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建體現效率、促進公平的收入分配體系

收入分配是現階段中國經濟發展面臨的核心挑戰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實現向發達國家收斂的低收入經濟體只有13個（葡萄牙、西班牙、希臘、波蘭、斯洛伐克、愛沙尼亞、以色列、塞普勒斯、日本、韓國、新加坡、中國台灣地區和中國香港地區）。在這些經濟體的高速增長過程中，收入不平等程度處於較低水平，實現了「平等的增長」。相反，收入分配惡化的發展中國家幾乎都沒有實現長期經濟增長。19世紀60年代以來，大多數拉丁美洲國家在工業化過程中，政治局勢不穩定，經濟增長難以為繼，最終都跌入「中等收入陷阱」，導致經濟停滯不前。因此，中國經濟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收入分配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近年來，我國收入分配狀況有所改善，但仍不容樂觀。國家統計局公布的2012—2017年國內居民收入基尼係數，分別為0.474、0.473、0.469、0.462、0.465和0.467。儘管呈現微弱下降趨勢，但其數值仍高於國際社會公認的社會貧富差距「警戒線」——0.4。此外，中國家庭與個人跟蹤調查（CFPS）數據顯示，中國2010年和2012年基尼係數分別為0.51和0.49。而中國家庭金融調查（CHFS）數據顯示，中國2010年基尼係數已高達0.61。收入分配結構持續惡化已經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重視，「縮小收入差距，增加居民收入，共享經濟發展的成果」成為我國現階段的重要發展目標。

需要指出的是，收入分配惡化阻礙經濟增長的主要機制是機會不均等。在機會均等的前提下，社會出現不平等往往源於個人努力的差異，從而激勵個人更加努力地工作，宏觀層面上有利於經濟持續增長。反之，由機會不均等造成的收入分配惡化，極易引起社會矛盾，進而阻礙經濟增長。因此，實現機會均等化是促進經濟增長、改善收入分配的重要手段。從理論邏輯上講，個人收入主要有兩個來源：從勞動力市場獲得其勞動收入，從金融市場獲得其資本收入。構建體現效率、促進公平的收入分配體系，需要從勞動力、資本等要素市場機會均等化入手。

第一，加大農村和落後地區教育投入，促進教育機會均等化。

教育是低收入階層提高收入水平、實現階層躍升最重要的渠道。高考等制度讓很多個人從農村走向城市，從小城市走向大城市，不僅提高了自身收入水平，還促進了社會階層流動，對改善收入分配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近年來，中國教育機會不均等開始加劇，社會階層固化問題日趨凸顯，並集中體現在城鄉教育機會不均等。目前，中國城市生均教育經費是農村的近2倍。這種教育投入差異導致城鄉教育質量差距越來越大，城鄉收入差距也難以彌合。有研究發現，教育水平差異是中國城鄉收入差距最重要的影響因素，其貢獻程度達到34.69％；若農村生均教育經費投入與城市相同，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將降低50%。

除城鄉教育機會不均等，中國區域間教育機會和區域內部教育機會也呈現明顯的非均衡性。發達地區往往教育資源更加豐富，教育投入更多，教育質量也更高，教育的區域差距將在長期內進一步擴大區域收入差距。具體來說，我國各省的教育發展差距是造成地區間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之一，教育的持續平衡發展將有助於縮小地區間收入差距。區域內部的教育機會不均等，主要體現在高收入人群的教育機會顯著大於低收入人群，進而加深收入的不均等程度，同時更容易造成階層固化。

教育機會不均等還會對經濟效率產生不良影響。人力資本是影響一國經濟增長最重要的決定要素之一。降低受教育機會不均等，不僅可以緩解社會不平等，還可以提高社會效率，促進經濟增長。九年制義務教育的貫徹執行，為低收入群體提供了基本的教育保障，是教育機會平等化的一個基本前提。然而，教育質量依然在城鄉之間、地區之間、城市內部存在明顯差異，這要求在進一步鞏固義務教育成果的同時，加大對農村地區和落後地區的生均教育經費投入，提高其教育質量，不斷推進教育機會均等化。

