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布為世人所不齒的真正原因：蔑視禮法，弒殺故主

呂布與丁原（劇照）

一、呂布惡名溯源

古代學者對呂布的評價大多是反覆無常、見利忘義，比如陳壽說其「輕狡反覆、唯利是視」，范曄也說「（呂）布亦翻覆」，王夫之更是對其大加鞭撻，認為「若夫倏彼倏此，唯其意之可奰發，旦暮狂馳而不能自信，唯呂布獨也」，又說「呂布不死，天下無可定亂之機」，視呂布為千古罪人。

關於呂布反覆無常的性格特徵，漢末三國時人也多有提及，如陳登說其「輕於去就」， 曹操稱其「狼子野心，誠難久養」。呂布東出長安（今陝西西安市西北）後，投奔袁術，「術惡其反覆，拒而不受」。其後，於下邳（今江蘇睢寧縣古邳鎮）為曹操所擒，呂布又向劉備求情，備曰：「明公不見布之事丁建陽（丁原之字）及董太師（董卓曾為太師）乎！」一言以殺布。劉備所言足以代表當時世人對呂布之認識，那便是輕狡反覆，不忠不義，先事丁原而殺之，後投董卓復殺之，可謂背信棄義之徒，後世之人也多以此作為呂布不忠不義的主要依據。

然而，學術界卻逐漸形成一種有別於傳統觀點的新看法，認為在漢魏之際的紛繁亂世，像曹操、劉備類的輕而去就，反覆無常的梟雄，實在太多了，呂布的行為並不是特例。誠然，如諸家所言，在漢末原有社會秩序被打亂的現實情況下，大多數人都急於找到可以施展才幹的舞台，頻頻改換投靠對象的又何止呂布一人？被稱之「梟雄」的劉備也曾投公孫、依陶謙、降曹操、奔袁紹、附劉表。還有曹操的重要謀士賈詡，其先在董卓手下任職，卓敗，又為李傕、郭汜謀劃，後來轉投段煨，再後來投靠張綉，繼而勸說張綉降曹，這才最終確立自己的主公。

另外，如原先侍奉袁紹的荀彧、郭嘉、許攸、張郃等也都先後轉投曹操，原先侍奉劉璋的張松、法正、孟達、李嚴等也相繼投靠劉備，諸如此類，數不勝數。但陳壽為何專以「輕狡反覆」評價呂布呢？

中國古代的忠君觀念經歷了一個比較漫長的發展過程，春秋戰國時期，隨著社會生產關係的劇烈變革，新的倫理道德規範應時而生，『忠』就是其中之一」，但那時的「忠」還是一種泛指，並非專指臣下對君主單方面的態度。秦漢以降大一統王朝亟需加強人們對於皇權的認可與服從，於是，以董仲舒為代表的儒家學者在漢武帝時期創立了一整套包含「君權神授」「三綱五常」「君尊臣卑」等在內的理論體系，強調對君主無條件絕對服從的新型忠君觀念逐漸確立起來。但由於西漢時期集權制度剛剛確立，絕對皇權剛剛樹立，忠君觀念剛剛形成，還沒有在人們思想中牢固地紮下根來」，所以，兩漢之際王莽篡漢之時，「頌德獻符者遍於天下」。

正是鑒於西漢滅亡的歷史教訓，光武帝即位後「尊崇節義，敦厲名實」，從理論和實踐上進一步強化忠君觀念，迨至漢末，朝政衰敗，「而黨錮之流，獨行之輩，依仁蹈義，捨命不渝，『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三代以下風俗之美，無尚於東京者」。東漢士人為維護皇權而表現出的這種視死如歸、捨命守節的抗爭精神，正是忠君觀念深入人心的真實反映。

呂布全家福（劇照）

兩漢時期的忠君觀念並不僅限於對皇帝一人的服從，又可以泛化到諸侯王、大臣、名儒、舉主等人身上。兩漢實行的選官制度主要是察舉與徵辟制，三公、九卿和地方郡守在任命屬吏方面均可自行處置。這樣，舉主或辟主與被舉薦、被徵辟者之間便形成一種比較親密的上下級關係。在這種特殊的關係中，被辟舉者出於對舉主、辟主的感激，往往會在其主危難之際不離不棄，其主亡故亦為之收葬、守孝。

