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來宦官哪家強？中國陝西找大唐！
文/桓大司馬
本文是為解答讀者投票前幾名的提問而撰寫。看歷朝歷代宦官權力的強大，必須結合制度史與社會史來考量，才能形成有效的比較。本文著重分析東漢、唐朝、明朝這三個宦官強大的朝代，比較三朝宦官的異同，希望提問的讀者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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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曆朝歷代，少不了宦官之禍。不過，宦官的權力完全來源於皇帝，所以宦官為禍最烈的朝代往往是皇權強大的朝代，最明顯的就是東漢、唐朝、明朝三個朝代。
當然，皇權強大未必有宦官之禍，像宋朝、清朝皇帝注意防範宦官，就沒有宦官之禍，只有皇帝之禍。
而有宦官之禍，必定以皇權強大為前提條件，不然如果連皇帝都是根菜，那他的奴才宦官就是根草了。比如東晉門閥政治下，就沒聽說過哪個宦官敢上躥下跳；唐前期士族強大，皇權受到較強制約時，宦官也沒什麼存在感。
另外，宦官威力大不一定禍害大，還要看宦官是用什麼形式來專權，用什麼形式與社會結合，以及社會的對宦官的抵抗力如何。
太監在影視劇里總是很牛逼
東漢、唐朝、明朝哪朝的宦官威力更大，為禍更大呢？大司馬的看法是，唐朝宦官威力最大，為禍最小；明朝太監威力最小，為禍最大；東漢宦官則兩者都居中。
東漢宦官：皇帝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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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漢的宦官，專權的方式主要是為皇帝傳達旨意時做文章，影響皇帝的決策，或者增減皇帝的意圖，來滿足自己的利益。
兩漢的相權是持續衰微的，漢武帝時在內廷設立了中朝官，侵奪了外朝宰相的決策權；西漢後期將宰相一分為三，成為三公，相權進一步削弱；東漢建立後，漢光武帝劉秀又設立尚書台，把三公的部分權力收歸尚書台，尚書令用小官擔任，權重而位卑，以避免威脅皇權。
但是正因為尚書令官位低微，容易被各種勢力控制。東漢中後期皇帝多幼年即位，由其母的父親或兄弟也就是外戚執政，這些外戚多出自竇、鄧、梁等東漢開國功臣世家，威望較高，輔政時都「錄尚書事」，控制尚書台，令皇帝無法通過尚書台來影響朝局。
於是皇帝利用宦官奪權後，就通過中常侍和小黃門來掌控尚書台，貫徹自己的意圖。
中常侍和黃門是宮裡的侍從官，本來不一定是閹人，也有士人擔任。但漢光武帝擔心士人在宮裡亂來，把中常侍全部改用閹人擔任，有時候會作為皇帝代言人；和熹鄧太后執政時不願與男性的黃門侍郎見面以免風言風語，就改用小黃門向掌控尚書台的外戚弟弟鄧騭傳達旨意。通過中常侍和小黃門控制尚書台的方式，在宦官亂政之前就已經成熟了，所以後面的皇帝就直接拿來用了。
這樣一來，宦官就可以在傳旨時玩一些花樣給自己謀利，或者對於一些無能的皇帝乾脆說服他按自己的意圖行事，權勢就大起來了。到了東漢末年，宦官的權勢已經不止影響旨意這麼簡單了，十常侍里的趙忠甚至主持過朝會，曹節、王甫、蹇碩等宦官則掌控過禁軍，曹節、王甫甚至帶兵劫持漢靈帝和竇太后，攻打殺宦官不成逃進軍營的竇武，禁軍因為被宦官帶過，害怕宦官，居然一鬨而散，致使竇武被殺。
