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園裡的隱形人：美國同性戀教師的身份管理

撰文 | 崔樂（紐西蘭奧克蘭大學性別與教育研究博士生）

2018年，31歲的山東教師明珏（化名）因同性戀身份在家長中曝光，他所工作的幼兒園決定將他開除。據《好奇心日報》報道，明珏說：「我在 2012 年後任職的每間教育機構，一直是公開出櫃的，都有對校方出櫃，但家長不知道。」 明珏的性傾向曝光後，他所工作的幼兒園的投資人說：「當時有些家長的反應很激烈，發微信給我，問我要不要帶孩子去驗血之類的，而且好幾個。我感覺家長很介意，更擔心如果這事開始在我們園裡傳開，那園不就崩了。」 投資人給了明珏兩個選擇：一個是接下來再也不能用教師身份曝光自己是同性戀，另一個是辭職。2018年9 月 19 日，明珏前往青島市勞動人事爭議仲裁庭遞交申請書。他在庭外手舉一張標牌，上面寫著：「我教導孩子要誠實，所以我無法說謊。我是同性戀！」 9 月 27 日，青島市勞動人事爭議仲裁委員會正式立案。這是中國同性戀教師勞動權益的第一案。 明珏的發聲讓同性戀教師這一獨特的身份走入大眾視野。同性戀教師的生存狀態是怎樣的？美國馬薩諸塞大學榮休教授 Pat Griffin 於1991年在《教育質性研究國際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litative Studies in Education）發表了一項堪稱經典的研究，揭示出美國同性戀教師的身份管理策略（identity management strategy）。

Pat Griffin，美國馬薩諸塞大學榮休教授，長期致力於教育界與體育界的多元性別平等。 研究訪談了13位自我認同為同性戀的美國教師，包括6位男教師和7位女教師，他們來自美國的學前班、小學、初中和高中。訪談的核心問題是：做一名男同性戀/女同性戀教師是一種怎樣的體驗？ 參與研究的同性戀教師表達出他們內心的衝突：一方面他們害怕暴露身份會招致公眾譴責，失去工作；另一方面，他們希望保持內心的誠實，通過出櫃使同性戀身份（性身份）與教師身份（職業身份）融為一體。

Pat Griffin於1991年發表的美國同性戀教師研究

美國同性戀教師的恐懼與渴望

了解同性戀教師對身份暴露的恐懼，對於理解他們的校園經歷至關重要。被訪談的同性戀教師們無一例外地認為暴露身份會無可避免地導致兩個後果：一是丟掉工作，二是失去同事、家長與學生的信任，不再被認為是一個可靠的人。他們說：「我整天都背負著這種恐懼。」「這種恐懼一直在我腦後遊盪。」「不管我多勇敢，我總是害怕會丟了飯碗。」 參與研究的同性戀教師們指出了三種讓他們恐懼的方式。 一是被指控性騷擾或勾引孩子。因此，所有教師都小心翼翼地注意自己與學生的身體接觸，有些教師完全避免觸碰學生，有些教師避免與同性別的學生發生身體接觸，有的教師從不與同性別的學生單獨相處。當一些教師與同性別的學生有擁抱、拍打或肢體接觸時，他們會認為這有危及職業的風險。對於那些在學前班和小學任教的男同性戀教師來說，這種恐懼尤為強烈。 二是被指控影響學生成為同性戀。那些在中學任教的同性戀教師更多地表達了這一恐懼。因此，他們不願與同性戀學生交談，擔心這些談話會被學生、家長或管理者利用，產生不利後果。 三是在一些同性戀活動或場所中被學校的人看到，例如同性戀酒吧、驕傲遊行等等。 在所有上述的情況下，同性戀教師們都認為被指控為同性戀教師會使他們陷入無助與隔絕的境地，無法得到同事與教育體制的支持。 儘管同性戀教師擔心身份公開會導致負面後果，與此同時，私人生活與職業生活的隔離讓他們感到不適，他們不喜歡在同事與學生面前隱藏身份。充斥在校園中的對同性戀群體的污名化形象讓他們感到受挫，他們希望能公開現身來對抗污名。但是大多數同性戀教師認為隱藏身份是一種切合實際的需要。正如一位教師所言：「隱藏身份是很糾結的。要麼背叛自我，得到安全；要麼出櫃，被炒魷魚。」

美國同性戀教師的身份管理

在 Griffin 的研究中，沒有一位教師是完全在櫃中的，他們都認為學校里至少有一個人知道他們的身份，不管是通過傳言還是直接公開身份；與此同時，也沒有一位教師是在學校完全公開身份的，他們的性傾向沒有得到學校社群的公開認可。 Griffin 這一研究的突出貢獻是，她首次描繪出一個模型圖，用於展現美國同性戀教師的身份管理策略。Griffin 識別出四種身份管理策略：冒充、掩飾、間接出櫃、直接出櫃。這四種身份管理策略構成一個連續體（continuum）。下面將逐一舉例闡釋。

