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位置:
首頁 > 天下 > 香港愛國秘史:抗日戰爭期間他們做了這些事

香港愛國秘史:抗日戰爭期間他們做了這些事

(⊙_⊙)

據說地球人民都關注分享我局了(⊙v⊙)

NO.1131-國難中的香港

作者:貓斯圖

編輯:養樂多

1935年冬天,香港街頭早已涼意陣陣,各大電影院里卻人頭攢動,熱鬧非常。市民們都是沖著一部叫《火燒阿房宮》的歷史電影來的。

故事其實人人都熟悉,講的是燕太子丹被秦王囚禁多年,最後逃出生天請荊軻出山復仇,最終功敗垂成的老典故。吸引大家頂著寒意前來的,是電影海報上的一句話:「唯愛國才能救國,不抵抗必致滅亡。」

導演邵醉翁特意在海報上安排的這句話,既是說給燕太子聽的,也是說給四萬萬中國同胞聽的。而第一批受他感召的中華兒女,正是前來觀影的香港華人。

01

邵醉翁此生最大的誤判,是說他的六弟邵逸夫沒有電影天分。但除此以外,這位開創了「稗史片」類型的大導演,一生幾乎沒有走錯過路。1932年把在上海如日中天的天一影片公司主創拉到香港,另起「天一港廠」,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步。

邵醉翁與天一電影公司,圖片來源:Wikimedia

邵醉翁敏銳地意識到,日本已經在東北摩拳擦掌多年,狼子野心昭然若揭,隨著中日摩擦不斷升級,戰爭遲早會到來。而南京國民政府卻不想激怒日本人,一再掩蓋事實,限制內地文藝作品和新聞媒體對戰爭前景的渲染。

想讓電影承擔起愛國疾呼的重擔,留在上海已經不再合適,轉戰香港才是出路。

此時的香港,仍在港英政府統治下,而英國人對中日日漸升級的摩擦卻相當矛盾。英國不希望日本注意到東南亞,而是希望它北上對付蘇聯,因此很少出面干涉日本的在華行徑;但同時,英國又不願日本獨吞中國資源,更希望南京政府能拖住日本的腳步,為可能到來的歐洲戰爭爭取時間。

當時的東南亞主要還是歐洲列強的殖民地

不過英國人想得未免太好

這樣的矛盾心理,讓港英政府並未對香港境內的各種立場鬥爭採取行動,甚至更偏向與香港聯繫密切的中國內地。而這正是香港華人為祖國搖旗吶喊的最佳時機。像《火燒阿房宮》這樣暗示戰爭即將到來,呼籲民眾奮起反抗的文藝作品,相當常見。

1937年,中日矛盾公開化,戰爭正式爆發,邵醉翁們的擔憂不幸成真,地位特殊的香港,也瞬間成為了內地最為仰賴的南方港口。

盧溝橋事變僅一個月後,廣九鐵路和粵漢鐵路就實現了接軌,此後英華貨物聯運合約生效,節點上的香港,成為了中國接收外界援助的大樞紐。在天津、上海相繼淪陷後,香港更是成為了外援進入中國的唯一通道。

由於從香港進入內地的軍火太多(巔峰時超過了天津、上海、廣州的總和),日方對此極為不滿,多次照會英國不應過分偏袒中國。日本外相更是不客氣地發函說:「一段時間以來,香港成為了蔣介石政府當然的軍火供給地,希望英方多加註意。」

在日本軟硬兼施的要求下,港英政府開始對出口至中國內地的貨物進行限制,嚴禁空中運輸,在鐵路、公路和船運方面,則通過拉長海關審核時間、課以高關稅、限制特種貨物進出等方式,減少對中國的協助。

但港英政府還是沒有完全斷絕香港對內地的交通運輸,對軍火也往往採取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態度,對日本方面的照會也以敷衍為主。往返於內地與香港之間的車船仍然絡繹不絕。在不經意間,這種態度刺激了香港的地方經濟。

1937年,香港進出口總額比1936年增加35%,被《星島日報》評價為一掃30年代中期以來的大蕭條,貿易額更勝從前的「黃金時代」。第二年,自1月至10月廣州淪陷,香港向內地轉運的物資達10萬多噸,多是抗戰急需的軍火、藥品等。

