兵290人，傷1172人，失蹤815人。[64]和國民黨軍出動的龐大兵力相比，這兩次戰鬥對國民黨軍實力打擊尚屬有限，但紅軍居然可以在絕境中反戈一擊，卻讓一心渴望勝利而又向來三心二意的蔣介石心間蒙上濃厚的陰影，使其清楚地認識到「剿共」必須要付出重大代價。8月10日蔣在日記中計劃今後作戰應「注重據點，不多追剿，俾得節省兵力，免得疲於奔命也」。[65]黃陂戰鬥後次日，他再次在日記中表示：「剿匪之難，甚於大戰，彼利用地形熟識，與民眾協從，故避實擊虛隨其所欲，而我官兵則來往追逐疲於奔命。」因此，他調整今後的計劃為：「如欲剿滅赤匪，決非一朝一夕之故，必集中兵力，構築據點，開闊道路，發展交通，使匪無所藏窩，而官兵行動自如，乃可制其死命也。」[66]顯然，其進剿信心已嚴重動搖，不再期望一舉「剿滅」紅軍。

蔣介石之所以如此突兀地修改其「進剿」思路，軍事上的挫敗及「剿共」遇到的困難自是直接誘因：「各部追剿隊皆乏鹽與葯料，淡食已數日，運輸不便，匪又節節阻礙，地形不熟，民眾附匪，落伍兵與病兵皆在途中，為鄉中農匪所殺害，故各部視剿匪皆為畏途矣」[67]；同時，在第一線實地接觸中共後，其對紅軍原來多少存有的輕視心理終於一掃而空，意識到解決紅軍絕非一朝一夕所可致。更重要的，正如他發動「圍剿」與政治需要密不可分一樣，其立場改變和政治考慮也息息相關。無論表面唱出多少高調，蔣內心其實很明白，此時對其最高統治地位形成直接威脅的並不是中共，而是國民黨內有可能取而代之的地方實力派。就蔣而言，如果能在「剿共」戰爭中輕鬆取勝，形成在國內政爭中的重大加分因素，自然求之不得，但如付出實力代價又並無多大進展可能，則一定要細加掂量。所以，雖然蔣在接到兩廣方面詆其「剿共」不力訊息時大聲喊冤：「聞粵偽府已下討伐令謂余聯共，謂余剿匪不力，嗚呼，天下尚有此忍心之叛徒，以誣陷人過至此者乎！」[68]但兩廣方面的這種說法其實也未必純為誅心之論，同樣的懷疑處處可見。即連他的親信部下陳誠對其態度似也並無把握，「圍剿」期間曾在家書中說到，對中共「如能繼續追剿，不出一月當可根本肅清。惟不知中央能具此決心否？」[69]

歷史真是十分有趣，蓮塘、黃陂兩役後，當蔣介石唉聲嘆氣、憂惶動搖時，中共方面自身評判也不樂觀，蘇區中央局指出，7月底以來，紅軍「在約三個星期中，出入敵軍重圍之中，爭取良村、黃陂兩役勝利，至八月十六日二次被敵包圍，是為一年來三次戰爭中最艱苦的時刻」。[70]也就是說，雖然蓮塘、黃陂兩役紅軍取得殲滅戰的勝利，但紅軍總體上的被動態勢仍未徹底改變，當國民黨軍以絕對優勢兵力轉向東面的黃陂，密集壓向紅軍時，紅軍處境仍然十分艱難，紅十二軍東進樂安的疑兵事實上並未能調動國民黨軍主力。[71]究其原因，首先當然是由於國民黨軍兵員上的絕對優勢；其次紅軍活動範圍局限於老根據地，活動空間有限，這也使紅軍和國民黨軍始終如影隨形。

