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和以色列，亞洲創新的雙子星？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文丨Alter

以色列的創業者，正努力刷新在中國市場的存在感。

先是7月份在北京的一場投融資交流會上，具有視聽能力的智能眼鏡、革命性的糖尿病治療方法等以色列的初創項目相繼登場；

隨後在360組局的互聯網安全大會，特意召開了一場以色列網路安全專場，周鴻禕當場表態要替以色列安全同行做背書；

同一時間段的SEED AWARD亞太賽區複選中，來自以色列的3D列印心臟、可生成胰島素的微型器官等項目成為整場的焦點……

這番景象多少讓人想起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2017年訪華時的願景：「中國的能力、遠見與以色列的技術、創新可以很好地結合在一起。中國有製造與市場能力，以色列有先進的技術，中以合作是天作之合。」

以至於有人給出了這樣的預判：全球正在發生的新一輪產業革命中，亞洲已經逐漸從跟隨者成為領跑者，而中國和以色列就是代表著亞洲創新的雙子星。

01?

如果以20年的時間為尺度，著實應該為中國的創業者唱一曲讚歌，特別是互聯網行業的高歌猛進，已然走到了全球創新的最前沿，幾乎每個細分領域都可以看到中國玩家的身影，與號稱「第二矽谷」的以色列並稱，似乎也不過分。

但過去20年里的「創新」也留下了諸多被詬病的地方，典型的特徵就是——模式創新始終是中國互聯網的主導力量，搜索、電商、社交、遊戲等莫不是如此。中國的互聯網人口從零開始增長到了8億的規模，巨大的流量紅利對追逐規模的模式創新有著前所未有的利好，學會收割流量，然後利用流量變現，可以說是所有巨頭、獨角獸的必修課。

可當流量紅利漸漸枯竭，模式創新存在的土壤越來越稀薄，技術創新也就成了為數不多的選擇。彼時人們才意識到，不應該將創業者的種種亂象囫圇歸咎於模式創新，本質上還是中國人「勢勝」思維的根深蒂固。

《孫子兵法》中有很大的篇幅敘述造勢、重勢、識勢、任勢的思想；諸葛亮在《將苑》中提出了「兵勢有三」的說法，也就是後來的天時地利人和；哪怕是棄戎從商的范蠡，也留下了「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與人」的經驗……

翻譯成現代文的話，雷軍的「飛豬理論」和順勢而為的思想，以及迅雷創始人程浩有關「創業的賽道要建立在大勢和紅利之上」的觀點，可謂與先賢們如出一轍。

好比說近兩年被資本青睞的創新項目，多半集中在智能出行、人工智慧、智能硬體等領域，無不迎合了互聯網之後的智能化大勢。也印證了這樣一個事實，無論是出於何種目的進行創新創業，「選對賽道、找准大勢」都是前提，乃至BAT先後瞄準了智慧城市，綠城、實地等頭部或腰部的地產商開始深耕智慧地產，收緊口袋的資本仍然願意為人工智慧、機器人等黃金賽道豪擲千金……

從人口紅利到技術紅利，無非是創新形式和方向的調整，中國創新的大格局並沒有變。

02?

沒有中國龐大的製造業優勢，沒有廣闊的終端應用市場，先天環境的巨大差異，決定了以色列的創新要走另一種路徑。

應該說，在所有「國家營銷」的案例中，《創業的國度》是一個值得被鑽研的典範。為何中東的一個彈丸小國成了創新大國，為何明明深處四戰之地卻誕生了如此多的新興企業？丹·塞諾和索爾·辛格嘗試在書中給出了答案，也讓以色列成了創業者在矽谷之外的又一朝聖地，甚至幫以色列重塑了國家形象。

和中國不同的是，以色列並沒有太多膾炙人口的商業巨擘，讓人印象深刻的也只有那些令人結舌的創業團隊，但以色列在光學、大數據、人工智慧、納米、3D列印、半導體、雲計算、自動駕駛、新能源、金融科技、醫療和農業等領域的優勢又是不爭的事實。比如蘋果的FaceID人臉識別技術，就得益於對以色列兩家初創公司的收購。

如同很多人提及以色列時喜歡羅列的內容：不到800萬的人口裡有3.8萬名科學家；高科技部門貢獻了10%的就業；每平方公里土地上有幾十家創業公司；以色列理工學院每年約有1/4的畢業生都選擇創業……土地貧瘠、戰火環伺的先決條件給了以色列人憂患意識，於是在創業時傾向立足於產業鏈最底層，做最高附加值的事情。

恰恰如此，To B的、底層顛覆式的技術創新成了以色列的一大特色。就像SEED AWARD亞太複選中所呈現的，3D列印心臟、人造胰腺等項目足以讓在場的觀眾為之興奮，按照中國創業者的標準又有一些不足：只是圍繞技術本身進行布局，在一個方向上做到了極致，卻沒有在產業鏈上下游進行謀劃。

即使以色列已經成為美國和中國之外在納斯達克上市公司最多的國家，大多數創業者的宿命仍是通過被併購的方式退出，不乏一些全球知名的案例：無人駕駛技術公司Mobileye最終以153億美元賣身英特爾、眾包地圖應用公司 Waze 在2013年被谷歌11.5億美元收購，如此種種。

03?

