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日本、蘇聯兩失算

原載於《歷史學家茶座》總第17輯，作者黃力民。

1945年8月9日，蘇聯出兵中國東北，發起遠東戰役

1945年7月26日，促令日本投降之《美英中三國政府領袖公告》即《波茨坦公告》發布，其後20天時間內相繼發生的大事是：

7月28日，日本首相鈴木貫太郎公開講話稱對公告「置之不理」，新聞界普遍理解為日本政府拒絕了《波茨坦公告》；

8月6日，美國在廣島投下第一顆原子彈；

8月7日15時40分，日本外務省最後一次致電駐蘇大使佐藤尚武，訓令其催促蘇聯對「近衛訪蘇」表態（按：7月12日，天皇召見前首相、近衛文麿公爵，特派近衛以特使身份訪問蘇聯，以讓出日本在遠東部分利益為籌碼請求蘇聯維持日蘇中立、調停日美關係以結束太平洋戰爭）；

8月8日，佐藤應召面見蘇聯外交部長莫洛托夫時欲詢問蘇方對「近衛訪蘇」之態度，結果被告知蘇聯決定附署《波茨坦公告》，終止蘇日中立條約並於9日對日宣戰；

莫洛托夫召見佐藤尚武一小時後即是滿洲的8月9日，蘇軍發起遠東戰役；

8月9日11時，長崎原子彈爆炸，同日蘇聯駐日本大使馬立克依例要求會見東鄉茂德外相，東鄉以繁忙為由安排在次日上午會見，戲劇性的結果是馬立克向東鄉遞交宣戰書，東鄉則告知馬立克日本已提出投降；

8月10日，日本經中立國照會同盟國，接受《波茨坦公告》但請求附加諒解「不包括足以損害天皇作為君主的特權的任何要求」；

8月11日，美國代表各盟國答覆日本內閣（該答覆以國務卿貝爾納斯署名，史稱「貝爾納斯答覆」），明確「天皇……統治權置於（subjectto）……盟軍最高統帥的限制下」；

8月14日23時，日本經中立國照會同盟國「天皇陛下已頒發詔書宣布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的規定」；

8月14日19時（東京時間8月15日9時），美國播發杜魯門總統聲明宣布日本投降——「已經命令盟國的武裝部隊停止進攻」，三小時後日本天皇《終戰詔書》廣播。

在20天的數輪外交回合里，美國的反應極為迅速。8月10日6-7時，日本外務省通過駐瑞士、瑞典公使發出乞降照會，美國方面於10日7時33分（東京時間21時33分）從新聞廣播獲悉後立即召開高層會議並形成一致意見即「貝爾納斯答覆」，12日0時30分日本就從廣播收聽到這個答覆，距發出乞降照會僅有27小時。《波茨坦公告》初稿由前駐日本大使、時任代理國務卿的格魯和國務院官員杜曼起草，早在5月28日即提交杜魯門，初稿第12條是在一定條件下可以保留天皇制，最高決策層對公告可能產生的效果進行激烈爭論後放棄了此條款。公告發布後，儘管發生了日本不理睬、廣島原子彈爆炸、蘇聯對日宣戰與長崎原子彈爆炸等事件，當日本再提出以關於天皇制的諒解而接受《波茨坦公告》時，美國決策層早已成竹在胸：保留天皇制是次要的，關鍵是改造天皇制、改造日本。

嗣後，8月14日23時，日本通過駐瑞士、瑞典公使發出投降照會，美國於14日16時（東京時間8月15日6時）收到正式文本，國務卿貝爾納斯立即通過電傳打字機與各盟國磋商。貝爾納斯申明美國政府的明確態度是認為日本已經完全接受了《波茨坦公告》並即將向全世界公布這一消息，貝爾納斯根本沒有打算讓重慶、倫敦及莫斯科的同行充分發表意見：麥克尼爾稱「貝爾納斯壓住剛剛開始的爭論，……他請其他的政府也照這樣做，然後就關斷了電路」。隨即（14日19時），美國對外播發杜魯門聲明，宣布日本投降。美國只是同盟國名義上的盟主，之所以能便宜行事，與盟國間沒有常設協調機構、甚至沒有對日作戰總司令也有關係。