當時，蔣介石並不知道紅軍的真實處境，或者說，即使內心明白也無暇顧及。寧粵衝突日漸激化，粵方揚言北進，同時北方石友三及閻錫山、馮玉祥動作頻頻，都令蔣介石頗為頭疼。在各方巨大壓力下，8月初，蔣一度認真考慮過辭職問題，並對辭職後的政軍系統布置提出計劃：「顧長蘇，蔣長浙，朱長閩，熊長贛，魯長滬，四軍團移浙，二軍移蘇，一軍團移汕，三軍團移閩，第五第六第十第十一第十四第廿三第五十三第廿六路第四十七第五十四第七十七第廿八各師暫駐江西。」[72]8月上、中旬，蔣對紅軍基本處於圍而不攻狀態，其中原因，固有對紅軍戰鬥力懼怕的因素，更有怕與紅軍作戰實力受損影響其應對廣東進攻的擔心，同時國內政局不明，蔣自身進退出處難定，紅軍的存在對蔣也實在難言禍福。8月16日他在日記中寫道：「閻回晉後北方尚在醞釀中，江西赤匪未平，豫南吉部謀叛，兩廣逆軍思逞，湖南態度不明，此五者應研究而熟慮之。」[73]8月20日蔣日記中記有：「近日最急者為吉鴻昌部處置問題，其次為商震，楊愛源、孫楚之位置。」[74]看來，又到了蔣通盤考慮抉擇的時候了。

在對紅軍圍而不攻的同時，蔣介石命令各部對已佔領的中共老根據地大肆燒殺。16日，蔣電陳銘樞，表示：「清野焚毀之策，中極贊成。請兄詳細計劃準備完妥後即令各部隊切實施行。限十五日內焚平完畢可也。」[75]同時指示焚燒辦法和地區：「毀平匪區辦法應切實計劃派員負責監督，分區施行。如今日得將中坪之匪擊破，則第一縱隊擔任龍岡城岡以南古龍岡、琵琶隴（含內）、江背洞、龍岡頭以北地區；第三縱隊擔任安福碩田江口以北至大金竹南坑地區，其在龍岡東固西北地區由第二縱隊與該守備隊任之。」[76]「小布及其以西之南坑圩與其以南之蔡江圩以及肖埠源頭南陵各圩應皆平毀。」[77]對贛西南根據地中心東固更為殘酷，具體執行的指揮官彙報：「奉層峰電令，以東固匪巢人民匪化已深，無法挽救，著以東固為中心點，縱橫二十五里一律平毀凈盡，格殺無餘。」[78]

置紅軍主力於不顧，卻一心拿普通民眾開刀，蔣在日記中對此提出的解釋是：「此時一面燒山焚巢，一面分飭構築據點，一面開路，不計其時日，不問其地區，求殲滅主匪可也。以計度之，老巢皆為我佔領焚毀，匪乃不得設施活動，其糧秣亦必不多，如展其時日，則未有不為我軍殲滅也。」[79]這粗看很像是守株待兔的近代版，不過如想到另一個成語敲山震虎，或許就可以對蔣介石此時的「燒山焚巢」有更深一層的理解。在判斷無法消滅紅軍後，趕走紅軍於蔣而言其實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如他在給熊式輝的焚燒命令中所說：「對匪巢只有焚燒，才能解決，請派飛機設法暫停轟炸，而專用火油在欲燒之區域內……每區約焚三日，使匪恐慌，不能立足。」[80]如此看，8月中旬蔣介石日記所寫：「據報匪向東竄，果不出所料，但無兵可派，恐其漏網耳」[81]，此中涵義，似不無可琢磨之處。

蔣介石的用心，當年正與其交手的中共自無可能想到，短暫向東後，8月中旬，中共又從國民黨軍十里縫隙中折回興國均村地區。國共兩軍在互不摸底的情況下，繼續在老根據地贛西南的大山中周旋。

