遲來的《五四運動史》，永不過時的「五四精神」

跳票已久的《五四運動史》終於重新改版上市，雖未能趕在最佳時間推出，但是能在五四百年紀念的年份推出已頗感慶幸。百年時光後的中國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巨變，五四運動對當下的我們還有什麼意義呢？作者周策縱先生1991年在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發表了一篇題為《以「五四」超越「五四」》的學術演講，今日讀起這篇舊文，絲毫沒有時光流逝所帶來的滯澀感，「五四精神」依舊在路上。

新版《五四運動史》內封和護封

以下為演講節選，篇幅較長，但字字珠璣，耐心讀下來一定會有收穫。

以「五四」超越「五四」

周策縱

我認為，近六七十年來一般人對「五四」運動的批評，歸納而言，大致上有幾點很重要的意見。

第一，許多人都覺得「五四」時期對傳統的批評失之過火，當時的言論趨於極端，並不公平，而反對方面的意見始終受到壓制，聲音微弱，以致整個「五四」思想不免走得過頭，有欠平衡。

此外，還有一種看法，認為「五四」時代的改革者主張全面性的改革，而且是要從思想文化方面來整體解決中國的問題。以前我在哈佛修改論文時，我的同事史華滋（Benjamin I. Schwartz）教授便持有這種看法。

他以為「五四」時代的知識分子都抱有「全體主義」（totalistic）式的觀點，而這種全體主義的傾向，則是繼承自中國傳統的哲學思想，尤其是儒家的一元論全體主義思想模式。

不過，我個人並不贊成這種看法。

固然，「五四」時代的確有許多人抱持這樣的觀點，但是也有不少優秀的知識分子絕對無此傾向。

以胡適之先生為例，早在《問題與主義》一文中，他就明白指出並沒有一種單純的主義、一個萬靈丹，可以把中國的問題一下子全部解決；中國的問題在於文化的建設，一定要靠一點一滴的不斷努力。他這種意見，在當時也得到很多人的響應。我們怎麼可以把他這類意見不算是「五四」時代的思想主流，而只把一些比較偏激的人物，如李漢俊等人的主張，看作是「五四」思想的代表呢？

以胡適等為代表的一批直接或間接參與五四運動的知識分子對日後的中國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李漢俊在《建設》雜誌上發表文章，一再鼓吹改革必須全體推翻，重新改造，不能部分改革。我認為，李漢俊這班人的意見，起碼在「五四」中期以前，乃至整個「五四」時代，亦即在20世紀20年代初期以前，並不是思想的主流。

如果，我們今天只把這類意見當作是「五四」的主流思想，完全忽略掉胡適、蔡元培這些人的看法，然後再把這項罪名加諸「五四」時期的知識分子，恐怕並不正確。

史華滋教授是很優秀的學者，我同他私人情誼甚篤，也很欽佩他的學識，但是在這方面，我的看法和他有著很大的差別。

另一方面，還有些學者甚至認為「五四」時代知識分子所以有全體主義思想傾向，主張思想文化的全盤改革，是受了中國傳統，尤其是儒家一元論主知主義思想模式的影響；換句話說，「五四」知識分子雖然批判傳統，其所用的卻是傳統的方式。

然而，為什麼在19世紀末期以至「五四」以前，像康、梁這些知識分子提倡改革，並沒有受到傳統全體主義思想的影響，反倒是批判傳統、反對傳統的「五四」知識分子，卻受到傳統的影響呢？

因此，我覺得這種說法不免有點自相矛盾，不太說得通。「五四」與傳統的關係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我在海外，也一再談到這方面的問題。

面對西方文明的衝擊，近代中國「反傳統」是一個頗為複雜且耐人尋味的現象

當然，「五四」時代反傳統、反儒家、「打倒孔家店」的思想色彩相當鮮明。我在《「五四」運動史》書中，也提到由於當時的環境異常閉塞，「五四」知識分子為批判現況，對傳統的攻擊不免過火。