幾次外交回合中，日本關鍵的兩次回應時間很長，從7月26日《公告》到8月10日發出乞降照會之間還發生了重大悲慘事件：廣島原子彈爆炸、蘇聯附署《波茨坦公告》對日宣戰並發起遠東戰役、長崎原子彈爆炸；從8月11日「貝爾納斯答覆」到8月14日23時發出投降照會之間，則有東京的陸軍叛亂行動。

在最初的回合，蘇聯除了保持對日本的不即不離態度之外沒有更多作為，廣島原子彈爆炸後兩日蘇聯匆忙宣布附署《波茨坦公告》、對日宣戰，同時發動遠東戰役。

二戰最後勝利階段的諸多意外情節受日本與蘇聯的決策所影響，約翰·科斯特洛《太平洋戰爭1941-1945》對此有生動的描述：「日本的因循拖沓，俄國的裝聾作啞和美國的不厭其煩，形成了這種局勢。」當然，這只是外在表現，背後卻是利益籠罩下的日本與蘇聯決策失誤。

【日本不想輸得太慘，寄厚望於蘇聯的調停

在日本敗象顯露之時，內大臣木戶幸一促成的「重臣上奏」如期而至，1945年2月，天皇先後召見平沼騏一郎、廣田弘毅、近衛文麿、牧野伸顯、若槻禮次郎、岡田啟介、東條英機聽取對時局的意見。14日，近衛文麿對天皇系統地闡述了個人意見：「戰敗……是必然結果」，「滿洲事變、中國事變以及最後發展成的大東亞戰爭，這些都是軍方有預謀的計劃，現在也是非常清楚的事實」；「結束戰爭最大的障礙來自於軍部」，「英、美和重慶的目標就是要打倒日本軍閥，如果軍隊的性質改變了，他們的政策也會改變」。

近衛正式建議「整軍」並啟用宇垣一成（前陸軍大臣）、香椎浩平（「二二六」事件時的東京戒嚴司令）、真崎甚三郎（皇道派首領、前陸軍教育總監）、小畑敏四郎（皇道派實際組織者、前陸軍大學校長）、石原莞爾（東條英機的強硬反對者、前參謀本部作戰部長），以及阿南惟幾（前陸軍省次官）、山下奉文（東條英機強硬反對者、前陸軍航空總監、時任菲律賓第14方面軍司令）等人參與軍部決策，日本上層主和派人士的「終戰」、「求和」思路在1945年初即已形成。

4月7日成立的鈴木貫太郎內閣被稱為「終戰內閣」，外務省是「主和派大本營」，據說外相東鄉茂德在入閣前專門研究過一些國家的戰敗史。

收到《波茨坦公告》後外務省舉行高層會議，條約局長認為「應該馬上接受」，政務局長稱「既然蘇聯態度不明確，馬上接受公告又不受歡迎，還是暫時採取漠然置之的態度為好」，次官認為「除最終接受公告結束戰爭外，別無他路可走。……此時沉默是最明智的，因此，適當的做法就是指導報紙不加任何評說地發表公告全文」。由此，東鄉茂德於27日上午面告天皇的判斷是：《波茨坦公告》只是《開羅宣言》翻版，雖然應當接受，但為了等待請求蘇聯調解的結果，應採取漠然置之的態度。

令人吃驚的是，「主和派大本營」竟然做出了如此的愚蠢對策，完全無視《公告》關於「日本軍隊完全毀滅，……日本之本土亦必終歸全部殘毀」的警告。《公告》所稱「除此一途，日本即將迅速完全毀滅」表明這就是最後通牒。正式發布的《波茨坦公告》與格魯-杜曼初稿相比刪去了一寬一嚴，即刪去保存天皇制與日本國的無條件投降兩款，恰恰是《開羅宣言》精神在實際事務方向的延伸，這可能是導致日本誤判的客觀原因。但就算《公告》是《開羅宣言》的翻版，發布時機卻是大不一樣的。

