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與以色列關係70年：一個內涵特殊、值得總結的外交案例

在新中國的外交歷程中，社會主義新中國同地處歐亞非結合部中東世界的「頗為另類」的國家——以色列的雙邊關係，尤其是兩國外交關係的建立書寫了一段一波三折、好事多磨的篇章。回溯新中國70年中國－以色列關係史，基本可以分成四個階段。

兩次錯失建交機遇

第一階段：1948、1949年－1955年的徘徊曲折期：雙方相互示好接近卻兩失建交機遇。

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國宣告成立，當時包括中國共產黨辦的報紙在內的中國輿論界普遍表示出歡迎立場。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也受到以色列政府和人民的熱情歡迎。在新中國成立100天，1950年1月9日，以色列政府便正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是當時最早的、也是唯一承認新中國的中東國家。此後幾個月，中以兩國朝著建立正常外交關係的方向邁進。

因朝鮮戰爭爆發，來自美國的壓力使以色列政府停止了建立中以外交關係的接觸和談判，中以兩國失去了建立正常關係的第一個機會。朝鮮戰爭結束後，中國與西方的關係趨向緩和，1953年至1954年，中以雙方就建立外交關係進行接觸。然而一些以色列政要顧忌這會影響以美關係，對加速中以建交進程並不熱心。在1955年萬隆會議籌備和召開過程中，中國與阿拉伯國家的關係迅速發展。為擺脫外交困境並阻止中國與阿拉伯國家進一步靠攏，以色列政府匆忙照會中方，希望儘快建立外交關係。但此時中國政府從國際大局出發，決定對中東政策作出調整。周恩來總理就中以關係指示道：「同以色列緩建交，但可保持貿易關係。」

第二階段：1956年-1976年的冰凍疏遠期：雙邊關係因國際環境的制約和「文革」的影響處於低潮。

萬隆會議後尤其是1956年蘇伊士運河危機爆發，中國中東政策實施重大調整，中東外交重心轉到發展與阿拉伯國家的關係上。1955年萬隆會議開始了新中國和埃及等一些阿拉伯國家友好往來，雙方建立外交關係。1956年中埃建交不到3個月，震驚世界的蘇伊士運河危機爆發，當年10月31日以色列伴隨英國、法國聯合發動進攻埃及的蘇伊士運河戰爭（又稱第二次阿以戰爭），中國政府對此嚴厲譴責。此後中以間就建交問題進行的接觸均告中斷，中以關係進入長達20年的「凍結」時期。

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中東阿拉伯國家反帝反殖鬥爭風起雲湧的形勢下，作為第三世界民族解放運動同盟軍、自身剛擺脫帝國殖民主義壓迫奴役、此時又處於西方世界外交封鎖的社會主義中國，十分自然地支持中東民族主義運動，持守爭取阿拉伯國家「一大片」的國際立場。以色列也在數次表示希望與中國恢復接觸、改善關係遭拒後，轉而採取對中國不友好的態度。

與時俱進發展關係

第三階段：1977年-1991年的逐漸恢復期：雙方外交與時俱進的務實調整，建交水到渠成。

1976年「文革」結束後，走上改革開放之路的中國與越來越多的國家建立外交關係，與包括西方國家在內的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關係得到改善和發展。在這樣的形勢下，中以關係也開始逐漸解凍。

以色列方面也採取措施來促進對華關係的發展。以色列撥款重開關閉10年之久的駐香港總領事館。之後，中以在經濟、貿易、文化、旅遊、政黨社團等方面的民間交往迅速發展。中以關係漸趨恢復至新中國初期雙邊關係的水平。

同時，國際關係及中東形勢的變化也為中以關係進一步升格提供了契機。海灣戰爭、蘇聯解體和冷戰結束，促使阿以爭端由戰場對抗日益轉向政治談判。而同時阿拉伯國家也認識到越來越多國家與以色列建交的趨勢不可避免，對中以建交的心理承受力有所增強。正是在這樣一種「水到渠成」的形勢下，1992年１月24日，中以兩國外長正式簽署建交公報，宣布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揭開中以兩國、中猶兩個民族關係史嶄新的一頁。

第四階段：1992年以來的友好發展夥伴期：雙方友好合作快速推進，勢頭良好，多領域亮點紛呈。

1992年1月正式建交，開啟中以兩國及中猶兩個民族關係史的友好新篇章，為雙方在科技、經貿和社會人文等領域開展更多更廣泛深入的交往合作奠定基礎。建交27年來，中以兩國領導人互訪頻繁。在經濟上，1992年10月，中以政府間貿易協定簽署，雙方互相給予對方最惠國待遇。2005年11月，以色列正式承認中國完全市場經濟地位。中國是以色列在亞洲第一大、全球第三大貿易夥伴。2017年雙邊貿易額達到131.21億美元，同比增長15.6%。同時中以兩國在經濟、科技、文化方面的雙邊合作也迅速發展，取得了豐碩成果。近年來，中以兩國在共建「一帶一路」的框架下又在港口交通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取得一系列重大合作項目的推進與成功。值得一提的是，中以建交25周年之際，2017年3月21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釣魚台國賓館會見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宣布雙方建立創新全面夥伴關係。2018年10月兩國又制定《中以創新合作行動計劃（2018-2021）》。