四

8月底，形勢再變，因蔣介石戀棧不肯下野，粵方動員日急。25日蔣介石在日記中記下其對局勢發展的應對構想：「據各方消息，兩廣已動員攻湘，約計下月初侵入湘境……決計抽剿赤之兵以當叛逆，預料時局開展，解決之期，不出一月也。電召敬之、真如來省商決方略：（一）叛逆攻湘，我仍專心剿赤；（二）盡撤剿赤之兵對付叛逆，以求先滅叛逆再清赤匪；（三）維持剿匪現狀至抽出主力援湘，此三者決定其一也。」[82]9月1日，粵桂聯軍下入湘動員令，並聯合反蔣的唐生智軍隊，開始進兵湖南。4日，南昌行營決定大規模收縮兵力：「所有剿匪各軍，除以一部就地監視匪軍外，其餘分別轉進，主力向吉水、吉安、泰和、贛州集結，準備討逆。」[83]國民黨軍開始全面的戰略收縮。歷史的因果有時其實難以截然釐清，表面看，是廣東的出動使蔣停止了進一步的「進剿」，但實際上，從前述蔣的種種動作看，有理由相信，這也未嘗不是為蔣提供了一個下台階的機會。所以，9月1日，當蔣得到兩廣出動消息時，他的反應是：「據報兩廣逆軍果已於上月杪集中攻湘。聞之憂樂交集，以果不出我所料，而災情如此，赤匪未消，而彼叛逆冒此大不韙，不惟加重災黎苦痛，且為外部敵國所輕笑，如此乘災樂禍背叛革命，非使國亡種滅而不止，豈不可痛，然其一出兩廣，無所憑依，是誠自取滅亡。」[84]「憂樂交集」這四個字，或許並不僅僅如他自己解釋的那麼簡單。

9月，紅軍抓住國民黨軍戰略收縮的機會，於7日與第十九路軍蔡廷鍇的第六十師、蔣鼎文的第九師在高興圩地區發生激戰。關於此役，蔡廷鍇報告，與紅軍「三四萬人激戰肉搏數十次」終將紅軍「擊潰」。[85]陳銘樞隨後則報稱：「本月虞辰我十九路軍及第九師在興國之西高興圩、益田、長逕口、墩田、老營盤一帶與匪第三、四、五、七、八、十二等軍朱、毛、彭、黃、林、羅、李等全部五萬餘人遇戰，亘兩晝夜，劇烈異常。自虞夜至庚未，匪更以主力密集部隊反覆向我高興圩之六十師衝鋒肉搏二十餘次。蔡軍長廷鍇親率部隊迎戰，均將匪擊退。」[86]其實，當時紅軍主力全部兵力僅3萬人，投入黃陂戰鬥的部隊總計不足2萬人。從蔡廷鍇的三四萬人加碼到陳銘樞的5萬餘人，是國民黨軍的一貫作風，此無足怪，不過，國民黨方面在高興圩一役確有所得應屬事實，蔣介石在兩天後的日記中記載：「得剿赤報告，第九師獨立旅與十九路死傷雖大，但赤匪傷亡數目倍於我，赤匪受此打擊，不難殲滅。」[87]國民黨方面後來編輯的戰報稱此次戰鬥「實為剿匪以來最勝利最激烈之血戰」。[88]

關於高興圩一戰，國共兩方面的資料可以相互印證。紅四軍林彪、聶榮臻戰鬥剛結束時報告：「此次戰役損失較大，職軍及三十五軍、三十五師，現收容之傷病已有六百左右，但還有一小部分在陣地未及收容。陣亡的數目不知……全軍共計傷團長六名，陣亡兩名，其它尚未統計。」[89]據紅一方面軍戰鬥結束後統計，此役紅軍陣亡軍官121名，士兵794名，負傷軍官268名，士兵1672名，失蹤被俘官兵333名，傷亡被俘總數達三千餘人。[90]如此損失對於當時實力非常有限的中央紅軍而言，確實不可不謂重大，後來第五次反「圍剿」中廣被詬病的廣昌戰役紅軍損失是4000人左右。蘇區中央局的報告對此戰的說法是：「因偵察不考究，力不集中，左翼雖消滅蔣鼎文三團，但我中右兩路與蔣蔡兩師血戰七晝夜，成相持之局，敵我傷亡各二千餘人。」[91]毛澤東後來曾明確表示：「一九三一年九月的江西興國縣高興圩地區打十九路軍的作戰……吃了兵力不集中的虧。」[92]而在早期毛澤東著作的版本中，他還有更進一步的說法：「高興圩、水口圩一類的戰役是不足為法的，歷來都認為是失本生意，我們的經典是必須有所繳獲。」[93]