漢末臧洪為報故主張超知遇之恩，不惜抗命袁紹，絕與之通，固守孤城，終致城破人亡，慨然赴死。洪郡丞陳容「見（臧）洪當死，起謂（袁）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為天下除暴，而專先誅忠義，豈合天意！臧洪發舉為郡將，奈何殺之！』紹慚，左右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儔，空復爾為！』（陳）容顧曰：『夫仁義豈有常，蹈之則君子，背之則小人。今日寧與臧洪同日而死，不與將軍同日而生！』復見殺。」臧洪、陳容二人為報郡主之恩不惜捨身赴死，正是對君臣大義的切實踐行，「此儘力於所事，以著其忠義者也」。

與臧洪、陳容慷慨赴死的大義凜然相比，呂布對故主非但殺之，且以故主首級進獻新主，手段不可謂不殘忍。正是由於呂布這種殘忍濫殺、「害主求榮」的卑劣行徑與漢末事主以忠義的主流理念背道而馳，這才使得當時的世人無不對其嗤鼻。即便刺殺董卓是順應人心、合乎歷史發展潮流的正義之舉，但人們還是無法原諒呂布弒主的罪過。而陳壽特意將呂布與臧洪這兩個道德言行有著天壤之別的人物置於同傳，其良苦之用心可知矣，他正是要通過這種鮮明的對比，來表達自己對於君臣大義的歷史認識。據此而論，呂布為世人所不齒的真正原因乃是其弒殺故主的行徑嚴重觸犯了當時社會上盛行的忠君觀念，而非僅僅因其「輕於去就」，有別於劉備、張遼、荀彧等人對故主的簡單離棄，亦與賣主求榮的張松、法正、許攸有所區別，所以，當時以及後世之人均惡其反覆，厭其擅殺。

轅門射戟（劇照）

二、輕狡」「反覆」與「唯利是視」

呂布之所以被當時乃至後世之人所不齒，不僅由於其經常反叛，而且還因其兩次殺害故主，問題的關鍵在於「殺」，而非簡單的「叛」。對於呂布好殺的行為，還要從陳壽的評語「輕狡反覆，唯利是視」中尋找答案。所謂「輕狡」，方詩銘先生認為「即『輕俠狡傑』的簡稱，亦即當時遊俠中層次最低『至於為盜賊』的『輕俠』。」遊俠是中國古代尤其上古時期普遍存在的一個特殊階層，荀悅《漢紀》曰：「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強於世者，謂之遊俠」

從文獻記載來看，「輕狡」多用作形容詞，而非名詞。《漢書·敘傳下》：「魯恭館室，江都訬輕」，性格「輕狡」的人又多為見利忘義、輕薄無禮之徒。陳壽亦云呂布「唯利是視」，與之前的「輕狡反覆」合起來便是說，呂布這個人輕佻狡猾，反覆無常，眼中只有利益。那麼，這與呂布的為人是否相符呢？

首先，來看「輕佻」。呂布與曹操爭奪兗州失利後，「東奔劉備」，備納之。布見備，甚敬之，謂備曰：我與卿同邊地人也。布見關東起兵，欲誅董卓。布殺卓東出，關東諸將無安布者，皆欲殺布耳。』請備於帳中坐婦床上，令婦向拜，酌酒飲食，名備為弟。備見布語言無常，外然之而內不說。」在關東諸將皆不納時，劉備能夠收留自己，對呂布來說，無疑是件天大的恩賜，故「甚敬之」。然而，呂布接下來的行為卻讓劉備心生厭惡，他竟然讓劉備坐在自己夫人的床上，「令婦向拜」，在「酌酒飲食」間又稱呼劉備為弟，這些都與儒家禮儀迥然相異，自然為曾受教於漢末碩儒盧植的劉備所不容。

