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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割地賠款,備受列強欺凌,嚴復卻怒道:這一切都是宋朝造成的

若論及中國最屈辱的朝代,宋朝和清朝恐怕都要「金榜題名」。由於距離現代較近,因此晚清給國人帶來的屈辱感,要更甚於宋朝。自1840年開始,清朝在面臨西方列強的攻擊時,可謂是屢戰屢敗,甚至連一向看不起的東瀛小邦——日本都打不過。

甲午戰爭後,學者們痛定思痛,開始探究中國為何會落後於西方的原因。一方面,學者們選擇研究現實因素;另一方面,一些學者選擇從歷史的因素,找出晚清之所以屈辱的原因。

嚴復,中國著名學者,他根據達爾文的進化論以及流行於西方世界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撰寫了一本《天演論》。嚴復超脫傳統儒家的「王道思想」,為國人揭露了一個冰冷的事實,那就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落後的總歸會被強勢的一方淘汰,弱者必然會做強者的奴隸。中國傳統所崇尚的「王道政治」,不過是「霸道政治」的一個註腳。

由此,嚴復回顧中國古代歷史,沉痛地指出一個現實。晚清之所以落到這般田地,宋朝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因此他在給門生的一封信中寫道:

「中國所以成為今日現象者,為善為惡,姑不具論,而為宋人所造就,什八九可斷言也。」

那麼在嚴復等學者看來,宋朝為何會對後世產生如此大的影響呢?

在歷代正統史學家看來,作為一個正統王朝,宋朝是相當不合格的,它屢敗於異族,被契丹、党項、女真、蒙古輪番吊打,不僅不能完成祖國的統一大業,甚至連國祚也保不住。北宋先亡於女真,南宋又亡於蒙古,使華夏王朝第一次淪亡於異族,簡直是恥辱之至。此外,宋朝還開了割地賠款、簽訂不平等條約的先河,在澶淵之盟、紹興和議中,宋朝可謂丟盡了臉面,賠足了金帛。甚至南宋時,宋高宗趙構竟向仇敵金國稱臣,簡直是無恥之尤。

因此,宋史泰斗鄧廣銘、王曾瑜都指出,宋朝弱、 軍事弱、軍隊差,並且承認是宋朝自己造成的。著名歷史學家賀昌群先生也曾經指出:自近古以來,中國人之文弱性,大抵皆淵源於宋。

那麼宋朝為何如此弱呢?下面就由筆者展開敘述。

首先,宋朝是一個重文抑武的王朝。公元960年,趙匡胤發動陳橋兵變,從後周孤兒寡母手中奪走了江山。為了防止其他武將效仿自己黃袍加身,趙匡胤制定了一系列抑武政策。

從軍制來看,宋朝軍制以束縛武將才能,降低武將地位和素質,削弱其指揮許可權和主動性、靈活性,犧牲軍事效能。例如,為了防止武將專兵,趙匡胤設置了更戍法,頻繁調任將領,造成「兵不識將將不識兵」的亂局。將領與軍人缺乏磨合,打起仗來自然不能得心應手。

從戰時指揮來看,第二任皇帝宋太宗「天才」般的發明了陣圖制。在戰場上,將領必須依據宋太宗授予的陣圖來戰鬥。若將領沒有做到這一點,敗要重罰,勝也不賞。由於缺乏靈活性,宋軍才會屢戰屢敗。

由此可以看出,宋朝軍制的第一目的並非為了戰勝外敵、保家衛國甚至開疆拓土,而是為了壓制武將,保持趙家對皇位的壟斷。

為了進一步平抑武將地位,宋朝徹底區分了文武之職。在宋朝之前,文武區分不大,出將入相者層出不窮。雖然歷代對武將都有些歧視,但絕不像宋朝那麼嚴重。在宋朝,武將一般得不到好的教育,因此一般都是沒有腦子,一味魯莽的莽夫。

此外,從治國思想來看。宋朝徹底拋棄了自漢朝以來「王霸之道雜治」的理論。在文官們的影響下,「王道」政治成了宋朝的指導思想。在對外戰爭方面,宋朝一味講究退讓、和平,甚至將收復的領土拱手讓給外敵。

