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朝光：國共內戰初期的蘇北戰場

引 言

自抗戰中期開始，蘇北即成為中共著力經營的根據地之一。[1] 皖南事變後，新四軍軍部重建，移設於蘇北，國民政府勢力逐漸被擠壓退出蘇北，蘇北與山東兩大根據地倚角相恃，在中共全盤戰略布局中佔有重要地位。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因多數軍隊遠在大西南後方，運送需時，對蘇北日偽佔領區的接收暫時只能及於少數重點城市，而對廣大縣以下鄉間地域則心有餘而力不足。中共則以地利之便，接收了日偽佔據的蘇北大多數縣鎮，形成了北連山東、西連安徽的大片鞏固根據地。1946年5月，國民政府還都南京。蘇北與國民政府統治的中心區域――南京上海地區不過一江之隔，中共在蘇北的發展，使國民政府備感威脅，從而為其所不容。政協召開前後，局勢一度較為緩和，但國共雙方的備戰行動並未因此而停止，國共兩軍在蘇北鄰近長江一線對峙，和平局面並不穩固。隨著大局轉趨惡化，國共內戰已無可避免，蘇北在國共雙方的戰爭棋盤中均為一重要棋子。以蔣介石的軍事戰略：「第一是要佔領匪軍的政治根據地，使他不能建立政治中心，在國內外喪失其號召力。第二是要摧毀其軍事根據地，搗毀其軍需工廠與倉庫，使其兵力不能集中，補給發生困難。第三是封鎖其國際交通路線，使之不能獲得國際的援助。」[2] 蔣認為，中共以延安為政治根據地，以山東沂蒙山區為軍事根據地，以膠東為交通供應根據地，而後兩者全在山東，因此蔣最關注山東戰場。

但是，中共山東根據地東為大海，南有蘇北根據地，西、北有晉冀魯豫根據地為屏障，而國民政府在華北部署的兵力有限，要解決山東，必先拿下蘇北。所以就政治與軍事兩方面而言，蘇北均為國民政府勢所必得。中共方面，視蘇北為楔入國民政府統治中心區之前沿根據地，先計劃外線出擊，後實行內線作戰，目的都是通過打擊對手，繼續保有蘇北，並以此發展與檢驗對國方作戰之軍事戰略戰術。因此，在全面內戰爆發之初，蘇北實際成為國共雙方全力爭奪的最重要戰場。有鑒於此，本文以國共雙方在蘇北戰場的軍事戰略戰術、作戰部署及具體作戰經過為討論重點，旁及與之直接相關的安徽淮南淮北戰場，並在此基礎上，評析雙方作戰之利弊得失，期以推進對國共內戰軍事史之研究。[3]

一、蘇北問題之由來

1945年8月抗日戰爭勝利，中共因其地利，用和平或武力方式接收了蘇北的大部分縣鎮。9月中旬，中共確立「向北發展，向南防禦」戰略，對戰略布局作出重大調整，決定調山東部隊去東北，調蘇北部隊去山東，另將在蘇南浙北的部隊撤至蘇北。中共蘇浙軍區司令員粟裕遂率部數萬人，於10間自江南分批轉移至蘇北。本來按中共的設想，在國共妥協的基礎上，還可繼續放棄蘇北，將部隊全部撤至隴海路以北。但因為在重慶談判和其後的國共談判中，國共未能達成進一步的妥協，中共中央遂要求「江北必須控制，不可放鬆」；「因目前談判無結果，大的內戰可能爆發，那時，蘇北、皖北在全國戰略上仍居很重要地位」；「華中可能為蔣介石最先向我進攻之地，如華中現有地區不能確切保障，不獨影響山東局勢，且對全國形勢及國共談判均極不利」。[4] 為此，中共組建了華中分局（書記鄧子恢）、華中軍區（司令員張鼎丞）和華中野戰軍（司令員粟裕、政治委員譚震林，簡稱華野），總部設淮陰，領導蘇北與安徽淮南根據地的黨政軍工作；同時將新四軍軍部遷往山東臨沂，與山東軍區合併，由陳毅任軍長兼司令員，為中共華東戰區最高統帥，粟裕部受其節制。為了確保在北方的發展，中共布置各地在進入華北的各主要通路沿線，採用「糾纏扭打」戰法，阻止國方軍隊進入華北。為配合陳毅部截斷津浦路的作戰，粟裕部發起蘇北作戰，攻打仍被控制在偽軍手中的少數幾個縣鎮，並於11月10日佔鹽城，12月26日佔高郵，1946年1月15日佔隴海路徐東段要點新安鎮，基本控制了蘇北全境。

為了對付中共在蘇北的發展，1945年12月5日至8日，第一綏靖區召開京滬治安會議，擬訂江北清剿計劃，決以東台、興化、高郵、六合一線為清剿目標，動用3個軍2個師渡江北進，於1946年1月初佔領了沿江的靖江、泰興與六合，但旋因停戰而暫時中止行動。此時的蘇北，除了孤處北部隴海路東西兩頭的海州（連雲港）和徐州，以及沿江南通、泰州、揚州一線狹長地帶之外，已經全部控制在中共手中，「使南京政府感到極不安全，面子上很不好看，所以，下決心要攻佔蘇中、蘇北。」[5]

國共停戰以後，繼以政協會議和整軍談判，達成若干協議，局勢相對緩和，國共爭執的重點一時從關內移至關外的東北。國民政府以恢復國家主權名義，堅持接收東北，不承認中共在東北的地位；而中共已經確定「向北發展」的基本戰略，決不同意完全放棄東北，只同意做一些讓步。國共雙方未能達成妥協，從而引致大規模武裝衝突。國方軍隊強力進至東北松花江南岸後，才因種種因素而於6月7日宣布停戰，但國共雙方本就脆弱之互信因此而蕩然無存，全面內戰實際已無法避免。

6月停戰期的國共談判，爭執焦點之一即為蘇北之歸屬。在國民政府方面，中共佔據蘇北，直接威脅京滬地區，因此無論如何也不能容忍；而在中共方面，蘇北是其長期經營的根據地，政治經濟基礎較好，放棄蘇北，不僅失去一塊地盤，並將直接威脅山東根據地的穩固，因此亦不能輕言放棄。國共雙方對蘇北均有勢在必爭之理由，談判無法取得妥協。6月17日，國方代表徐永昌和俞大維提出中共軍隊在關內整編後的駐地方案，蘇北不在其中。以至素來溫文爾雅的中共代表周恩來聞此大怒，稱蔣介石「混蛋之至，戰意已大明」；建議「中央令各地，尤其是蘇北、山東、東北、熱河速作各種準備，迎接蔣方進攻」。[6] 28日，蔣介石又向美國特使馬歇爾明確提出，中共應在達成協議後的30天內從蘇北撤出，並將此作為「最低之安全條件」。周恩來為此憤憤地告馬歇爾：「蔣介石是要絞死我們。我用一切力量讓，而我讓一步他即迫一步！」但是為了爭取備戰時間，獲得政治上的主動，中共同意撤出蘇北淮安以南地區，條件是「政府軍隊決不開入這些地區，而這些地區的地方政府及其保安部隊仍應當於原地維持治安，實施行政。」[7] 7月2日，蔣介石會見周恩來，一再強調如中共佔據蘇北，「政府實已無安全可言」，因為「蘇北太威脅京滬，你們的軍隊在這裡，人家覺得你們是什麼意思呢？所以蘇北你們要退，由政府接收。」[8] 周恩來則堅持中共退出後不交出地方政權。他在公開場合曾表示：政府認為蘇北威脅南京，應該撤退，實在毫無道理。反過來如果我們也說南京威脅蘇北，那麼問題便無法解決了。政府要求雖然如此不合理，但我們還是讓了步，答應在某些地區不駐兵。然而政府還不滿足，一定要這些地方的黨政軍民眾團體一律撤出，實在太不合理了，是我們不能接受也不能考慮的。[9]

從7月2日到10日，國民政府代表陳誠、王世傑、邵力子和中共代表周恩來、董必武連續舉行會談。國方反覆要求中共退出蘇北，陳誠特別表示，他不主戰而主和，先弄好蘇北的事，其他就好談了，能經過政治外交解決了，不打仗最好。中共則只同意蘇北可減少駐軍，但堅持不交出地方政權。雙方立場始終無法接近。在10日的最後一次會談中，國方提出，在中共軍隊撤出後，對其黨部給以照顧；但周恩來堅持，「那些地方可考慮少駐兵，但非撤退，不是行政權就不要了。」[10] 雙方最終未能就蘇北問題達成妥協。雖然中共面臨著強大的軍事壓力，但如毛澤東所言：「與其不戰而失如此廣大地方，將來不能收復，不如戰而失地，將來還可收復。況且戰的結果，除若干城市要道還可能失去外，我亦有粉碎蔣軍進攻收回許多失地之極大可能。」[11] 談判既無結果，蘇北戰事因此而一觸即發。