若非香港開足馬力搞物流,抗戰前期的局勢想必還會更艱苦些。

02

邵醉翁並不是唯一一個轉進香港的內地企業家,在中日關係逐漸惡化的1934年~1937年間,大量內地企業紛紛來到香港,僅上海一地搬遷到香港的200人以上大企業就有20家以上,連幾家國立銀行也都搶著在香港開設分行,內地資金源源不斷地流入香港。

據統計,中國內地因抗日戰爭而逃難到香港的人群中,擁有財產100萬元以上者計有500多人,擁有1000萬元以上者30人,擁有億元以上者3人,均為內地知名的企業家。

這當然是富人們為保全身家性命而做出的無奈選擇,但身家並非他們唯一關心的東西。巨量的財富與其留在天津、上海、蘇州最終為日本服務,還不如轉移到以「自由港」著稱的香港,繼續生產國內所需物資,以更隱秘的方式流回祖國。

1939年,香港製造業企業由400家暴增到1700家,出口向內地的貿易額每年漲幅千萬元左右。這正是逃亡香港的內地企業家們在用自己最擅長的方式支持祖國。而他們的財富,也在經由更安全的管道,匯入國庫。

1937年9月,國民政府發行「救國公債」,呼籲全體國民積極募捐。公債在香港並未設立辦事處,結果香港華人自行組建了一個「救國公債勸募委員會香港分會」,積極推發國債。

嚴格來說,這個勸募組織是山寨的,但擔任委員會主任的,是腳跨政商兩界,在香港一言九鼎的華人大佬周壽臣。有他的背書,委員會立刻在香港具有了合法性,發行不到半年,就募集了535萬元,其中還有220多萬是捐款,沒有兌換國債。終整個抗戰時期,救國公債在香港共發行864萬元,購買和捐助者,大多是華人富商。

圖片來源:Wikimedia

商業巨子們出錢出力,民間的升斗小民也在積極募捐。民間募捐雖然數額不大,但參與者眾,具有巨大的社會效應。

1938年7月7日,為紀念七七事變一周年,香港各界舉行獻金活動,全港酒樓茶館電影院捐贈一天的營業額,小商販也自發參與其中。香港戲樓更是發起了「香港各界紅伶紅星獻金籌款遊藝大會」,發售500元和100元兩種榮譽門票,收入全部用於捐贈。榮譽券比平日票價翻了幾倍,卻提前一周便被搶購一空。

一個月後,八一三紀念日前夕,香港又舉行了一日義賣義演的活動,募集資金上百萬。參與者不僅有粵劇傳奇名角馬師曾這樣的社會名流,也有在塘西歌女這樣的無名之輩。

這樣的資金規模是什麼概念呢?

1938年香港的一場宴會籌集了4000多元,足夠買一輛裝滿藥品的救護車。以百萬計的資金,對前線的作用不言自明。

03

就在社會各界為抗日軍隊募捐的同時,太古輪船旗下的貨輪「新疆號」上發生了一起騷動。

太古輪船是太古洋行名下的海運公司。這家洋行由英國人小約翰在上海創立。據說小約翰在光緒年某年春節泛舟江南水鄉時,無意見到家家戶戶門上貼著「大吉」兩字,認定此為美好的字眼,決心用作公司中文名,無奈中文水平不高,把大吉寫成了太古。洋行的名字便這麼定了下來。

以上只可作為笑談,但也可見太古本是深植於中國市場的洋行集團。創始人小約翰在中國做的第一個產業,就是航運業。對於在英國親身經歷了第一次工業革命的小約翰來說,偌大的大清國土地上沒有貨輪,實在是令人費解,卻也是機會。

SS Shuntien in Hong Kong in 1934.

圖片來源:Wiki@RobJ, WikiSwire

就是從這時開始,太古走上了國際航運巨頭的軌跡,並進而進軍了包括紡織、地產、農業、食品加工等各種行業,成為了一家航空母艦級別的集團。

不過退回抗戰初年,太古還沒有那麼強的跨界實力,它的主營業務仍然是外貿運輸。同樣為了規避內地的戰爭風險,太古輪船把調度中心也轉移到了香港。而在這附近最賺錢的海上運輸貨品,非蔗糖莫屬。

經過西班牙人、荷蘭人和英國人的相繼開發,肥沃的爪哇和菲律賓已經是成熟的甘蔗產地。甘蔗的主要用途就是製糖,這是一種在高緯度寒冷地帶極受歡迎的貨物,不僅因為高緯度地帶不產甘蔗,更因為甜蜜的砂糖能為寒冷之地的人們帶來能量和暖意。