高興圩戰鬥，再一次給了國民黨方面扭轉戰局的契機，但一如「圍剿」之初，在機會面前，蔣介石仍然沒有表現出把握機會的敏感和果斷。十九路軍很快退回興國，各方面的撤退仍然按部就班繼續，這固然和粵方對湖南正加緊進攻有關，但蔣介石和國民黨方面應變能力的嚴重不足也不能不說是重要原因。倒是紅軍方面沒有為一時挫折所嚇阻，仍在繼續尋求機會打擊退卻中的國民黨軍。15日，紅軍在方石嶺一帶向蔣鼎文的第九師、韓德勤的第五十二師發起進攻。蔣鼎文部一個炮團和輜重部隊被殲，韓德勤部被擊潰散。韓德勤報告稱：「赤匪偵知職師與九師向東固前進，遂以全力向老營盤方面星夜東移，向我襲擊。職師苦戰竟日，率以彈盡援絕至遭慘敗。」[94]據接戰的紅軍部隊戰鬥結束後統計，此役俘虜軍官71人，士兵3187人，自己陣亡官兵僅63人，傷234人。[95]方石嶺一戰，紅軍方面以極小的代價獲得全勝，堪稱第三次反「圍剿」以來揚眉吐氣的一仗。

當蔣介石選擇在「剿共」戰場全面後撤時，對粵方的布置卻在加緊展開。9月12日，蔣介石通過同桂系李、白關係密切的吳忠信聯絡汪、桂，囑其告粵桂方面自己願意下野：「介石望和之意甚切，惟望不用武力強迫方式，更易進行。」[96]粵方收到蔣介石的示意後，隨即將部隊後撤。9月17日，陳誠寫道：「昨接各方情報，粵逆已撤兵，果是，一時或不致動干戈。惟此不過遲早問題，終非黨國之福也……聞總司令明日可抵贛，此後或先行討逆，或繼續剿匪，均待總司令到達後方能決定。」[97]陳誠的疑問，在次日蔣介石的日記中有明確的答案：「對匪決取包圍策略，以重兵掩護修路，以大款趕修道路，待路成，再剿赤匪」，暫停「剿共」軍事已成定局；「對粵決令十九路先佔潮汕，十八軍集中贛南，余再宣言以第一、二、三屆委員共為四屆委員，余在四全會中引咎辭職，而屬陳蔣蔡等應之，如粵不從，則以武力牽制之。」[98]這是蔣日記中罕見的自曝陰謀的一段，別具意味，透露出其對粵方承諾的所謂下野純屬緩兵之計，真實意圖是準備以十九路軍和陳誠十八軍南下鉗制廣東，再演一出假意下野、武力擁戴、逼粵就範的好戲。顯然，蔣介石對付黨內紛爭比對付中共更有辦法，而他9月18日重返江西的目標已不在中共而在粵方。

在蔣介石預定的這場戲中，銜命準備南下的陳銘樞是唱紅臉擁蔣的絕對主角，不過，蔣介石不會想到，此前不久，陳銘樞正跟鄧演達聯繫，「決定利用蔣要我出兵圖粵的機會，另開局面……佔領東港和閩南一帶，然後推蔡元培領銜，我與擇生共同署名，發表對時局宣言，呼籲和平，以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相號召；對寧粵雙方則采武裝調停辦法，建立第三勢力，以圖控制整個局勢。」[99]雖然鄧演達被捕後，該謀劃即告中斷，但陳此時提出十九路軍南下潮汕，不排除是其為實現原計劃而聳動蔣介石作出的決策。如果事態真的如此發展下去，這場戲又不知該如何收場了。

