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尋地圖中的主張：以1136年的《禹跡圖》為例

上石於1136年的《禹跡圖》(見圖1)已成為中國製圖史上最著名的地圖之一，並成為諸多歷史地理學和製圖學的學者的研究對象。這部分得益於該圖似乎正朝現代地圖的方向發展：它是現存最早的一幅全國地圖，不僅看上去旨在表達準確的地理信息，使用帶比例尺的網格，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做到了這一點，但這並不是考量該圖的唯一途徑。

閆婷婷仔細回顧了有關《禹跡圖》的學術史。那麼，有什麼是我們可以明確的？首先，我們根據曹婉如和劉建國基於黃河的河流路線以及政區名稱在不同時段中的變遷可以確認，1136年的地圖以及1142年在鎮江刻石的《禹跡圖》的底圖的時間斷限分別為1081-1094年和1087-1089年。1142年的地圖中稱其基於1100年的「長安本」上石。其次，我們可以發現它採用了「計里畫方」的傳統手法，儘管現存更早的地圖都沒有畫方。第三，該圖依據比例尺繪製了河道的寬度。第四，該圖絕大部分採用了宋朝的行政地名，也保留了一些唐代的地名。第五，該圖為許多河流和山川命名，儘管試圖與《禹貢》中的地名和方位保持一致的努力導致了一些標註錯誤。地圖的原作者尚未明確，不過最主要的爭論(曹婉如與李裕民)聚焦於作者是否為北宋偉大的博學家沈括。

許多學者都將該圖作為歷史地理研究的文獻，而閆教授則對將底圖放置於更為廣闊的知識背景之中的努力表示讚許，例如葛兆光的有關討論，把宋代全國地圖的製作放置於對「天下」「中國」以及周邊的「夷狄」等概念之間相互關係中進行思考。

儘管仍有其他需要討論的內容，但有些問題似乎並不值得進一步深究。試圖找出一個可以確定作者歸屬的個人只有在如下情況時才有意義，即我們所關注的某個官員其職務或從屬是負責該地圖的。這類地圖更可能是集體成果，基於各類數據的搜集並要求一些專門知識。在我看來，了解原始資料是何時以及如何編纂的要比確認某一位負責人更為有益。

圖1 哈佛大學Rubel圖書館藏1136年《禹跡圖》的拓片

註：圖中方格註明邊長100里(1里約等於0.5公里)。

關於《禹跡圖》，我的研究方法始於一個觀點，即任何地圖都是對其描述的世界的一種主張。它並不是放在世界之上一扇透明的窗戶，而是一系列強加於製圖者的，關於描述什麼的選擇——因為隨著比例尺的縮小，沒有一張地圖可以表達一切。觀察一張地圖表達了怎樣的主張，首先需要尋找製圖技術和地圖的內容在當時有哪些選擇。

其次，我們可以通過以下途徑探尋製圖方法：了解當時的製圖者有哪些可能的方法；基於地圖本身來看從地圖的繪製中可以推斷出什麼。

第三，我們可以深入探尋地圖製作的背景以獲知其製作緣由。閆婷婷提到了一些學者將禹跡圖視為教學用具——通過描述北方在西夏與遼統治之下的州郡來服務於「愛國的」目的。關於《禹跡圖》，我將重點探求1136年地圖的上石。

第四，我們可以探討如何更好地評價該地圖的歷史意義。

圖2 《華夷圖》

註：刻於圖1中1136年《禹跡圖》原石的背面，見曹婉如：《中國古代地圖集(戰國—元)》，圖62。

作為一種主張的禹跡圖

另外有兩幅地圖也可供比較。《華夷圖》於1143年刻於《禹跡圖》背面，它被認為是基於賈耽(730-805)同樣主題的地圖而繪製的。曹婉如稱《華夷圖》的繪製年代在1117年至1125年之間。另外還有1121年或1111年在四川榮州上石的《九域守令圖》。鄭錫煌指出該圖所依據的資料斷限為1080年至1086年，即在1080年完成的全國地理總志《元豐九域志》之後。

三幅圖之間的差異反映了不同的議題。最突出的是，《華夷圖》反映了中國與周邊夷狄空間關係的歷史。顯然《華夷圖》與《禹跡圖》的底圖來源不同，但在某種意義上這與其聚焦於「我們」與「他們」的分隔是沒有關係的，圖中利用在北方繪製連續不斷的長城最為清楚地表明了這一點(見圖2)。

