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滸傳》與古代中國的小農經濟制度：遊民、地主和讀書人

天下 08-29

《水滸傳》講述了一群被逼上梁山，聚眾為寇的江湖好漢的故事。這些江湖好漢不事生產，不種地、不經商，整天「鬥地主」。當然，他們的鬥地主不是打撲克，而是舉起「替天行道」的大旗，不斷攻擊大地主莊園，用搶來的財富生存和發展。《水滸傳》故事的背後，其實體現了古代中國小農經濟制度存在的系統難題。

水泊梁山與小農經濟

梁山好漢108將的身份很特殊，他們不是官員，也不是農民，而是存在於中國歷史夾層中的遊民。古代中國是小農經濟的社會，整個社會大致分為三類，一類是管理者，就是官員、讀書人；一類是生產者，即地主和農民。因為商業規模一直不大，且依附於農業，商人可以視為地主或農民；還有一類就是遊民（也稱流動的群氓，簡稱流氓），遊民既不讀書，也沒有土地，更不想從事生產，遊走在社會的灰暗地帶，靠違法的勾當討生活。

三千年來，中國社會的穩定，是依賴於管理者和生產者兩大系統的穩定：皇帝坐鎮京城，統率一個文官集團，負責管理水利和稅收，這是中國的政治系統；各地的地主，將土地出租，或僱傭農民為他們耕田，再加上自耕農的自給自足，這是中國的經濟系統。

皇帝和文官，從上而下，縱向的統治全國，他們負責社會的穩定，而社會秩序基本上是靠民間的自組織：土地的掌握者地主，以他們祖傳的專業管理知識，打理農業的耕種和收穫，解決大量人口的就業問題。這是中國社會三千年不變的小農經濟規則。

兩套系統，互相支持，又互相隔絕。地主和農民不管國家大政，皇帝和文官也不插手各個地方的農業生產組織形式。皇帝和文官負責稅收，提供公共服務，保證農業發展的穩定外部環境。地主懂得農業的經營之道，能夠保證農村的循環發展。從這裡可以看出，中國小農經濟是一個穩態系統，所以中國小農社會從秦朝一直延續到了漢朝。

小農經濟很穩定，但也不代表不存在問題，所以中國歷史上總會改朝換代，通過王朝更迭來「複位」小農經濟，解決小農經濟崩潰的問題。而水泊梁山眾好漢的出現，跟改朝換代的原因如出一轍，具體而言，中國小農經濟的崩潰有幾個誘因：

首先，天災導致饑荒，僱傭農民被辭退，自耕農破產，這些人變為流氓和遊民。例如，晉惠帝時期，由於自然災害「頻歲大飢」，百姓不得不「流移就谷」。

其次，苛捐雜稅，壓榨民力，民不聊生。例如，跟水泊梁山並列的方臘集團，就因為北宋的苛捐雜稅「因民不忍」，所以聚集了「貧乏游手之徒」，為了生活最終「起而亂」。

水泊梁山故事的起因，就是晁蓋等人劫持了蔡京搜刮的「生辰綱」，雖然他們的目的是求財，但也包含了一種對於苛捐雜稅的反抗思想。如果說晁蓋僅僅為了劫持朝廷財物，發一筆財而逃亡山中，那就無法解釋水泊梁山除了108將之外其他寨徒的來源了。構成水泊梁山的人力基礎是遊民，這些人正是小農經濟產生的副產品。

井田制與水泊梁山的人力基礎

遊民的出現，體現了小農經濟系統內部的貧富差距問題。古代的經濟結構，不可避免地存在貧富差距現象，中國小農經濟的貧富問題，源出於周代的井田制。

井田制規定土地分成九塊，八戶人家各得一百畝，各自耕種，中間一塊，八戶共耕，產出上貢給王室，算是稅收。這個經濟結構看上去似乎很穩定，可是隱藏著變化的種子。農業社會，人口就是生產力，每一戶農家，為了抵禦因為人少而干不完農活的風險，就會盡量多生育子女。每一塊田的農戶，耕種數十年後，必然會有數目不同、良莠不齊的子女。

