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墓誌書法，楷書的另一半風采！
從龍門造像記誕生以來，人們逐漸習慣把這種粗放樸拙的書風作為北魏楷書的代表。但隨著清代金石學的發展，洛陽周邊北魏墓葬的不斷發掘，金石學家和書法家們又發現了北魏楷書的另一種風格，即精緻的北魏墓誌書法。
《元暉墓誌》局部
《元暉墓誌》全稱《魏故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司空公領雍州刺史文憲元公墓志銘》。北魏神龜二年（公元519年）刊石，原石現存西安碑林。為北魏書法代表作之一。此志為北魏墓誌中的精品，書寫極為嫻熟自如，清雅超脫，因此志書刻是北魏晚期，已基本擺脫了劍拔弩張的弊病，充滿了平和之氣。
墓誌是安置於墓室中的刻石，鐫刻有墓主人的家世與生平等相關內容，由於刻制完成後即隨亡主一起葬入墓室，故一般情況下不被世人所知。其書刻的內容對於了解墓主人的身份、活動，乃至於社會歷史以及彼時書法的面貌，都有重要的文獻價值。
北魏《元倪墓誌》局部
北魏《元倪墓誌》，全稱全稱《魏故寧遠將軍敦煌鎮將元君墓志銘》。北魏正光四年(523年)二月刻。楷書。19行，行22字。縱74厘米，橫73．5厘米。民國初年在河南洛陽姚凹村出土，現藏上海博物館。元倪為魏太祖道武皇帝玄孫，此墓誌雖未署作者名，但透過刀鋒可看到秀逸精健的筆鋒和原書耐人尋味的筆意。書家和刻工均具有頗高的書法功底，同時也凸顯了當時的時尚書風，對研究書法史具有重要的價值。
由於東北部鮮卑族勢力的不斷擴大，形成了與東晉、南朝相對峙的北方王朝——北魏，而後又在孝文帝的堅持下遷都洛陽並實施漢化政策，其中兩個舉措與此時期的書法發展有著密切的關係。一是朝廷下令，不管什麼身份，上至皇親國戚下至平民士兵，死了之後必須就地安葬，所謂「落葉歸根」對來自北部的鮮卑人而言已成為不可企及的奢望，此策直接導致北魏時期在洛陽周邊形成了大量的墓葬，給後世留下了數量可觀的墓誌書法。二是皇室將過去的姓氏「拓跋」改為「元」氏，以示與屬地漢人的同一，故今天所見北魏墓誌中大量的元氏墓主，實際上都是北魏的皇室成員。
北魏《司馬景和妻墓志銘》局部
全稱為《魏代揚州長史南梁郡太守宜陽子司馬景和妻墓志銘》，又稱《司馬昞妻盂敬訓墓志銘》。北魏 延昌三年(514)正月刻，楷書，20行，行21字。原石已佚。清乾隆二十年河南孟縣八里葛村出土，是北魏墓誌中的代表作品之一。多用方筆，鋒芒畢露而不失於纖弱；結體逸宕而富有韻致。
由於王公貴族的身份地位和財力物力，使這些墓穴建造得十分考究，從出土發掘的情況來看，完全有理由相信其建造並非一般工匠所能，裡面的墓誌書法也與同時期的造像記書法風格有一定的差異，特別是書寫和鐫刻的精緻性，較為充分地體現了毛筆的趣味與特性，遠非缺少文化的下層人士所能書寫。正是這樣，這些墓誌書法或是更接近北魏時期貴族與文士的實際書法面貌，體現了較高的書寫技術和審美水平，也更能反映北魏楷書與三國兩晉楷書、與隋唐楷書的互為關係。
北魏《李頤墓誌》局部
北魏《李頤墓誌》，未見著錄。正書，計三百八十二字。北魏正光元年（520）刻。此書結體端嚴峻整，用筆方勁。是北魏墓誌中的佳作。
墓誌書法中不少元氏如元瑛、元暉、元倪、元懷墓誌以及張玄、李璧等墓誌均為其中的上乘之作。《元瑛墓誌》，又名《長樂公主元瑛墓誌》《高猛妻元瑛墓誌》，北魏孝昌二年（公元526年）所刻，墓主為孝文帝之女，20世紀40年代在洛陽被盜出土。其書法結字略扁，但有開張之勢，在運用方筆的同時完美體現了線條的圓潤與彈性，可謂剛柔相濟，書刻俱佳。此外，北魏書法史上繞不過去的名作之一《張玄墓誌》，全稱《魏故南陽張玄墓誌》，清代時因避諱被稱為《張黑女墓誌》。刻於北魏普泰元年（公元531年），但原石不知何時佚失，今僅存何紹基所藏拓片孤本。書寫與鐫刻都有極高的水準，堪稱北魏墓誌的巔峰之作。其書寫結體偏扁，用筆方圓兼顧，氣息高貴文雅，自現世以來受到何紹基、康有為、包世臣等高度肯定和推崇，成為後世學習北魏楷書的重要範本。
《元瑛墓誌》
《張黑女墓誌》
從文字發展的角度看，楷書在漢末三國時已經成型。當然，我們可以將此後南北朝和隋唐的楷書分為兩種類型，即魏楷和唐楷，但很難把兩種類型的書法排出高低座次。雖然從歷史過程來講，魏楷是楷書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階段、一種類型，但就其藝術本體語言而言，無論是結體、用筆還是書風，都已經非常成熟，完全可以比肩於後來的唐楷，兩者不同的只是風格以及被後世經典化過程中地位認定的人為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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