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學史中的價值觀念變遷
西方哲學史中的價值觀念變遷
江怡
作者簡介：江怡，1985年在南開大學獲哲學碩士學位，1991年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獲哲學博士學位，2001年被評定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2002年被聘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導師，2009年被教育部遴選為「長江學者」特聘教授，曾任北京師範大學哲學與社會學學院院長、教授，現為山西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教育部高等學校哲學專業教學指導委員會副主任委員(2018-2022)、中國現代外國哲學學會名譽理事長(2016-2020)；主要從事分析哲學、西方哲學研究，代表性著作有《維特根斯坦：一種後哲學的文化》《思想的鏡像——從哲學拓撲學的觀點看》《分析哲學教程》，主編有《走向新世紀的西方哲學》《現代英美分析哲學》《當代西方哲學演變史》等。
人大複印：《外國哲學》2019 年 04 期
原發期刊：《南國學術》2019 年第 20191 期 第 157-165 頁
關鍵詞：西方哲學/ 價值觀變遷/ 概念研究/ 哲學方法論/ Western philosophy/ evolution of ideas of value/ investigation of concepts/ philosophical methodology/
摘要：所謂西方價值觀，指的是西方哲學中的價值觀念，特別是曾引導西方哲學演變的價值概念。歷史地考察這些概念的發展演變，是研究西方價值觀的重要內容。雖然柏拉圖把哲學分作理論部分和實踐部分，但它們在古希臘哲學中始終被看作是密不可分的整體，在不同哲學家那裡只是被看作發揮著不同的作用。連接這兩者的關鍵，是古希臘哲學體現出的價值觀念。它並不意味著對這種哲學的價值判斷，而是這種哲學本身所體現的價值取向。考察這種價值取向，就是對古希臘哲學的最好闡述，也是對西方哲學發端原因的最好說明，直接反映了人類精神產生的最初形態。歷史地看，西方的價值概念祇能在西方哲學的發展背景中纔能得到更好的解釋；而西方價值觀念的變遷，也就是西方哲學核心概念的發展歷史。從西方哲學價值觀的變遷中可以看出，西方哲學家們對人類與世界的認識關係的考察，經歷了一個由外向內、由整體和無限到部分和有限、由超越和永恆到非超越和暫時、由確定到不確定的過程。作為一種思想方法，哲學在人類認識發展和精神生活中所發揮的作用遠遠大於哲學家們提出的各種哲學理論。人類正是通過哲學的方法而逐漸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觀、價值觀方法論。特別是在價值觀的形成中，人們理解和解釋世界的方式直接決定了人們的行為方式。在這種意義上，價值觀與方法論就有機地結合起來了，我們對價值觀的研究也就具有了方法論的意義。
說到「西方價值觀」，很容易被人誤解為西方政治、經濟領域中的價值觀；但這裡所說的西方價值觀，是從西方哲學史中所挖掘的西方價值觀念，特別是一些曾引導西方哲學演變的價值概念，如靈魂、永恆、知識、信仰、真理、德性、理性、理念、啟蒙、權利、正義、語言、平等、秩序、科學、自由，等等。它們不僅作為核心概念成就了西方哲學的發展和社會的變化，而且造就了當代西方的思想文化，並且已經成為人類共同的精神財富。從概念史角度去了解西方價值觀的變遷，有助於更好地把握西方價值觀的真實內容，也有助於完整地了解西方哲學的發展演變。