十常侍亂政
實質是皇帝亂政
由此可見，東漢的宦官威力是比較大的。只不過，他們雖然主持過朝會、掌控過禁軍，但不是制度化的，這一點比唐朝宦官有很大差距。所以東漢宦官只能利用軍權偶爾干點事自保，像唐朝宦官那樣憑藉神策軍長期決定皇宮事務乃至皇帝命運，那是不要想了。
再說為惡。
東漢的宦官有許多是豪族的支脈，閹了進宮給豪族當內援，幫助豪族升官發財，另有一些豪族家裡沒出宦官，或者有些宦官不出自豪族而出自寒門，豪族與宦官之間就通過行賄的方式勾結，為害鄉里，形成了「宦官勢力」，社會危害是很大的。
這些豪族就是所謂的「濁流豪族」，而鄉民則團結在敢於跟他們的對抗的豪族和平民身邊，與他們對抗，這些敢於跟黑惡勢力對抗的人後來就成了「清流名士」。
但是，因為東漢宦官很多有家族支撐，他自己雖然沒有子孫，但是兄弟有子孫可以過繼給他，所以其實並不是「自己死後哪怕洪水滔天」，還是要注意家族存續和壯大的，這對他們作惡有一定的制約，其中像曹操的干爺爺曹騰這種，有意洗白自己家族，還要去特意跟士人改善關係，在鄉里也會有意少幹些壞事，甚至幹些好事的。
曹騰那也是有家族的人
而且兩漢去古未久，官本位對社會的窒息性塑形開始還不久，人民還頗有反抗精神，敢於團結在有膽量的人身邊反抗，這些有膽量的人很多憑藉聲譽做到高官，或者即使不做官在社會上也有巨大影響力，他們結成聯盟對抗宦官危害社會，導致宦官難以為所欲為。
當然，當東漢皇帝和宦官合夥將他們誣衊為「黨人」，加以殘殺和迫害之後，宦官的危害就越來越大，導致黃巾大起義，漢室也就走向滅亡了。
唐朝宦官：影子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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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的宦官，有一個完整的內廷機構，這個機構是皇帝為了侵奪外朝權力扶植的影子政府，所以唐朝宦官專權是一種體制化的權力，尤其是因為掌握了中央禁軍神策軍作為後盾，無論對皇帝還是大臣都有優勢。
唐前期君權較受士族制約，因此宦官存在感不強。唐玄宗即位後皇權平穩擴張，高力士等宦官開始插手國政，到了唐肅宗、唐代宗時，出了李輔國、魚朝恩、程元振等不少權閹。
魏晉南北朝以來，皇帝得位不正，合法性脆弱，無不重用宗室輔翼皇室，但宗室一方面固然有利於鞏固政權，另一方面宗室對皇位也有一定繼承權，難保不會爭位，唐朝前期貴族與不同的宗室結盟，宮廷政變層出不窮，唐玄宗為了坐穩江山，用十六宅限制宗室，把宗室廢掉以後，仍然需要幫手來鞏固皇權，這時候家奴也就是宦官們得到了機會，在皇帝的扶植下紛紛登台。
但這些宦官的上台不過是皇帝自然而然的選擇，要說對運用宦官特別有想法，並且進行精心的制度設計的，則非唐德宗莫屬。
唐德宗即位之初因為獨斷專行，一意孤行的消滅藩鎮，導致了四鎮之亂、涇師之變，使得滿朝文武離心離德。但唐德宗生性猜忌，為人歹毒，對於自己造成的災難不但不反省，反而因此不信任任何文臣武將，但是軍政事務還得有人分擔，於是唐德宗試圖用宦官組建一個影子朝廷，接管士族為主的朝廷的各項事務。
忌刻之君唐德宗
於是，唐德宗和他那「雄才大略」的孫子唐憲宗，將以往宦官充任的官位和新設的官位進行整合，出現了「影子宰相」樞密使，「影子翰林學士」翰林院使等諸多宦官充當的類似於政府官員的官職，分掉原本的政府官員的權力，形成了與外朝宰相的南衙相抗衡的北司；在軍方則有宦官擔任的神策護軍中尉，掌控中央禁軍神策軍，作為皇室和宦官勢力的後盾。
