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西方史學理論研究與學術體系建設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20世紀以來，「西方各種各樣的學說都在開藥方，包括凱恩斯主義、新自由主義、新保守主義、民主社會主義、實用主義、存在主義、結構主義、後現代主義等，這些既是西方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也深刻影響著西方社會。」

總書記這裡提到的八個主義，與20世紀直到今天的西方史學，都具有或直接或間接、或鮮明或晦暗的關係。特別是後現代主義，已經成為人們談論當代西方史學的第一話題與核心話題。關於這一點，鄧京力教授在《近20年西方史學理論與歷史書寫》（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年）一書中作了比較充分而細膩的揭示。

遵照習近平總書記的指示，目前社科界正在抓緊進行三大體系建設。三大體系建設究竟應該怎樣進行？總書記同樣作了系統性的論述。這裡，我想重點談一下這些系統性論述中的一個方面，亦即總書記所強調的「要善於融通古今中外各種資源」的命題。

總書記指出，要把握好三方面資源：一是馬克思主義的資源，二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資源，三是國外哲學社會科學的資源。「包括世界所有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取得的積極成果，這可以成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有益滋養。」

總書記指出：「對人類創造的有益的理論觀點和學術成果，我們應該吸收借鑒，但不能把一種理論觀點和學術成果當成『唯一準則』，不能企圖用一種模式來改造整個世界，否則就容易滑入機械論的泥坑。」「對國外的理論、概念、話語、方法，要有分析、有鑒別，適用的就拿來用，不適用的就不要生搬硬套。」他還指出：「對一切有益的知識體系和研究方法，我們都要研究借鑒，不能採取不加分析、一概排斥的態度。」（習近平：《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6年5月19日）

在這裡，總書記闡明了在三大體系建設中如何「吸收外來」的問題。那麼，怎樣才能把總書記的指示落到實處呢？很顯然，前提是對「外來」的東西有充分的研究和了解；有了充分的研究和了解，才能在比較、對照、批判、吸收、升華的基礎上，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

鄧京力教授等學者撰寫的《近二十年西方史學理論與歷史書寫》，恰好對於人們了解當代西方史學理論的最新情況提供了便利。我們知道，類似的書籍，已經出版許多種，既有翻譯的作品，也有原創的作品。從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一直到今天，我國學術界一直有學者熱誠地研究西方史學史和史學理論。但是，鄧京力教授的著作，依然有其鮮明的特色。其中讓我印象極深的一點，就是作者對於通過研究當代西方史學理論以強化我們自己的學術體系建設的理性自覺，達到了新的高度。因此，對於西方史學理論的最新成果，作者的態度既不是不加分析地照單全收，也不是不講道理地一概排斥，而是採取了細讀、分析、比較、對照、批判的科學態度和方法。

這裡，我想著重談一下上世紀七十年代在全球思想與學術當中的重要意義。恰好，在本書中，有好幾處都提示了「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界標性。書名中的所謂「近二十年」，其最直接的時間比照節點，就是這個「20世紀六七十年代」。更切近地說，亦即上世紀七十年代。對於當代西方思想與學術思潮而言，這或許是最重要的一個時間界標。這個時間界標到底重要到怎樣的程度？書中也在若干地方作了提示，不過最具有形象感因而也最親切的一個提示，出現在對德國思想家呂森的訪談中。呂森是中國史學理論界很熟悉的一位人物。早在1995年，筆者就曾在海德堡大學魏格林教授主持的中國史學史國際研討會上，見過此人。

呂森表示，在向傳統挑戰和斷裂的號稱「創立新世界」的那個70年代，德國歷史研究陷入了危機，而史學理論研究迎來了「全面輝煌的時期」；呂森說，他這一代學者，恰好在那個時期成長起來，成為了教授，「並且力圖開創一個史學研究的新時代」（第287頁）。

呂森的回答，當然只是一個小小的切片，卻是一個真實的映照。確實，直到十年前，西方學術界的當權派，差不多都是上世紀七十年代成長起來的。我們不妨更寬泛地瀏覽一下上世紀70年代前後的西方思想界和學術界，會羅列出許多具有標識性的文化事件，其中既有重大的史學事件，也有與史學發生了重要互動關係的人文事件。例如，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分析學說就出現於70年代（沃勒斯坦：《否思社會科學：19世紀範式的局限》）；年鑒學派則在70年代發生了從地窖（經濟、人口）到頂樓（上層建築）的更迭（彼得·伯克：《法國史學革命：年鑒學派，1929-2014》）；語義學在70年代重新獲得活力（約翰·V.康菲爾德主編：《勞特利奇哲學史》第十卷《20世紀意義、知識和價值哲學》）；海登·懷特的《元史學》與克利福德·吉爾茨的《文化的解釋》均出版於1973年（第29頁），等等。