例如王安石變法之後,宋朝曾攻佔了西夏的一部分領土。然而王安石倒台後,司馬光等講究「王道」的勢力上台。在他們的倡導下,竟將士兵們拚死攻下的土地,拱手還給西夏,還美其名曰:

「庶幾可以罷兵,俾華夏得復見太平,則陛下好生之德洽於生靈,祖宗社稷享萬世之安,皆在陛下一言之賜爾。」

誰知司馬光等人放棄土地後,西夏並未息事寧人,反而得寸進尺,三路伐宋,讓宋朝蒙受了更慘重的失敗。而這樣可笑的例子,在宋朝可謂屢見不鮮。古典的王道政治,在宋朝完全成了掩飾自己孱弱的遮羞布。

宋朝亡於外族後,其一系列糟粕政策逐漸為後世王朝所繼承。雖然這些政策會削弱國家的武力,但在加強中央集權方面,確實有奇效。而這一系列政策,都導致了中國的積貧積弱。

以明朝為例。在初期,明朝還是個熱衷於開疆拓土的進取王朝。但明朝中期之後,國家政治卻逐漸內斂,武將地位低下、軍隊戰鬥力差等本屬於宋朝的頑疾,開始在明朝身上顯現。此外,明朝也開始像宋朝一樣,向外丟棄土地,如大寧衛、東勝衛等戰略要地,都一股腦地丟給外敵。而蒙古人坐享其成,將東勝衛建立為入侵明朝的基地,成了困擾明朝長達百年的「套寇」。

可以說,到了中後期,明朝簡直成了一個大號的宋朝。而與宋朝一樣,明朝也整體的亡於外敵。

按說清朝以武立國,是外族建立的王朝,理應不會像宋朝那麼重文輕武。在乾隆之前,清朝的確是個進取的王朝,打下了1200萬平方公里的國土。但到了嘉慶年間,清朝也逐漸出現了「宋朝化」。

首先,清朝武將的地位一降再降,深受當時士人的鄙夷。曾國藩甚至評價道:「武人皆是粗鄙無恥之輩」。鴉片戰爭時,官員耆英曾登上戰艦,與英國談判。在軍艦上,耆英受到青年英國軍官的列隊歡迎。看著這些英武的年輕人,耆英竟輕蔑地說:「如此好男兒,不讀書做官,竟堪作兵種,可惜!可惜!」

由此可見,武人在清朝不僅地位低,而且素質差。用這樣的軍人對抗外敵,焉能不敗?中國精英知識分子鄙視武事,一味講究讀書做官。如此文弱之人,又如何能挺直腰板,抵禦外敵入侵?

其次,清朝在面對外敵時,也開始一味強調「王道」,拒絕加強自身軍事實力。在開展富國強兵的洋務運動時,這些講究「王道」的官員卻橫加阻撓。例如蒙古大儒倭仁曾說:

「立國之道,尚禮儀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抵禦外敵時,「應當忠信為甲胄,禮儀為干櫓」。

如此荒唐的言論,竟得到了朝中清流的一致贊同,導致洋務運動舉步維艱。

最後,宋朝還給清朝留下了一個難堪的政治遺產,那就是決不能講和。清朝官員郭嵩燾曾說:

「我朝一襲南宋以後之議論,以和為辱,以戰為高。」

南宋以後,凡主戰者都得美名。因此在鴉片戰爭之後,只要面對外夷事務,官員們都踴躍地呼籲戰爭,也不看本國實力有幾斤幾兩。而凡是講究講和的官員,都被叱罵為漢奸賣國賊。然而真當與強大的外敵開戰,孱弱的清朝又屢戰屢敗,最終被迫簽訂更屈辱的條約。

因此,賀昌群先生指出:

「自近古以來,中國人之文弱性,大抵皆淵源於宋。宋代政治重文輕武,學術思想重王抑霸之結果,遂使文武分途,武者既不學無術,文者則好為黨爭而不負責任,不切實際,專以文章斗其議論。」

誠然,宋朝是個文教昌盛的時代,是一個較為富裕的王朝。但是若連保護自己的能力也沒有,無異於「懷璧其罪」。因此在治國方面,我們絕不能學習重文抑武的宋朝。必須即使是現代,仍是一個弱肉強食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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