一、人類精神的發生學起點
歷史的起點總是從人類文明的早期開始的。西方文明的發端通常被看作是古希臘羅馬時代，但羅馬時代的文明是對古希臘文明的摧毀性破壞，也是對人類精神早期時代的一種自殺式檢驗，而古希臘文明則是對古埃及文明以及之前的地中海文明的塑型定論。由此可見，古希臘文明的確可以被看作是人類精神的最初家園之一，而在東方，則是中國的春秋時期，它們都是人類思想的萌芽階段。
文德爾班(W.Windelband，1848-1915)在《哲學史教程》中指出，哲學的產生最初是與原始的宗教意識和倫理觀念密切相關的，當這兩者之間出現分歧之後，科學(知識)的概念纔逐漸進入古希臘人的視野，最後把有關正當生活的行為指南作為哲學的主要內容。這樣，「希臘化時期的哲學便獲得了基於科學原則的生活藝術的實踐意義——智者派和蘇格拉底早已為這種涵義開闢了道路。」從柏拉圖( ，前427-前347)開始，哲學就被明確地劃分為了兩個主要部分：理論的哲學和實踐的哲學。理論的哲學主要來自人們對世界的認識和對這個認識過程的反思。早期哲學家們在觀察世界和解釋宇宙的過程中提出了一些最高原則和基本問題，這些構成了亞里士多德( ，前384-前322)意義上的第一哲學即形而上學，這些成為後來理性神學或自然神學的主要來源。同時，早期人類對自然歷史的研究也構成了自然哲學或物理學的主體部分，對人類意識活動的研究則構成了心理學的最初形態。實踐的哲學則主要關注人類現實活動的基本原則和行為規範，無論是作為實踐哲學之核心部分的倫理學或道德哲學，還是作為社會研究的法學、社學會以及歷史哲學等等，都規定了人類活動的現實作用和範圍。但所有這些都顯示了古希臘哲學家們的理智智慧，即他們努力試圖從經驗中的具體事件和觀察事實中尋找某些能夠可以更好解釋這些事件和事實發生之根據的原因或理由，並用某些更具有解釋力量的觀念或概念去刻畫這些原因或理由。
這些最初體現為早期自然哲學家們的宇宙論工作，後來表現為蘇格拉底( ，前469-前399)、柏拉圖對人類社會和思想世界的全面關注。蘇格拉底作為雅典人的精神領袖，他有著非凡的精神氣質。他的偉大不僅在於對知識的不懈追問，更在於他能夠從世間凡俗中看到萬物的根基和觀念的永恆。他的「認識你自己」讓早期哲學家們從對自然的迷戀中擺脫出來，把哲學的注意力轉向了更具有實踐意義的道德哲學和辯證法，這為理論哲學的確立奠定了實踐哲學的向度。所以，在古希臘哲學中，理論哲學與實踐哲學一開始並非截然分離的。但在柏拉圖哲學中，這兩種哲學被明確區分開來，有關自然推理的哲學被歸入了理論哲學的範疇，而關於人類自身活動的反思則被放到了實踐哲學的領域。然而，事實上，這個區分並非像我們所想像的那樣簡單和直接。
首先，古希臘人對實踐活動的興趣遠遠大於對理論說明的興趣，因而他們更加關注的是如何在變動不居的自然面前獲得穩定的自我地位，他們的理論興趣也主要是為了更好地解釋自然變化的根據。一切關於知識(科學)的學說都是為了滿足人們對擺脫外在控制的自由要求，而不是為了知識本身的要求。這樣，對知識的理論要求就一定是圍繞著人們的實踐要求展開的。文德爾班說：「為宗教互相搖擺不定所主張的個人獨立思考，從實踐生活問題擴展到對自然界的認識；在認識自然界時，這種獨立思考首先獲得擺脫外在目的的自由，首先獲得知識的自我限制，這就構成了科學的本質。」由此可見，古希臘哲學的理論興趣首先來自於對實踐問題的思考，來自於對生活世界的目的論反思。康德(I.Kant，1724-1804)之後的哲學強調了理論思維的優先地位，但在古希臘哲學中，理論說明的實踐面向卻是一切哲學觀念得以產生的主要動力。換言之，哲學的最初動因應當是為了人類自身的目的要求，而不是為了滿足認識自然的知識要求。這種以人為本的目的論構成了自蘇格拉底以來的古希臘哲學的主要興趣，也是西方哲學得以產生的主要根源。