「九·一八」事變終止了這一切。事變給了蔣介石冠冕堂皇停止第三次「圍剿」的理由，也使寧粵間包括陳銘樞不再抱其他想法，只能在一致對外的旗幟下坐到談判桌前。與此同時，紅軍「因各次戰役，特別高興一役，損失過大，若繼續作戰，必然精華過損，決定結束三期戰爭。各部退卻之敵，只以地方武裝擔任追擊，主力則移瑞金整理」。[100]第三次「圍剿」和反「圍剿」就此結束。

第三次「圍剿」和反「圍剿」是在國民黨內部再一次發生嚴重分裂的背景下進行的，雖然相對中原大戰前，這次分裂沒有演變為寧粵雙方的軍事衝突，但武力相向的可能始終存在。衝突刺激了第三次「圍剿」的迅速展開，並意外造成國民黨軍有利的形勢，但也嚴重影響著蔣介石的「進剿」決心，使其在遭遇挫折後立即選擇保存實力。這其中的曲折變化，鮮明印證了毛澤東當年所論述的紅軍之存在與發展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國民黨內部的衝突：「因為有了白色政權間的長期的分裂和戰爭，便給了一種條件，使一小塊或若干小塊的共產黨領導的紅色區域，能夠在四圍白色政權包圍的中間發生和堅持下來。」[101]第三次「圍剿」和反「圍剿」的進程與國民黨內部的動蕩離合密不可分。

由於指揮者對自身優勢的善加運用及戰爭決策中的天才表現，中共方面第三次反「圍剿」涉險過關，結局堪稱圓滿，但也存在不能不正視的問題。反「圍剿」期間，紅軍損傷「約六千人」[102]，這對於總數僅為三萬的紅軍來說顯得大了一些，如果沒有寧粵衝突的因素，紅軍獨力打破「圍剿」的難度應可想見。從第三次反「圍剿」的經過可以看出，其成敗常在一線之間，內線的根據地內的作戰雖然有地利人和的優勢，但在國民黨軍日益增強的軍事力量壓迫下，充分發揮的可能性已經受到相當制約，單純依靠大膽、靈活的指揮其實也隱含著失手的巨大風險。所以，毛澤東後來說：「在三次戰爭以後，我們的軍事戰略，大規模上決不應再採取防禦式的內線作戰戰略，相反要採取進攻的外線作戰戰略。」「在現時的敵我形勢下，在我軍的給養條件下，均必須跳出敵人的圓圍之外，採取進攻的外線作戰，才能達到目的。」[103]這既是針對第三次反「圍剿」後國民黨內部整合加強，紅軍作戰環境更為艱難而言，同時也應是大戰之後的有感而發、經驗之談，論史者切切不可等閑視之。

蘇區地域有限，資源不足，面對國民黨軍的壓迫，可主動選擇餘地不大。國民黨方面如利用其整體優勢，對蘇區採取封鎖政策有一矢中的之效。第三次反「圍剿」結束後不久，國民黨方面從中共被俘人員口供中獲悉：「匪區內除瑞金一縣有少數貨物買賣外，在他各縣荒涼萬分，若我中央能以此時一面給予政治上之宣傳打擊一面施堅壁清野封鎖外物運入，則不出一年，不打自滅。」[104]這確非危言聳聽。準備第三次「圍剿」時，蔣介石已經針對紅軍這一弱點，指示派出的宣傳人員：「調查敵人所需要的東西，如同鹽的來源等。現在匪區都給我們包圍了，如果過一兩個月不許使他們和外面交通，那他就沒有鹽吃了。」[105]隨著戰爭的進行，蔣這一想法不斷強化，圍困紅軍的設想在其日記中時常出現，雖然這其中不無拖延「剿共」的政治用心，但並不妨礙其在蔣思想中留下印跡。國民黨、蔣介石所作的如上諸種轉變和思考，將為接下來國共間的「圍剿」與反「圍剿」戰爭，增添遠為複雜的內容。

[1]關於第三次「圍剿」和反「圍剿」的研究，可謂汗牛充棟，本文不擬對此一一作出說明，應指出的是，楊奎松的《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關於這次「圍剿」的描述和分析對本文有重要的啟發和參考意義。