二、國共雙方在蘇北的作戰部署

停戰期中，國共雙方在蘇北處於冷和平狀態，雖未直接動武，但均在緊張備戰，為即將到來的戰爭而未雨綢繆。

停戰實現後，以黃埔係為代表的軍方認為，「國共和談終久談不接近，會議亦不過照例文章。」為此，軍方有關部門在2月間擬出了殲滅蘇北共軍、打通津浦線的計劃，被蔣介石於3月4日「批交軍政、軍令、軍訓三部秘密研究準備」。此後，隨著東北戰事的發展，全盤局勢日趨緊張。5月初，第一綏靖區司令湯恩伯提出進攻蘇北的計劃，此時蔣介石正專註於東北戰事，對湯的計劃「初已允許，繼因全面衝突多處無把握，其議遂寢。」[12] 但22日蔣以極密電致陸軍總司令顧祝同、鄭州綏靖公署主任劉峙和湯恩伯，要求立即籌備策劃實施各部隊之作戰訓練，並限於6月底前完成。[13]

進入6月，國民政府的軍事部署進入實際準備階段。13日，國防部舉行作戰會報，參謀總長陳誠提出，長江以北應以軍事為主，以速決戰解決問題；應進行充分準備，補充兵員糧彈，統一戰術思想，節約兵力，集結機動使用。參謀次長劉斐具體解說作戰計劃為，「首先打通津浦、膠濟兩鐵路，肅清山東半島，控制沿海口岸。」[14] 國民政府的全盤軍事戰略於此大體底定，即以蘇北至山東一線為用兵重點，期以短時間內解決中共的軍事力量。

國民政府在蘇北的軍事行動主要由徐州綏靖公署（主任薛岳）所轄之第一綏靖區（駐無錫，司令李默庵）擔任；第八綏靖區（駐蚌埠，司令夏威）擔任安徽淮北作戰，兼及蘇北；第三綏靖區（駐徐州，司令馮治安）擔任隴海路徐東段和魯南作戰，鄭州綏署所轄之第五綏靖區（駐開封，司令孫震）擔任隴海路徐西段和魯西南作戰，該兩綏區亦有配合蘇北作戰之任務。由於蘇北戰場緊臨南京的特殊性，參謀本部和陸軍總司令部以至蔣介石本人也時常插手戰場指揮。徐州綏署的作戰規劃是：「以徐、蚌地區國軍，極力向東、西發展，在第一綏區及第五軍北進支持下，合力規復甦北、皖東，徹底殲滅地區之匪軍。同時打通膠濟路，並準備繼續向魯境進出，尋求華東陳匪主力，實施決戰。」綏署將作戰計劃分為三期：第一期，徐蚌方面擴展周邊空間，江北方面進至天長、盱眙、如皋、海安線；第二期，徐蚌方面西側貫通隴海路，東側進至運河線，江北方面進至東台、高郵線；第三期，徐州方面廓清魯西，進出兩淮，肅清蘇北。作戰指導為：「穩紮穩打，步步為營，逐次完成碉堡線，防匪反撲，確保既得成果。」[15]

中共方面，蘇北作戰主要由粟裕指揮的華中野戰軍擔任。政協閉幕後，中共對形勢發展一度較為樂觀，提出「和平民主新階段」方針，著重與國民黨的合作，並有將中共中央遷至蘇北淮陰的計劃。[17] 5月29日，中共中央軍委發出指示，要求各地應於一個月內完成偵察敵情、配備兵力與武器彈藥，及預擬作戰計劃等項準備工作，不得有誤。6月6日，中共中央致電華中軍區，指示「力爭和平，但具體工作必須是一切都準備打。」[18] 中共在蘇北完成了從和平轉到戰爭的思想動員與作戰準備工作，但是對於採取何種戰略戰術，則經過了一番討論。

在考慮蘇北作戰計劃時，粟裕比較看重利用根據地的有利條件，「集中主力於主要方面，求得在運動戰中殲滅國民黨軍主力三至五個師，以後再轉移其他方面，或相機出擊擴張戰果。」但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粟裕須受新四軍兼山東軍區陳毅指揮，其經常位置及戰略性行動，均應事先取得陳的同意並報告中共中央軍委，而陳毅主張同時顧及蘇中與安徽淮南方面。[19] 陳的主張符合中共最初擬訂的全盤作戰預案。中共計劃在戰爭開始後，於內線作戰的同時，以太行（晉冀魯豫）部隊出擊隴海路徐（州）開（封）段，山東部隊出擊津浦路徐（州）蚌（埠）段，華中部隊出擊津浦路蚌（埠）浦（口段），以「逐步向南，穩紮穩打」的外線作戰，「從國民黨區域徵用人力物力，使我老區不受破壞。」[20] 根據此項計劃，中共中央命令粟裕，以主力出淮南，「一舉佔領蚌浦間鐵路線，徹底破壞鐵路，殲滅該地之敵，……並準備打大仗，殲滅由浦口北進之敵」，並限粟在7月10日前「完成一切攻擊準備」。[21] 陳毅據此於6月27日命令粟裕，將華野主力集中由蘇中西移安徽天長整訓，準備行動。

粟裕受命後，經過仔細研究，提出了不同意見。他認為：一、淮南各項條件不如蘇中，如集中兵力在淮南作戰，「則所需糧、夫必超過當地負擔，不僅影響當地，且影響戰鬥更大」；二、蘇中為鞏固的根據地，部隊官兵亦多出於當地，「如不在蘇中打仗即西移，不僅對群眾很難說服，即對部隊亦難說服」；第三，淮南國民黨軍實力較強，不如蘇北好打，對初戰獲勝不利；因此他建議「在蘇中先打一仗再西移」。[22] 他的看法得到了華中分局負責人鄧子恢、張鼎丞、譚震林等人的支持，他們在6月29日聯名致電中共中央，強調蘇中「對支持今後長期戰爭有極大作用」，「如蘇中失陷，淮南戰局萬一不能速勝，則我將處於進退兩難」，建議先在蘇中作戰。[23] 中共中央對他們的建議很重視，根據全盤政治軍事形勢，經過審時度勢之考量，轉而認為「先在內線打幾個勝仗再轉至外線，在政治上更為有利」；「我蘇中、蘇北各部先在內線打起來，最好先打幾個勝仗，看出敵人弱點，然後我魯南、豫北主力加入戰鬥，最為有利。」[24] 粟裕部首先在蘇北進行內線作戰的方針由此確定。這是粟裕不憚與上級意見不一，敢於就重大軍事戰略問題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見，表現出其膽識與卓見。但他與陳毅之間在兵力使用方向上的不同看法仍然存在，並將在此後的作戰過程中不斷有所表現，或多或少地影響到中共在蘇北的作戰部署與行動。

三、蘇北戰場初期的戰爭進程

如上所述，國共雙方均以6月底為期，基本完成了戰爭部署，蘇北大戰已如箭在弦上，不能不發。國民政府方面，擔任蘇北作戰的第一綏靖區在6月間由李默庵接任司令，下轄4個整編師、2個整編旅及2個交警總隊，共12萬餘人。7月4日，徐州綏署發出第二號作命：「以確保京滬、津浦、長江之交通，而達到確實拱衛首都安全之目的，應先肅清長江以北東台、興化、高郵、盱眙以南地區，及津浦路南段鐵道兩側地區之匪，以利爾後之進剿。」[25] 李默庵遂決定，首先集中兵力攻佔伸入己方防線的如皋、海安等地，解除後方威脅後再行北進。然而當他部署完畢，準備於15日開始進攻時，其計劃已為中共預先獲知，由於馬歇爾向蔣介石施加壓力，結果使李部不能按計划行動，反造成被動挨打之局面。