其次，在古希臘哲學中，關於自然知識的理論說明不僅出自實踐目的的需要，而且最終依然是為了實踐的目的服務，為了滿足人們現實活動的需要。這裡的現實活動主要是指人們的社會活動，是人們在社會生活中所從事的一切行為。在古希臘人看來，這些行為主要包括了個人的社會規範和社會的組織形式。前者是倫理學或道德哲學所討論的範圍，後者則是政治學所討論的範圍。但無論是在何種範圍內，這些哲學所處理的問題都是與人自身的性質和活動有關的問題，因而也就是哲學的核心問題。由此我們看到，在古希臘，哲學從一開始就被理解為一種關於人的學說。哲學的這種入學性質也逐漸成為使其與科學和宗教相區別的重要特徵。
正是由於以上兩個特徵，理論哲學與實踐哲學在古希臘哲學中始終被看作是密不可分的整體，在不同哲學家那裡只是被看作發揮著不同的作用。但連接這兩者的關鍵則是古希臘哲學體現出的價值觀。在這裡，古希臘哲學的價值觀並不意味著對這種哲學的價值判斷，而是這種哲學本身所體現的價值取向。考察這種價值取向，就是對古希臘哲學的最好闡述，也是對西方哲學發端原因的最好說明，直接反映了人類精神產生的最初形態。
人類精神的產生首先來自人類對外部世界的認識需要，人類精神就是人類對外部世界認識的直接結果。但這種認識過程卻是以兩種基本方式展開的。一種是人類對外在對象的直接把握或部分把握，一種是人類對世界和宇宙的間接把握或整體把握。前者是科學和知識產生的基本方式，後者則是思想或概念產生的基本方式。雖然人類精神包括了知識與思想兩個部分，但在對事物的整體把握方面，只有思想纔能真正體現人類的精神。換言之，人類精神是以思想/概念為形式展現出來的。這樣，人類精神就有了其特有的表現形式，而哲學正是對這種表現形式的研究。古希臘哲學的形成從開端就明顯地體現了這種特徵，因此，古希臘哲學中的價值觀就明顯地反映了人類精神的最初形式。這就是以「超越」和「永恆」作為這種哲學的主要概念，並由此引發了西方哲學的核心內容。在這裡，我們就把「超越」和「永恆」作為人類精神產生的發生學起點之一。這個起點恰好是西方價值觀的核心概念，是西方價值觀區別於其他傳統價值觀的重要標誌。
二、西方價值觀變遷的歷史軌跡
歷史地看，西方價值觀的變遷為我們準確理解這種價值觀提供了有效的方式，也是我們討論西方價值觀與其他傳統價值觀之區別的主要方式。的確，歷史地考察總是能夠為我們提供更為詳實的歷史數據和更為權威的事實判斷。然而，我們對歷史的任何描述和判斷都是基於我們對歷史的基本認識，或者說，是我們的歷史觀念決定了我們對歷史數據的選擇和對歷史事實的判斷。基於這樣的認識，在討論西方價值觀變遷的歷史時，我們就需要首先給出一個理解方式，即西方的價值觀念只能在西方哲學的發展背景中纔能得到更好的解釋，而西方價值觀的變遷也就是西方哲學核心觀念的發展歷史。
當柏拉圖確立了作為現實世界摹本的理念世界的時候，他就把理念世界作為具有超越性的存在，而這種超越性就在於其面對現實世界的永恆性根據。而這種超越性和永恆性，正是西方價值觀的核心觀念，也是西方哲學的核心概念。正是因為有了這樣的超越和永恆的觀念，西方哲學纔會在知識和真理的道路上闊步前行，纔會在德性與正義的法庭面前從容不迫，纔會在對無限和整體的追問中不斷探索，纔會在理性與信仰的衝突中保持清醒。這些都構成了西方哲學發展的主線，也是西方價值觀變遷的歷史軌跡。文德爾班在《古代哲學史》中把對古代哲學的研究，刻畫為一種關於普遍意義上的西方科學之起源的洞察。他說：「古代哲學中蘊含的各種思想開端對後世整個科學的發展有著非常重要的影響。儘管希臘哲學留下來的材料相對較少，但是，它以非常簡明扼要的方式，在對事實進行理智性闡述方面搭建了各種概念框架；並且，它以嚴格的邏輯，在探索世界方面開展出了所有的基本視域。這裡面包括了古代思想的特質，以及屬於古代歷史的富有教育意義的東西。古代科學的各種成果已經完全滲透到了我們今天的語言和世界觀之中。