第二，進一步推動戶籍制度改革，促進勞動力市場機會均等化。

戶籍制度對我國勞動收入不平等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一般而言，勞動力從第一產業向第二、三產業轉移的過程中，其工資水平將會明顯提升，由此提高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但戶籍制度嚴格制約了勞動力在城鄉、區域之間的自由流動，成為導致當前城鄉收入差距的關鍵因素。改革開放以來，農村人口大量湧入城市，但農民工群體的工資與市民工資存在一定差距，同工不同酬現象非常普遍。城市內部以是否擁有當地戶口為界形成了「新二元結構」，這種制度性分割正深刻影響著我國城市內部的收入分配。進一步來看，基於戶籍制度而建立的就業制度、教育制度、醫療制度、社會保障制度等，形成了城鄉間、地區間嚴重的機會不均等，導致收入差距持續擴大。此外，戶籍制度還不利於勞動力資源的優化配置，阻礙了經濟效率的提升。

近年來，我國戶籍制度改革穩步推進，勞動力市場的機會均等化也有了很大改善。然而，與戶籍制度相銜接的教育制度、醫療制度、社會保障制度尚未「破冰」，實現勞動力市場機會均等化任重而道遠。比如，養老和醫療保險跨省流動依然存在很多障礙，異地（特別是大城市）子女入學依然較為困難。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公共服務資源的地區、城鄉分割，嚴重阻礙了勞動力自由流動，降低了經濟增長潛力，擴大了社會不平等。為此，有必要統籌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資源，打破地方分割，促進勞動力自由流動，實現社會公平和經濟可持續發展。

第三，加快金融市場改革，促進金融市場機會均等化。

金融是經濟發展的核心，也是影響收入分配的重要因素。金融市場發展程度對一國的收入分配有顯著影響，金融市場發展滯後往往會惡化收入分配。如果一個國家金融市場運轉良好，居民可以通過金融市場（包括股票市場和銀行等）分享經濟增長的成果。因此，當一國經濟增長率較高時，其銀行存款回報率（真實利率）和股票市場回報率也較高。然而，我國股票市場回報率與經濟增長之間關係較為微弱，銀行存款回報率也與經濟增長脫節。比如，改革開放以來，我國GDP年均真實增長率超過8%，但一年期銀行存款真實利率不到1%，遠低於經濟增長率。

我國經濟增長與金融市場（特別是銀行體系）回報率脫節的主要原因，在於利率管制。我國長期存在對存款最高利率和貸款最低利率的管制。被管制的利率往往低於市場利率，其目的是以低利率形式補貼部分需要扶持的重點產業（比如新中國成立初期的重工業）。然而，這種利率管制對收入分配產生了很大的負面影響。利率管制使得部分企業獲得了低成本的融資，而居民只能獲得很低的儲蓄收益，形成了一種居民補貼企業的倒掛機制。面對低廉的資本使用價格與相對高昂的人力成本，企業更傾向選擇資本密集型技術，以資本替代勞動，進而導致勞動收入佔比下降，惡化收入分配。同時，在居民內部，往往窮人是存款者，富人是借款者。利率管制實際上造成了窮人補貼富人的倒掛機制，加速了居民財富分配向富人集中的趨勢。利率管制還抑制了個人在金融投資領域的熱情，使其轉向房地產等不動產投資。而居民旺盛的購房需求，又導致了房價不斷走高、房租持續上漲，進一步惡化了收入分配格局。

近年來，我國逐步放開了利率管制，極大推動了利率市場化進程。然而，只有把不受管制的利率和市場化的行為主體相結合，才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利率市場化。當前，我國金融市場的利率已基本上由市場力量決定，但參與金融市場的主體依然沒有市場化。地方政府、國有企業等對利率不敏感的主體對金融市場價格有重要影響，使得金融市場價格信號失真。因此，利率市場化的本質，不僅在於利率的「去管制」，更為重要的是，讓各類金融市場的利率準確反映資本回報，讓居民通過金融市場分享到經濟增長帶來的發展成果，這是我國下一步金融市場改革必須面對和解決的關鍵問題。

概而言之，勞動力市場和金融市場機會均等化是構建體現效率、促進公平的收入分配體系的重心所在，其著力點是推進教育投入均等化、戶籍制度改革和金融體系改革。

（作者系中央財經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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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劉岩排版編輯：劉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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