比如日本列島就沒有甘蔗產能,蔗糖長期只能進口。雖然霸佔台灣多少緩解了對糖的需求,但由於當時的日本在民用工業機械方面缺乏經驗,台灣的糖產量始終不景氣,日本仍然需要進口糖。太古輪船則把握了這個需求,負責連接南洋國家和急需蔗糖的日本。

「新疆號」貨輪平時的任務,就是跑這趟線。

船上一共有80名船員,清一色都是香港華人。他們鬧事的原因,是認為作為中國人,他們不應該從事向日本供應物資的工作。在與東家太古輪船爭論未果後,船員們全部憤而離船,甚至沒有向太古輪船討要薪水。

這不是唯一一批出於愛國立場而罷工的香港職工。七七事變之後半年內,香港碼頭工人組織了4次罷工,拒絕服務和日本相關的商船,全部取得了成功。而受雇於日本輪船的華人船員共計3500人,全部離船回國。

還有大批香港產業工人也參與進來,以拒絕生產日本所需物資的方式禦敵於無形。

滿載蔗糖的「新疆號」最終沒有抵達日本,而太古洋行此後也受到戰爭影響,沒能與日本維持生意往來。1941年年底,日寇對香港不宣而戰,擊沉了太古的多艘船隻,剩餘船隻逃亡澳大利亞避難,太古在中國的網點,只有陪都重慶一處還能運轉。

戰後,太古董事會認為中國局勢不明,繼續搞海運難以維持增長,而方興未艾的空運將是未來的新方向。於是他們放棄了建設新船塢的計劃,用這筆錢注資了一家新成立兩年的航空公司,並在後來成為了它的最大股東。

這家航空公司名叫國泰。

04

2019年8月16日,國泰航空接受了兩名高管的請辭,其中一人就是執掌了國泰兩年多的外籍首席執行官(行政總裁)何杲(Rupert Hogg)。

在公開聲明中,國泰方面表示,何杲的企業轉型策略為國泰航空建立了穩健的平台。然而,最近所發生的事件令國泰航空對飛行安全和保安的承諾受到質疑,亦使其聲譽和品牌受壓,只能遺憾地另選領導人帶領公司繼續前進。

這份聲明很實誠,若非出現像這段時間這麼密集而猛烈的負面輿論,國泰航空很少更換總裁級別的高管。尤其是像何杲這樣受過正統歐洲教育,早在1986年就加入太古集團,在激烈的辦公室政治中摸爬滾打數十年的高管,一直以來都是集團寶貴的資產。

而在國泰航空的首席執行官職務上用何杲這樣的白人高管,也一直是太古集團的傳統。

只有兩個華人打破過這個慣例,一個是國泰21世紀初的傳奇總裁陳南祿,另一個則是何杲的前任朱國梁。

在陳南祿任內,國泰完成了一個持續了20年的夙願:全資控制港龍航空。這家由落寞船王包玉剛等人創辦,立志挑戰國泰地位的公司,從誕生之初就被國泰壓制,如今終於徹底淪為了國泰的支線業務。而陳總裁的另一項功績,則是與內地的航空龍頭國航完成互持股份,幫助國泰和母公司太古在內地獲得了一個橋頭堡。

圖片來源:flickr

朱國梁的政績就沒有前輩這麼光鮮了。在他的任期內,國泰以每年1~2位的名次從世界最佳航空公司排名上往下掉。2017年他卸任總裁時,國泰已經從第1掉到了第5,還不知為什麼和發明了《蘋果日報》著名外號「爛蘋果」一詞的東方報業結下了梁子,在其旗下的媒體負面新聞纏身。

但這兩人倒是有一個共同點——他們都畢業於香港大學。

只是不知道這兩位高管是否了解1937年在港大發生的一件大事。那年9月20日,港大校園內熙熙攘攘,來自港大、英皇、漢中、女保羅、華僑等20多所香港名校的學生代表雲集此地,商議建立全港學生運動團體的事宜。

這是香港歷史上破天荒的大事。

1937年之前,港英政府雖然對援華物資和工人運動放任自流,卻嚴格限制學生採取任何行動。十人以上的學生集會便會被認為非法,在學報和公告欄上發表的文章一旦有涉及結社、運動等的話語,便會被調查。

被港英政府壓制的學生無法採取任何行動聲援內地,只能埋頭讀書,被廣東的進步學生蔑稱為「番土豆」,諷刺他們是只會讀洋人書的「番書仔」。

但盧溝橋事變之後,日本的戰爭計劃已經世人皆知,港英政府已然沒有必要壓制學生輿論以免激怒日本了。香港學生這才得到了機會組建屬於自己的愛國團體,利用學生身份進行宣傳和募捐,為抗日救亡早做準備。