與內塔尼亞胡的願景如出一轍，以色列風投公司 Emerge 的合伙人Avi Hasson也曾有過這樣的看法：「以色列創業者非常了解怎麼從0做到1，而中國從1到100做得非常好，兩者的互補效應很強。」

在 Emerge 強大的LP陣容中，可以看到徐小平、張穎、吳泳銘、傅盛、何小鵬、周航、楊浩涌、吳宵光等國內知名投資人或創業者的身影，AviHasson的觀點在很大程度上透露了中國資本對於以色列的態度。

借鑒耀途資本合伙人白宗義的說法，2011年的時候就有中國資本關注以色列創業者，到了2015年前後開始迎來熱潮，平均每年有400-500個中國考察團飛往以色列，但在2016年之後熱情卻驟然消減。

坊間流傳最多的說法是，2016年國內外匯管理開始收緊ODI投資，導致一些在以色列簽了TS和 SPA 的中國公司沒法履約，以至於讓很多以色列創業者對中國資本的態度變得謹慎起來，儘管內塔尼亞胡在2017年訪華時做出了上述表態。

到了2019年上半年，以色列創業者在中國的路演項目層出不窮，但在以色列數量不小的融資行為中，已經很難找到中國投資者的身影。按照第三方機構披露的數據，2019年上半年中國對以色列投資一共發生了15筆，其中公開投資額的投資13筆，總投資額約為3.65億美元，而去年同期約為5.7億美元。

那些故事裡以色列創業者，於中國而言就像是抓不住的影子。

或許還有更深層次的原因。以色列的創業者多是技術驅動型，缺少對商業模式的深度探索，某種程度上並不符合中國資本對投資回報周期的要求。在國內就是如此，資本可以在三年時間裡打造出估值100億美金的滴滴，卻很少有VC願意投資晶元，因為指數級的增長在技術創新項目上幾乎是不可能的。

簡而言之，「勢勝」不單單在影響中國的創新環境，也在左右資本的選擇，成了一道尚未架設橋樑的鴻溝。

04?

或許有些遺憾，同屬於一個大洲的中國和以色列，「雙子星」不過是名義上的說法：以色列是個典型的技術輸出國，對象卻是歐洲和北美；中國有著全世界最大的應用場景，卻不善於挖掘以色列這樣的金礦。

是否存在破局的可能？還要從中國的「創新精神」說起。

每每談及「創新」的時候，我們考慮的重點往往是「創新可以帶來什麼」，有著強烈的目的性，有著高度的緊迫感，有人將其歸結為一種「追趕」的心態，一種「倒逼出來的創新」。直白地說，中國的創新大多離不開外力的驅動，被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裹挾著。

而在競爭激烈、大勢所迫等外界因素的刺激下，逐漸出現了三種畫像的創業者：

其一，紅利驅動。經濟發展或轉型的過程中，伴隨著這樣或那樣的紅利，或是人口紅利，或是技術紅利，20年前開始的房地產和互聯網，20年後興起的新能源和智能化，無不有著這樣的痕迹，也給了不少創業者十足的行動理由；

其二，焦慮驅動。增長焦慮、轉型焦慮以及一些講不明白的焦慮，無論是個人還是企業，時刻都生存在無處不在的焦慮中，擁抱創新可能是唯一的「安慰劑」。也就很少有人願意為單一的技術和產品死磕，傾向於產業鏈和生態；

其三，創意驅動。先找到一個痛點，嘗試尋找可行的解決方案，然後利用資本的力量在市場上推廣落地。原本是最具普適性的創新邏輯，現實中卻成了「稀有物種」，猶如共享單車的戰爭，資本和社會都不會在意誰想到了這個創意，我們只在乎結果。

歸根結底，無法走出創新的「圍城」，終究會把所有的創業者、所有的創新力量壓縮進同一個模子里，哪管有著怎樣的出發點，得到的都是相似的結果。不改變對創新的根本認知，哪怕去以色列、矽谷等進行太多的朝聖，也只是徒勞。

有如我在此前的一篇文章中所提到的，相較於創業者，我們更需要關注那些願意花五到十年時間去解決一個痛點的創想者。倘若連國內優秀的創想者都懶得去挖掘，哪怕有資本願意在以色列進行冒險，也很難將那些項目在中國本土化。

寫在最後

本文的目的並非是否定中國創業者以勢取勝的方式，也絕非為了標榜以色列的創新精神，而是希望不要過多的將創新進行標籤化。

創新的目的不是為了KPI，不是為了穩增長，更不應該是一夜暴富的工具。諸如微波爐、不粘鍋、心臟起搏器、空調等改變了人們生活方式的產物，無不源自於內在驅動的好奇心，人類天性里的求知慾，對不確定性的樂觀心態，這才是創新者應該有的品質。

相比於以色列，中國的創業創新還夾雜著浮躁的心態，對創新抱有太多的功利性，想要徹底改變這些現狀，我們還有很多的課要補。

【鈦媒體作者介紹：Alter（公眾號ID：sp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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