美國同性戀教師的身份管理模型 （Griffin, 1991）「冒充」（passing）策略指的是引導他人相信自己是異性戀。「冒充」 可以分為 「主動冒充」 與 「被動冒充」。「主動冒充」（active passing）是有意通過話語和行為來使他人相信自己是異性戀。例如，一些女同性戀教師至少一周穿兩次裙裝，以呈現 「陰柔的」、她們認為是異性戀的形象。一位女教師對學生和同事謊稱自己有男友。一些同性戀教師會在談及伴侶的時候改變代詞，例如男同性戀教師會用 「她」 來指稱自己的愛人。一些教師有意對自己的同性伴侶關係輕描淡寫，例如把愛人說成 「室友」。一位女同性戀教師有意和她弟弟的男性朋友進城，學校里的人會看到她和一個男性在一起，從而認定她在約會。「被動冒充」（passive passing）指的是任由人們默認自己是異性戀，不去糾正。一些有過婚史或已經育兒的同性戀教師會任由學生把自己看成異性戀。一位同性戀教師的同事們因為他有一個女兒而把他視為異性戀，儘管他沒有主動通過為人父而冒充異性戀，但也從來沒有糾正過人們的錯誤假設。 第二種身份管理策略是「掩飾」（covering），即試圖隱藏自己的同性戀身份。使用 「掩飾」 策略的教師向同事和學生分享信息時會進行自我審查，但不會說謊或者有意誤導他人。這是與 「冒充」 策略的重要區分，因為相比有意誤導他人認為自己是異性戀的 「冒充」 策略，「掩飾」 意味著不去有意欺騙他人，更加接近誠實。正如一位女教師所說：「我從來不編造跟男人有關的故事，我只是不說出全部，那只是省略。」 同性戀教師採用多種不同的掩飾方式。最常用的一種是避開那些可能會談及私生活的情境或地點，或者盡量得體而又迅速地終止這類談話。同性戀教師們認為教師休息室是一個有潛在風險的地方，因為同事們常常在此交換他們私生活的信息。還有的同性戀教師只參與那些強制要求的學校社交活動，並且小心地獨行。大多數同性戀教師會拒絕同事發出的校外社交邀請。 當同性戀教師真的跟同事或學生談起自己的私生活時，常會更改那些會暴露同志身份的酒吧、活動的信息，掩飾伴侶的性別，但並不會說謊。例如，一位教師說：「當談到我的親密關係的時候，我不會用人稱代詞，不會說這個人是誰，我用 『special person』 來指稱我的伴侶，或者談論我的 『relationship』。我會迴避『he』或『she』。」 當同性戀教師與伴侶身處他們所任教的區域時，會謹慎地注意與伴侶的行為舉止。一位女同性戀教師住在學校所在的小鎮，她會避免與伴侶一起進城購物或參加校外活動。如果伴侶被邀請到學校觀察教學或見到其他教師，同性戀教師們會輕描淡寫地介紹伴侶，「就像對待任何人那樣對待我的愛人，沒有區別對待，就像對待一個朋友。」 任何親密的表達與接觸都會小心避免。 同性戀教師們認為，「冒充」 和 「掩飾」 對他們的校園生活有不少負面影響，其中最主要的是職業生活與私人生活的割裂。參與研究的同性戀教師們形容這種割裂就像是 「帶著面具」、「豎起一道牆」、「感覺精神分裂」。維持這種割裂狀態需要持續不斷的警惕。他們感覺校園生活充滿了欺騙，像是穿著一個 「保護殼」。他們這樣形容自己的生活狀態：「我需要不斷地決定什麼可以告訴別人、什麼不可以，擔心在校外哪裡被人看見了、被看見跟誰在一起。」 「我的自我保護已經變得如此自然，甚至我都意識不到我在自我保護。」 「我不能做一個誠實的人，我覺得自己是個騙子。我不想做一個虛偽的人，但我覺得我不得不說謊。」 同性戀教師的自我保護會影響到他們與同事和學生的關係。「我不能分享自己的私人生活。人們不了解我。我不想讓人們覺得我是個老處女。我想讓他們知道我一切都好，並不孤獨。但我跟同事的關係太淺了，因為我沒法聊我自己的生活。」這種體驗讓同性戀教師在學校感到隔絕與疏離。整日在學校戴著面具的生活也讓他們心力交瘁。 同性戀教師也為需要掩飾和冒充而感到憤怒、沮喪、悲傷。「直人對於我們同性戀自我保護的辛苦真是一丁點都不了解。我對逼著我撒謊的那些不公平感到憤怒。我知道不論我工作表現多麼好，一旦我的身份被發現了，我也會丟掉飯碗。我不得不費很多心力保住飯碗，我感到很沮喪。」 此外，同性戀教師們還會覺得通過掩飾和冒充，他們沒能改變人們對同性戀的刻板印象，沒能為同性戀學生做出一個表率。「我覺得內心很衝突，一方面我覺得他們沒必要知道我的身份，另一方面又覺得如果他們知道了，能讓這個世界變得更好一些。」 同性戀教師身份管理的第三種策略是 「間接出櫃」（implicitly coming out），指的是雖然同性戀教師沒有直接公開他們的身份，但人們知道該教師是同性戀。當同性戀教師決定 「間接出櫃」 的時候，他們不再冒充異性戀身份和掩飾同性戀身份，會公開分享自己私生活和伴侶的信息，使用恰當的人稱代詞，但不會使用 「同性戀」 標籤。