古代哲學家們帶有原始的樸素性，他們將單方面的思想旨趣貫徹到底，得出單邊的邏輯結論，從而凸顯了實踐和心理層面上的必然性——這種必然性不僅主導哲學問題的演進，而且主導著歷史上不斷重複的對這些問題的解答。我們可以這樣來描繪古代哲學在各個發展階段上的典型意義，也就是說：起初，哲學以大無畏的勇氣去探究外部世界；然而，當它在這裡遭遇到阻撓的時候，它轉向了內部世界，由這個視域出發，它以新的力量嘗試去思考『世界一大全』。即使在服務社會和滿足宗教需要方面，古代思想賴以獲取概念性知識的這種方式也具有一種超越歷史的特殊意義。」文德爾班的這番論述表明了西方哲學發展的歷史軌跡，也準確反映了西方價值觀的歷史變遷。
歷史既不是像柯林伍德(R.G.Collingwood，1889-1943)所說的那樣，只是一個任人隨意打扮的小姑娘；歷史也不是像卡爾·波普爾(K.Popper，1902-1994)所說的那樣，不過是一些隨意歷史事件的堆砌而毫無規律可言。歷史是人類社會發展的精神記錄，是人們對過往發生的一切行為和活動的思想記憶。這些記錄和記憶都深深地銘刻著人類看待世界變化和自我發展的方式和角度，也都帶有人類對這些變化和發展所做判斷的自我印記。西方的價值觀正是這種自我印記的標誌，它們直接刻畫了西方哲學家們所提供的思維方式和思想視野。
古希臘哲學家們的思維方式主要是追問萬物本質的本體論思路，探究事物存在的根據是哲學家們樂此不疲的思想活動。從早期的自然哲學家們對宇宙構成方式的說明，到蘇格拉底以及智者們對思想論辯的要求，無不體現出古代思想家們追問本質的需要。這種需要的產生是與古代人類面對瞬息萬變的世界無所適從的直接反應密切相關的，因而追問萬物變化背後的根據自然就成為有識之士的共同願望。這裡的「有識之士」就是指那些聲稱可以認識萬物本源並可以支配變化命運的哲學家。在這種追問過程中，哲學家們逐漸形成了一些專門的價值概念，用於說明他們理解世界的方式。這些概念構成了西方哲學發展的重要線索，特別明顯的代表有「辯證法」「德性」「幸福」「目的」「理念」「邏各斯」「模仿與分有」「回憶」「靈魂」「實體」「輪迴」，等等。所有這些都體現了古希臘哲學家們對待萬物變化的基本態度，這就是以永恆和超越的方式響應一切變化，以理念和德性的形式解釋一切變化的根據。雖然這些觀念來自古希臘哲學，但它們最終成為人類共同的思想財富，直接造就了近現代人類社會的精神世界。例如，「辯證法」和「邏各斯」早已成為當今人類討論世界變化根據的重要法寶，而「德性」和「幸福」等也是人類共同追求的理想目標。
西方中世紀通常被看作是漫長的黑暗時代，其中的哲學則因為基督教神學的主導地位而變成了神學的婢女和附庸。然而，在為神學理論做出論證和辯護的過程中，中世紀哲學也表現出了強大的思想力量。這種力量不僅作用於經院神學，而且對後來的西方哲學發展同樣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在中世紀哲學中，這種思想力量是通過以下一些重要概念得以說明的，如「偶性」「模擬」「範疇」「原因」「證明」「系詞」「本質」「形式」「種與屬」「理智」「命題」「直觀」「模態」「謂述」「問題」「共相與殊相」，等等。顯然，所有這些概念都與神學家和哲學家們討論思想的構成方式有關，也就是與他們的論證方式有關。這種對論證方式或思想表達方式的關注，雖然從表面上看是他們的視野離開了對萬物存在根據或本質的永恆性的討論，從超越性的存在轉向了更具有相對主觀的人類思維活動的追問，然而，從更深層次上看，他們對思想論證方式的細緻分析，卻是要在那些看似模糊不清或歧義叢生的命題語句中，找到更為確定和不可置疑的語言意義。這種對意義確定性的追問是對亞里士多德邏輯的最直接的運用，也是對人類思想表達的最為明顯的要求。