[2]《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10冊，台北國史館2004年版，第292頁。

[3]《蔣介石日記》（手稿），1931年6月27日，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藏，下同。

[4]《蔣介石致何應欽、熊式輝電》（1931年6月20日），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編（二），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1981年編印，第373頁。

[5]《蔣介石日記》（手稿），1931年6月28日。

[6]《剿赤軍各路布置完妥》，《申報》，1931年6月28日。

[7]《中國國民黨第三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為一致協力撲滅赤匪告全國同胞書》（1931年6月15日），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編（二），第364頁。

[8]《在贛歡宴各界之演說》，《江西民國日報》，1931年2月26日。

[9]蔣介石：《剿匪應從精神、組織與紀律來奮鬥》，《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11卷，台北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1984年版，第20頁。

[10]《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10冊，第50頁。

[11]《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11冊，台北國史館2004年版，第282—283頁。

[13]《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11冊，第419頁。

[14]《總前委第六次會議紀要》（1931年6月2日），《興國文史資料選輯》第3輯（中央革命根據地第三次反「圍剿」專輯），興國縣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1990年編印，第151頁。

[15]《總前委第九次會議紀要》（1931年6月22日），《興國文史資料選輯》第3輯（中央革命根據地第三次反「圍剿」專輯），第158—159頁。

[16]《紅軍一方面軍總前委第一次擴大會議記錄》（1931年6月22日），《興國文史資料選輯》第3輯（中央革命根據地第三次反「圍剿」專輯），第162頁。

[17]郭化若：《粉碎蔣介石親自指揮的第三次「圍剿」》，《興國文史資料選輯》第3輯（中央革命根據地第三次反「圍剿」專輯），第12頁。

[18]《陳銘樞回憶錄》，中國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70頁。

[19]《對粵與剿共》，天津《大公報》，1931年6月20日。

[20]蔣介石日記，1931年6月10日。

[21]《國民政府慰勞剿共將士通電》，《中國國民黨歷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上，光明日報出版社1984年版，第973頁。

[22]《國府告全國武裝同志電》（1931年6月10日），《中國國民黨歷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上，第975頁。

[23]《宋子文電蔣中正陳說變更剿匪宣傳方針》（1931年7月14日），蔣中正文物檔案，002080200051035。

[24]《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11冊，第377頁。

[25]《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01頁。

[26]《毛澤東致以栗、震林等同志信》（1931年6月28日），《江西黨史資料》第19輯（中央蘇區第三次反「圍剿」），中共江西省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中共江西省委黨史研究室1991年編印，第41頁。

[27]《毛澤東致以栗、震林等同志信》（1931年6月28日），《江西黨史資料》第19輯（中央蘇區第三次反「圍剿」》，第41—42頁。

[28]《軍閥混戰的形勢與前途》，紅七軍政治部編《火爐》第1期，1931年7月18日。

[29]《軍閥混戰的形勢與前途》，紅七軍政治部編《火爐》第1期，1931年7月18日。

[30]《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213頁。

[31]郭化若：《粉碎蔣介石親自指揮的第三次「圍剿」》，《興國文史資料選輯》第3輯（中央革命根據地第三次反「圍剿」專輯），第12—13頁。

[32]郭化若：《粉碎蔣介石親自指揮的第三次「圍剿」》，《興國文史資料選輯》第3輯（中央革命根據地第三次反「圍剿」專輯），第13頁。

[33]《蔣介石致何應欽、熊式輝電》（1931年6月20日），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編（二），第373頁。

[34]《蔣中正電朱培德宋子文赤共主力向贛閩移本軍月內集中完畢即進攻》（1931年6月23日），蔣中正文物檔案，002020200011117。

[37]《蔣介石致左翼朱紹良、孫連仲、陳誠等電》（1931年7月3日），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編（二），第375頁。