連續不斷的長城也被用作歷史地圖集《歷代指掌圖》的模板。譚凱(Nicolas Tackett)已揭示出長城並不像人們所想的那樣是明代的創造，實際上它大規模潛藏於宋人的意識以及宋、遼和西夏之間邊界的實際描繪之中。而《禹跡圖》卻缺乏這種對領土邊界的關注，我們所看到的是河流、山脈以及州治的方位。我們可以比較《歷代指掌圖》中的《聖朝元豐九域圖》，其中十六個失去的州郡都被清晰地分隔開來(見圖3)。

圖3 稅安禮《聖朝元豐九域圖》

註：右上方展現了被遼佔領而為北宋聲稱主權的十六州。該圖為東洋文庫藏原本的複印件。

《九域守令圖》是基於另一幅底圖所繪。與其他兩幅圖相比，它主要關注州郡治所的行政區劃層級。與圖3中的《歷代指掌圖》相比，它並沒有畫出路的邊界，有些地方也並不準確，例如鑒湖在兩浙東路的位置以及兩浙路中婺州內縣的錯置，等等。

《禹跡圖》所做的並不是建立一種華夷之間的分隔或描述宋代的行政單位。如其所述，它包括了《禹貢》中山川河流的名字以及古今的州郡名，例如北方有唐代的勝州和應州，南方則在今越南北部有唐代的州名。它試圖在做一件近乎不可能的事情：將經典和歷史結合在一張地圖之上。

我們需要把眼光放到製圖學之外來理解《禹跡圖》的知識背景。公元8世紀晚期人們對通過時間和空間來展現延續和變革抱有濃厚興趣，宋朝亦是如此。我們可以從著名的歷史著作中體會到這一點。最佳例證就是命名中含有「通」的一系列著作，例如8世紀末杜佑的《通典》；司馬光(1019-1086)的《資治通鑒》，它創造了長達1400年包括所有王朝的單一編年史，且不認為某個王朝相較於其他更具合法性；12世紀中葉鄭樵的《通志》，以及14世紀早期馬端臨的《文獻通考》。這些為理解過去而創造單一框架的嘗試可能是對中古時期財富、權力、地位和文化之間關係的根本性重塑的一種回應。新興士大夫想要通過知識而不是通過像唐代那樣的門閥來確立社會和政治地位，並聲稱他們繼承了一個始自古代聖人的文化，大禹自然是最早的聖人之一。

《禹跡圖》可以被視為一個跨越王朝的延續性主張在地理上的呈現，儘管地理視角本質上更加適合於展現某個時段內的空間變化而不是時間變化。但地圖在空間上援引《禹貢》已足以用來主張眼下的世界實際上是古代的延續。

出於商業目的而印刷的《歷代地理指掌圖》用另一種方式展現了當下是古代的延續的主張。該版本繪製於12世紀但以元豐時期(1078-1085)行政區劃的改製作結。通過44幅描述政治和行政區劃特徵的地圖及圖說，這本地圖冊繪製出了從遠古到北宋的連續的歷史。起首的總圖《古今華夷區域總要圖》界定了宋朝的各級政區以及域外諸國，第二幅總圖(此處已不包括朝鮮半島)《歷代華夷山水名圖》，也以宋代政區命名。這些地圖都基於一個包括長城與北宋州郡的常見模板，涵蓋的範圍與我們現在所稱的「中國本部」相當。由於地圖標註了北宋的州郡，讀者可以瀏覽過去任一時段並在過去的政區層級之中確定當下州郡的位置。

同時期有一本與《歷代地理指掌圖》和《禹跡圖》類似的著作——《輿地廣記》，但是該書並沒有利用地圖，是個人編纂的地理總志，由兩個部分組成。第一部分列舉了歷史時期的高層政區(禹貢、舜、七國、秦、漢、三國、晉、唐、唐藩鎮、五代)，但都在北宋州郡範圍之內。第二部分詳述了宋朝直到縣一級的政區層級，並列出某級政區自古及今的演變過程。它的意義並不僅限於是一本參考文獻，歐陽忞在序言中提出，當讀者看到從遠古到當下的空間延續性時，他們會認同編者明確反對朝廷努力開拓超出歷史疆域範圍的做法(11)。這兩種著作——一種主要利用繪圖而另一種則好像資料庫——皆為讀者構建了一個在時間上延續的巨大實體，不過一個聚焦於自然地理，而另一個則聚焦於政區地理。