宦官掌握了朝廷的軍政大權，雖然他們是跟皇帝一夥的或者乾脆說是代理皇帝，但皇帝本人因此不能為所欲為，就算江山穩固，也會十分不爽，唐文宗這樣的皇帝還想剷除宦官勢力，不過並不是軍權在握的宦官的對手。
經過甘露之變和連番弒君之後，宦官對皇帝也好，對南衙的宰相也好，都形成了巨大的優勢。南衙宰相的議政權被宦官大肆侵奪，而皇家事務則操縱於宦官之手，皇帝死後自己心儀的皇子往往不能即位，宦官為了削減皇帝愛子的影響，一般會另立一人為帝，然後把他的兄弟們殺絕。
宦官的威力如此之大，也難怪唐文宗會痛苦的說自己「受制家奴，不如漢獻」。但唐文宗對唐德宗、唐憲宗的政治意圖和制度設計其實缺乏心領神會，就如黃永年先生所說，宦官無論怎麼虐皇帝，殺皇家人，但直到唐末都還是忠於李氏的。
宦官發動的甘露之變
對李氏而言，宦官們一直在儘力保住李氏江山，不會去扶別家當皇帝，因為自己的權力來源就是李家皇帝，保李氏就是保自己。唐德宗的目的也不過就是保住李氏江山而已嘛，至於自己的子孫怎樣受虐，百姓怎樣受難，那都是無傷大雅的了。
但是，唐朝宦官權力雖然最大，對社會的危害反而相對較小。
唐德宗用宦官來侵奪朝臣的權力，為了減小壓力，就有心挑一些朝臣相對能接受的宦官，所以他從有一定地位的家庭中招成員閹了來干這個事，像梁守謙、劉弘規等宦官都是文質彬彬，比較能跟士族朝臣合作的。在士族范兒濃郁的社會，連宦官都帶了點士族氣，所以一些宦官會比東漢的豪族宦官更注重維護家族的形象。
另外，唐朝宦官組成了一套影子政府，宦官具有了一部分官僚屬性，而且這個影子政府還是成體系的，具有一定的理性行政的屬性，宦官的個人意志會受到體系一定程度的制約，難以過分的為所欲為。
最後，中晚唐藩鎮林立，藩鎮是不買宦官的賬的，所以宦官危害的地域有限。另外唐朝的士族還有一定的能量，即使在唐朝政府管轄範圍內，社會對宦官也不是全無反抗之力。
魏博節度使田家治下
宦官想禍害也禍害不到
所以唐朝的宦官權力雖大，為惡卻遠遠不及東漢和明朝的宦官。入宋以後，這套宦官的影子政府被拿到外朝，與原來的外朝官制融合，而士族衰敗後，喪失了獨立性的知識分子士大夫替代了宦官來充任這些官職，成為皇家的輔翼，既幫皇帝分擔政務，也幫皇帝防範皇權集團內部的宗室、外戚、宦官、佞幸等潛在的威脅。
明朝宦官：皇帝的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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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宦官是皇帝拿來維持朱元璋體系的夜壺而已，既無家族支持，也無體系化的勢力，用完就扔，用的時候風光無限，扔的時候狗都不如。
明朝宦官跟漢唐兩朝的玩法很不一樣，朱元璋已經把社會各階層都對付完了，並不需要像東漢皇帝和唐朝皇帝一樣，藉助宦官來對付誰，而且朱元璋本身也很反感宦官，即使宦官跟他是一夥的，也不能容忍宦官分享權力，所以明朝一開始是嚴禁宦官讀書識字的，更不用說干涉政治了。
但是社會的發展有自身的邏輯，即便是朱元璋那種極端暴力也只能管自己一代，對社會後來的發展無法完全扼殺，政府和社會對文官政治的客觀需求使得被朱元璋肆意打壓的文官階層逐漸復興。
內閣大學士本來是朱元璋拿來當顧問的低級官員，這個群體堅持理性行政的傳統，在朱棣易儲的糾結中堅定的站在太子一方，在朱棣的子孫明仁宗、明宣宗鞏固皇位的過程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因此得到回報，逐漸位高權重。