中世紀神學和經院哲學所強調的人文學科即三學四藝，不僅對當時的哲學論證提供了有力的工具保障，而且成為後來哲學發展的重要起點。這裡的「三學」(trivium，即語法、修辭、邏輯)和「四藝」(quadrivium，即算術、天文、幾何、音樂)都與人類掌握知識的能力有關，也是人類以其特有的方式與外部世界打交道的主要形式。雖然當時的神學家和哲學家們對這些人文學科的強調有著明顯的回歸古典思想的意圖，但他們對這些學藝的研究卻在客觀上深化了人類對自身能力的考察，為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的出現提供了思想條件。
近代西方哲學的形成是伴隨著近代科學的發展而完成的。我們以往關注的是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對西方近代哲學形成的決定性影響，然而，文藝復興中出現的兩個重要思想運動，即人的發現和世界的發現，卻都是近代自然科學發現的結果。從科學的進步開始，西方人逐漸認識到了人類理智能力的價值和限度。在西方古代哲學中，哲學家們基本上還是盲目地相信人類有能力去認識這個世界，甚至篤定人類可以用概念的方式去整體地把握這個世界。然而，科學的發現卻給了人類自己一記響亮的耳光。人類在認識世界的過程中發現了自身認識能力的局限，特別是世界的發現更讓人類認識到自己的渺小。因而，通過觀察和實驗去找到人類所能得到的關於外部世界的知識，這就變得更為謹慎和困難了。由於感覺經驗的不可靠性和人性自身的先天缺陷，哲學家們試圖尋找更為確定的方式去說明人類能夠重建認識上的自信。這就是西方近代哲學中的理性主義取得勝利的主要原因。然而，理性主義在與經驗主義論戰中的所提出的所有觀念，卻最終被康德的先驗哲學所取代，並以限定人類理性能力作為這種哲學的主要任務。這樣看來，與古代哲學相比，西方近代哲學更多地關注於人類認識世界的能力，而不是對世界的認識本身，這後一個任務已經被科學研究所承擔。而建立在西方近代哲學之上的西方近代價值觀則具有更為特殊的意義。
必須指出，我們今天對西方價值觀的重視，在很大程度上開始於對西方近代科學、哲學和社會的全面關注。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啟蒙運動、民主立憲，這一系列的思想文化和社會政治運動，改變的不僅是西方近代社會，更是西方人的思想觀念和整體的認識水平。人的發現和世界的發現，既是文藝復興運動的重要內容，也是西方人認識改變的重要標誌；宗教改革不僅是基督教教會內部的革新。更是西方人對社會信仰的重新定位；而啟蒙運動則完全打破了以往傳統對思想的統治神話，讓理性重新回歸到了人自身；民主憲政則是人自我管理的又一次嘗試，為社會的公平正義尋找一種穩定的治病良方。但所有這些都意味著，人類必須放棄一切對超越力量的依賴，必須學會自我管理自己。而這就意味著人類面臨的是比以往的時代所具有的更大的風險，因為人類自身的局限(無論是體力上的還是精神上的)都無法讓自己能夠獲得超越於自身的力量。這樣，人類就必須在認識世界的過程中努力避免由於自身的局限而可能導致的錯誤。這就是西方近代哲學以理性作為行動規則或法則的重要原因，直到18世紀的啟蒙運動直接把獨立地運用自己的理性作為祛除蒙昧的主要標誌。
