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改造中的復旦大師們

思想改造中的復旦大師們

文/楊成緒

發於第912期《中國新聞周刊》

大約在1951年秋季開學後，復旦大學外文系辦公室通知我和其他五六個同學，作為學生代表參加外文系教授思想改造學習。

有一天，有一位姓徐的幹部見了我們幾個學生代表。他說，復旦大學黨委決定成立教授思想改造工作小組，由校黨委書記李正文領導，他是這個小組派到外文系來協助工作的。他告訴我們，學生代表主要是和教授們共同學習，參加討論，可以相互啟發，共同進步。

半個多世紀過去，今天回憶起來，一些事情早已模糊，一些事情卻依然記憶猶新。當年作為一個孤陋寡聞的學生，我掌握的信息很少，就是今天也遠不足以全面了解和分析這場運動，只能以經歷者的身份，記錄下那些難忘的人和事。

討論會

像我這樣的青年學生，大部分在舊中國生活過十七八年，親歷了八年抗戰和三年解放戰爭。在我們看來，解放後的新中國欣欣向榮，一切正在走向正軌，人民開始過上穩定的生活。我們對黨充滿信任，對自己作為新中國第一代大學生的身份充滿驕傲和自豪，黨中央提出要對知識分子進行思想改造，我們毫無異議。

我記得在我們學生中討論最為激烈、議論不休的一個問題，是我們到底是新中國第一代新知識分子還是接受舊教育、應該接受思想改造的舊知識分子。當時規定的學習內容有社會發展史、《新民主主義論》和《論人民民主專政》等，通過學習，又聽了上海市領導人的大報告，愈來愈多的同學傾向於認為，我們這批大學生從本質上看仍然屬於舊知識分子範疇。

至於如何看待我們一向尊重的老師呢？我們認識到，知識分子有革命的、進步的，也有反動的、落後的，更有不少不左不右的中間派。就復旦大學文科老師而言，他們之中有不少人學術上具有很高造詣，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承人；與此同時，他們接受舊的傳統教育和歐美日等發達國家的資本主義教育，因此需要進行思想改造，以適應新社會的需要。

最早是1951年9月北京大學校長馬寅初要求在教師中進行思想改造，得到毛澤東主席的肯定。隨後周恩來總理應馬寅初的邀請，在北京大學作《關於知識分子的改造問題》的報告。為了在全國開展教師思想改造運動，這次報告會也邀請京津地區各高校師生代表參加。

10月23日，毛澤東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一屆三次會議上強調，思想改造，首先是知識分子思想改造，是徹底實現民主改革和逐步實行工業化的重要條件之一。11月3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在學校中進行思想改造和組織清理工作的指示》。

教師思想改造學習分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學習、討論和小結；第二個階段，老師們要聯繫自己的思想寫自傳，批判自己受到的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學生代表不參加這個階段活動，老師寫好自傳後徑直交給校方。

我記得，楊豈深、索天章和李振麟等年輕一些的教授學習認真，發言積極。在談到人類社會發展階段時，教授們對討論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的區別興趣比較高，但對到底什麼是社會主義社會，討論中就說不太清楚。不過那時正在整頓上海社會，禁止嫖娼，關閉妓院、舞廳等，在大家看來都是社會主義社會新氣象。

我參加的學習討論會多是和風細雨的，很少有激烈的爭論。作為學生我們習慣了聽老師講課，很少發言，更多是聽老師侃侃而談。有時主持會議的老師點名要學生代表發言，我們往往勉強講幾句聽了老師講話後的心得。有的發言比較好的老師還在全校大會上作典型報告。

中文系教授劉大傑善談，非常受學生歡迎。我記不得他是否給全校師生作了典型報告，但至少聽說他在學習小組會上的發言很精彩。後來不知道什麼原因，劉教授跳黃浦江自殺，幸被及時救了起來，成為轟動復旦大學的一件大事。至於他自殺的真正原因，當時的我們不得而知。

這一事件引起上海市和華東局的重視。華東局教育部副部長陳其五就此事發表講話，陳毅市長還到登輝堂給師生作了報告。聽說有的系在這場思想改造學習中對有的老師的歷史追問過於嚴厲，引起一些教師的不滿，他們的講話有點安定人心的意思。

