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擁四大發明的古代中國，為什麼還是落後挨打了

撰文/維舟

日前，電子科技大學副教授鄭文鋒關於中國古代發明的一些私下言論變成了公眾事件。他在師生群里說到「四大發明在世界上都不領先」、「中國古代沒有實質上的創新」，由於隨後他被學生舉報後受處罰。

人們的關注焦點大多落在師生關係上，不過正如《光明日報》的一篇文章《讓「四大發明」爭議回歸學術》所提議的，此事的另一個重點在於：「四大發明」究竟為何重要？算不算創新？

「四大發明」的由來

「四大發明」當然是重要的，中國古代的發明創造也的確領先於世界。維基百科的詞條「歷史性發明時間表」（Timeline of Historic Inventions）列出的人類有史以來共133項重大發明中，中國擁有30項（印度僅有1項），但它們全都出現在15世紀之前，佔世界總共78項的38%，遠超同期任何可比的地域。也就是說，中國的科技創新是近五六百年才落後的，在此之前至少表現不錯。

在中國的所有古代發明中，「四大發明」當然是最耀眼的，然而問題在於，發明是一回事，是不是技術上長期領先又是另一回事。

例如火藥最早是中國人發明的，現存最早的火器也出現於中國（西夏晚期），但元代就已經發現，西域火炮威力更大，明代更發現東來的歐洲槍炮遠比國產的犀利。至於印刷術，雖然發明權確定無疑還是在中國而非韓國，但一個不可迴避的事實是：活字印刷在發明出來之後，在中國並沒有像在西歐那樣得到廣泛應用，不斷升級改良，相反，直到晚清輸入西方現代印刷技術之前，在中國社會佔統治地位的都是雕版印刷。

鴉片戰爭中的清兵裝備

至於要說這些發明算不算「實質上的創新」，這也是一個偽問題，因為「創新」的概念其實本身就是與資本主義的發展密切相關的，在傳統社會談不上現代意義上的「實質上的創新」，那隻能說是社會過程的產物。

這其中的許多細節，在以往的教育中常被有意無意地忽略了。箇中原因，則正如科技史學者江曉原所說的，「1950年代，中國在國際社會上很孤立，為了提高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就要求科學史的研究成果為愛國主義教育服務」。在這種情況下，教科書往往突出宣示中國古代發明的輝煌成就，但對學術性爭議則略過不提，因而像「四大發明」這樣的提法一方面家喻戶曉，另一方面又成了不可動搖的信條，很少有人更進一步去問問為什麼——因為那既不受鼓勵，也是不容置疑的，甚至被看作理所當然的，根本就想不到還有什麼需要分析討論的餘地。

小時候聽老師講到「四大發明」的時候，我心底里一個難以平息的疑問是：這看起來不都是平平無奇的普通事物嘛，為什麼也能成為「四大發明」？當然，後來讀書多了，自然知道了它們看似平常，卻對歷史進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然而，這些深遠的影響並不是對中國社會而言的。

所謂「四大發明」的提法並不是中國人的發明——當然，在很長時間裡，這個提法是「三大發明」。現在文獻中能追溯到的最早記載出自一位義大利外交家和學者波利多爾·維吉爾（Polydore Vergil，1470-1555），他在自己所著的《關於發明》（De inventoribus rerum，1499）一書中率先提出，印刷術、指南針和火藥這三大發明是造成近代歐洲與古代（希臘和羅馬）之間社會差異的關鍵因素。這一思想後來被讓·費納爾（Jean Fernel，1497-1558）加以闡發，文藝復興時期的思想家一再重複此說，隨後英國學者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在1620年出版的《新工具》一書中提出了後來被廣泛引用的表述，他強調，印刷術、火藥和指南針「這三項古代並不知道但其起源依然模糊不清的發明……徹底改變了整個世界的面貌和狀態；第一項在文學上、第二項用於戰爭、第三項涉及航海；由此帶來了進一步的大量變化，沒有一個帝國，沒有一種宗教，沒有一個顯赫人物，曾經對人類事業施加了比這些機械的發明更大的威力和影響。」