有的兒子勤快，有的兒子懶惰，例如甲家兒子少，卻好吃懶做，乙家兒子多，卻個個勤勞。幾代之後，甲家農田長滿野草，逐漸荒廢，乙家因為勤勞積聚了財富，就可以把甲的土地買過來。乙家因為勞動在第一線，精於農業管理，自己的財富多了，子孫就不必再種地，靠僱傭甲家人或僱傭其他地方的失地農民來替自己幹活就行。

又過了幾代，井田制被廢除，但井田概念留下來，千百年演變，有人的土地面積大，有人的土地面積小。勤勞的農戶，積聚了錢，逐漸不用自己耕種，僱傭其他農民代勞，變成大地主。有懶惰者，失去土地，只能變成佃農，或者遊民。遇到大災大荒，或者苛捐雜稅，佃農和遊民因為沒有土地，沒有財產，沒有「身家性命」，再加上生活水平低，沒有什麼可顧忌的身後事，所以敢鋌而走險，嘯聚山林，成為綠林流寇。

從這裡可以看出，水泊梁山的人力基礎，其實來源於小農經濟系統內部存在的痼疾——因土地兼并而出現的貧富不均問題。在中國歷史中，因為小農經濟的結構特徵，總會出現土地兼并，也總會出現遊民。佔據水泊，劃地為王的梁山好漢並不特殊，他們跟歷朝歷代的遊民集團一樣，不事生產，破壞秩序，就連他們打出的「替天行道」的口號，也並不高尚，只是為了生存而已。

水泊梁山的活動目標和經濟願望

所謂的「替天行道」，就是以整個山寨的遊民為基礎，發動對大地主的攻擊，比如梁山核心成員確立以後，第一件事就是把攻擊目標瞄準了富甲一方的祝家莊。祝家莊離梁山不遠，是典型的中國大地主塢堡莊園，祝家掌控整個莊園，裡面有大量佃農和奴僕為其服務。在三打祝家莊的過程中，還出現了撲天雕李應的李家莊和扈三娘所在的扈家莊，這兩個莊園也都是大地主。

梁山攻擊祝家莊，一方面是為了獲得金錢、糧食，用以維持山寨的運轉和寨徒的生存，另一方面，由於山寨內多是失地遊民，所以仇恨地主，他們打出「替天行道」的旗幟，其實就是為了回到人人有地，人人有產的理想狀態，這是他們的活動目標和經濟願望。

但實際上，梁山的所作所為，並沒有實現自己的願望，他們的行為帶來的唯一後果，只是破壞了經濟。因為在小農經濟的系統中，並不需要遊民，即便剔除掉整個遊民群體，社會還是能照樣運轉，而他們的出現，往往意味著破壞經濟的現象。所以，遊民想靠一己之力扶正經濟結構，實現人人安樂的狀態，這樣的目標必然不能實現。其實，在古代中國的小農經濟中，唯一能夠扶正經濟結構的群體，是讀書人。

讀書人在小農經濟中的作用

在小農經濟中，皇帝和文官，自知不懂稼穡之術；地主和農民，也自知不懂得治國方法。這兩套系統，各自運行，互相支持，也互不干擾。一旦朝廷出現昏庸的皇帝，文官肯定會積極進諫，哪怕丟掉性命也在所不惜。於是民間的農民和地主，自然而然地對讀書人非常敬重，希望他們博學明理，進京考取功名之後，能輔助皇帝理政，政通人和，天下太平。

穩定的社會環境，可以促進社會的生產，地主和農民既仰仗知識分子，在後者提供的管理服務之下，又為後者提供了生活支持。隨著社會產品和財富的增加，文化也會大繁榮。例如中世紀的歐洲被譽為黑暗時代，萬馬齊喑，到了17世紀借著航海貿易發達，產生了巴洛克（Baroque）和洛可可（Rococo）式的奢華建築，以彰顯物阜民豐。中國也一樣，政治清明的時代，天下太平，文化大發展，使中國在古代世界一直處於發達的狀態。因為有讀書人在小農經濟中的斡旋，中國農業經濟幾千年擁有維持和諧的基因，中國社會大致上保持著穩定的狀態。水泊梁山眾好漢想要體現和讀書人一樣的作用，但他們又力有不逮，沒有匡扶社稷的功能，這是小農經濟的結構決定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