然而，正如自然的力量被人類用作支配自己的主宰而無以自拔一樣，當理性被人類當作萬能的法寶時，人類自身必然會招致理性本身的桎梏，理性的至上作用就會逐漸成為人類的另一種拜物教。物極必反。當黑格爾哲學在精神王國中宣揚絕對理性的至高無上時，理性的形象就被徹底打碎了。因而，人類就從對理性的迷狂中重新尋找破解理性詛咒的線索，試圖擺脫理性萬能的觀念給人類所帶來的支配性災難。這種思維方式的革命造成了一個對人類來說具有顛覆性的結果，即一切權威和超越性的存在都被完全打破，「上帝死了」不僅是尼采(F.W.Nietzsche，1844-1900)的一句口號，而且成為西方人所面對的殘酷現實：當人們意識到無法再從自身之外尋找某個根據或原因來為自己的知識和行為提供證明的時候，當人們無法對自己的存在得到確定的根基的時候，就必須為自己重新尋找一種確立自我認同的方式。這如同在大海上航行的船隻，無法為自己的航行確定方向，也無法停靠碼頭修補船艙，它只能在航行中不斷調整自己的航向，只能在大海上修補破損的船艙。然而，在重新確立自我認同的過程中，人們只能通過相互承認和共同接受某些規則和條件，纔得以保障人與人之間的協同一致。這些規則和條件正是人類共同的價值觀念。西方哲學在20世紀的發展，就是在努力構建這樣的價值概念。這些概念主要包括了「語言」「意義」「理解」「分析」「解釋」「現象」「意識」「經驗」「民主」「責任」「命運」「德性」「自由」「生命」「心靈」「偶然」「推理」「感覺」「意志」「選擇」，等等。可以看出，這些概念與古代和近代哲學所關注的概念完全不同，它們更多地是與人類自身的存在和意識相關，而與外部世界的存在無關。也正是在對這些概念的討論中，西方哲學家們更加強烈地意識到，人類必須在對這些觀念的建構中努力達成共識，以便共同應對外在於人類的更為強大的力量。
三、西方價值觀的自我反思
透過西方哲學價值觀的變遷可以看出，西方哲學家們對人類與世界的認識關係的考察，經歷了一個由外向內、由整體和無限到部分和有限、由超越和永恆到非超越和暫時、由確定到不確定的過程。人類與外部世界打交道。這是人類獲得關於世界知識和自我知識的主要途徑，也是人類思想得以產生的必要條件。因此，人類與世界之間的認識關係是哲學思想最初形成的外部原因，也是人類思維形成的必要前提。但以上的歷史向我們表明，人類與世界之間的認識關係並非始終友好，並非一帆風順。人類最初的理解是把世界看作是一個有思想的對象，因此人類思維中所出現的錯誤，最終原因或許是可以歸罪於世界的存在本身。這樣纔會出現各種本體論和形而上學，用以說明人類具有從整體上把握世界的能力。一切認識上的變化都是因為世界本身的多變，而不是因為人類理解上的局限。但到了近代哲學中，古代哲學的這種思維方式遭遇客觀事實的無情打擊，世界存在的永恆性逼迫人類對世界的認識發生改變，人類理性自負的想法不得不屈服於人類理性有限性的說明，以往被看作永恆確定的思想觀念都演變成了對思維條件的謹慎表達。康德哲學中的「哥白尼式革命」扭轉了主體與對象之間的認識關係，對象在認識主體的構建中得以形成，構建對象的方式和途徑就成為先驗哲學研究的主要話題。由此，人類與世界的關係就由向外轉向了向內，從人類對世界的認識活動轉向了人類對世界的建構活動。
在建構世界對象的過程中，人類理性需要為自己的一切認識和實踐活動立法，而如何確立立法原則就成為哲學家們思考的重要問題。從康德到黑格爾的德國古典哲學就是這種思考的一種嘗試，強調對理性能力本身的自我反思，以客觀思想取代主觀思維，用概念自身的辯證發展解釋一切事物變化的根據。雖然這是以認知主體的思維去說明一切事物，但這種思維方式所追求的依然是普遍性和客觀性，哲學家們心中所想的依然是建立一種普適確定的基本原則。然而，德國哲學家們的這種思維方式在自然科學的大踏步發展中受到了嚴重質疑，科學家們的工作不斷在提醒哲學家們，人類對自然的認識以及對自身的認識，都受到人類認識方式和條件的嚴重限制，人類不僅無法成為世界的主人，甚至無法作為自己的主人。因此，人類認識的有限性和犯錯的可能性遠遠大於人類對世界的無限性把握，也是人類認識活動中不可擺脫的限度。在整個認識過程中，不確定性和模糊性是永恆的參數，而對確定性和精確性的要求則是一切認識的最終目的。正是基於這樣的觀念，現代哲學從此走向了與不確定性為伍的不歸之路。從尼採的「上帝死了」、叔本華(A.Schopenhauer，1788-1860)的「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到弗洛伊德(S.Freud，1856-1939)的「潛意識本能」、薩特(J-P Sartre，1905-1980)的「他人就是地獄」，所有這些哲學都在向人們顯示一個事實：西方現代哲學已經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哲學，而更多地是人類自我反思的一個實驗場所，是人類探索自身意識世界的思想方式。