不過，這三部著作無一為其描繪的跨越朝代的巨大歷史實體命名。《歷代指掌圖》的前兩幅圖明確其對象為「華」的地域，但幾乎沒有使用「中國」這一術語(一次表示北方，另一次表示南方和北方)(12)。綜上，這些著作展現了中古時期的一種整體觀是如何為廣大士大夫獲知的。這是一個與陸威儀(Mark Lewis)所揭示的早期中國差異很大的世界。他說當時「普世性被認定為統治者及其代理人的一種特權，而普通人則被固定在一個由其家庭、村落或地域所界定的有限區域內。這種對比也將前者的權力和後者的弱勢合法化。」(13)《歷代指掌圖》是一件商品，它的內容也催生了其他商業性的編纂，例如《事林廣記》——13世紀晚期和14世紀最為流行的家庭百科全書。學者可以通過市場獲知充足的歷史地理知識：12世紀80年代，一位名叫倪朴的婺州浦江地方學者，能夠繪製八尺見方的地圖來展現歷史上北方邊界的變遷(14)。

王朝國家(dynastic state)創造了一種高度定義的歷史。王朝國家在時間上有限，他們有起點和終點且在任何時刻都有一個帶有邊界的空間。最初王朝國家對領土的管理，是通過分權的封建體系，或是通過始自公元前221年秦統一後的郡縣行政體系的中央集權制。統治者和朝廷所在的首都界定了王朝國家的中心。它的禮法界定了等級、特權和職責。世襲的繼承方式在王朝歷史上提供了永恆的權力。通過這些途徑，王朝國家界定了時間、空間和社會地位，使得以國家為參照而定位任何個體或地區成為可能。

這些「集大成」式的著作，無論是地圖還是圖書，都是超越朝代的：它們並不否認朝代是構築歷史上時間和空間的材料，但它們提供了另一種思考這個更大實體的途徑，即國家、地區和個體都是它的一部分。它們的表述超出了傳統有關王朝國家的敘述，但為什麼不用「中國」來命名這一實體呢？我已另行撰文闡述了答案，即作為「中央之國」的中國另有意義(15)。它所揭櫫的實體存在於一種與更廣闊世界的特定關係之中——沒有固定邊界，在時間上的存在也沒有確定的時間跨度，也沒有一個地方作為其核心。王朝國家是歷史事實，但中央之國是用於主張歷史的一種思想體系的構建。從屬於中央之國意味著文化上的參與而非行政上的歸屬，且中國往往也會與其對應辭彙——夷狄——邊疆之外的部落人群相伴生。王朝國家沒有界定中央之國，但它們可以聲稱是其一部分。《禹跡圖》為我們提供了該實體的圖景，但卻從未將其命名。

理解《禹跡圖》和《九域守令圖》製圖方法的一個根本問題在於我們缺乏任何關於地圖是如何繪製以及有關方位和距離的數據是如何採集的記載。也許《元豐九域志》的編纂是一個契機，激起了繪製地圖以與文字相配的製圖工程，但《元豐九域志》似乎是一個拙劣的數據源。首先它僅根據八個方向(北、東北、東等等)記錄了州治之間的相對位置，即「四至八道」法。其次，治所之間的距離是路程距離而非直線距離，如表所示：

實際上，《元豐九域志》給出了相矛盾的信息：兩個州治之間的距離在兩州各自的條目之下記載有差異，無論是從州治到州治還是從州治到州界。後面我們將看到，這並不意味著方位並非基於《元豐九域志》。

基礎數據是否可能來自系統的測量？這裡沈括是一個重要人物——1087年他完成了一本比例尺為1：900000的地圖集(今佚)，包含23張地圖以及一幅12×10尺的總圖。此外，沈括明顯同時利用了直線距離和帶有二十四個方向的羅盤刻度(=15°)，並聲稱用他記錄的這些數據(今佚)，他的地圖可以重繪，因此這的確很誘人。

得益於成一農對全國地圖繪製的研究，我們可以很確定地說《禹跡圖》並不是測量直線距離的成果(16)。成一農詳細展示了地圖如何正是在《元豐九域志》中所見的路程距離和方向這類信息的基礎上構建的。首先，一些地方起著定位點的作用，供其他地方用8個羅盤方向參照定位。其次，每方百里的網格所測量各地之間的距離大體上與記錄的路程距離而不是直線距離相符。第三，河流與海岸線是基於地誌所記錄的參照治所的距離而繪製的。他總結認為繪製地圖可能基於三本現存的全國地理總志：公元813年的《元和郡縣圖志》，980年的《太平寰宇記》以及《元豐九域志》。(17)

中國史學者埃金(Alexander Akin)和數學家芒福德(David Mumford)開發了一個新的演算法，利用45個已知點將《禹跡圖》與地球表面相配，結果見圖4。

這幅圖使得我們可以將置於圖上的河流與治所與其在地球表面的實際位置相比較。這些聯繫大體連貫一致，儘管位置偏離了。不過，他們認為地圖背後一定還有某種測量手段而非路程距離。