日本一些重要人士對《公告》持有正確的判斷。收到《公告》後，東鄉茂德給佐藤尚武發電報催問近衛文麿訪蘇安排，佐藤27日第1458號複電指出「《波茨坦公告》是（投向）日本的巨彈，表明了三國進行對日最後攻勢的決心，在這種決心面前，無法想像身為同盟國成員的蘇聯現在會出面調停。還有這個公告也是對日本通過蘇聯進行和平試探的反擊」。

駐瑞士公使加瀨俊一第837號電報（東京1日收到）認為《公告》「1.沒觸及天皇及政體。2.承認日本的主權。3.承認行使主權的國土。4.無條件投降…只限於日本軍隊」，與盟國對德國投降要求（《雅爾塔宣言》）比較，「可以認為，美國想早日結束對日戰爭，沒有打出要求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招牌」。

佐藤尚武與加瀨俊一的分析是正確的：《公告》內容有日本政府應如何如何的語句，這表明沒有取消該政府之意，——通常「政府」一詞可理解為包括天皇制在內的整個國體；當時形勢下蘇聯調停絕無可能。他們如此明確而堅決的表態沒有引起外務省的回應，外務省仍然頑固地堅持要先請求蘇聯調停。東鄉茂德致佐藤尚武（同時發加瀨俊一）的第952號電報稱「關於《波茨坦公告》，蘇聯知道嗎？因為本國在等待蘇聯關於派近衛特使一事的回答，所以，想了解這與《波茨坦公告》有怎樣的關係？蘇聯是否和英美講了近衛特使一事？另外，關於對《波茨坦公告》的處理方針，是等待蘇聯對我方要求做出回答後再進行研究，望儘快回答」。加瀨俊一第837號回電「蘇聯當然知道這一公告的內容及其發表的時機」。佐藤尚武5日電報「如果早日通告日本提倡和平的決心（即接受《公告》），還有可能進一步放寬條件。但是，無論如何放寬，像德國一樣，也擺脫不了對戰爭責任者的處罰。戰爭責任者如果真是憂國之士的話，從容犧牲，也確是不得已的吧」。蘇聯不可理喻的欲擒故縱表現引導了外務省的固執，而佐藤尚武與加瀨俊一的清醒也沒有喚回外務省的固執。

自1945年2月始，蘇聯西伯利亞鐵路東行軍用列車活動頻繁，這是日本軍部一直關注的嚴峻事實，並作出蘇聯可在8月底完成開戰準備的基本判斷。即便如此，日本決策層對於蘇聯的居間調停仍有如此大的期望，這除了用絕望中的僥倖心理解釋，更可以看作為日本對夙敵的特殊洞見。——關鍵時刻蘇聯一定會想到如何追求更多的利益。

從外務省定下「漠然置之」的基調，到鈴木貫太郎「置之不理」的表態，已經產生日本拒絕《波茨坦公告》的嚴重後果（這並非外務省的原意），佐藤尚武28日第1476號電報告知外務省：「BBC廣播：日本無視26日的《波茨坦公告》。但本大使沒有從本國收到那樣的公電！」東鄉茂德為發生如此重大的外交誤解而大怒，向內閣「提出抗議」，但並沒有採取相應的補救措施！

對於軍部的懼怕是外務省誤判的另一原因，繞過軍部的辦法是直接請求天皇發表廣播講話以結束戰爭。國務大臣、情報局總裁下村宏早在8月1日就有此設想，他認為最高戰爭指導會議與內閣會議很難通過決議接受《公告》。種種因素造成的延誤使下村宏到了8日上午才得以拜謁天皇，此時原子彈災難已經發生。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8月14日的杜魯門聲明稱日本「完全接受了規定要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並沒有作任何保留」，根本不提日本有「附加諒解」的要求。日本方面所謂「接受《公告》並加諒解」的重心與實質是「接受《公告》」，「諒解」只是託詞而已，熟稔外交手腕的外務省完全可以在《公告》發布後就以「接受《公告》並加諒解」的方案提交最高戰爭指導會議，進而策動鈴木貫太郎請求天皇「聖斷」。東鄉茂德與豐田副武在戰後接受訊問時曾稱「如果《波茨坦公告》能附加某些條件，則在7月底，陸軍（包括陸軍大臣阿南惟幾與參謀總長梅津美治郎）將不會反對接受」，但最不可思議的是，外務省貽誤求和進程的對策是在軍部尚未乾預情況下做出的。

