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憲宗為被老爸「冤死」的叔叔朱祁鈺平反？真實原因關乎大明國運

作者：我方團隊張嶔

明代政治史上的一樁轟動大事，就是「明憲宗為景泰帝朱祁鈺平反」。

要知道，在明英宗通過「奪門之變」重新登基後，曾經受命於危難之時，「搶」了明英宗皇位且挽救大明朝的景泰帝朱祁鈺，就成了大明朝堂上下的「忌諱」。

從明英宗二度執政的天順年間起，已故的景泰帝朱祁鈺被廢掉帝號，只給了謚號「郕戾王」，幾乎是被一踩到底。

他執政時「年穀屢豐」「元元樂業」的景泰時代，也被不斷抹黑，文臣武將，多年來更慘遭清算打壓，堪稱一場政治災難。

但這場政治災難，最終卻以一種出乎意料的方式化解：朱祁鈺去世十八年後，即明朝成化十一年（1475），兒子明憲宗朱見深為叔叔朱祁鈺恢複名譽，追謚為「恭仁康定景皇帝」。

是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大明朝更以隆重典禮，為朱祁鈺在奉天門舉行了加謚儀式。而于謙等諸多因此蒙冤的臣工們，也相繼獲得了平反。

大明王朝，至此終於了結了這樁舊案。

那麼問題來了，雖說是朱祁鈺的親侄子。但作為皇子的明憲宗朱見深，當年就是被親叔叔朱祁鈺廢掉了太子身份，更因此度過了一段悲催的童年。

作為明英宗的兒子，他更有理由把當年這樁恩怨，變成永遠沒法翻身的「鐵案」。但為什麼他卻做出了這個抉擇呢？

第一個原因是童年時的明憲宗，與朱祁鈺一家的特殊關係。

在打贏北京保衛戰且成功「撈回」明英宗朱祁鎮後，已是帝王的景泰帝朱祁鈺，對待朱祁鎮朱見深父子，確實有些刻薄：朱祁鎮被軟禁南宮，朱見深也被廢掉太子位。但朱祁鈺的皇后汪氏，卻竭力反對。

這位被史書評價「剛毅偏執，心懷仁德」的皇后，為了保朱見深的太子位，自己甚至也被朱祁鈺一怒廢黜。

待到明憲宗登基後，明憲宗與其母周太后，也一直對汪氏關照有加。

也正是這特殊的淵源，使得明憲宗看待這段「恩怨」，自然與父親明英宗觀點不同。

第二個原因則與明憲宗在位時的局勢有關。

父親明英宗朱祁鎮「復辟」後，雖說勤政方面進步了不少，卻又遇到了「曹石叛亂」，最後扔給兒子明憲宗朱見深的，依然是一片殘破的江山。

朱見深登基的前幾年，西南西北荊襄先後爆發叛亂，明英宗時期積累的各種矛盾一股腦爆發，急的朱見深在朝堂上多次嘆氣。

如此危急時刻，想要穩定人心，最好的辦法，就是平反昔日冤獄。

所以，從朱見深登基起，他就第一時間忙活「平反」。

明英宗駕崩不到八年，即天順八年（1464）六月時，他就為明英宗年間遭「奪門功臣」誣陷貶官的御史耿九疇父子平反。

這個「信號」一放出，「喊冤聲」滾滾而來。

成化元年（1465）二月，挽救明王朝的大英雄于謙，也洗清了身後「謀反」的污名，得以恢複名譽。

次年八月，朱見深更特命翰林院為于謙書寫祭文，定論了被其父冤殺的于謙，那無可爭議的英雄功業。

另外，還有曾血戰瓦剌，卻受于謙株連身死的范廣將軍，以及「奪門之變」慘遭流放的陳循俞士悅等內閣重臣，也都在明憲宗登基後的短短几年裡，或是身後恢複名譽，或是官復原職。

但所有這些揚眉吐氣的臣工及其家屬們，都與景泰帝朱祁鈺息息相關。

既然他們都平反了，那景泰帝怎麼辦？

如果說明英宗年間的朱祁鈺，是個群臣們諱莫如深的敏感詞。那麼經過了一系列「平反」後，「朱祁鈺」更成了滿朝文武的一個「心結」。

如果不能正確評價這位皇帝，不能給那個時代正確的定論。這事兒不止是明憲宗的「家務事」，更牽動大明朝的朝局走向。

所以，平反朱祁鈺，也就變得水到渠成。

而更重要的原因，卻是成化年間，諸多大臣的強力推動。

比起晚明的末世鬧劇來，明憲宗年間的明朝官員們，依然保持著剛正樸實的士風。對這個問題，也是一個賽一個敢說話。

成化三年時，湖廣荊門州訓導高瑤，這位舉人出身且在景泰年間落榜的小官，率先勇敢為景泰帝「發聲」。

他的一篇奏疏，詳細陳述了景泰帝之冤，以及這一系列的冤案，對明王朝道德風氣甚至統治的敗壞。

一句「而天心可回矣」，也讓明憲宗受到了觸動。

當然，高瑤的奏疏，並沒有直接怒斥當年的明英宗，而是把這場悲劇，甩鍋給了石亨曹吉祥等「奪門功臣」們。

而這一「炮」開過後，接下來的幾年裡，好些大臣也紛紛發聲。

比如曾牽涉入「奪門冤案」的名臣楊守隨，在自己得到平反後，也再接再厲，於成化六年繼續上書，大讚朱祁鈺「削平禍亂」的功績。

雖然此時的朱見深，尚且還在猶豫，只是在楊守隨的奏疏下，批複了「所言事具處分已定」幾個字。

但「平反」的大勢，已經不可擋。

明憲宗自己也明白，在明朝的輿論環境下，如果不能拿出定論，這件舊案的爭論，只能越來越凶。

於是，成化十一年，借著冊封皇長子朱佑樘為太子的機會，明憲宗終於下詔，承認了朱祁鈺「勘難保邦，奠安宗社」的功績，捎帶還加了一句解釋：「先帝（明英宗）尋知誣枉，深懷悔恨」。

這意思就是說：我爹明英宗是知道他冤枉的，只不過還沒來得及平反就駕崩了，這事，就交給我吧！

有了這個大義的名分，事情也就順風順水。朱祁鈺獲得了「恭仁康定景皇帝」的謚號。

這事情的意義，不止是一位帝王的名分問題，更關乎著一個時代的定論，以及一代文武臣工的歷史評價。

正如《國榷》里評價：大哉憲皇追稱景帝，所挽回元氣多矣——這是一樁關乎大明國運的大事。

了解這個，我們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這位在位二十三年，就多年「曠工」的懶皇帝，即便趕上明王朝歷史上自然災害空前多發的二十多年，卻依然能憑著「主昏於上臣奮於下」的模式，開創「成化中興」的業績。

因為，雖然對這意義重大的事情，明憲宗的動作慢了一些，足足拖了十年。

但是，能以這種方式，完美解決這個難題，也足見其胸襟和智慧。更足見此時明王朝，依然暢通的言路與剛正的士風。

參考資料：《明實錄》、《明史》、《國榷》、 方誌遠《成化皇帝大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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