最終，這些文化事件彙集成為巨大的合力，也就是凝聚成為一個共同的分母，讓我們看到，到上世紀90年代，西方的人文學界，似乎在整體上都詩學化了。借用美國著名哲學家羅蒂的概括來說，就是一切珍貴的標準的老「哲學問題」，都被顯示為我們心愛的詩歌和小說中的隱蔽程序了（理查·羅蒂：《解構和迴避——論德里達》，見《哲學和自然之鏡》）。這種情形反映在歷史學領域，則發生了本書所概括的那種情況：「解構主義特別突顯了歷史學的詩性特徵，包括揭示歷史敘事的修辭性、歷史話語的流動性與歷史知識的美學特質。」（第60頁）

由此可知，我們要研究21世紀的西方文化、學術或思潮變遷，包括研究近20年西方史學理論與歷史書寫在內，至少要從上世紀的70年代開始著眼。依照英國大歷史學家霍布斯鮑姆的解釋，70年代首先意味著20世紀這個極端年代的第二個時期的結束，也就是二戰結束後25年至30年所謂黃金時期的結束。霍布斯鮑姆認為，二戰後的短短數十年光明「對人類社會造成的改變，恐怕遠勝任何長度的歷史時期。」此後，便進入了「動蕩不安」的70年代以及「傷痕纍纍」的80年代。他說：「1973年後20年間的歷史，是一頁世界危機重重、失去支點大舉滑入不安定的歷史。」（霍布斯鮑姆：《極端的年代：1914-1991》）

霍布斯鮑姆的概括，是針對20世紀的整體特點而發出的，卻讓我們感到更像是點出了後現代主義的「扼要」（「扼要」這個詞借用自錢鍾書先生）。他還說：「過去的一切，或者說那個將一個人的當代經驗與前代人經驗承傳相連的社會機制，如今已經完全毀滅不存。這種與過去割裂斷絕的現象，可說是20世紀末期最大也最怪異的特色之一。」這個斷語立即讓我想到本書第87頁所指明的後現代主義的一個特徵，即「強調過去與歷史之間絕對的斷裂。」它發生在當代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其本質是當代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危機在文化領域的反映。這樣，我們就有理由說，後現代主義是20世紀後半期西方文化與文明中最大也最怪異的特色之一。用伊格爾頓的話說，後現代主義涵蓋了從某些建築風格到某些哲學觀點的一切事物（特里·伊格爾頓：《致中國讀者》，見《後現代主義的幻象》）。它帶來了思想震撼，也帶來了新的犬儒主義，但它首先是對當代西方資本主義（亦即所謂現代性）的反抗。

總之，我們今天所看到的西方文化領域的所有場景，都直接與上世紀70年代所開啟的新變化具有邏輯上和事實上的連貫關係。就歷史學來說，誠如本書之所揭示，70年代之後，「西方歷史哲學和史學理論的發展經歷了重要的轉變，其核心內容表現為後現代主義對現代史學的理論基礎與原則提出了全面的質疑和挑戰。20世紀90年代以後，後現代主義的影響從哲學、理論的層面日益滲透進歷史研究的實踐領域」（第83頁）。與之相伴，微觀史學由產生而達於鼎盛期（第205頁）。要對當今的西方文化現象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就需要將70年代以來的一脈相承性梳理清楚。

我們在這裡強調70年代的重要性，還有一個重要考量，即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從70年代後期開始的，總體上也可以劃入70年代的範圍。儘管有一定的時間差，但大體上依然可以說，西方70年代後的新轉型，總體上與中國改革開放的時間同步。這樣，經過40年的發展和沉積，會發現，包括史學理論在內，西方新轉型所帶來的許多理念、思想乃至視角、方法，已經或明或暗地介入到當代中國的文化中來。這種介入的基本韻律，基本上說是越來越濃重的。那麼，它的具體情形如何呢？我們看到，鄧京力教授在這本著作中，試圖通過對幾部漢學著作的分析，具體而微地揭示「後現代方法在中國史領域的適用性」（第187頁）。書中指出90年代後，在美國史學界「出現了一些明顯具有後現代傾向的中國史研究」（第188頁）。其所帶來的後果，便是所謂線性進步史觀、民族國家觀念、科學理性觀念等等被打破，代之而來的是「以全球史為背景的多元現代性的中國史。」（第201頁）書中提出：「也許後現代主義對於中國史研究的最大意義在於，它正在考驗我們對自身已有的知識理論的批判反思能力，考驗我們是否極其自覺地意識到我們身處的局限；同時，它也考驗我們在擺脫中心主義、普遍主義的全球化的現實面前，進行多元文化的建設能力與創造力。」（第203頁）作者所給出的正面意見是：「當代中國史學應當可以摒棄各種偏見，將後現代的挑戰視為一種自我反省和提高的機遇，既堅持自己的理論立場並發揮傳統優勢，又繼續保持一種開放和大度的理論視野，力求在更高層次上整合多種思想資源，走出一條深具底蘊而又帶有自身風格的新的史學發展道路。」（第204頁）我覺得，無論我們是否贊同作者的這種觀點，但它都是作者高度的學術體系建設意識的一個體現。