不過，我當時所用的字句是「表面上看起來是全面反傳統」，我的意思便是以為「五四」知識分子並非真正要反對整個中國傳統。

事實上，「反傳統」（antitraditional approach）這個辭彙，可能還是我最先使用；但是，這個辭彙實在不太合乎科學。任何一個人，都不可能完全反傳統。胡適之先生提倡白話文，而白話文正是中國傳統的一部分；其他如陳獨秀、吳虞等人也都從道家、墨家等中國傳統，找出了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思想資源。

中國傳統本身是一個極其複雜的東西，沒有人能否認道家、墨家是中國傳統的一支，即使由印度傳來的佛教思想，也不能不算是近代中國傳統的重要成分。

所以，光是要界定「傳統」的意義，便已經大成問題。

我認為，「五四」時代的反傳統，其實反的是「傳統主義」。當時的確有些守舊人物相信凡是傳統都是好的，「五四」知識分子所反對的乃是這種「傳統主義」。至於他們對儒家的批判，也並非全無道理。儒家傳統也確實有些成分已經不合時代潮流，像陳獨秀所批評的「父死，三年不改其志」「男女授受不親」等等禮法觀念，不能不算是儒家傳統的一部分，如果依然堅守這些傳統，現代民主制度便無從樹立。

其實，西方的古代思想傳統，其中也有很多不合時宜的東西，揚棄這些傳統，並不就是要把整個傳統連同其中精粹完全推翻。「五四」時代所以激烈反傳統，固然有點矯枉過正，但是當時的思想環境中，一般人的論調和心態，都是非常閉塞，在這種情況下，「五四」知識分子對於傳統的批判，當然無法持平，而一定會走向激烈的道路。如果以此苛責「五四」人物，實在是不了解當時的情況與時代需要所致。

另外，還有一種論調，認為現在已無紀念「五四」運動的必要，鼓吹「五四」運動或新文化運動的傳統，不過是知識分子的「自我膨脹」，因而對於紀念「五四」之舉往往多方譏諷。

我覺得這個看法也是很成問題的。平情而論，中國近代史上多項現代化運動以及非武力的改革運動，除卻知識分子，還有誰來領導？即使是辛亥革命，其大部分領導者，也都還是廣義的知識分子。因此，對於海外部分人士的這種論調，我覺得實有加以辨正的必要。

再有一種批評，則牽涉前述的時限問題。這種意見認為「五四」已成過去，而歷史不會重演，也不能再版，「五四」的潮流既已衰老，甚至已經死亡，我們也就無須承繼「五四」的傳統了。

這種看法，相當普遍，我的一些朋友，以及部分學者作家，也都持有這種態度。可是，事情是否真是如此？前年「五四」運動七十周年時，台灣召開過一次討論會，我曾前來參加；大陸上則舉辦了兩場討論會，一場是由北京北大、清華一批教授以中國文化學院名義所召開的比較私人性、獨立性的討論會，另一場則是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所主辦的規模較大的官方學術會議，我也都躬逢其盛。同時，香港浸會學院另有一場會議，我也到場出席。

依我的看法，「五四」運動並不同於一般的歷史事件，一般的歷史事件事過境遷，隨即為人遺忘，只能供學者由書本中加以研究；而五四運動卻是一段活的歷史，永遠有著活潑旺盛的力量。

事實證明，七十年來，無數次的學生風潮，基本上都是受到「五四」的啟發。學生的做法對不對，是另外一個問題，不過他們那種抗拒外侮、關心國事的精神，卻正是承自「五四」的影響。

當然，這種「五四」精神所承襲的還是中國士大夫的傳統，只是表現得更為熾烈。中國知識分子一向以關切民生、憂心國事為己任，而不單是一個狹義的專家，這與西方所謂的知識分子有著一些區別。這也不是好壞優劣的問題，而是事實究竟如何的問題。因此，我認為，所謂「五四」已經過去，「五四」已經死亡這一類的看法，對「五四」以及近代中國的歷史，實在是了解不夠。

「五四」提出的議題直到今天依舊有許多沒有實現，所以作者說它是「一段活的歷史」

再有一種意見，則認為「五四」當時曾提出許多很好的主張，雖有缺失，也有不少優點，我們現在的目標則是要超越「五四」。

我以為這是一種比較正確、合理的看法，我們本來就應該超越「五四」，而不能永遠停在「五四」這個階段。問題是，應該用什麼樣的方式來超越？我剛才已經講過，「五四」與其他歷史事件不同，它是一段活的歷史。如果拿「五四」來和中國近代幾個重要運動相互比較，便可看出其間差異。