在港大舉辦的籌備會上,學生們為自己的組織定名「香港學生賑濟會」,簡稱「學賑會」。

05

1939年5月,英國學生代表白納德·弗瑞德來到了香港。他的身上,帶著兩份來自世界青年學生聯合會的兩份公開聲明,標題分別是《援助中國學生鬥爭告全世界學生宣言》和《世界學生大會援助中國學生鬥爭決議》。

白納德本打算繼續北上武漢,把這兩份得到世界各國學生支持的聲名轉交到位於武漢的中國學聯手中。但由於此時廣州已經淪陷,白納德無法進入內地,只得在香港逗留。負責接待他的,正是香港學賑會。

圖片來源:lib.hku

此時的學賑會已經在香港活動了兩年,期間經歷了不少挫折,但仍在維持運轉,並取得了不少成果。這兩份聲明,也是在學賑會主席李政耀在美國慷慨陳詞後爭取來的。

為給抗戰軍隊提供補給,學賑會號召全港學生省吃儉用,將少吃一頓飯的錢籌集起來,匯入內地賬戶。他們還上街售賣自製的紀念小花,價格不定,全憑市民的愛心,收入當眾開罐清點,全部送入內地。不僅是華人市民,連港英官員也都樂於高價捐一朵小花,在街頭上體現自己對中國抗戰的同情心。

短短兩年間,學賑會籌集了2萬多港元的資金,全部用於改善前線戰士的生活。

學生經濟水平畢竟有限,籌集的錢款與成人基金會相比不值一提。但他們的價值並不局限在籌款一處,學生不遺餘力的宣傳活動對調動香港社會愛國熱情的作用,顯然是更軟性,也更具價值的。他們在這方面做得尤其好。

學賑會成員中有大量擅長文藝的骨幹人手,在文藝界也有一些資源。這些人能夠說服香港文藝明星參與義演,自己也在其中扮演角色或是慷慨獻唱。前面提到過的粵劇大師馬師曾也曾接受學生的邀請加入其中。義演既能籌錢,又能成為宣傳工具,往往讓前來觀摩的市民群情激憤。

在義演之後,吸引到了關注度的香港學生又能進一步開展愛國讀書會、抗日歌詠會等活動,激起全港年輕人同仇敵愾的義氣。

不過白納德帶來的兩封信,已經是學生們能爭取到的最後成就了。此後的香港形式急轉直下,抗日救亡運動的宣傳變得越來越艱難。

同樣感受到港英政府壓力的,還有位於香港的報章雜誌。

1939年8月,港英政府華民政務司署成立了一個新的部門,名為「華文報紙檢查處」。這個機關的唯一任務,就是檢查所有華文報紙的宣傳口徑。所有官員認為不宜發表的激進抗日言論,會被用紅筆圈起來,報社則必須把這些字用「×」號或者「」的鉛字代替。市民能拿到的報紙上,經常是這樣「漏洞百出」的版面。

一些更激進的刊物,如我黨秘密主辦的《華商報》、歷史悠久的《大公報》、茅盾等主編的《大眾生活》、本土左翼報紙《星島日報》等,還常被刪得頭版無內容可登,只能留一個標題和大幅的空白版面,時人稱為「開天窗」。

但那時的香港媒體人仍然堅持筆耕,即使勞動成果被開了天窗,也依然要奮鬥在宣傳的第一線。

他們也許還沒有意識到,隨著日寇鐵蹄的靠近,很快連這樣的工作環境也要保不住了。

06

香港本沒有新聞審查制度,這項自由過去始終被囊括在香港的「自由港」身份之內。1936年,時任代理港督史美也只是向華文報紙提了一個基本的要求:禁用擾亂大英帝國之事、影響英國對中國其他友邦之友誼的語句。

這位史美在香港抗戰史上是舉足輕重的人物。和作為流官的港督不同,他在1936年到1941年之間常任香港輔政司,是港英政府的二把手,在港督調任時則為代理港督。

長期在香港工作的經驗讓史美有機會詳細分析中日關係。他清楚地意識到,英國政府希望日本北上攻擊蘇聯的計劃只是一廂情願,東南亞的橡膠、蔗糖、港口才是日本想要的資源。況且從進攻難度上來說,進攻鞭長莫及的大英帝國殖民地也顯然比北上征討以逸待勞的蘇聯容易得多。

