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說蘇美爾文明與中原文明

今天地中海以東的伊拉克、伊朗、敘利亞一帶，古代屬於美索不達米亞地區。這裡有兩條孿生河流——底格里斯河與幼發拉底河，孕育了蘇美爾、巴比倫尼亞和亞述等多個文明，自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500年，共繁榮了3000年。其中，蘇美爾文明不僅是兩河流域最早的文明（前3500—前2004），而且是世界最早的文明之一。蘇美爾文明創造了許多成就，在人類文明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在世界歷史中佔有極為重要的一席之地，對後來的古希臘、古羅馬文明甚至其他歐洲文明，都有著極為深遠的影響。

中國黃河中游地區廟底溝文化至龍山時代（前3500—前1900），從東亞地區多元文明起源「滿天星斗」，發展到中國文明核心在中原地區特別是豫西晉南地區的文明核心區的「月明星稀」。中原文明誕生，成為中國文明核心形成的起點，奠定了許多延綿至今的中國文明的特徵、制度、觀念和基因。儘管中原文明與蘇美爾文明分別地處歐亞大陸的東西兩端，但對兩個文明成就、特點、道路模式的對比分析，非常有助於從整個歐亞大陸的視角，更深刻地認識東西兩端文明各自的歷史背景、環境條件，以及對世界文明的貢獻。

蘇美爾人締造燦爛文明

公元前3500年，蘇美爾人來到底格里斯河與幼發拉底河下游定居，開始了灌溉農業生活。城市化首先在烏魯克出現（前3750—前3150），隨後是捷姆迭特·那色（前3150—前2900）。城市裡早先定居的蘇美爾人佔盡良田和灌溉渠網之利，成為「地主」；後來的移民則只能從「地主」那裡租佃土地耕種或向「地主」出賣勞力。由是，先定居的「地主」成為城市的「公民」（citizens），後來的移民沒有公民權，導致社會分層，社會開始複雜化。堅固的城牆保護著居民區、店鋪、神廟、宮殿和行政中心，農業、手工業與藝術的專業化，促進了商業的繁榮，使城市聚集了巨大的財富，城邦雛形誕生，文明曙光初現。這一時期，青銅冶金術在日用工具、生產工具和武器方面普遍使用，滾筒印在標誌財產所有權和商業中發揮重要作用。兩河流域象形文字在公元前3300年前後出現，在公元前2400至公元前1800年間演變成為早期楔形文字，用於記賬、統計、管理、銘功、契約、盟誓等。

蘇美爾城邦最初的統治者是高級祭司en，城市政治、宗教、行政、經濟中心都在神廟，廟前的廣場通常就是市場。後來，隨著城市事務的複雜化，出現了一個官職ensi，意為「統治者」，專門管理城市市政、法律、社會、商業和貿易甚至軍事，政教開始分離。而城邦遇到戰爭時，長老會顧問團或公民大會臨時任命lugal（偉大的人）為軍事首領。假如危機反覆出現，「偉大的人」的軍權會固化。高級祭司、統治者和「偉大的人」，都有可能演變成為真正的國王。但國王需要代表某位天神統治人間，要由當地重要的神廟宣布他是由天庭委派下來的。蘇美爾王權的三個象徵物是王冠、寶座和權杖。約公元前3000年早王朝時期，與神廟分離的宮殿出現，規模宏大。城邦的行政官員由神廟的各級祭司、審判員、書吏、軍隊長官、宮廷管理人員等構成。實物和徭役賦稅是城邦財政的主要來源。蘇美爾社會有著濃厚的契約精神，特別重視法律，保留的《烏魯卡基那》（公元前2350年）、《烏爾納木》（公元前2100年）和《李必特—伊什塔爾》（公元前1930年）三部法典，是世界上最早的法典，雖然這些法典是國王制定的，披著神威秩序的外衣，但仍體現出難能可貴的法律精神。

蘇美爾信仰多種多樣的專職眾神，其中最主要的有豐產女神Inanna、天神An、實際地位高於天神的地神Enlil、智慧與創造力的水神Enki，唯缺祖先神。各城邦都會挑選某個神作為城市的守護神，他會受到特殊對待，為其建造最大的神廟。神廟廣場的祭祀，普通市民可以參加。祭祀儀式繁文縟節，嚴格程式化，但是世俗功利主義和個人主義的本質，導致其未能成為整個社會的行為規範，其祭祀行為實質上就是賄神保佑自己。

蘇美爾的樂器十分發達，有鼓、青銅鈴、叉鈴、長笛、排簫、號角、豎琴、七弦琴、琵琶、響板等，用於祭祀、宴飲、班師、慶典、喪禮。約公元前三千紀中葉的烏爾王墓中曾出土9張七弦琴和3張豎琴，但蘇美爾未形成禮樂制度。

