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明的醫生，治病的點是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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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病之後，若遇見一位醫生，治好了我們的病，我們會覺得這是一位好醫生。但真正厲害的人卻能做到治未病，於未病之時就能看出端倪，及時制止疾病的發展，終免患者病痛之苦。中醫的「治未病」牽涉了方方面面的思想，我們一起從下面的文章中體會一下「治未病」的智慧吧。

「未病」和「治未病」的理論及方法是中醫藥學獨立於西醫學的一個創造。關於「治未病」的重要性，《史記·扁鵲倉公列傳》中記載的扁鵲給齊桓侯看病而逃的故事體現得非常生動而明確。當年，齊桓侯請扁鵲入朝做客，扁鵲入朝見過齊桓侯後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恐深。」齊桓侯不以為然，於是扁鵲離去，齊桓侯感到很是不悅。五天後，扁鵲再一次入見，望見齊桓侯便退而走，齊桓侯不解其故，使人問之，扁鵲曰：「疾在腠理，湯熨之所及也；在肌膚，針石之所及也；在腸胃，火齊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屬，無奈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又過了五天，齊桓侯體痛，使人召見扁鵲，扁鵲已逃去無蹤。

按照中醫藥學的「未病」理論，人體的生命狀態可以分為「正常」「未病」和「已病」三種，並且這三種狀態在一定的條件下可以互相轉化。「未病」是機體從「正常」到「已病」狀態的一個必經的病理階段，每一種「已病」都有其相應的「未病」，而每一種「未病」也都有不同的「未病」階段，有效地治療「未病」，既能夠預防「已病」的發生，又可以阻斷「未病」向「已病」的不良轉歸。

在中醫學看來，一個高明的醫生是能夠察其「未病」而治之的醫生，中醫藥學將這樣的醫生稱為「上工」或「聖人」。例如，中醫醫聖張仲景就這樣論述「未病」和善治「未病」的醫生：「夫治未病者，見肝之病，知肝傳脾，當先實脾，四季脾旺不受邪，即勿補之。中工不曉相傳，見肝之病，不解實脾，惟治肝也。」可見，「上工」和「中工」察病治病的方法實有很大的不同，其臨床療效自然也就有很大的差異。

除了內傷性疾病具有「未病」階段之外，外感性疾病也同樣有不同的「未病」階段。在中醫藥學經典的「傷寒」和「溫病」學說中，就揭示了侵犯機體的外邪的性質及其所居部位的傳變及其傳變過程的辨證論治理論，嚴謹而生動地描述了外感性疾病中「未病」和「已病」的動態轉化過程及其辨證論治方法。此外，中醫藥學還建立了一套關於「五運六氣」的演算方法，利用這一方法，醫家能夠識別外在邪氣、天運之氣和機體正氣之間的相互作用狀態，從而預測外感瘟疫的發生，達到「避之有時」的預防效果。

中醫藥學之所以能創造出「未病」和「治未病」的理論及方法，除了基於長期的臨證觀察、實踐和完美的利用類比推理等科學思維的因素之外，更有其深刻的文化淵源。

也許是受制於處置已發事件的能力和手段，或者因為思想家們對人們心中缺乏憂患「世亂」的教誨，還或許是對事物發展規律的主動把握，但無論是基於何種原因，事實是，從很遠古的時候起，在中國人的思想中就形成了非常深厚的「防患於未然」的觀念。

早在先秦時期，左丘明著《左傳·襄公十一年》，就告誡人們要「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在漢語中，也有很多人們慣用的成語分別是從正反兩個方面表達凡事善於並能夠「防患於未然」的重要性的。正的方面如「未雨綢繆」「防患未然」「有恃無恐」之類，反的方面如「措手不及」「臨陣磨槍」「臨渴掘井」之類。大家知道，成語是漢語言特有的一種語言結構，其中凝聚著古中國人的思想觀念、思維方式或生活嚮往，因而這些成語當是他們內心把握或擔憂事務時有可能發生「風雲變幻」的認識以及必須要「防患於未然」地加以處置的一種寫照。「防患於未然」是古中國人的一種處事方式，也是對生活在現代的中國人的一種教導，其中強烈地折射出了中國人凡事追求和諧的文化性格，是中國人的一個文化基因，代代相傳，刻骨銘心。

正是基於這樣的觀念、文化性格及文化基因，從古至今，在中國人的處事實踐中，有火就一定要置水於火上，水火既濟，「君子以思患而預防之」，而「迨天之未陰雨」，就要「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中醫藥學的知識體系是用漢語言表述的，也是在中華傳統文化的熏陶中逐步形成和發展起來的。所以，這種深深刻在古中國人骨子裡的文化基因無疑也會表達於中醫學中。這對於形成像「見肝之病，知肝傳脾，當先實脾」這樣的「未病」理論及其「治未病」的方法發揮巨大的作用。

所以我們說，中醫藥學的「未病」以及「治未病」的理論和方法是橫跨了科技和文化兩個領域的問題，而今天大力提倡開展這一方面的研究自然也就具備了科技和文化兩方面的意義。

在科技方面，我們注意到，「未病」理論雖然是中醫藥學特有的概念，但隨著現代生物醫學的發展，許多生物醫學家們也認識到了有許多疾病同樣有特定的「未病」階段以及由「未病」到「已病」的演變。例如，糖耐量低下（IGT）是糖尿病的「未病」，高脂血症是動脈硬化的「未病」。大多數的急性細菌或病毒感染性疾病，由於細菌或病毒與機體免疫系統相互作用狀態的不同，也表現出長短不等的潛伏期或不同的病理階段。特別是隨著病理學從組織細胞水平到分子水平的發展以及分子病理學的出現，不斷地令醫學家們認識到疾病的病理變化有一個在特定組織器官的特定基因組、代謝組和形態組的相互演變過程，或基於基因組至代謝組和形態組，或基於代謝組至形態組和基因組，或基於形態組至代謝組和基因組。疾病類型眾多，常因病因及其致病條件或時間的不同而使其發病或演變路徑亦有很大的差異。於是，「未病」和「已病」的情形便在這一演變過程中顯現出來。

所以，中醫藥學的「治未病」理論及方法的研究、開發和應用不僅是中醫藥學本身發展的內在需要，而且也是人們更有效防治疾病的客觀要求，並對現代生物醫學的發展有非常重要的借鑒意義。大力發掘、研究中醫藥學的「未病」以及「治未病"的理論和方法，能夠使我們將其與現代生物醫學的病理生理學理論統一起來，創造出全新的醫學病理生理學理論，並且二次發明創造出全新的關於「未病」的診斷方法和技術以及「治未病」的有效方法，以便今天或明天的生物醫學能更好地解決人類面對的許多重大健康問題，使人類更加從容地應對許多重大健康問題對自身和社會帶來的巨大挑戰。

在文化方面，以中醫藥學為載體，能夠更有效地向國民和世界傳遞中華民族「防患於未然」的處事觀念及其追求和諧的文化基因，誘導人純真善良的本性及其價值觀念和行為處事方式，同時也能夠使許多政治家或社會管理者從中學到、發明和建立更好的「治世」方法及規則。這是一個令人饒有興味的「仿中醫學」的社會科學研究領域。

由此看來，中醫藥學的「未病」以及「治未病」的理論和方法不僅能使醫生善治人身之病成為醫家「上工」，且還可讓政治家們善治人心之性和凡世之患而成為政治「聖人」呢！其意義自然廣大而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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