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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 我看賈平凹

我跟平凹先生年齡差不多,出身也很相似,都是從小生活在農村,經歷了上世紀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七十年代以及以後的改革開放的全部過程。我們也看到了很多社會的動亂,人和人之間的互相的猜忌、鬥爭,以及在社會變革這種大浪潮當中,各種道德、價值觀的碰撞、混亂、發展、進步、沉渣泛起以及光彩照人等各個方面。所以我想我們這一批人的作品,實際上是跟我們的時代密切相關的,也可以說如果沒有這樣一個時代,也就沒有我們這樣一批作家,當然也就沒有我們寫出來這樣的作品。

儘管我們有很多的共同點,但是我們還是有很多各自的特點。比如平凹先生的故鄉在南北會合地,這種南方的靈秀、北方的粗獷之間,對一個作家的創作心理的影響,以及西北地區的文化跟中原、南方的文化之間非常微妙的一種結合,我覺得這形成了賈平凹先生的很多深層創作心得。這跟我們老家山東高密這個地方不太一樣,他是聽著秦腔、喝著秦嶺的水長大的,我們可能是聽著貓腔(流傳在高密一帶的地方小戲茂腔)長大的,他吃著稻米或者吃著小麥長大,我們可能吃紅薯或者玉米長大,所以研究這些很具體很物質化的東西,也許是可以展開創作秘密的一把很有效的鑰匙。

平凹先生八十年代在全國已經很有名氣,改革開放他是最早冒出來的一批作家,但是我們現在想一下,跟賈平凹先生同時出道的很多作家已經不寫作了,很少看到他們的新作,即便偶爾有新作也很難有新的氣象,而能夠一直堅持不懈地寫下來的作家屈指可數,平凹兄是其中最耀眼的一顆明星。而平凹先生的這種低調、謙和、厚道我也是很有發言權的。

幾年前,我曾經在日本讀過一篇給日本人做教材的散文,就是賈平凹先生寫的,他寫的是關於名字的問題。1986年的夏天,他突然接到了一個叫莫言的人從新疆拍來的電報,讓去迎接他。當時我跟他素不相識,沒有任何交往,但是我們被困到蘭州,要在西安落一下,找不到一個熟人。後來我說試一下,給賈平凹拍封電報,寫陝西省作家協會賈平凹收。火車晚點四個多小時,到廣場一看已經沒有人了,我們幾個同學在廣場上轉了一圈,喊賈平凹也喊不到,後來他們說你別在那兒自作多情了,你也不認識人家,也沒有任何交往,人家憑什麼接了莫名其妙的電報跑這麼遠接你呢?後來我覺得大家說得對。但是過了許多年之後我看了這篇文章才知道,平凹真去接我了,騎自行車去接我,舉了一個皮包,皮包上寫了兩個字——「莫言」,到處問,沒人回答他。這真是一段佳話。我知道後也在想,換到我身上能不能做到這一點?我根本不認識這個人,幹嗎要接他。而且在廣場轉了很長時間。所以我覺得欠了平凹一頓飯。

平凹先生在陝西作家、甚至在中國作家裡,在他這個級別的、這個年齡段的作家裡,是出國最少的一個,出了寥寥無幾的幾次國,而我們前幾年經常一年出去五六次,最多的時候一年出去八九次。平凹兄在陝西省作家裡面是出省最少的。他來北京的大學都是屈指可數。而我們這幾年,可能全國的起碼三分之一的大學都到過了。平凹先生出國少、出省少、應酬少,但是一直在悶著頭寫作,所以他的作品最多,作品的質量一直保持著很高的水準,而且在不斷地否定自己。從七十年代末到現在將近40年的歷程,短篇、中篇、長篇、散文,在各個方面、各種文體都有創造性的貢獻。要研究中國當代文學,如果把賈平凹漏掉,那是不可想像的。

實際上,作為他的朋友兼他的讀者,我出道要晚好幾年,當年讀他的《滿月兒》《商州》那些大散文就感受到受益匪淺。我名字叫莫言,但實際上講話很多,廢話更多,平凹先生不叫莫言,他的講話真少,但是名言很多。我記住他兩段名言,一段是關於男人的裝飾的問題。他說男人不要穿新衣服,男人關鍵在兩個地方,一個是腳,一個是頭,把皮鞋擦亮,把頭髮梳光就可以出門了,這讓我們當年這些買不起衣服的人很受益。先買雙新皮鞋,然後買一盒髮蠟,出門把頭髮抹光,把皮鞋擦亮,就感覺到上下光彩照人了。

另外平凹也講過,關於他的普通話的問題,平凹先生曾說,普通人才講普通話。毛澤東講普通話嗎?林彪講普通話嗎?周恩來講普通話嗎?他們都不講普通話。所以從這一點我們也可以證明賈平凹先生是偉大的作家,不講普通話。他的方言跟他的創作實際上也是一個很好的研究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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