對中國人而言，最廣為人知的可能是馬克思在《機械、自然力和科學的運用》（1861-1863）中的一段話：「火藥、指南針、印刷術——這是預告資產階級社會到來的三大發明。火藥把騎士階層炸得粉碎，指南針打開了世界市場並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術則變成了新教的工具，總的來說變成了科學復興的手段，變成對精神發展創造必要前提的最強大的槓桿。」 當時的歐洲人隱約知道（但並不總是明言）這些發明來自中國，到後來證據越來越多（尤其是傳教士震驚地發現中國的印刷術比古騰堡的發明更早），他們才將之歸於中國。晚清時來華的英國漢學家麥都思（1796-1857）就明確指出：「中國人的發明天才，很早就表現在多方面。中國人的三大發明（航海羅盤，印刷術，火藥），對歐洲文明的發展，提供異乎尋常的推動力。」

馬克思

在此可以清楚地看出，雖然「三大發明」都源自中國，但它們之所以被看得那麼重要，其實卻只能在歐洲歷史發展的脈絡和思想背景中才能得到理解。這尤其與17-18世紀爆發的著名辯論「古今之爭」息息相關，當時西歐各國知識分子激烈爭辯，在科學、藝術以及整體文明上，當代人取得的進步是否已經超越了古代的希臘人和羅馬人？當時，現代人對古人的攻擊主要集中在四點，其中在今天最為流行的一個論點是：人類的知識一直在進步，我們所寫、所做的任何東西都優於古希臘和古羅馬人的所作所為。對這些深信變革與進步的人們來說，三大發明是推動「現代」社會有別於「古代」的最關鍵動力，產生了極為深遠的社會、文化、經濟等方面的影響。

相比起來，「四大發明」的提法雖然只是多了一個造紙術，但其內在意味卻迥然不同。不僅造紙術的發明權最具爭議（主要是對「紙」的定義本身就有爭議），而且造紙術在推動歐洲向現代社會轉變的過程中，並沒有起到那麼重大的革命性作用——當然，如果沒有造紙術，印刷術也很難誕生，不過就推動歷史變革而言，更重要的畢竟是印刷術。

最早在「三大發明」之外添加上造紙術這一項的，是晚清時來華的英國傳教士艾約瑟（1823-1905），他在比較中日文明時指出：「我們必須永遠記住，他們（指日本）沒有如同印刷術、造紙、指南針和火藥那種卓越的發明。」在他的論述中，著重的與其說是這些發明對歐洲歷史變革所起的作用，倒不如說是它們代表了中國古代文明和科學技術的最突出成就——相比起來，早期的論述者甚至不知道、不在意或根本沒提及它們都是中國人發明的。實際上可以說，中國人後來講到「四大發明」時，都大體沿用並強化了艾約瑟的這一思路。

重要的並不是發明本身

所有發明的重要性，大體都是由其催生的社會變革來加以衡量的，因此要說一項發明是否重要、有多重要，勢必要在具體前提下討論：它是對哪個社會的哪個歷史階段、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

此外，還取決於人們如何評價其影響。雖然西方學者普遍承認印刷術和火藥對社會變革帶來的推動力，但英國藝術批評家約翰·羅斯金（1819-1900）卻認為這是「當今時代兩大邪惡的東西」，「我有點認為可惡的印刷術是所有惡果的根源——它讓人們習慣於擁有一模一樣的東西」，因為他從一個藝術的視角出發，認為正是印刷術帶來了機械複製時代，這摧毀了他心目中的「藝術」。

約翰·羅斯金，英國維多利亞時代主要的藝術評論家之一。

發明權是一回事，但衡量一項發明有多重要，則是另外一回事，並且不同社會完全可能有相去甚遠的評價。經濟學者董潔林近年就多次主張，陶瓷、馴化水稻、絲綢和造紙術才應該是「四大發明」，而她提出的標準是基於「對人類社會的貢獻」，理由是「這些發明讓人類祖祖輩輩繁衍增長，過得更舒適，活得美麗動人，並引導人類進入現代信息時代」。但一如既往地，對於「什麼發明更重要」的爭論，還是得在「它對誰、如何重要」的具體前提下討論，否則就成了無休止的空泛爭論。

這樣看來，就能理解為什麼「四大發明」雖然都產生於中國，但卻被中國人自己長期忽視了。因為近代早期的歐洲人在評出「三大發明」時，本來就著眼於對歐洲近代社會是否優於古代社會這一點，只是後來發現它們碰巧都是中國人發明的；但這些發明對中國社會卻並沒有產生像歐洲這樣的歷史性變革。對此，魯迅在雜文《電的利弊》中有一段廣為人知的嘲諷：「外國用火藥製造子彈禦敵，中國卻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國用羅盤針航海，中國卻用它看風水；外國用鴉片醫病，中國卻拿來當飯吃。同是一種東西，而中外用法之不同有如此，蓋不但電氣而已。」