[38]《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11冊，第356頁。

[40]《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210—211頁。

[41]《蔣中正電王樹翰朱培德葉楚傖》（1931年7月30日），蔣中正文物檔案，002020200011134。

[42]《此次剿匪非出匪不意不但不能肅清土匪且為匪所算也》（1931年8月6日），《陳誠先生書信集·家書》上，台北國史館2006年版，第59頁。

[43]《蔣介石日記》（手稿），1931年7月11日。

[46]《蔣介石日記》（手稿），1931年7月20日。

[47]《蔣介石日記》（手稿），1931年7月28日。

[48]《奪取富田新安的命令》（1931年7月31日），《興國文史資料選輯》第3輯（中央革命根據地第三次反「圍剿」專輯》，第220頁。

[49]《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207頁。

[50]第三次反「圍剿」結束後，蘇區中央局談到國民黨空中力量的影響：「敵飛機轟炸威力頗大，一年來我軍被其損傷者近千人。偵察亦有相當作用。」（《蘇區中央局十月三日自瑞金來的長電》，《興國文史資料選輯》第3輯《中央革命根據地第三次反「圍剿」專輯》，第49頁）

[51]李志民：《奇兵致勝》，《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紅軍反「圍剿」回憶史料》，解放軍出版社1994年版，第59頁。

[52]《蔣中正電陳銘樞本午巡視左翼擬先到撫州再往南城再來右翼》（1931年7月2日），蔣中正文物檔案，002020200011122。

[55]《蔣介石日記》（手稿），1931年7月31日。

[56]《蔣介石日記》（手稿），1931年8月3日。

[57]《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219頁。

[58]《蘇區中央局十月三日自瑞金來的長電》，《興國文史資料選輯》第3輯（中央革命根據地第三次反「圍剿」專輯），第47頁。文中「倉卒」應為「倉猝」之誤。

[59]《此次剿匪土匪總是逃避而不與我戰》（1931年8月3日），《陳誠先生書信集?家書》上，第58頁。

[61]《關於第三次贛南「圍剿」經過史稿（1931年7—9月）》，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第5輯第1編，「軍事」（3），江蘇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75頁。

[62]李志民：《奇兵致勝》，《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紅軍反「圍剿」回憶史料》，第63頁。

[63]《紅三軍團蓮塘、良村戰鬥情況統計表》（1931年8月16日），《紅三軍蓮塘、良村戰鬥情況統計表》（1931年8月17日），《紅三軍團黃陂戰鬥情況統計表》（1931年8月18日），《紅一軍團第四軍八月七日戰鬥結束統計表》（1931年8月22日），《紅七軍蓮塘、良村、黃陂戰鬥情況統計表》（1931年8月22日），《紅一軍團第四軍八月十一日戰鬥結束統計表》（1931年8月24日），《江西黨史資料》第19輯（中央蘇區第三次反圍剿），第90—96頁。

[64]《紅三軍團作戰統計》（1931年8月16日），《紅三軍作戰統計》（1931年8月17日），《紅軍第一軍團第四軍八月七日戰鬥結束統計表》（1931年8月22日），《紅三軍團作戰統計》（1931年8月18日），《紅軍第一軍團第四軍八月十一日戰鬥結束統計表》（1931年8月24日），《紅七軍作戰統計》（1931年8月22日），《興國文史資料選輯》第3輯（中央革命根據地第三次反「圍剿」專輯），第224—226、255—256、265頁。

[65]《蔣介石日記》（手稿），1931年8月10日。

[66]《蔣介石日記》（手稿），1931年8月12日。

[67]《蔣介石日記》（手稿），1931年8月13日。

[68]《蔣介石日記》（手稿），1931年8月8日。

[69]《現社會之不滿軍人實無怪其然即我自己亦時有此種感想》（1931年9月12日），《陳誠先生書信集·家書》上，第67頁。

[70]《蘇區中央局十月三日自瑞金來的長電》，《興國文史資料選輯》第3輯（中央革命根據地第三次反「圍剿」專輯），第47頁。

[71]8月中旬，在紅軍由君埠西進興國後，蔣介石立即獲知消息，電趙觀濤等告知其已由「君埠西逃」。《蔣中正電趙觀濤衛立煌等》（1931年8月16日），蔣中正文物檔案，002020200011138。