日本當局擱置《波茨坦公告》、堅持追尋蘇聯調停，誠然是冒著風險，但在沒有料到美國已擁有大規模殺傷武器情況下，這一風險似乎不大，即使蘇聯對待調停問題繼續不即不離，無非是拖一拖等到美軍開始登陸行動再求降。

【雙重身份的蘇聯沒有得到額外利益

在美英蘇三國波茨坦會議期間發布的卻是美英中三國之《波茨坦公告》，這本身就是非常奇怪的事件，奧秘在於蘇聯早就設定了自己在遠東局勢中的特殊角色。

蘇日外交關係及1941年中立條約關係一直保持到遠東戰役開戰之際。1945年4月5日，莫洛托夫召見佐藤尚武大使，聲明「在此情況下，日本與蘇聯間的中立條約已失去其意義，證明這一條約的延長是不可能了。鑒於上述情形並依照上述條約第3條關於5年期滿的前一年廢除條約的權利的規定，蘇維埃政府向日本政府宣布它廢除1941年4月13日條約的願望」。這一說法曾被一些資料誤記為日、蘇中立條約已終止。實則該條約設置有自動延長機制，欲使該機制失效應在一年前提出，莫洛托夫聲明的作用在此，而日蘇中立條約仍然有效。

7月底波茨坦三國參謀長會議上，蘇軍總參謀長安東諾夫大將稱「8月下半月他們將能做好準備進攻滿洲日軍」、「確切的日期取決於當時正在莫斯科舉行的中國外長與蘇聯政府的談判是否獲得圓滿的結果」（按：實際簽訂日期為8月14日），蘇聯暫未參加《波茨坦公告》的理由似乎是軍事準備不充分與中蘇關係尚未簽約。

據佐藤回憶，4月5日莫洛托夫召見時有口頭表示：「只要日本方面遵守條約，蘇聯方面在今後一年內也會繼續遵守該條約。」但遠東戰役的準備卻是幾乎同時開始，因此莫洛托夫的口頭表示是不可以相信的。梅列茨科夫元帥於4月中即到達烏蘇里斯克遠東第1方面軍之前身濱海集群司令部就任；6月末遠東軍兵員與主要裝備的調動已達到實際開戰水平的80%以上；6月下旬莫斯科勝利閱兵期間，蘇軍大本營確定了遠東戰役具體計劃即《6月28日訓令》。從6月底到8月8日，蘇聯隨時都有把握髮起遠東戰役，就算三面合圍滿洲存在困難，僅動用遠東第1方面軍攻擊滿洲東部或進攻南庫頁島、千島列島都是對於日本的致命打擊。一方面是兵員、裝備與物資的充足準備，另一方面是開戰的關鍵幾步盡量拖延。遠東戰役被視為最重要的一著棋，必須精心選擇時機。

蘇聯在戰後將要獲取的利益中部分涉及中國，即中國東北利益與蒙古獨立問題（恰好也是日蘇中立條約的重要內容）。蘇聯希望獲得中國的明確表態，其實也只是圖個形式上的認可。中國作為特殊的戰勝國須解決的問題太多——1941年12月9日中國對日宣戰文告稱「茲特正式對日宣戰，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條約、協定、合同，有涉及中、日間之關係者，一律廢止」——問題既有戰爭中發生的也有近百年發生的，敵對國關係、同盟國關係也是相互交叉。蘇聯會用那樣平等的態度對待中國令人懷疑：蒙古獨立是20多年的既存事實，拖一拖也無妨；而在旅順、大連問題上中國本身亦有法理困難（俄國通過租借條約取自中國，日俄戰爭日本又取自俄國且有中日條約承認），等待中蘇簽約不是實質性因素，簽約帶來的只是外交上的冠冕堂皇。

蘇聯參加《波茨坦公告》的前提是必須單方撕毀日蘇條約，而不參加《波茨坦公告》即意味著具有雙重身份。蘇聯沒有及時簽署《波茨坦公告》真正的理由來自於蘇聯顯然據有身份優勢：既可以以美中英軍事盟國身份對日作戰，擊潰關東軍、對滿洲實行軍事佔領；也可以通過調停來幫日本一把，使日本雖戰敗而不至於投降（日本的願望）或投降而不至於太慘。無論怎樣，雅爾塔會議所明確的利益都是穩得，而後一選擇可能的後果是日本將成為其盟友。