如晚清的戊戌變法也是由當時非常優秀的知識分子出面推動，可是它所懸的目標以及它對後世的啟發吸引，幾乎無法與「五四」相提並論。戊戌變法所懸的改革目標，後來都已經陸續達成，它所能託付給我們承繼的任務比較少，因而一般都只把戊戌變法當作紙上的歷史來看待。再如辛亥革命，一舉推翻數千年君主專制政體，無疑是影響到近代思想乃至人民生活的重大事件。

但是辛亥革命遺留下來，需待我們進一步發揚光大的未竟之業，我覺得，也還是沒有「五四」那麼多。再如抗戰，當然更是一件大事。我有一位朋友，對於抗戰非常關切，曾寫了多篇小說來描述這段史事。

多年前，我在香港跟他發生過爭論。他認為，八年抗戰不知犧牲多少生命，影響多少人民的生活，「五四」運動的重要性根本無法與之相比。我則有不同看法。我並不否認抗戰的重要性，但是它與「五四」的性質完全不同。抗戰期間，固然要以身家性命抗禦外侮，但是抗戰一旦結束，其所留待我們繼續努力的工作也就所剩無幾。反之，「五四」運動的目標尚有許多未克完成，而它當時的那種精神，則使後世青年受其啟發，覺得有必要承襲「五四」精神，繼續向前努力。因此，「五四」在性質上與抗戰不同，其重要性也就不能相比擬。

從這種角度考慮，自然就牽涉到「五四」的成就問題。「五四」當然有錯誤、膚淺以及過火之處，我們並不應該全面加以繼承，但是，「五四」的精神與目標，卻對我們有著絕大的啟發之功。討論「五四」，不能不注意到這一方面。一般批評「五四」的人，常常喜歡追問：「五四」運動到底是成功還是失敗，是對的還是錯的？

我認為這是一種錯誤的態度。我在《「五四」運動史》書中，已經指出，「五四」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不能說它一定在十年或二十年內就已成功、完成，也不能說它在某些方面，整個是錯的、壞的；重要的是，「五四」時代在精神上，研討問題的方式上，以及所欲達成的目標上，提出了一些極為重要的原理原則，這是「五四」所以能對後世發生啟發作用的關鍵。這些原理原則，基本上都是正確的。

例如，「五四」時代鼓吹科學與民主，以科學而言，大家都同意應該朝這個目標努力，「五四」時代所講的「科學」今天看來，似乎只是一個口號，但即使如此，「科學」在當時仍然是一個明白而必要的口號，如果沒有這個口號，大家或許還不曉得應該集中力量朝此方向發展；至於民主，則比較複雜，牽涉到的問題也比較多。不過，詳細分析起來，「民主」仍然不失為一個正確的口號。我們可以從「五四」的若干思想質素來做進一步的討論。

首先談到救國的問題。這個問題當然也牽涉到民主。近代中國史上，救亡圖存，始終是一項最為迫切的課題。最近，有一些大陸學者一再大聲疾呼，認為中國的現代化再不急起直追，趕上先進國家的話，中國就要被開除球籍了。

這種看法，其實也是救亡救國心理的延伸。可見救國的問題，直到現在，廣義而言，仍有其重大作用。數年前，大陸學者李澤厚提出「啟蒙與救亡的變奏」的說法，來分析「五四」思想的發展。他認為「五四」時代的思想潮流，本來是以啟蒙為歸趨，後來則為救亡的迫切需要所取代。而救亡運動所引發的群眾情緒，往往便淹沒了理智的作用。「五四」初期的新文化運動原本是一種理智的運動，而其後由於救國的熱誠，便把頭腦都沖昏了。這是一個相當複雜的問題，但我個人倒覺得這兩者並不互相抵觸。不管如何，「五四」運動後來的發展的確是慢慢有了偏差。