中共方面，擔任蘇中作戰的主要是華野一師、六師和七縱的3萬餘人。面對兵力與裝備均為絕對優勢的對手，粟裕沒有採用中共通常採用的誘敵深入、後發制人的戰法，而是選擇在蘇中前部主動出擊，利用對手在尚未開戰之際驕傲輕敵的弱點，期達首戰獲勝之目的，以鼓舞下屬士氣，掩護作戰準備，並收戰略偵察之效。當時，整八十三師各有1個團駐宣家堡和泰興，位置較為孤立與分散。7月13日，華野第一師發起對宣家堡，第六師發起對泰興的攻擊。由於攻擊的隱蔽性和突然性，守軍缺乏充分的準備，李默庵因為一時不明具體情況，也未及時派出增援。戰至15日，宣家堡的1個團全軍覆沒，泰興的1個團基本被殲。因此戰為中共在蘇北首戰，關係到是否繼續內線作戰之戰略全局，毛澤東極為關注，戰鬥剛剛結束即去電詢問：「我在泰興及宣家堡所打者是否即八十三師？該師消滅多少，尚存多少？」[26] 此戰粟裕部署以1個師打1個團，形成6比1的絕對優勢，結果初戰獲勝，內線連續作戰的設想也因此而得到中共中央的肯定。

蘇中戰鬥打響後，徐州綏署即命各部按原計劃發動進攻。16日，李默庵命整四十九師自南通白蒲北攻如皋，整八十三師自泰縣向東策應整四十九師，整六十五師和九十九旅自靖江北援泰興。他「信心很大，決心很硬，嚴令各部要不惜代價，一舉突破。」[27]此時粟裕再次作出令對手意外的決定，他令部隊迅速由泰興轉向東進，以2天急行軍100多里，奔襲已進至如皋附近的整四十九師，致該師於倉促之間由攻轉守，損失甚大。自17日晚至19日晚，該師右路二十六旅被殲，師長王鐵漢率師直突圍而出，但左路七十九旅仍在堅守。此時，整六十五師與整八十三師相繼佔領黃橋與姜堰，正向如皋進迫中，華野不再戀戰，於23日放棄如皋，向北撤退。

國方佔領如皋後的下一目標為海安，因為只要拿下海安，便可使己方在蘇中的戰線取直，鞏固沿江佔領區。李默庵以整六十五師附整二十一師新七旅由如皋向北、整八十三師附整二十五師一四八旅由姜堰向東，於7月30日開始合擊海安。面對兵力居優的對手，粟裕決定實行運動防禦，令部隊於8月3日放棄海安。李默庵認為己部「打了勝仗」，而對手「大勢已去」，「一時不會有大的行動」，遂命令部隊抓緊時機，鞏固自泰州、海安直到海邊的防線，卻對近在咫尺、正在海安東北休整的華野動向一無所知。8月10日，駐海安的新七旅和駐李堡的整四十九師一五旅換防，結果因大意無備，在李堡交接當中突遭華野攻擊，各損失1個團。次日，新七旅另1個團又在開赴李堡途中被殲。

經此挫折，李默庵決定調整部署，首先確保己部之安全。粟裕則看準對手防線的薄弱處，率部南下對手之側後，21日以一師攻丁堰，六師攻林梓，守軍交通警察總隊第七和十一總隊缺乏正規戰經驗，除了1個大隊突圍而出外，余皆被殲。此時，李默庵又奉徐州綏署之命，以駐揚州的整二十五師北上攻擊運河邵伯一線，以策應北線作戰。粟裕則指揮所部西進如（皋）黃（橋）公路，準備攻黃（橋）救邵（伯）。25日，粟部在如黃路上遭遇自黃橋增援如皋的整六十九師九十九旅和自如皋開出接應的整六十五師一八七旅，粟裕當即決定以六師攻九十九旅，以一師和二師五旅攻一八七旅，戰至27日，全殲這2個旅及如皋出援的1個團，獲得開戰以來最大的一次勝利。31日，又乘勝攻佔黃橋。李默庵不得不下令撤攻後退，以主要精力鞏固新佔地區，構築堡壘，休整和補充部隊，蘇中戰鬥暫告一段落。

國共兩軍蘇中作戰，國方重在收復失地，解除中共對江南的威脅；中共重在發揮內線優勢，消滅對手的有生力量。李默庵認為：「我部雖然受到較重的損失，但是，實現了第一期作戰計劃」。[28] 但據國方總結，己方「進剿時使用兵力不充分，未能將匪主力擊破，嗣後分散防守貽匪以各個擊破，招致重大損失。」共方則「行動輕快飄忽，極適於運動戰」；「體力一般強悍，故其衝鋒行軍，均甚猛銳迅速」；攻擊時使用絕對優勢兵力，避實擊虛；情報通信均靈活，凡我軍情瞭若指掌；高級指揮官隨同部隊行動，故處置很快，可以隨機決定進退，不甚受命令限制；政工人員能力非常良好，民眾全為控制。[29] 中共在蘇中以損失16000餘人之代價，殲滅國方6個旅和2個交警總隊共54000餘人，[30] 因此將其稱為「七戰七捷」，給予高度評價，並總結出蘇中作戰的成功經驗，推廣至各戰區。毛澤東提出：華中部隊「每戰集中絕對優勢兵力打敵一部」，「故戰無不勝，士氣甚高；繳獲甚多，故裝備優良；憑藉解放區作戰，故補充便利；加上指揮正確，既靈活，又勇敢，故能取得偉大勝利。這一經驗是很好的經驗，希望各區仿照辦理，並望轉知所屬一體注意。」[31] 作為中共在蘇北戰場的主要軍事指揮員，粟裕在國共雙方力量對比懸殊的情況下，能夠抓住戰機，連續作戰，以較小的代價換取較大的戰果，表現確較其對手高出一籌。蘇北作戰表現出粟裕傑出的戰略眼光和靈活的戰術運用能力，使他迅速脫穎而出，成為可以獨立擔當一方面責任的中共戰將之一。中共華東戰場最高軍事統帥陳毅過後評價說：「我黨廿多年來創造傑出軍事家並不多。最近粟裕、陳賡等先後脫穎而出，將與彭（德懷）、劉（伯承）、林（彪）並肩邁進，這是我黨與人民的偉大收穫。」[32]

與蘇中相比，國方在安徽淮南和淮北的作戰進程較為順利。擔任淮南作戰的國方軍隊盡為精銳，第五軍四十五師自右翼由六合攻天長，九十六師自左翼由來安攻盱眙，另以整七十四師五十八旅為預備隊，7月16日開始行動。守備方中共淮南軍區只有8個團的兵力，數量和裝備均遠不及對手，又企圖以分兵防禦保守地方，結果無力抵禦攻方的優勢力量，處在完全被動的地位，只能步步後退，最後被迫在遭受重大損失後轉移至蘇北。第五軍於7月26日攻入天長，29日佔領盱眙，達成作戰任務。

擔任淮北作戰的國方軍隊由第八綏區司令夏威指揮，其中南路第七軍由固鎮東攻靈壁、泗縣、五河，中路整五十八師由宿縣、蒙城北攻濉溪口，北路整六十九師由宿縣北之夾溝東攻朝陽集，目標是廓清淮北，繼以東向進迫蘇北後路。中共方面，由陳毅指揮山東野戰軍（簡稱山野）七師、八師、二縱以及華野九縱共5萬餘人，於7月20日自魯南越過隴海路，出擊淮北，尋殲對手。7月18日，國方軍隊開始行動，至月底已先後進至預定進佔地域，只有整六十九師於27日在朝陽集遇襲，損失其九十二旅。陳毅此時對形勢較為樂觀，提出：「現華中全境，蘇中敵勢已頹，淮南、淮北敵勢正旺」，因此「決心在淮北打一二好仗，即可改變局勢」。[33]他認為，淮北的中央系軍隊部署密集，不易分割打擊，而桂系軍隊部署相對分散，因此選擇泗縣的桂系第七軍為打擊目標。但桂系部隊上下聯繫較為密切，作戰亦較為頑強，華野和山野內部對陳的決策均有不同意見，但未能動搖陳毅的決心。他以八師和九縱攻擊泗縣，七師和二縱準備阻援，結果形成平分兵力的格局，致攻城主方向兵力不足。7日晚，擔任主攻的八師發起攻擊，並於次日晨攻入城內，但守城的七軍一七二師頑強抵抗，並藉助優勢火力反擊，致八師傷亡嚴重，無力擴張戰果。時值天降大雨，「因攻城兵力不足，火炮、輜重因雨水影響未及跟上，打援兵團又為河水所阻，無法投入攻城作戰」，[34] 而七軍增援之一七一師已突破阻擊線，逼近泗縣，攻城部隊本已疲憊，又有腹背受敵之危險，陳毅遂於9日決定撤出攻擊。泗縣一戰，山野損失近3000人，不僅影響到部隊的戰鬥力，而且對作戰心態的影響更大。國方借陳毅部亟待調整之機，挾勢迅速向東擴展，壓迫中共在蘇北處於困難境地。