另外，呂布在對待男女關係上也非常輕薄，董卓令其守內室時，「布與卓侍婢私通」。其後，呂布為曹操所擒，辯稱是因為手下諸將反叛所致，還說自己待諸將不薄，他們卻在關鍵時刻反叛自己。曹操這時說道：「卿背妻，愛諸將婦，何以為厚？」呂布聽後，並沒有反駁，而是「默然」，說明呂布自知理虧，無法再為自己辯解。可見，呂布和諸將妻子之間也存在著某種曖昧的關係，這些都說明呂布為人的確比較輕佻無禮。

司徒王允（劇照）

其次，再看「狡猾」「狡詐」。兗州之戰失利後，呂布東奔徐州，時任徐州牧的劉備也接納了他。按理說，劉備在呂布走投無路之下予以收留，呂布應該對其感恩戴德才是，起初也「甚敬之」，但他後來卻受袁術蠱惑，趁劉備東征之際，襲取下邳，奪了徐州。事後，呂布雖令劉備屯兵小沛（今江蘇沛縣），未對其趕盡殺絕，袁術攻備之時呂布亦曾救過劉備，但首先呂布救劉備是出於自保的考慮。《三國志·魏書·呂布傳》載：「（袁）術遣將紀靈等步騎三萬攻（劉）備，備求救於（呂）布。布諸將謂布曰：『將軍常欲殺備，今可假手於術。』布曰：『不然，術若破備，則北連太山諸將，吾為在術圍中，不得不救也。』便嚴步兵千、騎二百，馳往赴備。」

據此可知，呂布救援劉備是因為害怕袁術攻滅劉備後，「北連太山諸將」，進而對自己不利，並非感激劉備先前收留之恩。再則說來，如果呂布沒有偷襲徐州，那麼，之後的事情或許便不會發生。而且，後來「先主還小沛，複合兵得萬餘人。（呂）布惡之，自出兵攻先主，先主敗走歸曹公。」故主劉備最終還是被驅逐出徐州，呂布自己卻恩將仇報，鳩佔鵲巢，其狡詐之心在偷襲徐州一事上體現得淋漓盡致，無怪乎世人皆不容他。

董卓之死（劇照）

最後，再看「唯利是視」。呂布殺丁原即是受了董卓的利誘，至於利誘具體為何，史未明言，丁原在河內時曾為騎都尉，董卓擢呂布為騎都尉，讓他接管丁原舊部。這是董卓引誘呂布倒戈的條件，其論可從。呂布正是貪慕董卓給予他的權勢，這才不惜殺害故主丁原，轉投董卓。董卓引誘呂布倒戈後，果然對其封官加爵，「稍遷至中郎將，封都亭侯。」然而，董卓卻經常以「小失意，拔手戟擲（呂）布」，這讓呂布惱恨不已，「由是陰怨卓。」呂布又因與卓侍婢私通，「恐事發覺，心不自安」，恰逢王允與士孫瑞等人密謀殺卓，作為王允州里的呂布便與其一拍即合，趁董卓上朝之際「手刃刺卓」。

呂布之死（劇照）

呂布誅殺董卓的行為確實在客觀上為歷史的發展作出了突出的貢獻，但他本人主觀上並無此動機。呂布之所以殺害董卓，主要是因為董卓之前對他的無故責難和唯恐董卓發現其與侍婢私通的擔憂，皆屬個人私利，而非國家大義。至於後來謀求兗州、反叛劉備、勾連袁術等等，也均是將個人利益置於首位，陳壽謂其「唯利是視」，誠不虛也。綜上所述，從呂布一生行事來看，其為人輕佻、蔑視禮法，狡詐刁滑、殘忍好殺，殺丁原、誅董卓、叛劉備、勾連袁術，皆為個人私利，並非國家大義。呂布在當時及後世遭人唾棄，純屬咎由自取，而與社會無關。

參考文獻：《三國志》、《後漢書》、《讀通鑒論》、《廿二史札記校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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