[72]《蔣介石日記》（手稿），1931年8月6日。

[73]《蔣介石日記》（手稿），1931年8月16日。

[74]《蔣介石日記》（手稿），1931年8月20日。

[75]《蔣中正電陳銘樞贊成清野焚毀之策請詳訂計劃五日內毀平完畢》（1931年8月16日），蔣中正文物檔案，002020200011136。

[76]《蔣中正電陳銘樞詳訂毀平匪區辦法分區施行及擊破中坪匪後部隊部署》（1931年8月16日），蔣中正文物檔案，002010200060033。

[77]《蔣中正電令趙觀濤將小布及以西以南等地區平毀》（1931年8月24日），蔣中正文物檔案，002010200060041。

[78]《國民黨軍第五十三師李韜珩部配備東固移防贛東情形的報告》（1931年8月17日），《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第5輯第1編,「軍事」（3），第78頁。原標題中「李韜珩」應為李韞珩之誤。

[79]《蔣介石日記》（手稿），1931年8月22日。

[80]《蔣中正電示熊式輝派飛機散布火油令各部準備焚燒匪巢》（1931年8月21日），蔣中正文物檔案，002010200060038。

[81]《蔣介石日記》（手稿），1931年8月10日。

[82]《蔣介石日記》（手稿），1931年8月25日。

[83]《何應欽將軍九五紀事長編》上，台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4年版，第262頁。

[84]《蔣介石日記》（手稿），1931年9月1日。

[87]《蔣介石日記》（手稿），1931年9月9日。

[88]《關於第三次贛南「圍剿」經過史稿》（1931年7—9月），《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第5輯第1編，「軍事」（3），第76頁。

[89]《紅四軍關於作戰情況的報告》（1931年9月9日），《興國文史資料選輯》第3輯《中央革命根據地第三次反「圍剿」專輯》，第274頁。

[90]《紅一方面軍九月七、八兩日戰鬥結束統計表》（1931年9月30日），《興國文史資料選輯》第3輯《中央革命根據地第三次反「圍剿」專輯》，第272—273頁。

[91]《蘇區中央局十月三日自瑞金來的長電》，《興國文史資料選輯》第3輯《中央革命根據地第三次反「圍剿」專輯》，第47頁。

[92]《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225頁。

[93]《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毛澤東選集》第4卷，東北書店1948年版，第645頁。

[95]《紅軍第一軍團第四軍九月十五日戰鬥結束統計表》（1、2）（1931年9月18日），《紅三軍團及七軍九月十五日戰鬥結束統計表》（1931年9月19日），《江西黨史資料》第19輯（中央蘇區第三次反「圍剿」），第114—117頁。

[96]《蔣介石日記》（手稿），1931年9月12日。

[97]《粵逆已撤兵一時或不致動干戈，1931年9月17日》，《陳誠先生書信集家書》上，第69頁。

[98]《蔣介石日記》（手稿），1931年9月18日。

[99]陳銘樞：《「寧粵合作」親歷記》，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第9輯，1981年重印，第55頁。關於蔣介石與陳銘樞關係，金以林《國民黨高層的派系政治》（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論之甚詳，可參閱。

[100]《蘇區中央局十月三日自瑞金來的長電》，《興國文史資料選輯》第3輯（中央革命根據地第三次反「圍剿」專輯），第47—48頁。

[101]毛澤東：《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49頁。

[102]《蘇區中央局十月三日自瑞金來的長電》，《興國文史資料選輯》第3輯（中央革命根據地第三次反「圍剿」專輯），第48頁。

[103]《毛澤東關於對政治估量、軍事戰略和東西路軍任務的意見致電蘇區中央局》（１932年５月３日），《毛澤東年譜》上，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374頁。

[104]李一之：《剿共隨軍日記》，第二軍政治訓練處1932年印行，第131頁。

[105]蔣介石：《剿匪鏟共宣傳的種類及方法》，《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10冊，第10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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