這種對 「同性戀」 身份標籤的有意省略是 「間接出櫃」 與 「直接出櫃」 的重要區別，間接出櫃的教師不會確認自己的同性戀身份。正如一些教師所說，「我有我自己的規則，我從不就個人身份說謊，但也從不直接公開。我不想掩飾，我想保護自己。我現在沒有偽裝，只是不說出那個詞。我不會編造故事假裝異性戀，不再玩這種偽裝的遊戲。」 「我非常做我自己，但只是不把同性戀標籤貼在我身上。」 向同事間接出櫃的教師認為自己已經公開了足夠的信息讓對方判斷自己的性傾向，只是不說出 「同性戀」 這個詞。他們能夠從一些行為表現看出同事已經知道了他們的身份。例如，一位同性戀教師說他的同事會把那些對身份有困擾的同性戀學生交給他談話，儘管他從來沒有直接跟同事公開過身份。還有一些同性戀教師認為同事們肯定已經知道了自己的身份，因為同事們會在教師休息室里談論私生活，但從來不會問起那些同性戀教師的私生活。這種有意的迴避是如此明顯，因為同事們對談論同性戀話題感到不適。還有一些教師會以非常明顯的方式間接出櫃。例如穿戴有象徵同性戀的符號的衣服或飾品；當異性戀同事攜配偶參加校園活動的時候，同性戀教師也帶著自己的同性伴侶出席活動。 間接出櫃對於同性戀教師來說有利有弊。好處主要有兩方面：一是同性戀教師可以獲得一定程度的安全感，因為他們的同性戀身份沒有直接公開；二是，相比採用 「冒充」 和 「掩飾」 這兩種策略，間接出櫃的教師感到更多內心的誠實，不需要撒謊或做太多的自我審查。此外，那些隱隱知道同性戀教師身份的異性戀同事可以選擇迴避直面同性戀話題，避免尷尬。 儘管 「間接出櫃」 作為一種策略對於同性戀教師來說有好處，但這種身份的模糊性也會導致一些問題。間接出櫃讓同性戀教師永遠無法確認學校里到底有多少人真正知道他們的同性戀身份。同事和學生是否會支持同性戀教師的身份，也無法得到證實。異性戀教師也無法對同性戀教師提供支持。正如一位同性戀教師的異性戀同事所說：「我知道你是同性戀，但我覺得應該首先由你來說出這個身份。」 一位同性戀教師最終選擇直接出櫃後，異性戀同事說：「想到這些年來你一個人走過的這些路，害怕告訴我你的身份，我覺得好難過。」「直接出櫃」（explicitly coming out）是同性戀教師身份管理的第四種策略，指的是同性戀教師使用 「gay」 或 「lesbian」 詞語直接公開自己的身份。所有參與研究的同性戀教師都認為直接出櫃是一種有高度風險的行為。因此，做出這一決定需要縝密的考量和準備。同性戀教師會仔細選擇可信任的出櫃對象，因為直接出櫃後，同性戀身份就變成了一個需要兩人保守的秘密。一些同性戀教師認為，向同樣身為同性戀的同事出櫃，跟向異性戀同事出櫃一樣有風險。他們認為那些完全深櫃的同性戀同事可能不值得信任，會為了轉移人們對他們身份的懷疑而出賣自己。此外，同性戀教師們認為向學生出櫃比向同事出櫃更難。 儘管直接出櫃的風險很高，同性戀教師還是希望能夠直接公開身份，因為直接出櫃可以使他們免於偽裝，保持誠實，將職業身份與私人身份融為一體。直接出櫃策略還可以避免間接出櫃策略的不確定性。對學校里的一些人直接出櫃，可以減輕同性戀教師在學校的疏離感，在必要的時候獲得支持。 儘管同性戀教師們嚮往直接出櫃，不過還是有不少憂慮。最大的恐懼是陷入危及職業的無助境地。此外，他們還擔心出櫃後人們聚焦於自己的性身份，從而不再被視為一個完整的人或可靠的教師，而是僅僅被視為一個同性戀。 在參與研究的13位同性戀教師中，每一位都使用了多種策略來進行身份管理。其中，8人傾向於選擇掩飾和間接出櫃策略。2人使用了全部四種身份管理策略。1人主要使用冒充和掩飾策略，但對一位同事直接出櫃。1人使用了冒充、掩飾、間接出櫃三種策略。還有1人只使用了掩飾和間接出櫃策略。不過，所有人都向少量精心選擇的同事或學生直接出櫃。一些人回憶了他們曾經使用冒充策略的經歷，但現在已經不願再撒謊或否認自己的同性戀身份。 研究顯示，同性戀教師會根據情境、面向不同的人選擇不同的策略。因此在學校里，同性戀教師會始終處於評估與調整身份管理策略的動態過程中。不管同性戀教師採用何種身份管理策略，幾乎都希望能夠在學校直接出櫃。一些教師認為這在未來有可能實現，也有一些教師由於內心的恐懼與學校支持的缺失，不認為未來有可能在學校更加公開身份。 同性戀教師的生活經驗顯示出，身份管理是一個複雜的、持續不斷的做決定的過程，需要平衡內心強烈的恐懼與對誠實的渴望。出櫃不是一個單一的事件或過程，在不同地點面對不同的人，需要持續不斷的權衡與考量。 在 Griffin 研究中，大多數教師都因為工作表現得到學校好評。但這些同性戀教師認為，不管他們多麼勝任工作，一旦同性戀身份暴露，都會丟了工作。為了獲得職業安全感，他們不得不保持沉默、自我疏離，成為學校里不可見的隱形人。Griffin 在文章末尾說，可以設想，如果這些教師不必花費如此多的精力和心思在身份管理，他們的工作一定會更加出色。