蘇聯的身份優勢與美英過早地許諾蘇聯以遠東利益大有關係。美國始終關注日軍在中國東北的強大兵力，將其視為結束太平洋戰爭的重要障礙。美國戰略決策的某些失誤是否與對關東軍實力的過高估計有關，這是戰爭史研究上的疑案。遠東戰役時日本關東軍在中國東北有22個師團、8個獨立混成旅團、2個獨立戰車旅團、1個機動旅團，全部兵員僅51萬。關東軍有作戰經歷的只是6月從關內調入的3個師團，有6個師團、6個獨立混成旅團匆忙組建還不到一個月。

歐洲戰事早已結束，看似水到渠成的反日同盟到7月26日都未能現身，最終卻是戲劇性地登台於8月9日的遠東戰場。這一難解之謎在《杜魯門回憶錄》中並無答案：杜魯門以平淡的口氣談到因蘇日有條約關係，導致蘇聯不能參加《波茨坦公告》，他與斯大林曾就此單獨交談。大概也是美英看透蘇聯之深度企圖，不指望蘇聯有更好的表現，因此戰後學者的研究多有主張是杜魯門有意排斥了蘇聯，這正是原子彈試驗成功帶來的影響。

蘇聯繼續以敷衍態度對待日本的調停請求：在波茨坦會議之前蘇聯外交部官員稱高級領導人已赴德國參加會議不能答覆日本；波茨坦會議期間代理外長洛佐夫斯基又稱不明了近衛訪蘇的目的；《波茨坦公告》發布後日本外務省再令佐藤晉見洛佐夫斯基，洛氏稱因斯大林在柏林無法回答等等。同時，蘇聯卻又向美國通報日本的動向，《杜魯門回憶錄》稱7月28日會議時「斯大林說，他願在我們開始討論會議議程之前，宣布一項聲明。他說俄國代表團曾經收到日本一項建議。雖然當英美起草對日最後通牒時，並沒有正式通知蘇聯代表團，但是他還是願意把關於日本的建議通知盟國」，「斯大林宣稱，這個電報除了比以前的建議更加明確以外，並沒有什麼新的內容，這個電報所要得到的答覆將比上一次更加明確。他說，他的答覆將是否定的。由於俄國政府的上述答覆，我向斯大林元帥致謝」。——杜魯門僅以禮節性態度回應蘇聯的說辭。

身份優勢與利益追求導致蘇聯欲將其特殊作用發揮到極致，精心選擇最合適的時機也就是公告發布後形成同盟國與日本之間的僵局，雙方都最需要有中間人出面，蘇聯也因此而錯誤判斷形勢發展。

無論蘇聯是真調停還是假調停，美國的利益都不可能接受蘇聯在遠東有更多表現的事實，於是美國堅決地甩出了原子彈大牌，蘇聯的期盼終於走到盡頭。7日，斯大林決定加入《波茨坦公告》、啟動遠東戰役，既沒有顧及作戰準備是否充分，也不等待蘇中條約的簽字。在不知道美國已擁有原子彈的情況下，蘇聯堅持雙重身份有很大風險，——如果《波茨坦公告》一發布日本立即投降，蘇聯豈不賭輸？但這正是斯大林的行事風格，輸也不過是外交臉面之輸，基本的實際利益不會丟。

調解、進而主宰遠東局勢實在只是蘇聯的非分之想，戰後蘇聯欲在日本本土獲得一點駐兵權竟遭到麥克阿瑟的斥責。斯大林的政治家道德底線似乎很低，但是在軍事上沒有足夠的表現而政治賭博又失算的情況下，對於麥克阿瑟的怒斥也只能忍耐。反之，蘇聯如果早日用兵，或許多少能得到一些額外的利益，例如早於美軍佔領北海道以形成既定事實，麥克阿瑟只好徒喚奈何，而戰後的遠東局勢也會大不相同。

