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歷史地理學與環境史的關係

圖片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環境史研究理論、方法和對象從西方（主要是美國）引入我國，成為歷史學新興的研究領域。中國現代歷史地理學源於30年代禹貢學派及其倡導的沿革地理學，沿革地理則源於《漢書·地理志》。環境史重在研究人地互動，歷史地理學重在研究人地關係，兩者在很多方面具有共性，又不盡相同。釐清二者的關係，一方面可藉助中國歷史地理尤其是歷史自然地理的研究來深化環境史研究，實現環境史在中國的本土化；另一方面，將環境史的一些理論應用於中國歷史地理研究，從中國歷史地理角度回應環境史提出的一些問題，皆有益於拓寬中國歷史地理的研究視域。如何從歷史維度構建我國生態文明的內涵，推動環保意識深入人心，是環境史在中國本土化意義之所在。中國歷史地理學如能借鑒環境史的書寫方式，將有助於其在我國建設生態文明過程中發揮重要力量，延續經世致用的學科特點。

環境史研究應運而生

20世紀六七十年代，環境史研究率先在美國興起，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環保運動的直接推動。戰後，美國環境污染事件層出不窮，自然環境變化的激烈程度和破壞程度也遠遠超過歐洲，由此引發公眾對環境問題的關注。

中國環境史的誕生，與美國和歐洲環境史的起源有著類似過程。隨著經濟發展、社會進步、人民物質生活條件提高，政府和公眾對更加美好生活的期望，與伴隨工業化而產生的污染、過度開發利用導致的資源耗竭、環境退化、氣候變化、垃圾快速增長的現實構成矛盾，由此產生對可持續發展等問題的擔憂，從而引發一些學者對環境問題的關注。90年代，侯文蕙、曾華璧等開始介紹美國的環境史研究和環境思想史。1993年，台灣「中研院」經濟研究所和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太平洋研究學院舉辦「中國生態環境歷史學術討論會」。2005年，南開大學舉辦「中國歷史上的環境與社會研討會」。2014年，雲南大學召開「全球化視野下的中國西南邊疆民族環境變遷」學術研討會。2018年，廈門大學召開的「歷史上環境與社會經濟的互動」學術研討會，系中國環境科學學會環境史專業委員會首屆年會。

除論文集外，到目前為止，冠以「環境史」字樣出版的中國環境史著作，至少有英國學者伊懋可（MarkElvin）的《象之退隱：中國環境史》、美國學者馬立博（Robert Marks）的《中國的環境和歷史》、中國留美學者張玲的《河流、平原、政權：北宋中國的一出環境戲劇》等譯著，以及筆者從歷史地理視角進行的區域研究——《荒漠、水系、三角洲——中國環境史的區域研究》。

就論文而言，2000—2013年CSSCI收錄的環境史論文表明，無論是發文量、高引作者還是高引論文，來自世界史背景的學者皆高居榜首。可見，世界史學者在推介國外環境史研究過程中起到了引領作用，但也反映出目前中國環境史的研究仍處於學習借鑒階段。

從歷史地理角度研究環境史

儘管人們普遍認為環境史誕生已有40多年，但是由於它與許多學科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所以很難準確說出它究竟起源於何時。在所有學科中，環境史與歷史地理研究的聯繫最為緊密。英國地理學者邁克爾·威廉姆斯認為，環境史學者使用的許多概念和術語為歷史地理學者所熟知，歷史地理學者正在或者曾經關注的許多話題和重要議題被認為是「環境史的主題」。伊懋可則認為，從原則上講，歷史地理學與環境史之間沒有明顯分界線，唯一的區分是由不同學術文化產生的界限。侯甬堅在分析二者起源、研究重點、研究方法和對人類在環境中地位的看法存在差異之後，也認為二者相互借鑒之處甚多。筆者認為，環境史致力於找尋當今環境問題的起因，這些問題除了歷史時期就已存在的一些環境問題，如水旱災害、水土流失、異常寒冷事件等問題之外，還出現了歷史時期很少或者沒有的污染問題、垃圾問題等，故中國環境史既可以從很遙遠的時代開始敘述，也可以從幾十年前工業化之後開始敘述。到目前為止，中國歷史地理研究則大多止於1949年。因此，兩者的關注時間段各有側重。

就二者的定義和研究內容而言，環境史具有更大的不確定性。美國學者唐納德·沃斯特認為，「環境史是有關自然在人類生活中的角色和地位」，其議題有三個：一是理解歷史上的自然結構、它如何運作以及人類是如何進入自然的食物鏈的；二是通過代表生產方式的工具和勞動，理解社會經濟、政治體系與自然的關係；三是人在與自然對話過程中形成的思想或知識表現。在沃斯特看來，環境史與生態史的關係尤其密切。