中原文明成就輝煌

公元前3300年前後，中原地區和關中地區的廟底溝文化開始社會複雜化，出現了河南靈寶西坡這樣的大型中心聚落。靈寶西坡的環壕聚落約40萬平方米，有室內面積200餘平方米的大房子，墓地里有長5米的大墓，還有一些中小型墓葬。李新偉根據墓壙面積和隨葬品數量以及參考大口缸、象牙器和玉石鉞的身份等級指示性，將西坡墓地墓葬分為四個等級，這一聚落的社會分層與複雜化明若觀火。然而，引人注意的是，一級大墓隨葬品既不豐富，質量也不很高，這與蘇美爾的烏爾王陵豪華隨葬有天壤之別，且看不出多少宗教氣氛。這表明廟底溝文化社會複雜化的機制中，神權的影響十分有限，軍事因素很可能起到了很大作用。由是，李伯謙認為以西坡為代表的中原地區進入了以王權為主的古國時代。這一聚落以彩陶藝術為載體，向四外輻射文化影響力，由此韓建業認為文化的「中國」形成。

黃河中游地區經過了近千年的發展，在約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前1900年之間，出現了城市，並作為邦國的都邑，如晉南臨汾盆地的陶寺城址，豫西環嵩山地區的登封王城崗、禹州瓦店、新密新砦等。其中陶寺城址都城功能區劃最為齊備，在陶寺文化中期（前2100—前2000）完成了「宮城—外郭城」雙城制都城模式的構建。宮城內除了王居住與行政辦公的宮殿之外，可能有祖廟建築。陶寺城內居住著君王、貴族、官員、手工工匠、普通居民，即使是有血緣關係的王族內部，也分為貴族統治階級和平民被統治階級，不像蘇美爾社會那樣是一個公民社會卻存在奴隸階級。

除了家庭手工業外，陶寺文化中期的工官管理手工業石器和制陶工業，是計劃經濟下的商品生產，與蘇美爾以市場為導向的商品生產大相徑庭。陶寺文化中期開始出現最早的漢字，從官職銘刻文字的考古資料看，漢字的發明主要用於行政管理而不是商業活動和締結契約。陶寺邦國的王權依然以玉鉞為標誌，同時加入了可以測定地中和制定曆法的圭尺作為權柄。以石磬、陶鼓、鼉鼓、木柷、銅鈴等組成的禮樂制度為表象，王者居中和禮樂教化的意識形態，抑制了社會的法律精神和契約精神。雖然《尚書·舜典》有雲「象以典刑」，但缺乏考古證據和出土文獻證據。陶寺雖無青銅器，但是紅銅鑄造開創了中國銅禮器的先河，走出了與蘇美爾青銅工具和武器不同的文明之路。

陶寺都城大型的國庫，表明陶寺邦國也有國家賦稅制度，實物稅收很可能是糧食。陶寺王權的宗教特徵不甚明顯，但是祭天、祭地、祭祖三大宗教祭祀權力，僅限於貴族和精英掌握，有別於蘇美爾神廟廣場上的公共祭祀。而且陶寺文化中天尊地卑，祖先德配於天，而不像蘇美爾文明，各城邦有自己特殊的主神，神權在社會政治與經濟生活中佔有特別重要的地位。

兩者經濟基礎迥然有別

蘇美爾文明與中原文明的上述差異，究其根本原因在於兩個文明的經濟基礎完全不同。蘇美爾文明以發達的商品經濟為基礎，中原地區的商品經濟一直沒有發展起來。

儘管曾經在關中地區出現過西安楊官寨專業制陶聚落，存在著制陶商品市場，但是中原地區一直以小農經濟為基礎。分散的小農經濟雖很容易自給自足，但是極易受到商品經濟社會、游牧經濟社會的襲擾和衝擊甚至掠奪，以及頻仍的自然災害打擊，不堪一擊，只有屈從於強勢的王權和軍權的領導，凝聚成複雜社會，才能抵抗天災人禍，取得生存和發展。中原文明發明的「地中」意識形態，強化了集權的倫理，使中原最早的國家一出現便是邦國，而不是蘇美爾文明那樣碎裂化的城邦體制。

從天地祖先大祀和宗法制度衍生出來的中原禮制，以陶、玉、銅禮器為物化載體，不僅規範社會人的行為，更成為分層社會組織的框架，淡化了宗教、法律和契約精神。因而，中原文明同蘇美爾文明道路大異其趣，可稱之為世界文明發展史當中的「中國模式」。

（作者單位：中國歷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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