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人的自由和現代人的自由

選自

《古代人的自由和現代人的自由》

導讀

貢斯當與現代自由主義

李強

哲學園鳴謝

哈耶克在論及自由主義時，曾對英國式與法國式的兩種自由主義傳統加以區別。前者以經驗主義為基礎，相信漸進的改良，相信社會的自發秩序，注重法制下的自由。後者則以建構理性（constructive rationalism）為基礎，視所有社會與文化現象為人為設計之產物，強調人們可能而且應該根據某一被接受的原則或計劃重新組織社會結構。

哈耶克在討論法國式自由主義時，小心翼翼地指出幾個例外：孟德斯鳩（1689—1755）、貢斯當（1767—1830）、托克維爾（1805—1859）。依哈耶克之見，這幾位思想家更接近於英國自由主義，而與法國自由主義傳統有明顯區別。

哈耶克關於英法自由主義的區別以及他對孟德斯鳩、貢斯當與托克維爾的厚愛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自由主義者的心態。「二戰」之後，西方自由主義思想界出於對法西斯政治的反思以及當時的理論需求，開始從新的視角思考極權主義問題，並對自由主義傳統進行反思。這種反思的重要理論結果之一就是把當代極權主義與西方近代思想發展中的某些思潮聯繫起來。當然，在不同的作者中，當代極權主義的思想淵源也許不盡相同。譬如，哈耶克強調歐洲大陸理性主義所包含的極權主義成分，塔爾蒙強調極權主義民主與當代極權主義的淵源關係，伯林則注意到追求積極自由可能導致對自由的否定以及對某種超越個人的集體性權威的崇拜。

儘管不同自由主義者討論的角度不同，批評的對象也有差異，但有一點是相同的：五六十年代幾乎所有自由主義者都把盧梭（1712—1778）的學說與當代極權主義理論聯繫起來，大致勾勒出一條以盧梭為起點，中經康德（1724—1804）、黑格爾（1770—1831），最後發展出當代極權主義的線索。

由於自由主義者把盧梭作為極權主義的最早先驅，曾經批評過盧梭的思想家便受到他們的格外關注。伯克（1729—1797）與托克維爾在五六十年代的復興屬於此例，貢斯當的復興也屬於此例。「二戰」之前，貢斯當在西方政治思想界並不受重視。貢斯當的名字更多地是與他的著名小說《阿道爾夫》聯繫在一起。當然，歷史學家在描述法國大革命之後的歷史時，不會忘記提及這位著名的政治活動家、自由主義派領袖，不會不描述他與拿破崙的衝突以及與德·斯塔爾夫人暴風雨般的愛情，但很少有人把他看作一位有貢獻的思想家、理論家。

「二戰」以後，貢斯當的地位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貢斯當對自由與代議制的執著追求、對各種壓制自由的制度的無情鞭撻、對盧梭以及極權主義民主的批評在當代自由主義者那裡找到了知音。從50年代起，幾乎所有論及自由主義發展的書籍都會提到貢斯當的貢獻，特別是他關於自由理念的貢獻。當代自由主義大師伯林《自由四論》的「導論」就是以貢斯當的著名格言作為卷首語的。伯林稱貢斯當的《古代人的自由與現代人的自由之比較》是討論消極自由與積極自由兩種概念的最好的文章。

貢斯當出身於瑞士洛桑一個法裔貴族家庭。先輩原是法國新教徒。南特敕令廢除後，為躲避宗教迫害而逃到瑞士。貢斯當出生幾天後，母親便去世了。父親為他提供了良好的學習條件。他接受了不止一個家庭教師的培養，並從14歲開始，接受正規的大學教育：1782年就讀於德國的埃爾那根大學，1783—1785年在蘇格蘭的愛丁堡大學讀書。貢斯當在愛丁堡大學時，正是蘇格蘭啟蒙運動達到高潮的時期。貢斯當受到亞當·斯密（1723—1790）、亞當·弗格森（1723—1816）等著名蘇格蘭啟蒙思想家的影響。他在蘇格蘭所受的教育奠定了他自由主義思想的基礎，也奠定了他對英國文化與政治制度終生不渝的推崇。

離開蘇格蘭後，貢斯當行蹤不定地居住在巴黎、洛桑、布魯塞爾和布斯威克。他曾在1785—1787年期間會見過法國著名哲學家孔多塞（1743—1794），並自稱是孔多塞的弟子。也正是在這一時期，他開始寫作他生平最重要的理論著作《論宗教》。這部著作斷斷續續寫了一生，直到30年後才完成。