8月中旬，中共晉冀魯豫野戰軍為配合蘇北與山東作戰，出擊隴海路豫東段，直接威脅到徐州側翼安全。徐州綏署在策定第二期作戰計劃時，將作戰重點置於以徐州為中心的隴海路東西兩側，以期改善徐州當面態勢。徐西方面，以第五軍和整十一師為左右兩翼，分由宿縣和黃口向碭山、夏邑進擊；徐東方面，隴海路南側由第八綏區夏威指揮整六十九師、整七十四師和第七軍向宿遷進攻，隴海路北側由第三綏區劉汝明指揮整二十八師向碾庄進攻，整五十九和七十七師向魯南台兒庄進攻。面對對手的重兵推進，中共部隊主動撤退，至當月底，國方基本達成原定作戰計劃。

四、中共關於蘇北作戰之爭論

經過兩期作戰，國方已經從南、西兩面逐漸逼近中共蘇北根據地的中心城市淮陰。9月6日，徐州綏署發出第5號作命，實施第三期作戰計劃，重點是攻擊兩淮（淮陰與淮安），以求儘早結束蘇北戰事。由於南線第一綏區需要鞏固佔領區，此期作戰主要由北線自淮北方面東向進攻，由徐州綏署副主任李延年統一指揮，以第七軍由洋河向泗陽推進，並在佔領泗陽後掩護整七十四師側後安全；整七十四師正面攻擊兩淮；整二十八師進至洋河，作為預備隊；整六十九師守備宿遷。[35] 北線的國方軍隊素質似較南線為優，整七十四師與第七軍均為歷經戰陣之勁旅，並因前段作戰而有一定的心理優勢，徐州綏署主任薛岳用兵「機敏果斷」，他吸取了南線作戰不利之教訓，此期用兵大膽猛進，取得了較大戰果。

中共方面，此時山東野戰軍正在泗陽以東休整待機，華中野戰軍則在海安以西休整，準備攻擊海安。對於下一步的作戰方向，山野和華野出現了明顯的不同意見。戰爭開始後，雖然中共中央支持了粟裕在蘇中進行內線作戰的意見，但陳毅一直認為，「實際上淮南在全局比蘇中更重要」，因此不斷建議粟裕部隊西調淮南作戰，而粟裕則認為，如蘇中淮南平分兵力，則「淮南、蘇中均成僵局，於整個戰局亦不利。」毛澤東經過斟酌考慮，同意了粟裕的意見。8月6日，他電告陳毅：「粟部西調過早一則蘇中人心不順；二則敵軍亦將早日西調；如西面仗打不好，怨言必多；故不如讓粟部在蘇中再打一仗（不論勝負）然後西調，各方皆無話說。目前大戰方在開始，粟部多少帶地方性，此種情況不能不顧到。」20日，他致電粟裕，指示「待蘇中作戰任務徹底完成而淮南方面又有十分必要時再行考慮西移。」[36] 作戰結果，粟裕部連連獲勝，而在中共華東戰區膠濟、魯南、淮北、蘇中四方面中，兵力最多亦最強的陳毅部在淮北卻未能有同樣表現，此種比較無形中增加了粟裕意見的分量。泗縣戰後，陳部一直在休整，中共中央在8月29日電陳，要求「仿粟裕辦法，集中主力殲敵一部」；因為「此時不打，敵佔地愈多，威風愈大，我士氣民氣均將受損，故必須尋機作戰，滅敵人威風，壯自己志氣。」[37] 9月6日，毛澤東電告陳毅，準備派徐向前來魯，「負魯南前線指揮之責」，同時以陳毅「負統籌各個前線之責，並直接指揮淮海」。[38] 此議最後雖未成為現實，但其間蘊含的意味十分明顯，說明中共中央對陳部的表現確實不太滿意，從而一度有換帥之議，這也多少增加了陳毅的壓力。

徐州綏署所部發起新攻勢後，陳毅和粟裕的對策預案仍然不同。陳毅傾向於北移沭陽打擊整六十九師或七十四師，而粟裕認為這將使兩淮（淮陰與淮安）空虛，而一旦兩淮失守，蘇中勢將處於被動，建議山野留在泗陽打擊第七軍。9月5日至8日，粟裕等華中方面領導人連續致電陳毅並中共中央，「請求山野必須在泗陽地區打幾個仗以挫敵銳，否則兩淮不保。如兩淮失掉，不僅政治影響不佳，且直接影響南線作戰甚大。」他們認為，陳的方案「在實質上將使敵人迅速佔領兩淮及運河線，變成放棄華中而使山野主力被迫撤回山東」；如此則「華中局勢變化，責任難負。」[39]

事實說明陳毅的判斷再次失誤。當山野部隊由泗陽北移沭陽時，整七十四師並未向沭陽方向運動，而是自宿遷沿運河西岸南下洋河，會同第七軍從10日起進攻泗陽。山野與對手的運動方向剛好是背道而馳，一時不及調整部署，12日第七軍攻進泗陽後，即按作戰預案，原地掩護整七十四師超越己部，向淮陰發起猛烈攻擊。淮陰守軍是華野九縱及二個旅，雖頑強抵抗，但終不敵整七十四師之優勢火力與旺盛攻擊精神，被迫步步後退。15日晚，守軍不得已扒開運河河堤，在淮陰城郊形成沼澤地帶，以阻止整七十四師的攻勢。此時華野主力正集中於蘇中，準備攻擊海安，9月11日中共中央急電粟裕：「兩淮危急，粟率蘇中主力（一、六師）立即開兩淮」。[40] 但海安距兩淮數百里之遙，兼以水網密布之阻隔，大部隊移動非一二日所可到達，粟裕因此建議陳毅，在泗陽翼側當面作反突擊以待華野主力北上，並懇切說明「此間局勢很壞」，如山野不來，「則淮陰難保」。[41] 陳毅雖表示「山野決心在淮泗間殲敵，以保衛兩淮」，但山野部隊調頭南下途中受阻於第七軍之糾纏，無法趕到戰場。17日，陳毅致電粟裕等表示：此次出毛病，沒有估計到敵迅速南下；當面敵情未能分清楚；總之此次淮北作戰，由於主觀指導錯誤，貽誤全局，五內俱焚，力圖挽救，當尊重兄等建議。[42] 但因山野、華野主力部隊均未趕到兩淮前線，無法挽回兩淮之失，整七十四師於19日攻下淮陰，22日又佔領淮安。

攻下兩淮使國方軍心頗受鼓舞，認為是以優勢火力加空軍配合所得之戰果，而共軍對海安久圍不攻，致「戰略上對蘇北之攻守模稜兩可，兵力過於分散」；「無炮兵、空軍協助，白晝不能行軍，只能利用夜間逐次增援有限兵力。[43] 李延年電呈蔣介石，稱讚整七十四師師長張靈甫「深體委座宏旨，指揮有方」；報告「粟裕主力死傷殆盡，爭相逃之夭夭」。蔣介石複電鼓勵部下說：「兩淮既克，平定蘇皖不遠，希再接再厲，迅速擴大戰果」。[44] 中共方面則「由於事先缺乏思想準備，撤退非常混亂，損失不小，驚恐、埋怨情緒，一時相當嚴重。」[45] 兩淮是中共蘇北根據地的政治經濟中心，蘇北經濟來源基本上依靠運河稅務，失去兩淮後，經濟來源被切斷，難於支持戰爭，政治上的負面影響更不待言。更嚴重的是，兩淮丟失後，中共蘇北根據地已被壓迫至自南向北沿運河以東的狹長地帶，失去了軍事迴旋的餘地和主動性，與山東根據地的聯繫亦受到重大威脅，使中共有在蘇北無法立足之勢，不得不考慮放棄蘇北向山東轉移的計劃。