因為朱元璋廢宰相，內閣大學士的權力在法理上始終達不到宰相的程度（同時擁有議政權和監督執行權），但是隨著文官政治的發展，有些內閣首輔如楊廷和、高拱等能夠憑藉個人能力達到宰相的權威，甚至想把這種權威制度化。
在文官對朱元璋那套邪惡制度的不斷衝擊中，社會的元氣逐漸恢復，商業活躍，人口流動，百姓富裕，文化發達，這些對社會是好事，但對皇帝來說是壞事，因為皇帝不能為所欲為了。
朱元璋的祖制是最有利於皇帝殘害社會、鞏固皇位的制度，所以當皇帝對自己受限感到不滿時，就有意把失控的社會往朱元璋的方向拉一拉。但是朱元璋的子孫們並沒有他們惡棍祖宗的精力和才能，自己去拉力不從心，而且因為儒學的制約，有些絕子絕孫的壞事皇帝也不好親自下場，所以既沒有下限也不要臉面的太監就派上用場了。
從明宣宗開始，面對文官勢力的興盛，明朝皇帝就有意栽培太監讀書，將太監作為自己的工具來壓制文官。明宣宗喜歡玩樂，讓司禮監太監代替自己，用硃筆抄錄內閣意見，發到六部執行。一開始太監只能幫內閣改改錯別字，或者奉皇帝的旨意修改內閣意見，後來隨著皇帝愈發怠政，以及要用太監來代替自己干臟活，司禮監的許可權或者說對皇帝的替代程度增加，內閣的意見必須有司禮監秉筆太監批紅，掌印太監蓋章才能施行。
明宣宗的做法比「蟋蟀天子」嚴重多了
這個演變的實質是皇帝不想理事的前提下，讓太監侵奪內閣一半的議政權，讓太監代表自己打壓內閣，以免內閣權力增長到宰相的程度。當然，在打壓內閣的同時，像萬曆派礦稅太監去民間搶劫、天啟縱容太監各種花式殘害社會也是題中應有之義了，這都是繼承了朱元璋將全社會保持在低發展水平的遺志，是在向朱元璋致敬。
因為明朝的這些太監只是皇帝臨時使用的替代品，並沒有形成制度化的宦官勢力，後世的劉瑾、魏忠賢雖然跟部分無節操文官結合形成了閹黨，但也沒有作為制度穩固下來。所以皇帝不想理事時他們固然可以當代理皇帝，像劉瑾就被說成立皇帝（相對於坐皇帝正德帝），但皇帝一旦不需要他們了或者不爽他們了，就可以像捏死一隻螞蟻一樣捏死他們，即便像劉瑾、魏忠賢這樣偶爾形成勢力的，對付起來也只不過是多費點周折罷了。
但是明朝宦官威力雖小，為惡卻大了去了。
有的明粉喜歡說「劉瑾、魏忠賢專權皇上心理都一清二楚，想啥時收拾他們就收拾他們」，所以「明朝皇帝並不昏庸，反而很英明」，這種腦迴路令人很無語。皇帝明知太監作惡還縱容，居然成了皇帝英明的表現，只有太監才會這麼想吧？
但是這句話也確實能夠說明一些問題，那就是明朝太監作惡其實就是皇帝作惡。因為朱元璋時代對皇權的極大強化，導致整個社會對明朝皇權沒有任何制約的能力，人民基本上被馴服成費拉，所以當皇帝和他的家奴太監作起惡來全社會毫無反抗之力，只能乖乖的把全家洗乾淨了待宰。
小民如此，後士族時代的科舉官僚們對太監也毫無辦法，與太監斗相當於與皇帝斗，毫無取勝的希望，最後不是徒然的被皇帝和太監迫害致死，就是與太監同流合污，成為遺臭萬年的閹黨。
而且士族時代終結之後，太監們多數是貧民出身，並不需要注意家族的聲望和利益，是真正的「我死後哪怕洪水滔天」，他們也知道自己是皇帝的夜壺，說不定哪天就被砸得稀碎，有權不用過期作廢，作起惡來就毫無忌憚，甚至作惡本身就是目標。
魏公公沒這麼牛逼
這些個太監把整城富人弄死跟玩兒一樣，激起民變那是家常便飯，反正有皇帝背書，要是有官員妨礙太監、為民請命還會被皇帝罷免，誰讓太監本身就是代理皇帝呢？
大明朝就在皇帝和代理皇帝太監的胡作非為之下，綁架著華夏文明走向「亡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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