濮德培認為，環境史是一門關注過去人類社會與自然界之間相互作用的歷史學科，包括諸如食物、礦物、能量和氣候等各種資源，以及它們與人類福祉之間的關係，還包括通過人類勞動轉化自然物質以維持人類生活的各種生產方式。環境史研究話題包括農業生產的歷史、疾病和人類健康的分析、人類通過技術改造自然界的活動、歷史時期的環保運動、環境思想、哲學、我們對自然界負有責任的倫理觀以及自然界對社會行為的影響等。美國學者唐納德·休斯認為，「環境史通過研究作為自然一部分的人類如何隨著時間的變遷，在與自然其餘部分互動的過程中生活、勞作和思考，從而推進對人類的理解」。環境史研究主題分為三類：環境因素對人類歷史的影響；人類行為造成的環境變化，以及這些變化反過來在人類社會變化進程中引起迴響並對之產生影響的多種方式；人類的環境思想史，以及人類的各種態度藉以激起影響環境之行為的方式。

休斯對環境史的定義，與我國現代歷史地理學者侯仁之對歷史地理學的定義有相似之處。不同的是，休斯的落腳點在於理解人類社會，是一種史家的看法；而侯仁之認為，理解環境的演變規律，旨在更好地使之為人類社會服務，是地理學者的視角。李根蟠用「人類回歸自然，自然進入歷史」高度概括了環境史研究主旨所在。以上有關環境史的定義，說明人們對環境史的理解言人人殊，也說明環境史切入點之多。

相對而言，作為地理學的分支學科，中國歷史地理學發展至今，學科體系完善，具有明確的研究對象和目標。歷史地理學分為歷史自然地理和歷史人文地理，其下又可細分為若干研究對象。例如，歷史自然地理可分為歷史時期氣候、植被、水系、海岸線或沙漠的變遷等，歷史人文地理可分為歷史時期疆域、行政區劃、人口、農業、工礦業、交通路線、歷史文化景觀的區域差異及變遷等。歷史社會文化地理，則是近年來興起的研究方向。

由於環境史學科邊界不清晰，許多學科都可以從自身學科角度研究環境史。但是，相對而言，從歷史地理角度研究環境史更有基礎。而且，從中國歷史地理角度研究環境史，會讓環境史研究更加具有中國特色。歷史地理學者為當代中國環境史研究奠定了基礎，有助於對不同地理尺度進行分析，沿革地理的傳統使得中國歷史地理自成一體，故從歷史地理學的角度可望構建一部歷時長、範圍大的中國環境史。

有助於發現新課題

鑒於兩門學科的起源和關注的對象不盡相同，當我們在歷史地理中引入環境史提出的問題時，會發現許多以往為歷史地理所忽視的新課題。例如，馬立博在《中國的環境和歷史》一書中，把三千年的環境演變史與幾十年來的環境突變進行對比，有助於喚起我們的憂患意識。隨著我國工業化步伐的加快，歷史上很少存在的空氣污染、水污染和土壤污染，成了我們當今生活中近期不易解決的環境問題。通過與歷史時期對比，可以發現目前的環境變遷巨大而迅速，人類活動的影響與日俱增，生產、生活和消費方式也發生了明顯的斷裂和突變。交通工具的變革、互聯網的普及，在方便我們生活的同時，也使得我們具備了與前人不一樣的時空觀點，時間不再緩慢，距離不再遙遠，我們生活在一個越來越擁擠的星球上。這些使我們不得不對目前的生產、生活和消費方式進行反思，這正是環境史的教育意義所在。

此外，環境史強調歷史時期的人地互動研究，也促使我們思考歷史地理以往大多隻注重自然或人文研究的傳統研究方法。即便有學者在研究人文地理過程中考慮了自然因素，但是自然往往被視為靜止的背景和限制條件。這與法國年鑒學派的做法一脈相承。當我們吸收環境史關於人是自然的組成部分、自然也有生命的認識後，再去研究歷史地理，會有新發現。我們在歷史自然地理或歷史人文地理的研究方面已有厚重的學術積澱，產生了許多優秀之作。我們現在需要做的是，如何選擇不同的空間尺度，在前人研究基礎上，加強區域歷史地理的綜合研究，分析這個地區歷史時期的人地互動關係。

最後一個值得我們注意的問題，則是從歷史地理角度書寫環境史的方式。環境史的興起與世界各地環保運動有關，預設的讀者群包括地球上的每位公民，不分國界、膚色、職業和年齡。如果以這些對象為讀者群，我們就要改變以往充滿學術口吻的敘事方式，盡量避開充斥理論和說教方式的寫法，而是以具體案例，採取通俗易懂、深入淺出的方式，講述一個個地方的故事，增進讀者對這些地區人地關係互動的理解，從而自覺參與到愛護環境、保護環境的行動中來。

（作者系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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