兩淮作戰失利，加劇了中共內部對蘇北作戰戰略戰術的爭論。華野方面在前一階段作戰頗有所獲的情況下，未能保住總部所在地淮陰，難免埋怨山野判斷失誤與救援的不及時；山野方面則在連續未勝之時又遇此挫，參謀長宋時輪被免職，由陳士榘接任，官兵上下也難免心中鬱悶。為了安慰下屬，陳毅主動承擔了責任，表示山野「在淮北未獲連續勝利，既未完成截斷津浦的任務，內線亦未殲敵，而且喪失五個城；部隊撤退多，前進沒有轉移多，疲睏病苦；與各兄弟兵團如劉（伯承）鄧（小平）、粟（裕）、陳賡等比較相形見絀」；原因「主要是我這個統帥犯兩個錯誤：一個是先打強，即不應打泗縣；一個是不堅決守淮陰」；坦承「我應以統帥身份擔負一切，向指戰員承認這個錯誤。」[46] 陳毅還在10月1日致電毛澤東，表示粟裕等「戰爭方針很正確。但我至淮北戰局顧慮太多，決心不夠，未能發揮山野力量，有負黨與人民的付託」；提出今後「軍事上由粟多下決心，定可改變局面。」[47] 但陳毅的表態和局部人事調整並未完全解決問題。兩淮失守後，「華中分局的幾位負責同志就把責任推到陳毅身上。他們召開了『七人批陳會議』，批評陳毅『不執行毛主席集中兵力打殲滅戰的指示』。」[48] 另一方面，陳毅雖是軍事統帥，但在中共黨內只是華東局副書記，以中共的領導體制，他還在華東局書記饒漱石之下，而饒與陳素來不和。1943年10月，在新四軍整風期間，饒漱石電告中共中央，提出陳毅「反對毛主席、對抗黨中央、反對政治委員制度、破壞黨的團結、個人主義嚴重等十大錯誤」，迫使陳毅暫離新四軍而去延安。直到1945年8月，陳毅在重回新四軍工作之際，仍心存猶豫，擔心回去之後受饒牽制，沒有事做。[49] 果然，當陳毅率山野主力南下作戰未獲預期勝果後，「『陳毅不會打仗』的瀾言就在臨沂城傳開了」。有人說，陳毅「軍長下圍棋行，打仗不行」。饒漱石向中共中央提出「以粟代陳」的建議，併當面對粟裕說：現在還是陳毅負責，將來你要負主要責任。他還找葉飛談陳毅「反對毛主席」的問題，暗示陳毅不能繼續擔任領導。[50] 此舉無異於在領導層內部製造矛盾，不利於軍事領導所需要的權威和威信。陳毅的下屬認為，他此時「正處於內憂外患的困惑中，外患不可怕，內憂的陰影籠罩，一時難以驅除。」中共中央和毛澤東體察到華東戰區內部影響領導關係的諸種微妙因素，不再提臨陣換將之舉，而是對陳毅表示信任，以「陳粟不可分，陳粟合則勝，陳粟分則敗」示以華東各領導人。[51] 為了克服山野與華野分兵作戰之弊，鼓勵戰場指揮員創造戰機，爭取勝利，並理順指揮關係，9月22日，中共中央指示，山野和華野集中作戰，統一指揮，由陳毅任司令員，粟裕任副司令員。

陳毅和粟裕關於作戰重點置於何處的爭論，並不僅僅決定於兩人的戰略戰術思維和指揮風格，也與兩人所處的不同境遇直接相關。陳毅立足於山東，要求華野北上作戰；粟裕則更看重蘇北，希望山野南下作戰；雙方均強調己方的重要性，都有其理由，實際代表著不同根據地的不同利益。中共華東局機關及後勤供應基地集中在山東，他們每每要求保證後方基地的安全，陳毅因此對山東有所偏向自可理解。陳毅雖為中共華東戰區最高軍事統帥，受命統一指揮山東和華中，但華中畢竟有其獨立性，他只能統籌協調，而難以完全獨斷專行。因為戰爭年代的特殊環境，中共各根據地多有其獨立性，融合一體亦非易事。當時山東有「華中的部隊不要到我們山東來」的言論，華中也有「不到山東當流亡政府」的言論。華中一縱葉飛部調到山東後，兵員得不到充分補充，全縱只有七個不滿員的團，在後勤供應等方面也遇到一些困難，山東的黨報《大眾日報》甚至刊登群眾來信，指責一縱「紀律敗壞，打罵群眾」，必須「逐出山東」。這些都難免影響到山東與華中兩地的關係。因此，陳毅為協調兩大區（山東和華中）和四方面（山東軍區和山東野戰軍，華中軍區和華中野戰軍）的關係，「為尋求大家都可接受的方案，相互間電報往返上百份，方案提出三四個，今天提出，明天推翻，後天再提，反覆次數之多，簡直難以數計。」[52]

山野和華野雖由中共中央指示集中聯合作戰，但實施過程並非易事，在實戰中兩軍仍處於各自為戰的狀況。由於兩淮作戰失利，國方攻勢正盛，9月底，陳毅和粟裕等共同決定，集中兩軍首先在蘇北作戰，然後西渡運河、恢復淮北。粟裕認為「淮北戰鬥之勝敗，不但關係華中及山東之安穩，而且對全局都有重要之作用。」[53] 然而10月初國方在山東連佔嶧縣和棗莊，威脅到華東局和山東軍區總部所在地臨沂，陳毅的決心又有變化，認為如臨沂不保，全軍供應困難，山東破碎，華中也難恢復，主張山野回魯作戰。[54] 粟裕等仍主張實行原作戰計劃，「否則蘇中全失，於華中固不利，于山東及整個大局亦不利」；但陳毅表示，「或竟不顧淮海糜爛，讓山野北上打仗之後再南下」。10月9日，華中分局致電中共中央，「堅決反對陳這種布置」。11日，粟裕致電中共中央並陳毅，認為：「魯南不保，華中將難於堅持。但華中如不能堅持，則將使我大軍局促於魯中地區更為不利，造成山東莫大困難。為欲挽救此種危局，非集中華野、山野全力以赴不可，為此必須拋開次要，求其主要。」他主張先在隴海路作戰，「威脅徐州，直逼津浦」，以調動魯南之敵回援，然後再出擊兩淮，並表示「此種方案對魯南極有利，惟華中要吃虧」。毛澤東亦認為，「山野全部回魯南則與華野平分兵力，於目前形勢下作戰不利。」但陳毅仍在13日致電毛提出，「目前行動以迅速出擊魯南為宜」，因為「在魯南，戰場好，供應便利，易求運動戰，可避開桂系，山野、華野同去，勝利有把握。」對陳如此固執己見，毛澤東頗為不滿，14日他致電陳毅：「假如入魯後仍感作戰困難，打不好仗，而蘇北各城盡失，那時結果將如何？且渡運（河）作戰是你自己曾經同意之方案，……何以元亥電（13日電）又不相同？如按元亥電實行，你與張（鼎丞）、鄧（子恢）、粟（裕）、譚（震林）同志間關係是否將生影響？請對各方利害分析再告。」同時向粟裕徵求意見：「你們覺得全軍去魯南殲敵把握如何？」「殲敵究以在何地為宜」。粟裕認為，魯南的地形、群眾、供應條件都很好，作為誘敵深入的底線好於蘇北，但如蘇北過早喪失，對於長期作戰、部隊轉移和民心軍心等方面均不利，因此建議打一個好仗再走。[55] 中共中央審時度勢，支持了粟裕的意見。10月15日，中共中央電示陳、粟等人：「望你們集中山野、華野全力（決不可分散）殲滅東進之敵，然後全軍西渡收復運（河）西」，並特別要求「團結協和極為必要」，「在陳領導下，大政方針共同決定」，「戰役指揮交粟負責。」此舉表明中共中央在軍事上對粟裕的高度信任，因為「在司令員在位的情況下，賦予副司令員以戰役指揮權。這不僅在當時各戰略區、各野戰軍中是絕無僅有的，在中外軍事史上也是不多見的。」[56]

山野部隊雖暫留蘇北，但實際上作戰方向的問題仍未完全解決。10月底漣水戰後，陳毅率山野司令部和八師返回魯南，並致電中共中央軍委提出：「整個華東局勢，計膠濟線、淮北、魯南、蘇中四個戰場，目前不集中山野、華野全力徹底解決一面，戰局難以改變。仍主張全力解決魯南、魯中之敵為主。」中共中央軍委電示：「敵既不打通津浦，又不切斷隴海，而進攻臨沂，其目的是欲調動我蘇北主力北援（調虎離山），以便先解決蘇北，然後以蘇北、蘇中主力（十二個旅以上）進攻山東，我們切不可上當。」[57]這樣，自9月兩淮失守，到12月宿北戰前，中共部隊的主要作戰方向一直在蘇北還是魯南之間徘徊，「部隊南調北移數次，雖也組織過一些戰鬥，但均未獲得大量殲滅敵人的戰果。部隊打得很艱苦，也有不少損失，思想波動很大。」[58]

五、蘇北戰場後期的戰爭進程

在中共內部就蘇北作戰方針爭論的同時，徐州綏署已完成三期作戰計劃，對中共蘇北根據地自南、西兩面形成合圍之勢。在經過一段時間的休整後，第一綏靖區所部於9月底奉令繼續北進。由於中共華野主力已經北調，第一綏區的作戰行動進展較為順利，西線整二十五師於10月8日攻佔高郵，與6日攻佔寶應的友鄰部隊會合，打通了運河線；東線整八十三師自海安攻擊東台，經10餘日戰鬥，26日佔領東台，30日又占興化。至此，中共在蘇中的據點盡失，部隊已被擠壓至蘇北以鹽城為中心的狹窄地域，處境不利。