兩位俄語教授

參加思想改造學習的俄語教授，我記得有黃有恆和冒效魯。

黃有恆在學習討論會上發言不多，也很少與學生聊天。那時就聽說，他是很有背景的人。

早在上世紀20年代他就是共產黨的領導人，1923年赴蘇聯留學，在莫斯科東方共產主義勞動大學與趙世炎、陳延年、聶榮臻、任弼時和葉挺等人同學。1925~1926年，與鄧中夏、蘇兆征一起領導省港大罷工，成為著名工人運動領袖。

1931年，顧順章、向忠發先後被捕叛變，黃有恆留在上海，參與上海臨時中央的工作。1932年底，他去天津視察時被捕，自殺未遂後變節。他後來解釋說：「我想如果打得個半死，把中央和國際的代表供出來，那就後果嚴重了。」因此他供出了三四個接頭地址，而沒有供出臨時中央在上海的關鍵地點。隨後，又寫了自首書，稱「共產主義不適合中國國情」，並宣布脫離共產黨。解放後，他坦白了自己被捕和變節的經過，被安排在復旦大學外語系任教。

文化大革命中，他受到衝擊，被中央接到北京進行保護性隔離。1975年回到復旦大學，1981年在上海病逝。

冒效魯教授和黃有恆教授截然不同，他善於言談，在學習討論會上表現積極，似乎是無所顧忌的樂天派。和他交談實為一件非常愉快的事，他會引經據典，論述件件事情的原委，聽他講話好像聽他講了一堂課。

冒效魯是冒辟疆的後人，中國近現代篆刻家陳巨來把他排在中國「十大狂人」之首。我們那時候只聽說他曾在國民黨駐蘇聯大使館擔任過低級外交官，不僅俄文好，中文修養也很高，又通曉古今中外歷史文化。

1938年，冒效魯從蘇聯回國，取道歐洲，乘船途中結識了錢鍾書。兩人一見如故，以詩會友，唱和不斷，保持了幾十年的友誼。楊絳說過，《圍城》中有真人影子。冒效魯讀了《圍城》後，覺得書中的詩人董斜川是影射自己。

冒效魯的好友王統照1938年去蘇北參加革命前，曾力勸冒效魯去蘇北解放區工作，冒效魯沒去。人們不免會想，如果當時去了，參加革命，是否能改變冒效魯的一生呢？在今天看來，答案也許是否定的。

1958年，冒效魯離開復旦大學，在安徽大學任教。他為人豪爽，性格開朗，敢言敢語。1959年，他反對大鍊鋼鐵，認為這無疑是「拆了大樓造茅房（廁所）」，從此被扣上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像他這樣的為人與經歷，在文化大革命時，遭受殘酷迫害，被批判為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是毫無疑問的。冒效魯經受了考驗，他樂觀地活了下來，直到1988年初病逝。

我和冒效魯教授有過不少接觸。他那達觀的性格笑談天下大事的豪爽，永遠不會從我的回憶中消失。

孫大雨稱病

從我作為學生代表參加這次運動的情況來看，沒有人告訴我們誰是這次運動的重點，學生代表內部也從來沒有討論過如何對某個教授進行幫助。但誰都能感覺到，外文系最大的重點是孫大雨教授。可是孫大雨只參加了一次會，就稱病了。

孫大雨1925年畢業於清華學校高等科，隨後赴美留學，在耶魯大學研究生院專攻英國文學。他早在1946年就加入中國民主同盟，1947年參加了中共外圍組織「上海大學教授聯誼會」（簡稱「大教聯」），被選為幹事，並曾代理幹事會主席。上海解放後，「大教聯」改選，孫大雨落選。對此，他斥責為「過河拆橋」。他先後兩次給周恩來等寫信告狀，說「大教聯」的改選是被「小集團」操縱了。

但這些事兒當時我們這些年輕人什麼都不知道。老徐大概了解情況，但是他一句話也沒說，只是讓我和另外一個同學去孫大雨家看望他，並相機勸說一下。

那時我只知道他是我國最著名的莎士比亞專家，還在校圖書館內看到他翻譯的《黎琊王》（即《李爾王》）。該書1948年出版，厚厚的兩冊，封面樸素大方。扉頁上寫道：「謹向殺日寇、斬漢奸和殲滅法西斯盜匪的戰士們致敬。孫大雨。」還論述，迄今為止的譯著是多麼差勁，簡直不堪入目，給我的印象是很自信很有骨氣又無所畏懼的人。

