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國民黨為何要建立這個組織？比創辦軍統費力還大

「七七事變」以後，雖說國民黨軍隊節節失利，但經過逐次抵抗，加之共產黨在敵人根據地的逐塊建立，國民政府終於保證在重慶站住了腳跟。緩過一口氣來以後，為了向全國各地迅速傳遞各類抗戰宣傳書刊，以便進一步強化全民抗戰政治宣傳工作，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專門組建了中央文化驛站。在艱苦卓絕的抗戰時期，要支持龐大的軍隊、養活眾多的老百姓就已經是非常艱難的任務了，在這種條件下還要為民眾提供精神食糧，支撐他們的抗戰信念，其困難可想而知。為此，中央文化驛站確實付出了大量艱辛的努力，甚至比建立軍統還要費力。

1939年1月3日，中央文化驛站在陪都重慶宣告成立，初期定名為中央文化管理委員會，1940年開始改稱中央文化驛站，具體執行機構為中央文化驛站總管理處，辦公地點在重慶川東師範學校內，並於1月16日正式開始開辦。

中央文化驛站總管理處在當時的每個戰區內設立一個分站，負責辦理該戰區內書報供應事宜；在每個游擊區設立一個支站，未成立游擊區的地域則根據當地實際情況，在二至三個行政督察專員區內設立一個支站；在戰地每個縣設立一個辦事處；縣以下每縣各鄉鎮中心小學負責兼辦該鄉鎮內文化食糧供應事宜；鄉鎮以下每個保（國民政府當時在鄉鎮以下設立的行政機構）的國民學校（包括鄉村學校、民眾學校、短期小學、流動施教團、中山民眾學校、秘密流動施教團等）負責承擔相關工作。可以看到，這項工作的覆蓋面還是比較廣泛的，而且為了確保工作實施，中央文化驛站還要求上述各級組織與所在地國民黨黨部、教育行政機關、文化團體、政治工作人員在工作上密切聯繫。在人員配備上，各分站、支站由中央文化驛站總管理處直接派員辦理，縣辦事處由縣政府主持、縣黨部協辦，鄉鎮中心小學等各類負責此項工作的學校，由校長主持。

中央文化驛站設立之初本由教育部代管，但是運行八個月後，即從1939年9月起，移歸國民黨中央秘書處直接主持，其經費也由國民黨中央統籌，由此可見其受重視程度，也說明其開辦後的工作成效還是比較顯著的。

中央文化驛站成立後，立即開始緊鑼密鼓地辦理向全國各地、特別是各戰區的書報供應工作，並區分為徵集、印刷和運輸三個環節實施。

相關書籍報刊的徵集工作，在中央層面由中央文化驛站總管理處與國民黨宣傳部、教育部及政治部等有關部門商定經常供給書報品種、數量等，由官方負責提供和保障；為彌補不足，也經常通過登報或其他方式向各文化團體、私人募集。在地方層面由中央文化驛站總管理處各分站、支站向當地各教育及文化機構商定書報供應事宜，或是向本地各文化團體、私人徵募。

為了保證數量，書報供應是以官方翻印為主、其他途徑徵集為輔的，而且為了減少運輸負擔，許多印刷工作是在戰區及戰地完成的。當時除了盡量利用各戰區自身的印刷機構以外，中央文化驛站還在江南、蘇北、皖北、鄂東、湘鄂贛邊區、河北魯西、河北西北部、魯東北、晉東南和晉西等戰地分別設置了十個印刷所，每個印刷所開辦費為十萬元，主要負責翻印各種必需的教科書及補充教材、一般讀物、報紙及其他宣傳品等，這些印刷所都屬於經營性質，通過以商養政的方式運作，所以開辦後基本都能夠生存下來。

書報資料的運輸工作則由各級分工負責，中央文化驛站總管理處負責運輸至各戰區分站，分站負責運輸至支站，支站負責運輸到辦事處，再由辦事處分發至各鄉鎮中心小學，爾後經各中心小學發到各國民學校，最後由各國民學校負責分發給區域內的民眾個人手中。為了給民眾運輸這些精神食糧，採取專車、兵車、航空、艦船、民郵、軍郵、客車等方式，當然還有畜力和人背手提等。

首先書報的籌集就困難叢叢。國難當頭，國土大片淪陷，人民性命都隨時不保，家破人亡的慘劇隨時隨處可見，到哪裡去找尋理論書籍呢？好在隨著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國民黨中央出版事業委員會等機構逐漸恢復建立，各類出版社、書店和印刷所也漸次設立，總算解決了書刊資料來源問題。但運輸卻始終是個難題，自抗戰伊始，交通日趨困難，全國郵運都是時斷時續，正所謂「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據中央文化驛站總管理處於1940年9月7日致軍委會政治部函所示，當年他們從重慶觀音岩郵局交寄上饒第三戰區政治部13件書刊，竟然歷經半年多時間還沒到達。在當時，多數地方都依靠人力獸馬及民船運輸，但因軍事需要，馭馬民船管制都非常嚴格，人夫招雇也很不易，大兵們聽說運送書籍的，往往直接搶了運輸工具或是拉了民夫就走，兵荒馬亂之時，文化之事哪裡能夠擺上位置！如果再遇到戰事轉變，交通阻礙，那更是不知道要延誤到猴年馬月。

待到滇緬交通線遭到日軍封鎖，國內汽油來源缺乏，交通問題更是嚴重。中央文化驛站總管理處在這種不利條件下，頂著日機對重慶的轟炸，照常推進工作，沒有一天停頓發放工作。同時，他們想方設法改進運輸流通方式，如運到西北各地的書刊，先通過行政溝通，利用軍車運到西安或蘭州，再通過民郵渠道利用畜力人力分頭髮放，可以節約一個月以上的運輸時間。他們還同一些交通條件特別差的地區的公路局或駐軍訂定特約專車合同，每月加開一班特約專車運輸宣傳書刊，如成都、寶雞等分站就是採取這種方式。通過種種努力，在當時的條件和背景下，中央文化驛站總管理處初期每月能夠向全國各地運輸書刊約20噸，後期達到30-40噸的水平，基本各分支機構都能夠送達，這應該是難能可貴的了。

1945年7月10日，隨著抗戰勝利，中央文化驛站也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它對抗戰所起的作用是值得肯定的，但其局限性也很明顯，如影響力有限，受眾面小，過於鼓吹國民黨一黨一軍；再如官僚味道過大，機構設置繁瑣，與民眾有隔閡，遠不及共產黨抗日政權的宣傳隊和傳單靈活親民且影響深刻；特別是它極端抵觸共產黨的理論書刊、報紙雜誌，如中央文化驛站總管理處處長錢其琛在1940年11月21日召開的第三次各機關代表聯席會議上就公開要求嚴防敵偽及共產黨宣傳書刊，稱「查敵偽及共黨分子對於本處工作非常注意，常設法破壞本黨宣傳工作，所以對於書刊包裝，我們要格外留意，以免混入敵偽及共黨有關宣傳書刊」。這種狹隘的、反動的思想，自然決定了這個臨時機構不可能生存和發展持久，所以很快就淹沒於歷史長河之中了。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