在運河線作戰的同時，整七十四師自10月19日起傾全力攻擊漣水。如漣水失守，中共自鹽城北撤的後路將被切斷，因此粟裕認為「必須徹底殲滅該敵，才能鞏固漣水，保障蘇中堅持之後路有所依託」，遂部署華野幾乎全部主力進行漣水守備及外圍運動作戰。[59] 整七十四師以飛機大炮提供的強大火力支持，在漣水周邊與華野發生激烈戰鬥。23日，整七十四師一部突入城內，雙方以白刃戰相拼，戰況慘烈。24日，華野十縱司令員謝祥軍戰死城下，成為內戰期間戰死於前線的唯一一位中共縱隊（軍）級指揮官。[60] 華野不惜重大傷亡（6000餘人），全力阻擊，終迫使整七十四師在27日暫停進攻。蔣介石對此期蘇北戰況頗為不滿，26日他致電陳誠：「蘇北軍事滯鈍如此，殊所不料。應督促急進，務望於本月底能收復沭陽與新安鎮也。」[61]

在蔣介石的督責下，徐州綏署於12月部署在蘇北再度開展大規模軍事行動。12月7日，徐州綏署發出第7號作命：「以迅速擊潰共匪陳毅部主力於隴東以南地區，再向魯南追殲其殘餘之目的，決先攻佔阜寧……漣水沭陽……各要點，以利爾後之進剿。」[62] 具體部署為：徐州綏署副主任吳奇偉指揮整十一、六十九師進攻沭陽；徐州綏署副主任李延年指揮整七十四、二十八師和第七軍進攻漣水；第一綏區李默庵指揮整六十五、八十三、二十五師進攻鹽城。12月3日，整七十四師再攻漣水，此次他們避開漣水正面，改由側翼突擊，經十餘日苦戰，於16日攻佔漣水；整八十三師則於18日攻佔鹽城，整二十五師於27日攻佔阜寧。

擔任攻擊沭陽的是整十一師，整六十九師在其左翼攻新安鎮。中共認為左翼威脅最大，因為「惟有殲滅該敵方能保持沭陽在我手中。如沭陽失守，華野主力即難在蘇北繼續作戰，有被迫轉至魯南可能。」[63] 整六十九師在蘇北連遭打擊，已損失了2個旅，師長梁漢明因此被解職，由戴之奇繼任，以3個不同建制單位重新組建，戰鬥力及協同作戰能力均較差。因此，陳毅和粟裕在反覆考慮之後，決定集中山野和華野部隊，先打整六十九師。粟裕指揮山野一、二縱，七、八師和華野九縱共3倍於對手的兵力，秘密行動，隱蔽開進，在其尚未察覺時，於12月15日晚突然出擊，切斷了整六十九師與整十一師的聯繫，並將整六十九師分割包圍於宿遷北人和圩一帶。整六十九師師長戴之奇擔任過三青團中央訓練處副處長、青年軍二一師師長，一向言大而夸，「平時侈談戰略戰術滔滔不絕」，然缺少實戰歷煉，「遭此不意襲擊，張皇失措，無法對付，部隊陷於混亂。」[64] 友鄰整十一師非但未前往解救，其在整六十九師右翼的2個團反棄守陣地，致整六十九師所在之人和圩更陷於重圍之中。戰至19日晨，整六十九師3個旅2萬餘人被全殲，師長戴之奇自殺身亡。

宿北戰役創下內戰開始後中共部隊一次殲滅對手3個整旅的記錄，也是華野與山野實際統一行動後的第一次大規模作戰，上下都極為關注。中共中央嚴令「只許打勝，不許打敗」，這對於一貫重視發揮下屬主觀能動性的中共而言並不多見，可見中共對此役之重視。此役之勝，對華野和山野實施合併與統一指揮，積累大規模殲滅戰的經驗，提高民心士氣都具有重要意義。粟裕認為：「這次戰役將決定我們能否經過主觀能力的活躍，將戰役的主動權奪取到手中」；「可以說是華東戰區第一個轉折的開端……是勝利實現這一轉折的標誌」。[65] 此戰過後，陳毅「長期抑鬱的心情為之一掃」。他向中共中央報告說：「由於要盡量保持華中鹽阜地區，我未能貫徹集中大兵力的主張，數月來，用於鉗制的兵力太大，今後當可多用兵去突擊（由於華中城鎮淪陷，包袱放下）」；「過去的問題是山東部隊常不安心南下作戰，華中部隊亦不肯入魯作戰。數月來的矛盾，由於戰局演變，現已解決，今後可集中從魯南向南打。」[66] 此時中共蘇北根據地大半已失，客觀情勢要求轉移戰場。1946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軍委致電陳毅和粟裕，指示以魯南為作戰重點方向，一切以打大殲滅戰為目標。[67] 華野與山野內部對主要作戰方向的認識也基本趨向一致。1947年1月中旬，華野放棄蘇北最後一座縣城沭陽，主力部隊大部退往山東，蘇北大規模戰事結束，戰事重點即將移至山東。

六、國共蘇北作戰得失之評析

國方軍隊在蘇北作戰的結果，基本完成了其最初的戰略構想，最大收穫是收復了蘇北全部縣以上城鎮，並將中共主力部隊壓過隴海路驅至山東，既解除了中共對長江南岸京滬地區的直接威脅，又為下一步山東決戰準備了條件。李默庵回顧說：「由於雙方作戰目的不一樣，各自評價也不一樣。我當時奉命作戰目的主要在於收復地盤，以佔領城市，驅走解放軍，維護佔領區的安全。所以，儘管損失了一些部隊，但最終收復了鹽城以南的大部分地區，保障了浦口至南京的鐵路以及長江下游的交通，解除了解放軍對南京政府的威脅。從這點上看，我部達到了作戰目的。由於我指揮的部隊較多，損失一些，也算正常，南京政府從來沒有怪罪我什麼。」[68] 就國方的表現而言，最大優勢在其炮火與步炮協同能力，整七十四師的作戰歷程即充分體現了這一點。粟裕認為，「我們炮火沒有發揮其應有的作用，相反的還遭受了敵人炮火的威脅與殺傷。據衛生部統計，傷員中為炮彈炸傷的佔百分之四十五以上，這是值得大家注意的。」[69] 其次，戰爭初起時國方對現代戰爭的理解較中共為優，在優勢炮火掩護下，協同攻擊固定據點的能力勝過運動野戰的能力。陳毅認為：「我軍的運動防禦固守要點，擔任鉗制任務，遠較擔任突擊為差，白天戰鬥遠較夜間為差，使用輕重炮較之使用機步槍為差，土工作業的水準比較是低的，救護傷員的技術更不熟練」。[70] 此外，在初期作戰因麻痹大意、驕傲輕信而幾次受挫後，國方在中後期作戰較為謹慎，表現有所改觀。

但是，蘇北作戰也表現出國方的明顯弱點。就戰術層面而言，因為各部隊的戰鬥力不一，戰力強的部隊較易受戰力弱的部隊拖累，加之起初指揮官大意自信，不能集中兵力，使得優勢變成了劣勢，戰鬥中吃虧甚多；部隊在進軍時「只知呆板地沿一定進路，戰備行軍，無敵則進，有敵則戰，不預判遭遇何種狀況，亦不預籌因應對策。純就臨時狀況作應急處置，行動完全追隨敵人，無主動之作為，無至當之行動方案，更無全程作戰構想」。又由於國方的作戰目標局限在佔領實地，各部隊為了確保完成己部任務，避免不必要的損失，只求進至作戰預案之目標地，對當面中共部隊無求殲之心，並樂於推至他部作戰地域，使中共部隊在轉戰過程中損失不大。最為關鍵的是，國方注重擴大佔領區，故平均使用兵力，多點進攻，「兵力雖較優勢，但均膠著於據點，致決戰方面，兵力反較敵為劣。」結果雖然解除了中共對京滬地區的直接威脅，但「既無殲滅匪軍之意圖，亦無捕殲匪軍之方案及部署。此為在戰略構想上最大之錯誤。」[71]