校園中經常遇到孫教授匆匆而過。他身材魁梧，臉黑黑的，更像一個北方人。我對他頗有敬畏之感，怯於和他招呼。這次去他家，多少有些緊張。

沒有寒暄幾句，我們就迫不急待地問孫教授，什麼時候能回校參加學習？他看了看我們，唉聲嘆氣地說，你們年輕人怎麼能體會我這樣一個年近半百的人。你們年輕，跑上幾百米喘口氣就休息過來了；而我跑累了，可不是休息一下就能緩過氣來。聽他這口氣，一時是不會回校參加思想改造學習小組了。我們兩個面面相覷，不知如何是好。孫教授看了我們一眼，嘆了一口氣，說很多事你們不知道。他靜靜地坐著，沉默不語。

話到這個地步，也很難再繼續下去，我們只能告辭。回來後向老徐彙報情況，他只是「嗯」了一聲，什麼話也沒有說。

此後，孫大雨依然長年累月地告狀。那些與他有過節的當權者，多被他說成是「反革命分子」。這樣到了「反右」鬥爭時，他被定為「極右分子」，是無可避免了。他還被毛澤東欽點，說：「像孫大雨這種人，如果他頑固得很，不願意改，也就算了。我們現在有許多事情要辦，如果天天攻，攻他五十年，那怎麼得了呀！有那麼一些人不肯改，那你就帶到棺材裡頭去見閻王。」1958年，上海法院以誣告誹謗罪判處孫大雨六年徒刑。

他後來曾這樣解釋自己的行為。他說，從50年代初的思想改造開始，接連幾年，自己一直被說成反動、反共。「反動、反共，當然就是反革命。他們可以說我是反革命，我為什麼不可以說他們是反革命？再說我明明不是反革命，他們卻說我是反革命，這就說明他們是反革命。換一種說法，我們這叫作對罵。俗話說，相打無好拳，相罵無好話，怎麼說得上誣告呢？」

「文革」結束後，開始了撥亂反正的進程。絕大部分右派分子都被改正，但是孫大雨始終不在此列。

孫大雨政治命運的真正轉機來自兩件事。一是胡耀邦的批示，二是胡喬木對來京的上海市委統戰部部長、上海市政協副主席張承宗談及，自己有位老師孫大雨是莎士比亞專家，至今右派分子問題未能解決，希望能關心一下此事。

胡喬木1933年考入浙江大學外文系，成為孫大雨的學生。孫大雨曾回憶，自己從未碰到過如此勤學好問的學子。「文革」後，胡喬木來上海視察，將孫大雨接到自己下榻的賓館，執弟子禮，說：「十年浩劫，學生也自顧不暇，沒有照顧到老師，讓老師吃苦了。」

張承宗受託後，讓上海市統戰部副部長、市政協副秘書長范征夫著手處理此事。范征夫調集大量檔案，進一步了解孫大雨的情況後認為：1.孫大雨在民主革命時期是有貢獻的。2.孫大雨看問題片面偏激，桀驁不馴，他主要的問題是愛罵人，但不是罵共產黨。3.他堅持向黨和政府申訴，沒有做不利於黨和國家的事，在撥亂反正的今天，應超越歷史上的是非，團結這位已屆歲暮之年的老知識分子。

幾經努力和周折，1984年7月，復旦大學黨委終於通過並上報了《關於孫大雨教授錯劃為右派的改正結論》，獲得批准。孫大雨成為全國最晚改正的右派之一。

伍蠡甫家的茶敘

可能我對教授太景仰了，我不記得我對教授的思想改造提出過什麼像樣的意見，相反他們求學治學的經歷成為我日後學習的榜樣。其中伍蠡甫教授是我最佩服的。

五十歲出頭的伍蠡甫是國內知名學者，有影響的著名英美文學文藝評論家，翻譯過大量英美文學名著，又長於中國傳統繪畫。徐悲鴻曾讚美伍蠡甫的繪畫，「元氣淋漓障猶濕」。

跟他熟悉起來，是1950年2月上海遭國民黨空軍轟炸期間。學校組織了學生夜間巡邏隊，記得好像我們外文系學生每半個月輪一次夜間巡邏任務。伍蠡甫教授特別打聽我們在哪一天值班，事先讓師母準備豐盛的夜宵。

我們從夜晚七八點開始巡邏，11點走向廬山新村時，伍教授早已在門口等候我們。學生們免不了對教授的住所帶著新奇的眼光掃視一番，他家裡井井有條，到處都是書籍。這頓夜宵不僅有麵條、包子，還有不少菜肴，我們窮學生還從來沒有吃得這麼好過。