蘇聯錯誤判斷的主要根源是沒有預料到美國握有原子彈大牌，或者說是對於美國軍事能力的低估。公告發布前兩天，杜魯門向斯大林暗示美國即將使用殺傷力極大的新式武器，但沒有引起後者的重視。蘇聯既然抱有更大的企圖，應當密切注視美國的動作，特別是及時評估美軍對日軍事打擊能力及效果。美國在戰爭期間所表現的戰鬥機、轟炸機編隊遠程轟炸、以龐大艦隊為後盾的兩棲作戰與近岸打擊，恰好是蘇聯所不能企及的。7月26日至8月6日期間，美軍對日本本土的常規攻擊有：

7月26日，300多架B-29飛機轟炸松山、德山、大牟田，海軍潛艇炮擊國後島；

7月27日，B-29機隊在福岡、舞鶴、仙崎等水域投放水雷；

7月28日，2500餘架艦載機轟炸瀨戶內海、吳港，一氣擊沉「榛名」「日向」「伊勢」號戰列艦、「天城」號航母、「青葉」「利根」號重巡洋艦、「北上」「大淀」號輕巡洋艦，500多架P-51飛機等攻擊關東地區機場、兵工廠，600多架B-29飛機轟炸青森、一宮等；

7月30日，海軍艦艇炮擊清水市街，2000架艦載機、100架P-51飛機攻擊關東、東海等地；

7月31日，400多架P-47飛機攻擊九州，潛艇炮擊北海道苫小牧；

8月1日，400多架B-29飛機轟炸長岡、水戶、川崎、浜松、富山，潛艇炮擊北海道樣似；

8月3日，100架P-51飛機攻擊關東地區；

8月5日，400多架B-29飛機轟炸高崎、前橋、蘆屋、西宮等處；

8月6日，B-29飛機廣島投放原子彈，100多架P-51飛機攻擊關東地區，180架P-47飛機攻擊鹿兒島、都城、今治。

即使在廣島原子彈爆炸後，美軍仍保持對日本的強大常規軍事壓力，例如13日有美國海軍艦載機、艦炮對信州地區的近岸打擊，14日夜間又有陸軍航空隊400架B-29飛機、P-51飛機對大阪、九州的轟炸。美軍確有登陸九州的「奧林匹亞」計劃，也有對人員傷亡的估算。有一種說法是美國為減少人員傷亡而使用原子彈，其實長時間持續海、空常規打擊已足以壓倒日本，而可能無需兩棲作戰。

在四年對德戰爭中，蘇軍以地面作戰為主，海軍只有規模不大的潛艇戰，空軍主要是防禦格鬥、戰場支援，蘇軍統帥與將領既無陸海空立體戰的體驗，又沒有必要的知識，戰爭期間大概也沒有深入的軍事學術研究，無法深刻認識到美軍的作戰方式與作戰能力。日本為一狹小島國，在缺乏有力防空體系、海軍艦隊喪失近岸防禦能力（更不能為海上交通護航）的情況下，除了投降還有什麼辦法？就算沒有秘密武器原子彈，美國在戰爭期間開發升級了眾多常規兵器與核心技術，如陸軍航空兵的B-24、B-17、B-29遠程轟炸機，P-51戰鬥機、P-47戰鬥轟炸機，海軍的F6F、F4U、SB2C、TBF/TBM艦載戰鬥機攻擊機，埃塞克斯級航空母艦，衣阿華級戰列艦，陸軍的M4坦克等，以及無線電近炸引信、雷達都已在戰場大顯身手，均為蘇聯所望塵莫及。波茨坦會議上，安東諾夫曾要求美國海軍採取行動打開並保障日本北方海路，美國海軍作戰部長金上將答覆須待九州攻佔之後。可見至戰爭終期，蘇聯遠東海軍仍然比日本海軍弱小。