法國大革命的爆發對歐洲思想界與政治界產生了巨大的震動，也對貢斯當的思想產生了重大影響。從某種意義上講，貢斯當一生的理論活動都是對法國大革命的不斷反思。儘管貢斯當在這一時期尚未發展出關於法國大革命的系統理論，但他後來對大革命的許多認識都已在這個時期初見端倪。像當時許多自由主義者一樣，他對革命前的舊制度表現出強烈的敵意與輕蔑。他痛恨舊制度的政治迫害與宗教迫害。他認為「舊制度是一個腐敗、專斷與軟弱的混合體」，推翻這種制度是完全合理的。他熱情謳歌大革命的最初階段，對大革命後期的雅各賓專政表現出無比憎惡。他在後來寫道：「革命一般有兩個階段：在第一階段，人們一致希望推翻所有人都不能容忍的制度；在第二階段，運動被人為地繼續，它已經不再是自然的了，它的目標是試圖摧毀所有與少數人倡導的制度相反的東西。如果說理性的人們可以將革命中止在第一階段，成功的機會就會是巨大的。這樣的革命是短暫的、令人高興的，是流血最少的。」英國革命與美國革命便屬於這種類型。法國大革命在1791年以前處於第一階段。遺憾的是，法國人未能適可而止，他們試圖摧毀一切舊制度，建立一個全新的制度。結果導致雅各賓獨裁那樣災難性的後果。

儘管貢斯當對法國大革命有所評價，但嚴格地說，在1795年以前，他只是大革命的旁觀者，而不是參與者。改變這一狀況的契機是他與斯塔爾夫人的關係。斯塔爾夫人是法國大革命時期著名政治家內克的女兒，是出色的自由主義政治活動家、文學家。貢斯當於1790年在瑞士結識了斯塔爾夫人，從此開始了長達14年之久的充滿感情風暴的浪漫關係。這一關係對貢斯當一生有深刻影響。斯塔爾夫人不僅幫助了他的政治活動，影響了他的政治觀念，而且也激發了他的文學激情。貢斯當的著名小說《阿道爾夫》在很大程度上是描述他與斯塔爾夫人關係的自傳性作品。1795年，貢斯當隨斯塔爾夫人來到巴黎後，立即捲入法國的政治生活。他是斯塔爾夫人沙龍里的中堅人物，該沙龍不僅在法國，而且在歐洲都有巨大的影響。他與斯塔爾夫人一道，極力維護熱月黨人的統治，抨擊反革命的保王黨人以及雅各賓派從左右兩方面對溫和政權的威脅。從1796年開始，貢斯當相繼發表了一系列政治論著。其中最重要者當屬《論當前法國政府的力量和贊同它的必要性》（1796）。在這部論著中，他極力鼓吹「結束革命」。他寫道：「我強烈希望結束這場革命，因為繼續革命會傷害自由。這也是為什麼我極力主張加強我們的共和國的原因。人類命運中所有高尚而偉大的事業都與共和國的命運聯繫在一起。」

拿破崙執政初期，貢斯當對拿破崙寄予很大希望，把他看做保衛共和國與革命成果的人物。在這一時期，貢斯當被任命為立法院的委員。然而，隨著拿破崙日益拋棄自由主義的外衣，走向專制獨裁的道路，貢斯當變成了拿破崙的反對者。他從自由主義的立場出發抨擊拿破崙的獨裁，被歐洲各種反對拿破崙的力量視為英雄。1802年，他被拿破崙趕出立法院。1803年，斯塔爾夫人也被拿破崙勒令離開巴黎。他們兩人被迫離開巴黎，開始流亡的生活。

在流亡期間，貢斯當以巨大的熱情投入寫作。1806年，他完成了一部系統討論政治問題的著作的初稿。這部初稿後來發展為《適用於所有代議制政府的政治原則》，於1815年發表。同在1806年，他寫作了著名小說《阿道爾夫》。1807年，他翻譯了席勒的劇本《華倫斯坦》。1813年，在拿破崙政權垮台前夕，他出版了抨擊拿破崙的兩個小冊子：《征服的精神》與《僭主政治》。

1814年，貢斯當隨著波旁王朝的復辟回到巴黎，成為一位很有影響的政治人物。他贊成復辟，並為爭取建立君主立憲制而努力。1815年拿破崙百日政變時，他先出逃，然後又應拿破崙的邀請擔任議員，為拿破崙草擬了一部憲法，並於1815年最終發表了《適用於所有代議制政府的政治原則》。

拿破崙在滑鐵盧被最終擊敗後，波旁王朝再度復辟，法國政治走向反動。正像貢斯當描述的那樣，法國政治由一批極端的保皇黨人控制。在會議中，人們看到的僅僅是「外省貴族的傲慢，王室貴族的無知以及追名逐利者的貪婪」。波旁王朝政權的目標是「逐步剝奪法國民族在1789年爭來並於1814年得到進一步保障的所有權利」。1面對波旁王朝的反動，貢斯當再次扮演了反對派的角色。從1815年至1830年逝世，他一直是法國自由派的領袖人物。他曾當選為議員，利用議會講壇抨擊波旁王朝的反動政策。他創辦雜誌，發表文章與小冊子，闡述自由派的主張。他到處發表演講，其中最重要者為1819年的演講「古代人的自由與現代人的自由之比較」。這次演講被視為自由主義的政治宣言，貢斯當在自由主義發展史上的地位與這篇演講關係頗大。

貢斯當在有生之年親眼看到了波旁王朝的覆滅。1830年「七月革命」爆發後，他以多病之軀參加了革命。他為路易·菲利普的上台作了巨大的努力，並與基佐一道起草了宣布路易·菲利普為國王的《告人民書》。路易·菲利普給他的回報是任命他為國務會議中一個部門的主席，並贈給他20萬法郎以償還賭債。

1830年11月，貢斯當逝世。法國為他舉行了隆重的國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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