地圖的變形表明，縱軸上的位置要比橫軸上的準確得多，這有力地印證了南北軸向上的地點的放置是基於各地大量的太陽高度角觀測。這些觀測促成了等價於緯度測量的成果。儘管我們一直以來都知道在唐代一行曾採用這種方式，但沒有任何有關用於生成該地圖的資料來源的記載，我們不知道它們是從當時的現有數據中搜集還是另行新採集。如果僅僅基於陸地測量和路程距離的測算，這種準確性是極難實現的。在測量東西向的位置時，由於沒有天體觀測可以確定兩個方位是否在同一經線上，因此東西向地點方位的準確性就大大降低。然而東西向的距離非常準確，理應是根據陸地測量(18)。

圖4 經過Akin與Mumford地理校準後的《禹跡圖》

註：作者特意將其製成柵格圖，與1080年的路界相疊加。

1136年地圖上石的背景

1136年版的禹跡圖立於阜昌七年，這並非宋朝年號而是劉豫大齊國的年號(19)。劉豫於1100年進士及第，1112年被提拔為殿中侍御史，1124年判國子監，任河北提刑。在金人的侵略中他先是逃跑，隨後1128年在尚書右丞張愨的建議下赴濟南任知府。金軍包圍濟南時，劉豫投降並送款於金。他獲取了不小的權力，並被授予了黃河以南領土的實際統治權。1130年金人立其為齊國皇帝並定都大名府。劉豫很快採取行動招納宋朝舊臣，建立朝廷。最初他使用金朝年號，1130年11月採用自己的年號阜昌，並開始用該年號制錢。1131年劉豫侵宋，1132年遷都開封。1134年1月開進士科，1134年9月下詔稱準備征服宋朝以「混一六合」。1135年10月向金熙宗進獻《海道圖》及戰船設計圖。1136年劉豫侵宋，然而金並沒有加入進攻，劉豫戰敗並被金廢黜。

我想這些敘述已經足夠用來說明《禹跡圖》是劉齊致力於接續宋朝的一種努力。這是一幅追溯到遠古有關領土歷史的地圖，它是劉豫試圖建立的國家的願景，也為其攻打宋朝提供合法性。

評價重要性

對李約瑟而言，《禹跡圖》是古代中國又一個具有現代科學特點的例證。但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對於重要性的評價並非基於某件東西能否提醒我們注意自身，而是基於它是否產生影響及後果。無論過去還是現在，至少在航空攝影測量和地理信息系統出現之前，大多數地圖都是從源於或傳抄於其他地圖。我們需要知道這幅地圖是否被後世的製圖人傳抄或模仿。

我們可以通過兩個問題來進行評價。第一，《禹跡圖》的內容，即對東亞大陸的描繪，是否流傳至後世的製圖學並有所改進？第二，《禹跡圖》中呈現的一套製圖方法，例如地理上的準確性、利用網格、測繪河流等，是否延續到了後世的製圖學中？

如果觀察宋元時期的地圖，實際上我們會發現至少有兩種表述國家疆域的傳統。《禹跡圖》確實代表了其中的一個傳統。1180年繪製，上石於1250年的黃裳《地理圖》(《中國古代地圖集(戰國—元)》，圖70、72)以及南宋末年《輿地圖》(《中國古代地圖集(戰國—元)》，圖82—83)是最好的例證，但相較於1136年的地圖以及《九域守令圖》，它們的地理表述所體現的是倒退而不是進步。這類地圖的涵蓋範圍確實增加了，這得益於元代發展出了對世界更加廣闊的認識，這在1389年的《大明混一圖》(《中國古代地圖集(明代)》，圖1)和1526年的《輿地圖》(《中國古代地圖集(明代)》，圖12)中都很明顯。

然而，還是《禹跡圖》刻石背面的《華夷圖》的地圖類型影響最大。它被諸多廣為人知的地圖所繼承：貫穿始終都採用該樣式的《歷代指掌圖》(《中國古代地圖集(戰國—元)》，圖94—101)；宋元之際流行的家庭百科全書《事林廣記》(《中國古代地圖集(戰國—元)》，圖174)；以及《書集傳音釋》。《禹跡圖》的繪圖方法對各地的製圖學影響甚微。儘管有傑出的例外(20)，但大體上地方志中所見的那類製圖更接近於繪畫而非繪圖。由此我想給出的結論就是儘管有多種製圖傳統，但我們不能說《禹跡圖》的類型將製圖的發展軌跡導向了更為量化的路徑。相較於指南，倒不如說它作為一種主張的效果更為顯著；它的價值就在其展現的各種全圖之中。