只要日本戰敗，蘇聯一定可以得到美英所承諾的利益，但遠東戰役仍要搞成150萬大軍、三面合圍的龐大規模，是因為蘇聯還要附加雪日俄戰爭之恥、掠取佔領地物資的目標。蘇聯的誤判卻影響了日本的決策，使得日本的失敗比預想的更慘。一些論者誇大蘇聯發起遠東戰役的作用，實在是在崇拜那以蘇軍大牌統帥華西列夫斯基為首150萬大軍與三面合圍的氣勢。德國投降後日軍判斷蘇聯對日作戰的準備預料在8、9月份大體能夠就緒，決定關東軍作戰要點是「擊潰入侵滿洲之敵，確保京圖線（新京-圖們）以南、連京線（大連-新京）以東要地，以利於堅持全面作戰」。8月9日凌晨蘇軍正式發起攻擊後，10日日軍大本營的命令強調「『以對蘇作戰為主，隨時擊破進犯之敵，確保朝鮮』。就是丟掉滿洲，也要保住朝鮮，這是大本營的意圖所在」。遠東戰役中關東軍潰退的前期原因是作戰方針早已確定逐次收縮到南滿、朝鮮，後期原因是16日晨關東軍幕僚會議上決定「謹依聖旨，立即停戰」。其實遠東戰役的軍事意義遠遠比不上其政治意義，蘇聯的參戰態度即使得日本徹底放棄調停奢望。

設若沒有廣島原子彈爆炸，蘇聯有兩種選擇，一是按安東諾夫所稱「8月下半月他們將能做好準備進攻滿洲日軍」發起遠東戰役。但此種可能性不大，——既然預定8月下半月開戰，何不7月26日就直接簽署《波茨坦公告》？二是繼續等下去，因為蘇聯不具備對日本本土進行空中轟炸、海上封鎖與直接登陸的能力，蘇軍的作用頂多表現在滿洲、朝鮮半島與南庫頁島，至少要等到美英軍登陸九州的「奧林匹亞」計劃開始實施後再行考慮，反正遠東最低利益已是囊中之物。如果美英軍遲遲不能發起九州登陸作戰，則蘇聯是否會採取調停斡旋態度也難說。

【美國的預案是什麼？

如果蘇聯不誤判而於7月26日向日本宣戰，日本一定不會誤判而徑直接受《波茨坦公告》；不論蘇聯誤判與否，如果日本不誤判而及時宣布投降（蘇聯當然會搶先在某個時間宣戰），則7月26日之後那些跌宕起伏的情節都不會出現。日本與蘇聯的誤判都源於國家利益。作為戰勝國的蘇聯，希望在穩得利益的基礎上有更多的獲取；作為戰敗國的日本，則希望輸得不要太多。

二戰的實際結局似乎在美國的掌控之中：7月16日原子彈試驗在新墨西哥州阿拉莫戈多成功進行；17日波茨坦會議開幕；同日，用於實戰的鈾彈「男孩」在美國西海岸裝上「印第安納波利斯」號巡洋艦啟程前往提尼安島，鈈彈「胖子」同時準備就緒；《波茨坦公告》發布前兩日，經杜魯門批准，總參謀長馬歇爾與陸軍部長史汀生向美國戰略航空司令斯帕茨下達8月3日後在廣島等四地之一投擲原子彈的正式命令。至於對蘇聯參戰的邀請從1943年底德黑蘭會議到最近的波茨坦會議一直被提及。也許不能確知美國關於結束二戰的預案是什麼，但上述的安排都非常到位，而蘇聯與日本也真的判斷失誤。

戰後美國政界與學者長期爭論不休的問題是：使用原子彈是否符合戰爭道德？在當時情況下為了結束戰爭是否有必要使用原子彈？作為一種決策方式，美國當然也可以通過公布原子彈試驗的詳細資料以震懾日本、迫其投降。這令人懷疑美國有意未在《波茨坦公告》內說清楚天皇制問題、有意未向蘇聯透露真情，以便取得原子彈實戰經驗，且利於確立戰後霸權地位。美國為什麼沒有這樣做？這可能是另外一個需要研究的問題，但以上分析表明，更重要的問題是使日本、蘇聯的錯誤判斷得以發展的緣由。設若日本、蘇聯至少有一方沒有發生失誤，可以肯定，對於二戰的最後勝利，原子彈將是不必要的，而對於戰後迄今的國際政治格局卻有重大影響。——畢竟誰也沒見過原子彈的實際殺傷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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