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讀的《資治通鑒》該怎麼讀

《資治通鑒》是宋代著名史學家、政治家司馬光及其助手歷時19年編寫而成的一部編年體通史巨著。宋神宗皇帝因此書「博而得其要，簡而周於事」，據《詩經》「商鑒不遠，在夏後之世」之資於治道之意，特命名為《資治通鑒》。通鑒記載了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以來至後周顯德六年（公元959年）16個王朝共1362年的歷史。作為我國第一部編年體通史，《資治通鑒》處處以「嘉善矜惡，取是舍非」為歸依指向，就是鼓勵好人好事，抨擊惡言惡行，是要為後來者提供「資治」的，因而對後人參政為官甚至為人處世都極其重要。

01「資政第一書」的難讀之處

被譽為資政第一書的《資治通鑒》，是一部著眼於解決現實政治問題的政治教科書。這部書的誕生本身就是為了回答北宋統治者政治變革究竟該向何處去的問題。

公元1069年，正是宋神宗熙寧二年，也就是王安石變法開始的一年。在這一年，一場影響深遠的爭論正在進行。這場爭論的主角是司馬光和王安石。

司馬光、王安石都主張治國的方法要變，實際上都是變法派，只不過王安石主張激進的改革，司馬光主張漸進溫和的改革。然而急於求治的宋神宗最終選擇了王安石的藥方。由此，司馬光得以退居當時的西京洛陽，完成了《資治通鑒》這部影響深遠的巨著。

對於這部300多萬字的巨著，歷來是說好的人多，真讀過的人少；讀後有心得的人多，真能說出個子丑寅卯的很少。《資治通鑒》這部書對一般讀者來說，有兩個「難讀」。

第一，閱讀困難。為什麼？由於編寫體例的緣故。所謂編年體，顧名思義以時間為中心，按年、月、日順序記述史事，也就是以時間為經，以史事為緯。這種史書寫作方式的優點為敘述史事發生的次序分明，從時間上給人以完整的歷史概念，所以這種寫作方式最能夠給讀史者呈現全方位的歷史景象，對於汲取歷史借鑒最為合適。但是由於同時發生的史事不止一件，每一件事又分別隨著時間的發展而紀錄在不同的卷冊中，割裂了歷史發展的連續性，於是產生了史事紀錄支離破碎的缺點。比如要了解兩稅法，需要把通鑒81卷《唐紀》中的42卷讀完才行。所以儘管《資治通鑒》自問世以來，一直好評如潮，然而也一直「號為難讀」。有多難讀？司馬光自己說，在其問世的頭17年里，只有一個叫王勝之的人通讀了一遍。

第二，不容易讀透徹。如果把《資治通鑒》和《史記》相比，我們發現它們有三個「不同」，這三個「不同」，正是《資治通鑒》不容易讀透徹的原因。

首先是語言風格不同。《史記》語言生動，被魯迅先生稱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天然就有吸引力，讓人容易閱讀。而《資治通鑒》的語言看似平實無奇，正如朱熹所說：「溫公之言，如桑麻谷粟」。初讀往往讓人覺得過於平淡，只有細細品味，才能讀出妙處。

其次是寫作宗旨不同。與司馬遷「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著史宗旨不同，司馬光著史的宗旨是「鑒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資治通鑒》關注的興奮點在於「專取關國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鑒者」。司馬光把史學資治、取鑒的功用提到了突出的位置，《資治通鑒》一書的內容，貫穿著司馬光的這一思想。

再有就是關注對象不同。《史記》既寫帝王將相，也寫下里巴人，包括刺客、造反者、失敗者等等。司馬光寫《資治通鑒》時自己起的書名就叫《歷代君臣事迹》，很顯然，從這個書名就能看出司馬光關注的對象主要是為政者。

02《資治通鑒》的三種讀法

第一種讀法，系統精讀。

精讀《資治通鑒》是一個系統工程，要注意七個方面的配套著作，即：續、改、注、補、評、研、譯。比如宋代李燾所著《續資治通鑒長編》；南宋的袁樞將編年體的《資治通鑒》改編為以紀事為中心，把書中記載的16個王朝1362年的歷史歸納為239件大事66件小事。再如，受《資治通鑒》的影響與啟發，南宋的儒家亞聖朱熹對《資治通鑒》等書進一步簡化內容，編為綱目。所謂「綱」就是記述一條史實，有如我們常說的提綱一樣；所謂「目」，就是在每一條綱後，用非常簡練概括的話闡述綱中的歷史事件。《通鑒綱目》既是初級的歷史教科書，也是傳統社會的思想政治教科書。