因為我們是執行夜間巡邏任務，在他家不能久留。伍教授邀請我們，可以三三兩兩到他家喝下午茶。

我們應邀到他家時，他往往準備了蛋糕、餅乾。大家這時可以無拘無束地向他提出各種問題。我記得那時我們問得最多的是，平常應該閱讀哪些英法文學著作。他提到英國的狄更斯、莎士比亞，法國的福樓拜、大小仲馬等，還簡明扼要地告訴我們這些作家創作的特點。每當他談起歐洲文藝復興、文學、美術的時候，他可以滔滔不絕地談上個把小時。

我們這些剛進大學的學生多是在戰爭環境中成長的一代，沒有受過很好的系統教育。伍教授關於如何進行系統閱讀、如何分析和判斷文藝作品的談話，對我們啟發很大，事實上正是他將我們引向了歐美文學的聖殿。

教授思想改造開始以後，有一天，伍教授請我們幾個學生喝茶。他似乎有點心事，十分認真地解釋，和我們交往十分愉快，並沒有別的意思。我當時聽了實在不明其意。過了很多時間，我才對當時思想改造的總體情況和教授們的心態略有了解。

我的感覺是，如果和後來的「反右」鬥爭以及文化大革命批判所謂「反動學術權威」相比，當時的思想改造簡直不可同日而語，至少從表面上來看還是「和風細雨」的。不過在有些教授身上，可能感受就不同了。

後來我了解到，中央曾發出了一個文件，總結北京和上海兩地的經驗，認為：「在這次運動中，可以而且應該讓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教師，在作了必要的自我檢討以後迅速過關；百分之十五到二十五的教師，是要經過適當批評以後再行過關：百分之十三左右的教師，是要經過反覆的批評檢討以後始予過關；只有百分之二左右是不能過關，需要作適當的處理。這樣的比例大體上是合適的。」

孫大雨教授從一開始就稱病不參加學習，這樣，外文系思想改造的重點似乎就落在伍蠡甫教授的身上。

參加教授思想改造的除了學生代表外，還有學校黨委派出的工作組。他們好像是掌握分寸的，幫助教授作好自我批評。我記得伍教授在社會上談自己的翻譯工作時，有位工作組成員說，您的翻譯著作真多啊！伍教授沉默了一會說，我的翻譯著作確實不少，不過也許少量的是我弟弟伍況甫參與翻譯的。伍教授說完這句話後，大家沉默不語。

在一段相當長時間內，伍教授見到我們好像有點尷尬。有一天，他似乎自言自語地說，你們夜間巡夜時請你們來我家吃夜宵或是平時來我家吃下午茶，其實並不是想……他話沒有說出來，其實我們這時也明白了，他想說的無外乎「拉攏」或「收買」你們。

這件事情，成為我心中長期的糾結。與其他教授相比，他並沒有什麼政治歷史問題。我不能理解，像他這樣的教授為什麼老是成為思想改造的重點。

近幾年，我時而讀到當年校友回憶伍蠡甫教授的文章。有位校友提到，1958年秋季，復旦大學黨委統一布置，開展「拔白旗」運動。一些卓有成就的老教授被定為「白專」典型，伍蠡甫也在其中。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伍蠡甫作為資產階級反動權威遭到紅衛兵批鬥，他的《西方文論選》被批為大毒草。他家中珍藏的名家字畫古玩被洗劫一空，留學英倫時期苦心搜購的西方文學名著和原版外文資料也散失殆盡，不知去向。

幸運的是，伍蠡甫倖存下來。改革開放後，他重返工作崗位，繼續教書育人。

縱觀伍蠡甫的一生，很可能再沒有一位學者像他這樣，與復旦大學關係如此密切。從1919年他進入復旦大學攻讀文科，直到1992年逝世，他除了在北京工作幾年、歐洲留學三四年外，幾乎有七十年時間，治學於復旦，服務於復旦。我始終忘不了他在一次自我批評會上講過的一句話。他說，自己對文藝、繪畫和歷史有著廣泛的興趣，希望進一步改造思想，好好教書，為人民服務。

1992年伍蠡甫去世後，美學家蔣孔陽送了一副輓聯：中國畫論西方文論論貫中西，西蜀談藝海上授藝藝通古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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