看見中國的同性戀教師

Griffin 的研究啟發了後續更多針對同性戀教師身份管理的研究。越來越多的學者聚焦於不同國家、不同學科的性少數教師，揭示性少數教師的職場經驗、面對的校園氛圍、影響他們出櫃與否的因素、他們的教學與研究，以及他們對主流性規範的反抗。這些研究以大量觸目驚心的事實呈現出以異性戀作為規範的（heteronormative）校園環境對性少數教師的歧視與排斥，並呼籲營造一個更加多元、友善的校園環境。 在今天看來，Griffin 在上世紀90年初發表的這項研究已經略顯陳舊。將近30年過去了，隨著美國同性戀平權運動的發展，美國同性戀群體的生存狀況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其中，里程碑式的勝利是2015年全美實現同性婚姻合法化。可以想像，如果今天再在美國做這項研究，選擇冒充異性戀的同性戀教師應該會更少，選擇直接出櫃的應該會更多。 這些將近30年前的美國同性戀教師的經歷對於今天中國的同性戀教師來說，也許並不陌生。中國同性戀教師的生存現狀是怎樣的？除了少量關於中國同性戀教師身份管理與校園經驗的敘事（崔樂，2016、2017），目前尚缺乏系統的調查研究。李銀河和鄭紅霞（2013）在2006年進行了一項樣本量為400人的全國隨機抽樣調查，結果顯示公眾對同性戀的總體接納程度仍不高，且公眾對同性戀的態度顯示出中國文化的中庸性：完全接納和堅決反對的人都比較少。該調查設計了兩個關於同性戀教師的問題：「如果一個人公開承認自己是同性戀者，您認為他可不可以在學校當老師?」 「如果發現孩子的老師是同性戀者，人們會不會要求學校換老師？」 這兩個問題的調查結果很接近：稍稍超過半數的人持歧視同性戀教師態度，略低於半數的人持尊重態度。可見，同性戀教師在中國承受著較為嚴重的社會污名。 挑戰污名的一個起點是，我們首先要看到這些校園裡的隱形人，看到他們日常所承受的憂慮、恐懼、不安與不公。看到壓迫，才有可能共情與改變。所以，讓我們一起來打破沉默。如果你是同性戀教師，請說出你的故事，這很重要。如果你是異性戀學生，你如何看待你的同性戀老師？如果你是同性戀學生，一個同性戀教師對於你來說意味著什麼？如果你是家長，你如何看待自己孩子的老師是同性戀？如果你屬於學校管理層，請運用手中的權力讓校園更友善，至少釋放你的善意。 其實，值得討論的何止是同性戀教師。還有雙性戀教師、跨性別教師、性少數學生、各行各業的性少數、各種被污名化的邊緣群體…… 我們並不只是在討論性與性別，我們在討論的是愛、權利、公正與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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