作為東亞大陸與東南亞之間跳板的香港,早晚會遭到日本的攻擊。

因此史美頂住上峰壓力,主動會見孔祥熙等民國領導人,整頓港島防務。香港在抗戰前期寬鬆的輿論氛圍,很大程度上就得益於他的斡旋。

但隨著內地沿海城市紛紛淪為日佔區,英國政府對日本的恐懼與日俱增,唯恐港島愛國之聲激怒日本。「華文報紙檢查處」的成立,和對中國軍火禁運的政策,幾乎是前後腳落實的。

兩年後的1941年,不出史美所料,香港保衛戰爆發。戰役期間香港愛國記者聚集在香港大酒店,交換信息,立即撰文下廠印刷。《大公報》記者徐鑄成在日記里寫道:「炮火越轟得厲害,有幾個同業就越是意外的高興。他們願意在炮火下轉來轉去,卻不願生活過的死一般平靜。」

然而記者畢竟不是戰士,只有4個營的駐港英軍未能擋住氣勢洶洶的日軍38師團,18天後港島便告陷落。

在日本人的審查之下,華文報紙的發行就不是開天窗這麼簡單了。

抗日先鋒《大公報》當時就被停刊,在最後一篇社論中,他們留下了「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豪言。《光明報》、《華商報》、《立報》等報紙試圖兵合一處發行《聯合報》,卻因日軍從中作梗未能實現。

清理了這些反日報紙,日本開始扶持親日的宣傳機器,其中最被港日當局器重的,就是一直以來由其主辦的《香港日報》和《香港東洋經濟新報》。同時,其他立場不那麼激進的華文報紙也得以復刊,但立場必須親日或至少中立。

《香港日報》日文版 1944年12月25日

圖片來源:Wiki@Chungpui

在嚴格的審查干預下,許多報紙不得不低頭,但也有人採取了曲線抵抗的方式,比如胡文虎的《星島日報》在復刊後迅速更名《香島日報》,直到日本投降時才改回來。

然而香港市民對這樣的新聞格局並不買賬,《香港日報》雖是當時全市唯一的中英日三文報紙,銷量卻遠不及暗中反日的《華僑日報》。港日總督部多次以「節約紙張」為由要求本土報紙合併,但即使彈壓了新聞人的抵制強行合併,剩下的本土報紙銷量還是高於親日報紙。

香港市民早已用賣報紙的錢投下了愛國的一票,所要做的只是等待,等待一個讓日寇力有不支,灰飛煙滅的時刻。

1945年8月6、9兩日,兩顆原子彈在日本爆炸,日本帝國在衝天的火焰中走向了窮途末路。一周後,天皇宣布投降,抗戰勝利了。

香港暗無天日的「三年零八個月」也終於結束,市民們憋著一口氣喜氣洋洋地走上街頭歡慶。

他們都還記得,十年前那部電影《火燒阿房宮》的最後一個鏡頭,是秦始皇死後,他榨取民脂民膏精心修建的阿房宮被付之一炬,秦帝國也在衝天的火焰中土崩瓦解。

真是一個絕妙的隱喻。

參考文獻

趙衛防. 20 世紀三四十年代的香港抗戰電影及沉浮反思[J]. 當代電影, 2016 (5): 112-117.

尚東玲. 非常時期的香港[D]. 華南師範大學, 2004.

張麗. 抗日戰爭時期香港的內地難民問題[J]. 抗日戰爭研究, 1994 (4): 132-133.

周耀華. 抗戰初期 (1937-1940) 香港學生愛國救亡運動研究[D]. 中共廣東省委黨校, 2017.

張曉鋒, 虞文俊. 香江不設防——淪陷前後的香港新聞業及其管制[J]. 新聞與傳播研究, 2015 (11): 74-95.

*本文內容為作者提供,不代表地球知識局立場

封面圖片來自wikipedia

據說地球人民都關注分享我局了(⊙v⊙)

地球知識局微信公號:地球知識局

END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

本站內容充實豐富,博大精深,小編精選每日熱門資訊,隨時更新,點擊「搶先收到最新資訊」瀏覽吧!


請您繼續閱讀更多來自 地球知識局 的精彩文章:

蘇北山東為什麼年年都被「綠」?
卡扎菲吵著鬧著要做的這件事,為什麼沒有成功?

TAG:地球知識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