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學術誠信保護舉措

近日，澳大利亞網站「撤回觀察」（Retraction Watch，追蹤學術期刊撤稿信息的網站）首次將該國的科研不端行為整理成資料庫。數據顯示，在過去20年里，有247篇含澳大利亞作者的論文被期刊撤回，其中不乏來自最負聲譽的高校的研究。學者紛紛表示，科研不端行為嚴重影響了科研質量和公眾對科學研究的信任，必須進一步完善學術誠信保護方法。

學術不端帶來一系列嚴重後果

澳大利亞皇家墨爾本理工大學客座教授加文·穆迪（Gavin Moodie）稱，澳大利亞作者的論文撤稿數量佔了該網站報告的所有撤稿數量的1.2%。論文撤稿的普遍原因包括結論重複、結果或分析有誤、剽竊，此外還有數據造假等。當然，也有一些相對不太嚴重的原因，如將論文的錯誤版本發布在網站上，在發現之後及時撤回並更換了正確版本。澳大利亞的論文撤稿數量從2010年的一年25篇，下降到2017、2018年的平均每年11篇，但穆迪認為這並不能表明形勢在好轉。其原因是，在所有已發表的有瑕疵的研究成果中，可能只有一小部分被發現和撤回，有些研究問題可能在很多年後才會被發現、報道、查證。

澳大利亞神經科學研究所副主任西蒙·甘德維亞（Simon Gandevia）表示，200多篇論文撤稿應當引起公眾的重視。他對其中涉及醫療、健康的文章尤其關注。例如，一篇關於治療皮膚癌藥物的論文被撤稿，是因為其背後數據的準確性存疑。

穆迪表示，學術不端的問題長期存在，且會帶來嚴重後果。人們曾經對疫苗接種表示反對，便是受到1998年發表的一篇欺騙性論文的影響。該文章聲稱麻疹、流行性腮腺炎、風疹疫苗與自閉症和腸疾之間存在關聯。如果論文本身的質量就存在疑問，便無法基於論文的結論來制定正確的政策。此外，即便是沒有作弊行為，研究的可複製性危機（replication crisis）也會打擊人們對科研的整體信心。尤其是在當下，學術不端會進一步加劇公眾對科學的不信任，對人們採取統一行動應對氣候變化等挑戰帶來不利影響。

導致不端行為的原因各異

學術不端行為為何難以根除？澳大利亞沃爾特和伊麗莎·霍爾研究所副所長大衛·沃克斯（David Vaux）表示，在研究過很多科研不端案例後可以發現，研究人員面臨著巨大壓力，採用數據造假是一個很容易解決他們科研困境的途徑。在澳大利亞，高校和研究機構等都依靠自我約束進行管理，因此很容易掩蓋造假問題。沃克斯還說，讓期刊撤回一篇論文尤其困難，還有很多問題論文沒有被撤回，這意味著「247」這一數字只是「冰山一角」。

穆迪也對此表示認可。他表示，除了研究人員的學術不端，還有學生的學術不端問題，後者大多是剽竊、協議作弊（即學生支付酬勞讓他人幫助自己完成學術工作）。對有不端行為的研究人員和學生而言，可能面臨著相似的壓力：隨著社會愈發不平等，成功意味著高回報，失敗的代價則是巨大的，因此他們都想在競爭日益激烈的環境中取得成功。此外，學術不端現象也反映了當前大學在管理大幅增長的資源方面日趨商業化的現狀。學生/教職工比率越來越高，這也讓師生之間更難建立有助於阻止作弊行為的緊密關係。

從國家層面加強應對

作為對學術不端問題的回應，澳大利亞政府和學界都採取了一些舉措。一些高校加強了對學術活動的監督、管理，例如使用軟體來檢測作弊等。澳大利亞政府在2011年成立了澳大利亞科研誠信委員會，委員會的工作主要是複核研究機構對不端行為指控的調查，進而對各機構的學術誠信政策、僱傭合同、紀律規範等進行統一整合。澳大利亞國家健康與醫學研究協會、澳大利亞研究理事會、澳大利亞大學聯盟在2018年共同推出的《澳大利亞負責任研究行為準則》，為「負責任的研究行為」設定了框架。研究人員必須遵守這些行為規範，否則就會面臨相應懲罰，包括職業發展受阻、失去公共資助，甚至被以犯罪行為論處。

但是，很多學者指出，已有的這些舉措仍然存在很大的局限性。沃克斯認為，問題的關鍵還在於澳大利亞研究機構自我約束的模式。沃克斯與甘德維亞呼籲，應當從國家層面監管科研不端行為，賦權相關組織對科研人員展開調查。

穆迪也表示，目前保障學術誠信的傳統制度建立在相對較小體系內個人之間相互信任的基礎上，專家學者在審定獎金髮放和期刊投稿的過程中，也為保障學術誠信作出了巨大努力。隨著高等教育全球化和研究規模不斷擴大，澳大利亞需要更系統化、更嚴謹、更正規的審查、監管制度。這樣，專家學者在審核投稿時花費的精力不會再被隱匿，而是會得到相應的回報。這些專家也可能向進一步專業化的方向發展。同時，這可能會使專家、研究人員、學生之間的關係更加健康，彼此之間更有批判意識。

學者認為，儘管對研究工作整體而言，那些違反學術誠信的行為可能只是一小部分，但這些行為嚴重損害了人們對學術質量的信任，必須採取嚴厲舉措維護學術誠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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