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七口倒在國民黨槍口下 楊土司成了紅土司

在甘肅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縣臘子口戰役紀念館裡，有一組展示一位藏族土司開倉放糧支援紅軍的雕塑，和一份追認為革命烈士的證書。

這位土司就是楊積慶。

土司，元朝始置，是中國古代邊疆的官職，多封授給西北、西南地區的少數民族首領。土司政府承擔賦役、納貢、並提供軍隊，對自己的部族擁有至高無上的統治權力。雲南、廣西、貴州、湖南都曾有土司存在。

作為甘南卓尼第19代土司，楊積慶卻並不「土」。他精通漢語、愛好攝影，興趣廣泛。時人這樣評價楊土司，「聰明過人，幼習漢書，漢文漢語，皆甚通暢」。

楊土司尤其喜好接待前來卓尼的外國考察家和傳教士。1925年春天，他還和來甘南考察的美國植物學者洛克成了結拜兄弟。這些交往都擴大了楊土司的眼界，有人稱他為「洋土司」。

「他的思想激進，易於接受新事物，推廣先進技術和文化」，與楊土司有著深厚友誼的范長江在他的名著《中國的西北角》一書中，對楊土司有這樣的描述：雖身居僻壤，未邁出卓尼一步，但每天都看全國各地大小報紙，及時掌握國內外形勢，他在上海、天津等地都設有商行，常有書信往來。時逢國難當頭，日寇發動了侵華戰爭，他很關心政治時局，憂國憂民感慨激憤。

身為藏區統治者，楊土司對國民黨官員慣於愚弄欺壓藏人的做法一向深為不滿，對於窮人的軍隊——紅軍，卻產生了幾分好感。

那是1935年9月上旬，中央紅軍長征進入甘南迭部地區，進入了楊土司的領地。在這裡，中央召開了著名的俄界會議，確定了紅軍堅持北上抗日的戰略。另一方面，進入藏區的紅軍此時正處於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久經鏖戰的紅軍戰士，備受煎熬，衣食無著。

儘管如此，紅軍戰士無論走到哪裡，始終軍紀嚴明，秋毫無犯。在俄界，紅軍把村寨里外打掃得乾乾淨淨，用過的東西歸還原處，損壞的給予賠償。在臘子口朱立村，紅軍寧肯住在露天草坡，也不打擾群眾，還幫群眾砍柴、干農活。在臨潭舊城，紅軍炊事員拿鹽換菜，從不白拿老百姓的東西。

紅軍以他們實際的行動，獲得了當地藏族群眾的信任和支持。當楊土司從老百姓嘴裡了解到紅軍是「不壓迫番民的紅漢人」，又聽說了紅軍進入達拉溝，溝深谷狹，正逢秋雨連綿，道路泥濘難行，棧道殘損不堪，大隊人馬很難迅速通過，毅然決定幫助紅軍。

據說，楊土司寫信給當時在蘭州的藏族進步人士王佐卿（曾參加過共產主義青年社，1931年在洮岷路保安司令部任參謀長）商談此事，制定援助紅軍過境計劃。

面對國民黨的淫威，楊積慶一面虛張聲勢調兵遣將，做出隨時出擊的架勢；一面暗派藏兵幫助紅軍搶修白龍江畔的棧道，令心腹迎接紅軍。

知道紅軍缺糧，楊土司就指示崔古倉的守倉官把倉內的鎖都打開，只鎖大門，然後以躲紅軍為名，跑進深山。紅軍來後，得以順利打開了儲藏著20多萬公斤糧食的倉庫，獲得了充足的糧食補給。

中央紅軍稍作休整之後，準備攻打天險臘子口。在這個關鍵時刻，楊土司又密派藏民充當嚮導，打探敵情，有力地支持了紅軍拿下天險臘子口。

紅軍能夠突破重圍，一方面是紅軍將士驍勇善戰，一方面也得益於楊土司為代表的當地藏族同胞挺身而出，深明大義，開倉放糧，讓路護道。

臘子口戰役紀念館這組情景雕塑，就再現了當時楊積慶土司在崔古倉村開倉放糧支援紅軍的感人場景。

楊積慶的做法後為國民黨魯大昌部所知。魯大昌隨即密謀策劃，派其心腹營長率隊潛入楊土司駐地博峪，將楊土司一家包圍。楊土司等人揮槍抵抗，然而終是寡不敵眾，與長子楊琨、長媳、孫女等7人倒在了國民黨的槍口之下。這天是1937年8月25日，卓尼縣誌稱：「博峪事變。」

據甘南州委宣傳部趙凌宏向記者介紹，卓尼的最後一代土司，卓尼第20代土司，是楊積慶先生的次子楊復興，1949年春畢業於國民黨南京陸軍大學將官班，授予少將軍銜，同年，率部起義。

楊復興終結了土司制度，歷任卓尼民兵司令部司令兼任卓尼縣縣長，甘南藏族自治州副州長，甘南軍分區副司令員，西北軍政委員會民族委員，甘肅省第五、六、七屆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第八屆、第九屆全國政協委員等職位。

1950年10月，中央慰問團來甘南時，帶來了周恩來對兩代土司楊積慶和楊復興父子的問候，並對當年楊土司對紅軍讓道濟糧的援助表示感謝。

1994年10月，甘肅省人民政府追認楊積慶為烈士。楊土司，成為了紅土司。（記者 衛庶 陸培法）

《 人民日報海外版 》（ 2019年08月19日 第 02 版）

原標題：楊土司 紅土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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