學術體系建設表明了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建設的時代需求與理性覺醒。這是中國改革開放40年發展所帶來的必然結果。「自主性」應該是這一建設最鮮明的標誌和特徵。有學者將其概括為「本土化」的自覺。要達到我們的目的，當然需要對40年來中國學術與西方學術的互動關係進行梳理、總結和研究。

始於上世紀70年代的西方文化變化，經過二三十年的演變，到90年代和世紀之交，又有新的變化。這些最新的變化，較之70年代的狀況，更加值得我們關注。這不僅因為它距離我們最近，而且由於中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擴大，其中許多文化事件，已經直接與我們相關。鄧京力教授的這部著作，就集中對近20年來西方史學理論所發生的「整體性變化」、提出的新問題，作了點題性的揭示。其中涉及的一些國際大牌學者，不僅到訪過中國，而且與一些中國學者開展共同研究。由此可見，這項研究的現實意義，是顯而易見的。

在書中，鄧京力重點圍繞後現代主義的基本命題及其所衍生的相關問題，從理論趨向、史學理論家、歷史書寫三個層面，作了多方向合圍性的介紹和評析。它雖然以史學史的梳理與分析為基礎，本質上卻屬於史學理論研究。因為，書中所關涉的內容，核心在於歷史學的理論基礎，亦即歷史學的性質。正如書中所說，「西方史學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關注歷史學自身的理論及其對歷史書寫的影響，更加積極地對歷史研究的性質、原則和方法做出反思。」（第31頁）因此，後現代主義所涉及的不是枝節末葉的技術問題，而是足以顛覆人們以往所認可的歷史學的學理基礎，「直接觸及了現代西方史學長期建立起來的核心觀念和主流範式，影響到歷史研究中那些既有的史學規範和傳統。」「讓史學家隱約聽到了自己學科的喪鐘。」（第31頁）因此，帶有釜底抽薪的屬性。關注、研究與回應他們，是因為「其中孕育著21世紀新的史學理論體系的構建」。中國的史學理論研究者，如果不關注這些問題，不勇敢地回應後現代主義，就必然處於盲人騎瞎馬的狀態。

關於後現代主義挑戰的後果，作者認為總體的趨向是，一方面，它的積極方面被強烈地得到吸收，另一方面，其局限性予以克服，由此出發，西方史學在「探尋可能容納多種視角與方式的、更具綜合性」的發展道路，「融合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的歷史視角，即運用後現代主義的理論鋒芒消解現代史學的頑疾或弊端，同時又試圖以現代史學的成熟體系規訓後現代思想的割裂、叛逆、非理性等極端特徵。」（第46頁）就書中所介紹的立場和觀點而言，我覺得，伊格爾斯和呂森的中間立場和見解，應該更能夠得到中國學者的認同。書中關於後現代主義並沒有過時、也沒有被超越，而是在很大程度上被內化了的觀點，我認為都是很切實的結論。

總之，我認為，無論後現代主義多麼銳利和刁蠻，都沒有顛覆掉歷史的客觀性，都沒有化解掉歷史的本質。對此，筆者在另外的文章中作過分析，茲不贅言。不客氣地說，越是把後現代主義講到極致（例如它對當代西方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揭露與拒斥），歷史學的客觀性就愈加得到彰顯。此外，後現代主義與唯物史觀不是一個層面的東西。唯物史觀是歷史學這棵大樹的樹根與樹榦，後現代主義只在這棵大樹的樹枝與樹葉上做了些事情（這是荷蘭史學理論家安克施密特用過的比喻）。樹枝會脫落，樹葉會凋零，但大樹依然聳立。

我對本書的建議是，考察當代西方史學理論的發展，必須與當代西方哲學、詩學等領域的考察緊密結合起來。可以這樣說，當前西方的重大學術思潮，都是沒有明晰的學科邊界的，而是充滿了相互滲透和撩撥。史學理論既受制於這一整體狀態，也是這一整體狀態的共謀者。比如關於微觀史學，或如其批評者所稱的那樣，碎片化的史學，其理論基礎，顯然來自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的此在哲學。再如，關於思想史研究中作者意圖、生平與其文本的關係問題（第73-74頁），即與法國著名符號學家巴爾特等人所極力主張的「作者之死」「意圖迷誤」等主張不可分割。關於文本與社會的相關性、對於史學文本的修辭學分析，則與文藝理論領域的形式主義、文本中心論等等相關。至於歷史闡釋與闡釋學的關係，就更不在話下了。所以，相關的論題還可以再拓寬、更深化。

總之，我們應該樹立更加強烈的思想自覺，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導下，加強當代西方史學理論研究，助力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要把這項偉大的事業做好，就需要把我們的學術梳理工作做得更細緻一些，考慮得更周密一些，將總書記的指示落實得更具體一些。

（作者李紅岩，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特聘講座教授。本文是作者在一次學術會議上的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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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任編輯：黃琲排版編輯：黃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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