就戰略層面而言，國方在蘇北戰場投入的兵力雖數倍於中共，但主攻方向不明，且缺乏有效協同與策應。蘇北水網密集，且多呈東西走向，中共一度又因分兵原因，兵力不夠集中。如果國方首先在南線牽制吸引中共部隊，而置主攻方向於北線，沿隴海路自西向東進攻，既可遮斷中共部隊北撤之退路，又可威脅其後方基地山東，將使中共部隊處於腹背受敵之境。但國方急於解除京滬地區所受的威脅，在南北兩線平分兵力，並在南線首先行動，向北平推，使中共部隊可以從容部署及北撤，而國方自南向北之推進反受到水網阻隔之限制。陳毅在兩淮失守後認為：「假令敵人不進兩淮，而進新安、沭陽，同樣造成我軍極大困難，主要是補給線打斷，山東空虛。這證明敵人兵力不足，企圖打下淮陰，造成對外的聲勢。而實際這一著，並不足以扼我。」[72]

中共方面，蘇北作戰前後期的表現不盡平衡。前期因準備充分而出對手意外，實行運動作戰而頗有所獲；後期則因作戰方向之爭，重點游移，兼以為對付國方攻勢，主要以守備及運動防禦作戰為主，結果戰績不盡理想。總體而言，中共處於弱勢一方，面對強勁對手的攻勢，一度也處於非常困難的境地。在「七戰七捷」的蘇中方面，「擴大新兵和動員民夫達到空前程度，再擴新兵也很困難，……民夫在部隊服務流淚，部分地方幹部逃亡，人民躲夫和擴兵。」而在作戰不利的淮南淮北方面，則出現較為普遍的退卻逃跑現象，以至「公然抗拒黨的一切服從前線的號召，不願到前線去服務，到了前線又借故推託到後方來。有的即在後方也不安心工作，打報告提理由要求上山東、去東北，甚至要求未遂自動跑向東北。」[73] 加以中共內部對蘇北作戰戰略戰術的不同意見，使中共的戰略調整頗為不易。

中共部隊作戰的弱點已如前述，但其最大的長處在於戰略方針原則性與靈活性的結合，強調應時而變，應地而變，不恪守成規。中共中央原定實行外線作戰，而當戰區指揮員提出不同意見後，中共中央審時度勢，尊重戰區指揮員的合理意見，並在此基礎上果斷調整部署，使蘇北初期作戰在雙方實力相差懸殊的情況下，得到了較為滿意的戰果，後期又通過不斷調整，將分散部署集合為統一戰力，並最終達成了對主要作戰方向的一致認識。因此陳毅認為：「我們比戰術是比不上人家的，如操場動作，內務管理，戰鬥動作等。我們愈往下比愈差，但愈往上比則愈強。如旅以上戰役組織比人家強，縱隊更強，野戰司令部又更強，到統帥部的戰略指導更不知比他高明多少倍。」[74] 同時，中共特別注重保持部隊的有生力量和戰鬥力，而不太介意地方之得失。如毛澤東所言：我軍打仗，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於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75] 中共基本退出蘇北後也曾有人認為，我們在蘇北「在軍事上是勝利了，在戰略上是失敗了」，因為最後退出了不少地方。陳毅和粟裕都為此專門向部屬解釋。陳毅說，我們是失地不喪師。蔣介石是得地而喪師，困難就無可補救。關鍵是要殲滅敵人的有生力量，而不在於一城一地的得失。只要不斷地消滅敵人，敵我力量最終會起根本變化，那時就是大反攻的開始。[76] 粟裕說：「誰保存了有生力量，誰就會勝利，誰消耗或喪失了有生力量，誰就會失敗。」在蘇北作戰過程中，中共基本上為守方，但損失人數卻少於國方（國共損失之比約為三比一），而且沒有成建制損失部隊。[77] 雖然中共部隊最終自蘇北撤向山東，但在轉戰過程中，不僅沒有在有生力量上受到太大的損失，[78] 而且保持了部隊的高昂士氣與戰鬥力，這在防禦一方並不是那麼容易做到的。

蘇北內線作戰初期成功的戰略戰術運用及其經驗，對中共確立內線連續作戰和「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軍事方針起了重要作用。1946年9月16日，毛澤東在給各地的指示中提出：「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作戰方法，不但必須應用於戰役的部署方面，而且必須應用於戰術的部署方面。」在戰役方面，必須集中至少三倍於敵的兵力，選擇敵軍中較弱的，或者是較少援助的，或者是其駐地的地形和民情對我最為有利而對敵不利的一路殲滅之。在戰術方面，當我軍集中優勢兵力包圍敵軍後，不應平分兵力，處處攻擊，而應集中優勢兵力，選擇敵較弱的一點，猛烈攻擊之，務期必克。他認為：「這種戰法的效果是：一能全殲；二能速決。」全殲，方能最有效地打擊敵軍，最充分地補充自己；在敵則士氣沮喪，人心不振；在我則士氣高漲，人心振奮。速決，使我軍有可能各個殲滅敵軍的增援隊，也使我軍有可能避開敵軍的增援隊。在戰術和戰役上的速決，是戰略上持久的必要條件。[79] 毛澤東這一「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不打無準備之戰，不打無把握之戰」的軍事思想，以後被總結為著名的十大軍事原則，即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敵，先取中小城市和鄉村，以殲滅敵人有生力量為主要目標，集中絕對優勢兵力，不打無準備和無把握之戰，發揚連續作戰的作風，力求在運動中殲滅敵人，先取敵人守備薄弱的據點和城市，以俘獲敵人的武器和人員補充自己，善於休息和整訓部隊。[80] 這些原則既來自於蘇北作戰和其他作戰的成功經驗，又在以後的作戰中指導中共部隊取得了戰爭的最終勝利。

總結國共內戰初期的蘇北戰場，國共雙方各有得失。國共均有在蘇北不得不戰之理由與決心，也都有在蘇北作戰的有利和不利條件。就戰爭的具體目標而言，國民政府著重於收復甦北，解除中共對京滬地區的直接威脅，並為下一步進攻山東、尋求中共部隊主力之決戰準備條件。中共則力圖以內線作戰，最大限度地消耗對手實力，遏制其進攻勢頭。國共雙方均可稱基本達成其預期目的。國民政府所得為收復甦北地盤，並將中共軍隊驅至山東；中共所得為消耗了對手實力，保持了部隊的基本完整，並由分散部署整合為統一戰力。然國民政府對蘇北作戰的指導方針較為保守，目標過於局限，既未能一鼓而下蘇北，又未能嚴重打擊中共部隊的主力。中共內部對蘇北作戰方針本有爭議，但在實戰中得以協調一致、靈活運用，在大勢退守中保持了部隊士氣與戰力，並以蘇北作戰實踐發展出較為完整的內線作戰方針。此等不同之得失相較，或可說明國共內戰之最終結局。

本文主要參考資料

（以作者人名漢字筆畫排序）

軍事圖書館藏檔，北京

國史館藏檔，台北

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南京史料整理處編印：《中國現代政治史資料彙編》，南京，1959

《郭汝瑰日記》（稿本），藏軍事博物館，北京

三軍大學編：《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五部－戡亂》，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台北，1989

王昊：《一個老兵心目中的陳毅元帥》，上海文藝出版社，1996

王德：《華東戰場參謀筆記》，上海文藝出版社，1996

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5、16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北京，199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9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北

京，199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898－1949）》（修訂本），中央文獻出版社，北京，

1998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南京市委員會編：《周恩來一九四六年談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

社，北京，199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毛澤東軍事文集》第3卷，軍事科

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北京，1993

中共中央毛澤東著作編輯委員會編：《毛澤東選集》（縮印合訂本），人民出版社，北京，1967

中共漣水縣委黨史辦公室編：《漣水保衛戰》，江蘇人民出版社，南京，1989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第5輯第3編，江蘇古籍出版社，南

京，1999

李默庵：《世紀之履－李默庵回憶錄》，中國文史出版社，北京，1995

軍官訓練團編印：《一年來剿匪重要戰役之檢討》，1947

軍官訓練團編印：《剿匪戰事之檢討》，1947

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編：《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第2卷，軍事科學出版

社，北京，1996

南京軍區《第三野戰軍戰史》編輯室編：《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野戰軍戰史》，解放軍出版社，

北京，1996

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台北，1984

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台北，1978

國防部編印：《綏靖第一年重要戰役提要》，1948

第三野戰軍戰史編輯室編：《第三野戰軍征戰日誌》，江蘇人民出版社，南京，1995

陳廉：《決戰的歷程》，安徽人民出版社，合肥，1991

陳士榘：《天翻地覆三年間－解放戰爭回憶錄》，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北京，1995