當今中以關係特點

縱觀當今中以關係發展，如下幾方面的特徵明顯突出。

其一，中華文明與猶太文明具有許多共性。中猶兩個民族均有悠久的歷史與燦爛的文化，均對人類文明的發展做出獨特而巨大的寶貴貢獻。兩個文化也有諸多相同之處，都十分重視家庭紐帶與教育功能，均吸收了許多外來文化而主體精神一以貫之。即使兩個民族在後來的歷史進程中屢遭苦難，但都能夠懷抱救亡圖存之志而自強不息，保持強勁的凝聚力與生命力。兩個民族在上千年的交往中友好相處。尤其是在納粹大屠殺期間，上海成為全球唯一無條件接納猶太難民避難的大城市。可以說，中猶兩大古老文明的相似性，相融交合、同舟共濟的歷史篇章，民族復興事業的共同追求，為中以兩國關係的發展奠定了最大公約數。

其二，國際環境和第三方因素在較大程度上使得現代中以兩國關係曲折演進。中以相互之間沒有直接的分歧爭端與利害衝突。但受到美國因素、阿以爭端與衝突的嚴重影響，這是兩國關係起步早、建交進程一波三折、好事多磨的主要原因。中國改革開放後同以色列關係逐漸恢復，乃至1992年中以最終建交，除雙方外交與時俱進的務實調整這一主觀因素之外，也是這一時期東西方冷戰緩解、結束和阿以爭端由戰爭轉向和談的這些國際環境歷史性轉折的客觀變化所造就。

其三，中以建交「瓜熟蒂落」對中以雙方在國際上打開良好有利的外交局面均具有積極影響。對中國來說，可以在國際舞台上執行更加平衡務實的中東外交政策。另一方面，鑒於猶太力量在西方尤其是美國的重要影響，中以建交有利於中國進一步開拓國際合作局面，推進中美關係發展，更好促進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對以色列而言，中以建交可以促使作為聯合國安理會「五常」之一的中國在阿以爭端和中東和平進程中發揮更具建設性的平衡作用，更加務實地考慮與關照以色列的安全權益，而非「一面倒」地照顧阿拉伯國家。另一方面，中以建交有助於改變以色列在國際上尤其是東方比較孤立的外交狀態，標誌著以色列在「亞洲孤立地位的結束」。同中國建交後，以色列得以同印度、蒙古、越南等亞洲國家建交。

其四，中以雙方在國家發展建設彼此合作與支持中，互補性突出。以色列是一個「小而強」的新興工業化國家，科技創新優勢突出，經貿投資環境良好，積极參与「一帶一路」框架下基礎設施等合作；當今中國以現代化經濟建設為中心任務，其迅速崛起的國力、潛力巨大的廣闊市場，促使兩國經貿投資、科技創新、水資源、農業、醫療衛生和環境保護等領域互利合作，穩步推進共建「一帶一路」重大合作項目，以建立「創新全面夥伴關係」為契機，在促進雙方國家建設、民族復興中互利合作共贏。

其五，當今中國堅持獨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堅定維護國際公平正義，倡導共同、綜合、合作與可持續的安全觀，主張以對話解決爭端、以協商化解分歧。在阿以爭端和中東和平問題上堅持公正平衡的明確立場，持之不懈地積極斡旋促和。2013年5月，中國同時邀請巴以兩國首腦訪華，習近平主席提出解決巴勒斯坦問題的四點主張，2017年中國舉辦巴以和平人士研討會，均體現了中國致力於促進中東和平進程的大國擔當。

總而言之，在當今五彩斑斕的國際社會中，以色列可謂是一個 「不東不西」（在文化傳統和政治社會制度上兼具東西方色彩）、「不南不北」（在經濟發展水平上既不屬西方發達國家、也非南方發展中世界）的「特殊另類」國度，中國與以色列70年雙邊關係的演進嬗變，無疑是中國外交史上一個具有特殊內涵、值得反思總結的外交案例，不僅反映出改革開放的中國外交與時俱進發展的時代精神，也充分體現了新時代中國具有自身特色、原則性與務實性有機結合的負責任大國外交的宗旨風格。

（作者為上海社會科學院國際問題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中國中東學會副會長。本文僅代表個人觀點。編輯郵箱：ylq@jf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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