就閱讀《資治通鑒》而言，宋末元初王應麟撰《通鑒地理通釋》和胡三省的《資治通鑒音注》是後世研讀通鑒的必讀書。此外，明末人嚴衍和他的弟子談允厚花30年寫出的《資治通鑒補》，拾遺補缺，豐富了《資治通鑒》的可讀性。《資治通鑒》博大精深，後世很多史家都有閱讀評論，讀來都有裨益。

第二種讀法，比較閱讀。

不同於一般史書，《資治通鑒》是一部專註於資治的政治教科書。就史料來源而言，現代學者考證其引用的書目有359種之多，但隋唐五代之前的史料大體以正史所載為主。如果把《資治通鑒》與相對應的正史對照比較閱讀，就會發現司馬光更多的微言大義、春秋筆法。二十四史中公認的精品是前四史，即《史記》《漢書》《後漢書》和《三國志》。如果把《資治通鑒》與這些史書對照閱讀，不僅有趣，而且更能體悟《資治通鑒》的獨特價值取向和資治鑒借。

就拿對漢高祖劉邦的評價來說，司馬光引用了班固在《漢書·高帝紀》中對劉邦的評價：「高祖不修文學，而性明達，好謀，能聽，自監門、戍卒，見之如舊。」 說劉邦「不修文學」，就是不喜歡文化學習，捎帶著也不喜歡儒家的讀書人。文化程度不高而悟性高有見識，這是劉邦最大的特質，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多次提到「高祖之明達」。從看門的到一般士卒，見到他都像見到老朋友一般，說明劉邦對社會底層民眾有親和力，用我們今天的話來說就是劉邦善於走群眾路線。所以許多名不見經傳的人心甘情願為他效命。與劉邦相反，項羽唯一一次向社會底層的農夫問路還被對方誆騙了。農夫與項羽無冤無仇，為什麼要騙項羽？一個善於走群眾路線、群策群力，一個自矜功伐而不師古，這就是劉項二人成敗的關鍵所在。

司馬光一貫認為，一位優秀的政治家應該具備「仁、明、武」三種德行，所謂「仁」，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有人文情懷；所謂「明」，就是明辨是非曲直；所謂「武」，就是有決斷力，遇事當機立斷。對照這個標準，漢高祖劉邦還有一定差距，究其原因，一句「病於不學而已」，道盡了司馬光的遺憾和對後來者的期許。

第三種讀法，以史論為中心跳讀。

問題意識和目標指向是閱讀的重要方式。《資治通鑒》全書有218篇史論，其中司馬光不僅引用了前人的史論，而且自己親自寫了119篇，名之為「臣光曰」。這些史論就是《資治通鑒》全書的關鍵點，是司馬光歷史觀的直接表達。司馬光為什麼這麼評價？為什麼引用這些史論？如果帶著這些問題再去上溯回看，讀來自然能有所獲。

以司馬光對項羽的蓋棺論定舉例來說，《資治通鑒》的「臣光曰」，專門對特別重要的人物和事件進行評價。但對項羽，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沒有直接發表看法，反而引用了司馬遷和揚雄對項羽的評價。

司馬光真的對項羽的敗亡沒有自己明確的看法嗎？確實有，只不過沒有寫在《資治通鑒》里。司馬光在寫《資治通鑒》之前專門寫過一本提綱式的著作，也可以說是通鑒的提綱，名為《歷年圖》，收在司馬光的另一本史學名著《稽古錄》中。這部書中的「臣光曰」評價項羽的基本觀點與司馬遷差不多，但司馬光特意用了「安行無禮，忍為不義」八個字來評價項羽。司馬遷認為項羽背關懷楚，放棄關中的天下形勢勝境是其失敗的重要因素之一，司馬光則格外強調項羽不施行禮義仁政，是其失敗的更重要原因。其次是用人問題，司馬光說項羽「才高者見疑，功大者被絀」，有能力的，他懷疑猜忌，功勛卓著的，他棄之不用，照這樣幹下去，即便佔領秦朝的許多地方，又怎麼能避免敗亡的命運呢？

本文原載於《中古紀檢監察雜誌》（作者丁萬明），圖源網路，圖文版權歸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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