陳毅軍事文選編寫組編：《陳毅軍事文選》，解放軍出版社，北京，1996

陳毅傳編寫組編：《陳毅傳》，當代中國出版社，北京，1991

粟裕：《粟裕戰爭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北京，1988

粟裕軍事文集編寫組編：《粟裕軍事文集》，解放軍出版社，北京，1991

葉飛：《葉飛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北京，1988

劉武生主編：《從延安到北京－解放戰爭重大戰役軍事文獻和研究文章專題選集》，中央文獻

出版社，北京，1993

劉統：《華東解放戰爭紀實》，人民出版社，北京，1998

劉樹發：《陳毅年譜》，人民出版社，北京，1995

謝聲溢：《徐州綏靖概要》，1947

蘇中七戰七捷編寫組編：《蘇中七戰七捷》，江蘇人民出版社，南京，1986

﹡本文承王奇生先生評論及各位學者之批評指教，得以在修改時有所參照，謹表謝意。

[1] 在地理意義上，以長江為界，江蘇南部稱蘇南，北部稱蘇北。蘇北的鹽城以南地區，習慣上又稱蘇中。抗戰勝利後，中共在蘇北設立華中分局，因此蘇北亦常被稱為華中。本文以蘇北為討論對象，但為照顧習慣用法和當時的實際，亦在文中運用蘇中和華中的概念。

[2] 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22，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台北1984年版，第114、117、292頁。

[3] 關於國共內戰初期的蘇北戰場，目前似尚無專門研究，通論性著述主要可見，三軍大學編：《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五部－戡亂》第3冊，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台北1989年版；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編：《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第2卷，軍事科學出版社北京1996年版。

[4] 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5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98、380頁。

[5]《世紀之履－李默庵回憶錄》，中國文史出版社北京1995年版，第255頁。

[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南京市委員會編：《周恩來一九四六年談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北京1996年版，第442－443頁。

[7] 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6（上），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台北1978年版，第199頁；《周恩來一九四六年談判文選》，第493、503頁。

[8]《周恩來一九四六年談判文選》，第509－511頁。

[9] 東北日報社編：《中國巨大變化的一年》，東北書店佳木斯1947年版，第20－21頁。

[10]《周恩來一九四六年談判文選》，第511－512、530、543－544頁。

[1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毛澤東軍事文集》第3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北京1993年版，第333頁。

[12]《郭汝瑰日記》（手稿本），藏北京軍事博物館，1946年1月19日、3月9日、5月10日。

[13]《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文卷·交擬稿件》，藏台北國史館，第1999、2000號。

[14]《國防部作戰會報記錄》，藏北京軍事圖書館。

[15]《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五部－戡亂》第3冊，第37－39頁。

[16] 劉樹發主編：《陳毅年譜》，人民出版社北京1995年版，第454頁。

[17]《粟裕傳》編寫組：《粟裕傳》，當代中國出版社北京2000年版，第435、443－444頁。

[18]《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6冊，第180頁；第三野戰軍戰史編輯室編：《第三野戰軍征戰日誌》，江蘇人民出版社南京1995年版，第63頁。

[19]《第三野戰軍征戰日誌》，第36、65頁。

[20]《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6冊，第210－211頁。

[21]《毛澤東軍事文集》第3卷，第301頁。

[22] 粟裕軍事文集編寫組編：《粟裕軍事文集》，解放軍出版社北京1991年版，第244頁。

[23] 蘇中七戰七捷編寫組編：《蘇中七戰七捷》，江蘇人民出版社南京1986年版，第78頁。

[24]《毛澤東軍事文集》第3卷，第320、340頁。

[25] 謝聲溢編：《徐州綏靖概要》，1947年版，第2頁。

[26]《粟裕傳》，第467頁。

[27]《世紀之履－李默庵回憶錄》，第261頁。

[28]《世紀之履－李默庵回憶錄》，第271頁。

[29] 國防部編印：《綏靖第一年重要戰役提要》，1948年版，第15頁；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第5輯第3編，江蘇古籍出版社南京1999年版，軍事卷（2）第154頁。

[30] 國方統計為，己方損失30725人，共方損失82950人。（《徐州綏靖概要》附表）但由戰場實況判斷，此統計恐不無誇大之處。

[31]《蘇中七戰七捷》，第236頁；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96年版，第175頁。

[32] 陳毅傳編寫組編：《陳毅傳》，當代中國出版社北京1991年版，第382頁。

[33]《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第2卷，第72頁。

[34]《第三野戰軍征戰日誌》，第83頁。

[35]《徐州綏靖概要》，第28－31頁。

[36] 劉武生主編：《從延安到北京－解放戰爭重大戰役軍事文獻和研究文章專題選集》，中央文獻出版社北京1993年版，第110－111頁；《粟裕傳》，第489頁。

[37]《毛澤東軍事文集》第3卷，第445頁。

[38]《粟裕傳》，第511頁。

[39]《粟裕傳》，第510－512頁。

[40]《粟裕戰爭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北京1988年版，第400、402頁。

[41]《粟裕傳》，第514－516頁。

[42] 劉統：《華東解放戰爭紀實》，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11頁。

[43]《華東解放戰爭紀實》，第117頁。

[44]《粟裕傳》，第520頁。

[45] 王德：《華東戰場參謀筆記》，上海文藝出版社1996年版，第13頁。

[46]《人民日報》1981年12月16日。

[47]《華東解放戰爭紀實》，第122頁。

[48]《華東戰場參謀筆記》，第13頁。

[49]《陳毅年譜》，第418頁；《陳毅傳》，第326頁。

[50]《華東戰場參謀筆記》，第14頁；王昊：《一個老兵心目中的陳毅元帥》，上海文藝出版社1996年版，第328頁；《葉飛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北京1988年版，第441頁。

[51] 陳士榘：《天翻地覆三年間－解放戰爭回憶錄》，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北京1995年版，附件第5、8頁。

[52]《華東戰場參謀筆記》，第17－18頁；《一個老兵心目中的陳毅元帥》，第325－326頁；《葉飛回憶錄》，第376頁。

[53]《粟裕軍事文集》，第284頁。

[54] 陳廉：《決戰的歷程》，安徽人民出版社合肥1991年版，第283頁。

[55]《粟裕軍事文集》，第284頁；《粟裕傳》，第526－530頁；《粟裕戰爭回憶錄》，第405－406頁。

[56]《毛澤東文集》第4卷，第189頁；《粟裕傳》，第529－530頁。在1948年底至1949年初的徐蚌――淮海戰役期間，粟裕在華東的老對手――徐州剿總亦是由副總司令杜聿明代總司令劉峙指揮。

[57]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北京1993年版，第144－145頁。

[58]《天翻地覆三年間－解放戰爭回憶錄》，第32頁。

[59] 中共漣水縣委黨史辦公室編：《漣水保衛戰》，江蘇人民出版社南京1989年版，第44頁。

[60] 另一位亡於前線的縱隊級指揮官是中共東北軍區炮兵司令員朱瑞，於1948年10月1日在錦州外圍義縣觸地雷身亡，非直接戰死。

[61]《蔣中正總統檔案·籌筆（戡亂時期）》，第15950號。

[62]《徐州綏靖概要》，第41頁。

[63]《毛澤東軍事文集》第3卷，第575頁。

[64]《楊伯濤回憶錄》，中國文史出版社北京1996年版，第126－127頁。

[65]《粟裕戰爭回憶錄》，第425－427頁。

[66] 陳毅軍事文選編寫組編：《陳毅軍事文選》，解放軍出版社北京1996年版，第359頁。

[67]《毛澤東軍事文集》第3卷，第591、603－604頁。

[68]《世紀之履－李默庵回憶錄》，第275頁。

[69]《粟裕軍事文集》，第252頁。

[70] 棗莊市出版辦公室編：《魯南戰役資料選》，山東人民出版社濟南1982年版，第41頁。

[71] 軍官訓練團編印：《一年來剿匪重要戰役之檢討》，1947年版，第9頁；《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五部－戡亂》第3冊，第64、150－151頁。由於目前所見之國方關於蘇北作戰的資料仍較缺乏，故本文對國方在蘇北作戰中戰略戰術的分析評判仍有待今後之繼續深入研究。

[72]《人民日報》1981年12月16日。

[73]《華東解放戰爭紀實》，第107、117－118頁。

[74]《陳毅軍事文選》，第411頁。

[75]《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下卷，第176頁。

[76] 南京軍區《第三野戰軍戰史》編輯室編：《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野戰軍戰史》，解放軍出版社北京1996年版，第71頁。

[77]《粟裕軍事文集》，第275、283頁。

[78] 1946年7月，中共華東方面總兵力為42萬人，1947年2月則增加到約60萬人。

[79] 中共中央毛澤東著作編輯委員會編：《毛澤東選集》（縮印合訂本），人民出版社北京1967年版，第1093－1094頁。

[80]《毛澤東選集》（縮印合訂本）第1143－1144頁。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