縱觀西方現當代哲學的發展可以看到，西方價值觀在這裡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轉變。古代哲學家們提倡的「永恆」和「超越」的觀念在這裡成為質疑的對象，近代哲學家們追問的「理性」和「真理」在這裡卻完全改變其原有的涵義。一切傳統哲學所堅持的信念，在這裡都變成了遙遠的記憶，而現代哲學家們所追問的卻是如何在不確定性的世界中尋找自己的生存意義。一切現代化的成就，在今天也變成了可以質疑的起點，而哲學家們所希望的卻是如何在後現代的社會中完成人類未知的命運。不確定、延異與播撒、偽真與表演、語詞與現象、非中心、祛魅與顯像，所有這些都成為當今哲學討論的關鍵詞。在今天的西方，「後現代」早已不是一個停留在哲學家或文學家口中的常用術語，而是活生生的社會現實。伴隨後現代社會來臨的是西方價值觀念的深刻變化。傳統的基礎主義、人類中心主義、聲音中心主義和世界主義等觀念，在後現代主義的概念體系中則變成了反基礎主義、非人類中心主義、書寫與聲音並存以及非世界主義等。可見，後現代主義的基本觀念是站在現代主義的對立面，但後現代主義卻並非是一種取代現代主義的哲學，而是用於摧毀現代主義以及一切主義的思想武器。在這種意義上，後現代主義的哲學是對西方傳統哲學價值觀的自我反思的結果，這種自我反思的結果也被稱作「新的啟蒙」。
必須指出，「啟蒙」的觀念，在這裡並不意味著一種新的思想方法的開始，也不意味著把以往的思想觀念都作為蒙昧狀態而加以祛除。這裡的「啟蒙」僅僅意味著人類意識活動的重新開啟，意味著價值判斷對事實描述的介入，也意味著對人類一切現實活動的價值選擇。哲學在古希臘的形成最初就是以人類追求智慧的方式出現的，因此，哲學從其開端就與人類自身的認知方式有關，更是與人類的價值選擇有關。如果我們把哲學的最初涵義做這樣一個解讀，即哲學就是意味著人類以自己的方式去認識世界和理解自我，那麼，這種解讀方式就完全符合這裡對「啟蒙」概念的理解。柏拉圖的洞穴假說給我們這樣的啟發：「啟蒙」就是哲學的主要工作，而「哲學」的本意就是啟蒙。
當然，「啟蒙」在今天還被賦予了另一個重要涵義，這就是對人類認識活動的方法論解讀。把「啟蒙」作為一種方法，或者就是看作方法本身，這就可以擯棄傳統對啟蒙的狹隘理解，可以把其運用到人類活動的所有方面。雖然哲學概念最初也具有明顯的方法論意義，但在哲學史的發展過程中，哲學的方法論意義逐漸被哲學的理論意義所取代，各種哲學觀念和理論觀點被看作是哲學思想的主要代表，相反，哲學的方法論解釋則被看作是從屬性的和次要的。甚至在伽達默爾(H-G.Gadamer，1900-2002)的哲學詮釋學中，哲學作為一種方法也被解讀為對真理本身的追問。然而，從當代哲學的視角看，哲學作為一種方法的作用遠遠大於作為一種理論的作用。越來越多的哲學家更願意把哲學作為一種解決問題的方法，而不是解釋世界的理論。這尤其表現的具有科學主義傾向的英美分析哲學傳統中，在現象學傳統中也是如此，胡塞爾的現象學首先就是作為一種描述意識活動的方法而被提出的。當然，人們更願意看到的是作為一種理論的哲學，因為只有確立了一種理論，纔能更好地理解這種哲學的用意。但是，在哲學研究的過程中我們就會發現，哲學作為一種方法的作用的確遠遠大於理論本身。當我們把「啟蒙」也看作一種方法，這也正是在把哲學理解為一種方法的意義上做出的。換言之，啟蒙作為一種方法，是因為哲學原本就是一種思想的方法，也是一種理解的方法。