90年代，李澤厚「告別革命」思想引起廣泛討論

其次，「五四」時代另一項重要的思想質素，便是懷疑主義。

在當時，知識分子對整個中國傳統的哲學思想、倫理觀念，乃至社會制度，都抱持著懷疑的態度。這種懷疑精神，是否有長遠持續的必要？據我看來，起碼到現在為止，這種懷疑精神對中國人而言，還是有其需要。雖然我們不必再像「五四」時代那樣懷疑一切，但是對中國乃至西方傳統重新估價，則仍不失為目前甚至未來應該遵循的長遠目標。

我們從事學術研究，其實便是一種重新估價的工作。所以，懷疑精神與重新估價這種要求，還是十分切合需要，而在「五四」時代的中國，更是格外需要。當然，現在的台灣，比較自由開放，這種要求已不復如此迫切。

不過，我覺得，懷疑精神是隨時都應具備的，連一般非知識分子的普通人，都應該抱有幾分懷疑精神，這對整個民族來說，只有好處，不會有太大壞處。多年前，我在香港中文大學演講，便提到：孫中山先生主張有思想然後產生信仰，有信仰才能發生力量，這話固然不錯，但孫先生所講的只是一面，如果從另一個方向看，我們也可以說，有思想然後有懷疑，有懷疑再產生力量。

歷史上正不乏因思考而生懷疑，由懷疑而生出力量，推動我們找出新答案的事例。所以，只講由思想而生信仰，尚不足以涵括全面，何況，即使有了信仰之後，還盡可以再產生懷疑，而重新估價這項信仰，否則一旦信仰某項東西，便死守不渝，全無改變，其是否能獲致進步，恐怕還是一個問題。

我並不是要否定孫先生的話，而只是想稍加補充。中山先生當年所以這樣講，是為了爭取信徒，鞏固組織，可以說完全是出自黨務及革命的需要。但我們作為中國人，乃至世界人類的一分子，在考慮一般性的問題時，便不必泥守不變。

總之，直到現在，懷疑精神也還並不是壞的。當然，這其中還牽涉到信仰與權威的重建問題。如果一個社會人人都在懷疑，毫無信仰、毫無權威，大家都沒有共識，這個社會必定無法維持。因此，我的意思是認為，懷疑主要是一個過程，從懷疑—信仰—懷疑這樣的辯證歷程中，不斷重建更好的權威，才是懷疑精神應有的真義。

「五四」時代的知識分子，鑒於數千年思想權威定於一尊，遂傾全力從事偶像破壞。大家都知道，西方啟蒙運動期間，懷疑精神也十分昂揚，而惟其如此，才能產生大力量，衝破教會及種種傳統思想的束縛。

「五四」時期的中國，同樣也有這種需要。有些學者認為雖然漢武帝以來獨尊儒術，但中國始終並未定於儒家之一尊，即使在漢代，儒家仍然和法家牽連在一起，歷代專制王權也都採取「陽儒陰法」的統治手段。

這種看法固然不無道理，然而，不論如何，在民國初年北洋政府統治之下，中國思想界僵化的偶像崇拜傾向確實相當嚴重。「五四」時代之著力破壞偶像，正是時勢所需。那麼，這種偶像崇拜的風氣，在今天是否還存在呢？

我認為，我們中國人實在很難擺脫這種習氣。一位政治領袖，或許本身並不想變成偶像，可是由知識分子主導的傳播媒體，乃至一般社會大眾，卻往往不由分說地把政治領袖塑造成偶像。

所以，偶像破壞的思想，即使在今天，仍然有其作用，足以警惕我們不要再製造新偶像──尤其是政治與思想方面的偶像。就此而言，「五四」實在還有著正面的意義。

類似這樣的東西，在「五四」的思想內涵與目標中所在多有。前面提到過的「民主」，便是一例。談到民主，首先面臨的便是一項選擇：我們到底應該採取群眾運動的路線，還是建立一套議會法治制度？

三十年前，我在《「五四」運動史》書中，已經講過，「五四」時期學生遊行示威的抗議運動所以發生，而社會上一般均表同情於學生，實在是一種病態的社會現象。如果一個國家有一套良好正常的議會、選舉、法治的制度，人民的意見可以透過合法管道充分表達，則大部分人民便沒有走上街頭的必要，也不必訴諸大規模的群眾運動。