在接到邀請為復旦大學有關古地圖的學術會議撰寫一篇文章後，我選擇了一幅最吸引我的宋代地圖。我想如今有兩個討論地圖的傾向。一個是從現代製圖的角度追溯製圖學的起源，李約瑟旨在凸顯中國與現代科學相對應的發展的關注點即是其例。另一個由哈利(J.B.Harley)首倡，將歷史地圖視為宣示權力的一種方法(21)。二者都值得仔細思考。如成一農所言，《禹跡圖》並沒有現代意義上的科學性；不過我發現推斷其製作者對空間的準確性有興趣要比推斷說他們沒有更加容易一些。總之，一些地圖，例如《華夷圖》中存在一些議題使得空間的準確性不重要。同樣地，將《禹跡圖》刻石也有政治上的重要性，而且它一定與劉豫征服宋朝的計劃相符。但各類地圖也是內在於當時的學術、政治和技術背景之中的種種主張。

注釋：

該圖的拓片及1142年的摹本參見曹婉如主編：《中國古代地圖集(戰國—元)》，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圖54—59。

與李約瑟有關的該觀點，見Joseph Needham,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vol.3(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9)547—550，已受到批評，見Cordell D.K.Yee,"A Cartography of Introspection:Chinese Maps as Other Than European",Asian Art(Fall 1992),也可參見Yee的另一篇討論，見J.B Harley and David Woodward,Cartography in the Traditional East and Southeast Asian Societies,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 v.2,pt.2(Chicago,III: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4)46—50。

閆婷婷：《〈禹跡圖〉研究綜述》，《河西學院學報》2016年第1期。

該觀點主要源自Denis Wood,John Fels和John Krygier,Rethinking the Power of Maps(New York:Guilford Press,2010)51—52。

曹婉如：《中國古代地圖集(戰國—元)》，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圖60—62。

曹婉如：《中國古代地圖集(戰國—元)》，圖63—66。

Nicolas Tackett,"The Great Wall and Conceptualizations of the Border Under the Northern Song",Journal of Song-Yuan Studies.38(2008).

(唐)杜佑：《通典》，中華書局1988年版；(南宋)馬端臨：《文獻通考》，中華書局1986年版；(南宋)鄭樵：《通志》，浙江書局本，1896年印；(北宋)司馬光：《資治通鑒》卷六九，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2185—2188頁。儘管朱熹再三重申正統王朝的觀念，但他對司馬氏歷史的重編仍然採用了其紀年方式。

(北宋)稅安禮：《歷代地理指掌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南宋)歐陽忞，李勇先、王小紅點校：《輿地廣記》，四川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11)(南宋)歐陽忞，李勇先、王小紅點校：《輿地廣記》，四川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247頁。

(12)(北宋)稅安禮：《歷代地理指掌圖》，第101頁，第108頁。

(13)Mark Edward Lewis,The Construction of Space in Early China,SUNY series in Chinese Philosophy and Culture(Albany,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6)5,195.

(14)(元)吳師道《敬鄉錄》卷六，《續金華叢書》本，永康胡氏夢選樓，1924年，第10—11頁。

(15)Peter K.Bol,"Geography and Culture:The Middle-Period Discourse on the Zhong guo—the Central Country",Space and cultural fields:Spatial images,practices and social production,ed.Huang Ying-kuei(Taibei: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2009).

(16)成一農：《「非科學」的中國傳統輿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66—114頁。

(17)(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中華書局1983年版；(北宋)樂史：《太平寰宇記》，中華書局2007年版。

(18)Alexander Akin and David Mumford,""Yu laid out the lands":georeferencing the Chinese Yujitu[Map of the Tracks of Yu]of 1136",Cartography and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cience 39.3(2012):167.原文圖6誤作圖7。

(19)關於劉豫生涯的敘述來自百度的詞條http://baikebaiducom/subview/81939/5962732.htm，該詞條基於《宋史》的相關段落寫成。

(20)例如1594年的《惠州府志》。

(21)J.B.Harley,"Deconstructing the Map," Cartographica 26.2(1989).有關Harley的研究視角在中國的應用見Hu Bangbo,"Maps and Political Power:A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Maps in The Gazetteer of Jiankang Prefecture," Journal of the North American Cartographic Information Society.34(1999)。有關Harley的文章及其影響的回顧與思考見Cartographica,Spring 2015,Vol.50 Issue 1。

本文原載於《歷史地理》，作者:[美]包弼德，美國哈佛大學東亞語言文明系；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譯者：邢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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