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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田:你是要知識,還是要本事?

你是要知識,還是要本事?

| 蒙 田

要知識,還是要本事?

隨著年歲增長,我發現這種看法還是極有道的:「最偉大的學者不是最聰明的人」。可我仍不明白,為什麼一個知識淵博的人卻缺乏敏捷活躍的思想,而一個沒有文化的粗人不加修飾,天生就具有最傑出人物才有的真知灼見。

我很想說,植物會因太多的水而溺死,燈會因太多的油而窒息,同樣,人的思想會因飽學裝滿紛繁雜亂的東西,以致理不出頭緒,壓得彎腰背駝、枯萎乾癟。但也有相反的情況,我們的思想越充實也就越開豁。在古代可以找到這樣的例子,有些偉大的統治者、傑出的將領和謀士,同時也是非常博學的人。

亞里士多德說,有人把泰勒斯、阿那克薩哥拉及其同類稱作哲士而不是聰明人,因為他們不大關心有用的東西。我分不清這兩個詞有什麼差別,再者,我認為這絲毫不能用來為我的哲學家們辯解;看到他們安於卑賤而貧困的生活,我們真可以把這兩個詞都用上,即他們既非哲士,亦非聰明人。

我要放棄這一個理由。我認為,寧願把這個弊病歸咎於他們對待學問的方式不正確。按照現行的教育方式,如果說學生和先生儘管飽學書本,卻並不聰明能幹,這是不足為怪的。我們的父輩花錢讓我們受教育,只關心讓我們的腦袋裝滿知識,至於判斷力和品德則很少關注。

當一位行人向我們的民眾高喊:「瞧!那是個學者!」另一個人又喊:「瞧!那是個好人!」誰也不會把尊敬的目光移向第一位。要等到第三個人喊道:「瞧,那人滿腹經綸!」我們才會樂於打聽:「他懂希臘文還是拉丁文?他寫詩還是寫散文?」可就是不打聽他是不是變得更優秀或更有頭腦了!這是最重要的一點,卻總是被忽視。應該打聽誰知道得更精,而不是誰知道得更多。

我們只注重讓記憶裝得滿滿的,卻讓理解力和意識一片空白。我們的學究,就像鳥兒有時出去尋覓穀粒,不嘗一嘗味道就銜回來喂小鳥一樣,從書本中採集知識,只把它們掛在嘴邊,僅僅為了吐出來喂學生。

令人驚訝的是,我舉例的時候也在做蠢事。我寫隨筆時,大多數時候不也是這樣做的嗎?我從書本中到處搜集我喜歡的警句名言,不是因為我記性不好而保存,而是為了搬進我的作品中;它們在我的作品中,就跟在它們原來的地方一樣,都不是我的東西。我深信,我們只可能靠現在的知識,而不能靠過去或將來的知識成為有學問的人。

最糟糕的是,那些學究的學生和孩子們也不吸收知識,因此,那些知識口耳相傳,不過用來作為炫耀、交談和引經據典的資本,有如一枚毫無意義的錢幣,除了計數或投擲外,再沒有其他的用處。

「他們學會了同別人,而不是同自己說話。」「不在於會說話,而在於會管理。」

大自然為展示在其統治下沒有任何野蠻的東西,常常讓藝術不發達的民族產生最藝術的精神作品。關於這一點,讓我們來看一則加斯科尼的諺語:「吹蘆笛不難,但首先要學會擺弄指頭。」這條出自一首蘆笛小曲的諺語真是微言大義!

我們只會說:「西塞羅是這樣講的,這是柏拉圖的習慣,這是亞里士多德的原話。」可我們自己說什麼呢?我們指責什麼?我們做什麼?鸚鵡都會這樣學舌。

這種鸚鵡學舌的做法,使我想起了一位羅馬富豪,他花了很多錢,尋覓到幾位各精通一門學問的人,讓他們從不離左右,這樣,當他和朋友聚會,可能談到這樣那樣的問題時,他們就可以代替他交談,根據各人的能力,隨時準備引經據典,這人一段論據、那人荷馬的一句詩;他認為這學問既然裝在他那些人的腦袋裡,也就是他自己的了,正如有些人的才智存在於他們豪華的書房裡一樣。

我認識一個人,當我問他知道什麼時,他就問我要了本詞典,如果他不馬上查詞典,弄清楚什麼是疥瘡、什麼是屁股,他是不敢對我說他屁股上長了疥瘡的。

我們只會死記硬背別人的看法和學識,僅此而已。可是,也得把別人的東西變成自己的呀。我們活像書中講到的那個取火者:那人需要火取暖,就上鄰居家借火,發現那裡有一堆旺火,他就停下來取暖,卻忘了要取火回家。

肚子里塞滿了食物,如不進行消化,不把它們轉化為養料,不能用它們來強身健體,那有什麼用呢?盧庫盧斯沒有打仗的經驗,通過讀書變成了偉大的將領,難道可以相信他是像我們這樣學習的嗎?

我們總是扶著別人的胳膊走路,致使我們的力氣喪失殆盡。想要為不怕死找些道理來武裝自己嗎?就去向塞涅卡借。要想找些話來安慰自己或別人嗎?就問西塞羅去借。假如我們有過訓練,就可以自己想出安慰的話來了。像這樣討乞來的有限的才能,我是十分厭惡的。

即使我們可以憑藉別人的知識成為學者,但要成為哲人,卻只能靠我們自己的智慧。

如果我們的思想不健康,判斷力不正常,我寧可讓我的學生把時間用來打網球,那樣,至少可以使身體變得矯捷。瞧他學了十五六年後從學校回來的樣子,竟然什麼也不會做。你從他身上看到的,僅僅是他學了拉丁文和希臘文後比上學前多了些驕矜和傲慢。他本該讓思想滿載而歸,卻只帶回來浮腫的心靈,不是變得充實,而是變得虛腫。

這些教書先生,正如柏拉圖對他們的同類——詭辯派哲學家所說的那樣,是在所有的人中保證要最有益於人類的人,可是,在所有的人中,就數他們不僅不能像木匠或泥瓦匠那樣把人們交給的任務做好,而且做壞了還要別人付報酬。

知識不應依附於思想,而應同它合二為一,不應用來澆灑思想,而應用來給它染色;知識如果不能改變思想,使之變得完善,那就最好把它拋棄。擁有知識,卻毫無本事,不知如何使用——還不如什麼都沒有學——那樣的知識是一把危險的劍,會給它的主人帶來麻煩和傷害。

如果學問不能教會我們如何思想和行動,那真是莫大的遺憾!「自從出現了有學問的人,就再也沒有正直的人了」。

因為學問不是用來使沒有思想的人有思想,使看不見的人看見的。學問的職責不是為瞎子提供視力,而是訓練和矯正視力,但視力本身必須是健康的,可以被訓練的。學問是良藥,但任何良藥都可能變質,保持時間的長短也要看藥瓶的質量。

視力好不一定視力正,因此,有些人看得見好事卻不去做,看得見學問卻不去用。柏拉圖在他的《理想國》里談及的主要原則,就是按每個公民的天性分配工作。天性無所不能、無所不為。

腿瘸了不適合身體運動,心靈「瘸」了則不適合思想運動;雜種和庸人沒有資格研究哲學。當我們看到一個人鞋穿得不好,就會說那不是鞋匠的錯才怪呢。同樣,根據我們的經驗,醫生似乎往往比常人更不好好吃藥,神學家更少懺悔,學者更少智慧。

從前,希俄斯島的阿里斯頓說得好,哲學家會貽害聽眾,因為大部分人不善於從這樣的說教中獲益,而這種說教無益便是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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