當然，這也並不能否定遊行抗議的可能性，事實上，許多民主國家在憲法上都列有保障人民集體抗議權利的條文。因為，即便是最自由、最民主、法治最為完備的社會，偶爾也還會發生一些無法經由正常、合法途徑來解決的問題，所以政府還是必須容許這種例外情況的發生。

「五四」時期學生所發動的群眾運動，也應該由這種角度來看待。易言之，法律制度與群眾運動並不就是截然對立的兩極，法律制度再周密，也不免有時而窮，不見得能讓群眾完全表達其意願，偶爾還是需要群眾運動為之彌補。只要群眾運動不致太過火，不致正規化，倒也無傷大雅。而最緊要的，當然還是要先在法律制度上下手，使一般正常的社會生活，得到一條和平解決的軌道。

講到這裡，我想順便談一些題外話。我個人本來是研究政治學的，後來興趣轉移到歷史，晚年則偏向文學方面，但我多年來始終覺得政治依然是最重要的東西。據我個人的看法，中國文化最大的缺失便在沒有一套良好的政治制度，歷代的許多悲劇，歸根究底，都可以歸咎於這項缺失。

關於這一點，我以前在哥倫比亞大學及多倫多大學開會討論近代中國知識分子與民主政治的關係時，曾經一再提出。例如，中國一向沒有憲法制度，康有為雖然認為《春秋》便是傳統中國的憲法，畢竟無法令人信服，而西方自希臘、羅馬以來，便有憲政的雛形，此後憲法的觀念日益發展，益形重要。再如選舉、投票這一套民主程序，中國傳統上也付之闕如。漢代雖有所謂「選舉」制度，不過名稱雷同而實質迥異。

近代選舉基本上奠基於多數決定的原則，而中國則一向無此觀念，勉強比附，則《易經》上有所謂「三占從二」的說法，但這種辦法，猶如歷代朝廷的廷議之制，最終仍取決於君主一人的判斷。因此，縱使中國傳統上並不缺乏「多數決」觀念的萌櫱，但在受到西方思想制度的影響之前，並沒有真正付諸實現，充分發展。

此外，「五四」時期還提倡個性解放與人權觀念。以個性解放而言，目前台灣似乎已相當完備，各式各樣的言論紛然並陳，十分熱鬧。但是在透過法律與制度以保障人權這方面，雖然人人都明白其重要性，卻仍然處在摸索建立的階段。因此，「五四」時代在這方面的遺產，仍然未可輕言揚棄，仍然值得我們重視。

另一方面，「五四」期間婦女解放的女權運動也相當熱烈。在此之前，雖然已有人提倡女權，畢竟仍限於少數。及至「五四」時代，由於學生運動的影響，男女共同集會，女權隨之大幅擴張。及至今日，婦女地位在中國社會上當然提高很多，但是在政治上，政治領袖由婦女擔任的，仍然寥寥無幾。

因此，從整個中國來看，在十億以至十一億人口中佔了一半，甚至一半以上的婦女，其地位究竟提高了多少，恐怕還大成問題。「五四」時代的知識分子已經注意到這個問題，而在今天，這個問題依然有其迫切的重要性。

以上所談的，只是隨便就幾個問題來討論「五四」思想在目前所具有的時代意義。歸結起來，我的意思是認為：我們應該立基於「五四」本身來超越「五四」。「五四」所提倡的精神與目標，如果有錯誤偏頗之處，固然應該加以拒斥否定；但對其中正確的精神、方式與目標而尚未完成者，我們仍必須加以繼承，繼續推動。

「五四」當然有缺失、有不足，然而，「五四」對我們依然有著重大的啟發與教育作用。只有對「五四」的缺點，重新檢討修正；對「五四」的未竟之業，再進一步推展完成，才是超越「五四」的正當途徑。若非如此，一味奢言拋棄「五四」，講求新東西，恐怕並不是合理的辦法。我這種看法自然不盡正確，還請各位多加批評指教。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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