四、西方價值觀研究的方法論意義
哲學作為一種方法，首先意味著哲學在人類認識活動中的作用。無論是蘇格拉底的思維助產術，還是笛卡爾(R.Descartes，1596-1650)的思想基本原則，或者是康德的範疇建築術，這些都強調的是哲學的方法論作用。作為一種思想方法，哲學在人類認識發展和精神生活中所發揮的作用遠遠大於哲學家們提出的各種哲學理論。人類正是通過哲學的方法而逐漸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觀、價值觀和方法論。特別是在價值觀的形成中，人們理解和解釋世界的方式直接決定了人們的行為方式。在這種意義上，價值觀與方法論就有機地結合起來了，我們對價值觀的研究也就具有了方法論的意義。
這裡的方法論意義，主要是指價值觀研究在西方哲學研究中的指導性作用，因為西方哲學中的主要價值概念在西方哲學的發展過程中都具有重要意義，基本上構成了西方哲學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詳細考察這些價值概念的歷史變遷，也就是對西方哲學發展歷史的詳細說明。在這種考察過程中，特別關注這些概念與價值本身的內在聯繫，則是研究價值觀變遷的有效方法。例如，語言是人類與世界打交道的重要媒介，因而語言自身就具有人類的視角和目的，語言是直接與人類的價值密切相關。但在傳統哲學中，語言被看作是一種人們用來客觀描述世界的工具，尤其是隨著科學的發展，哲學的語言更加被看作以科學的語言為模本，用形式化的方式描述外部世界的存在和變化，由此形成了一種科學—哲學的語言。然而，對這種語言的推崇，在哲學家中一直受到不同哲學傳統的責難和攻擊。因此，語言與哲學的關係始終是一個備受爭議的話題。然而，從價值觀的角度看，由於語言本身就具有價值性質，因此，哲學語言自然就具有了價值性質，語言與價值之間就有了密切的聯繫。在這種意義上，對語言的價值討論也有了一種方法論的意義。
當然，西方價值觀研究的方法論意義不僅在於從人的價值出發去考察西方哲學中的一切價值觀念。這種意義還在於，對西方價值觀的研究可以超越價值本身，完全從方法論上考察這種價值觀的是非曲直以及適用程度。這裡所謂的「超越」不是指完全不考慮價值概念的內涵，而是站在價值概念之上去考察這些概念的形成機制和具體指向，尤其是要考察這些概念在西方哲學發展歷史中的具體作用。正如一切研究的目的不是為了使研究者變成擁護者或辯護者，而是為了從第三者的角度審視研究對象的合理性根據。對西方價值觀的研究，也是如此。這裡的第三者角度是邏輯的分析和理性的推理，是冷靜的概念分析，也是獨立的學理思考，也可稱之為「無立場的」角度。正是從這種無立場的第三者角度出發，我們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西方價值概念的真實面目，也可以更好地把握這種價值概念對西方哲學的發展所產生的重要影響。
注釋：
[德]文德爾班：《哲學史教程》(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羅達仁譯，上卷，第8-9頁。
[德]文德爾班：《哲學史教程》，上卷，第39頁。
[德]文德爾班：《古代哲學史》(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9)，詹文傑譯，第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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