傳統時代的中國確實並不怎麼重視這「四大發明」，更沒有這樣的提法。英國漢學家魏根深在《中國歷史研究手冊》中指出，在中國，「幾乎沒有關於這些發明起源的說明，也沒有對其社會或歷史影響的分析。在《天工開物》（1637）這本近代之前最全面的中國技術參考書中，宋應星用單獨一章記載了造紙術，但是根本沒有提到印刷術。在關於武器的章節中，他對火藥進行了詳細的記載，但是在舟車的一章中只是稍稍涉及羅盤。……他們並沒有興趣探索他們所描述事物的基本理論及社會經濟背景與影響。」某種程度上，「四大發明」有點像大熊貓：雖然是中國的事物，但長期以來中國人卻熟視無睹，並沒有太當回事，直到近代的西方人發現了其突出意義，我們才察覺自己家中有寶而不自知。

這也不是因為中國人愚蠢，而是一個簡單的事實：任何技術創新的影響和意義，都只能在特定的社會條件下才能得到認識。就像經濟學家傑弗里·薩克斯在《貧窮的終結》中所說的：「第一次工業革命的實質不是發現煤炭，而是發現了如何使用煤炭。甚至可以更為一般性地說，其實質是發現了如何使用一種新能源。」同樣地，如果要衡量這些發明有多重要，那麼關鍵不是發明權本身（它只是說明了發明一方的技術水平），而是普遍應用這些發明所帶來的社會後果。

《貧窮的終結》中文版

「四大發明」中除了活字印刷的發明者畢昇、造紙術的發明者（現在一般認為他只是改良了技術）蔡倫，我們都不清楚發明者是誰。這就像文字，全世界現有文字，只有韓文字母明確知道創製者。也就是說，古代社會中，一項發明與其說是創造出來的，不如說是「進化」出來的，它是在一定的社會環境、文化和技術生態的產物，深深嵌入在其中，而這既催生了技術，又限制了它。

這聽起來可能顯得有點抽象，這麼說吧：火藥、指南針的發明，最初均與道教有關，催生它們的社會需求就與煉丹、堪輿這樣的功用有關，中國的社會結構和文化心理也會制約它往其它方面功能的擴散；印刷術最初發明出來也是出於宗教目的，特別是大批量地複製佛經，它對中國社會起了更大的推動作用，但漢字的特性和文化取向，又使得雕版印刷而非活字印刷長期佔據著優勢。

任何一項發明的產生，都不是偶然的，它植根於多重技術條件和積累，像造紙術如果沒有紡織技術作為鋪墊，是不可能突然出現這樣的技術突破的。古騰堡改進活字印刷，也是因為他所使用的機器在歐洲早已有之，只不過原先是用來壓榨橄欖和葡萄，但當製造這類機器的金屬加工技術轉而被用以鑄造金屬活字時，就在無意中催生了一場革命。發明常常是無意中帶來的副產品，發明的目的和日後的應用有時差別極大（像最早雕版印刷的佛經是為了埋入經幢內驅邪而非流通、閱讀），正因這樣的變革帶有偶然性，所以必須有一個寬廣的技術基礎，這樣才能在不斷嘗試中取得突破。

古騰堡，他發明的活字印刷機，標誌著活字印刷術在歐洲的首次應用。

中國古代為什麼能催生那麼多發明？這恐怕未必是因為中國人特別聰明，倒不如說是因為一種特殊的社會結構：在所有古代文明中，中國是最明顯的平民社會。這樣一個相對扁平化的社會，人們的聰明才智更有機會顯露，也特別能研發出那種低成本、適合平民使用的技術；但與此同時，它又格外注重實用性，因而應用技能遠比科學理論發達。直到今天，國內的職業培訓也很少注重理論和戰略思維，而更多放在技能層面。在這種情況下，能脫離技術層面去做研究的，大多是社會的怪人或異類，或有著玄奧的世界觀——例如中國古代的很多科技發明都要歸功於道教文化，但這樣的社會缺乏一個階層聯繫實用技術和理論。

僅有創造發明是不夠的，這就像一棵新的植物，就算髮了芽，但如果沒有適宜生長的土壤，它也無法茁壯成長。中國在11世紀就發明了繅絲機，這是世界上第一次嘗試機械化紡織生產，但卻遠沒有像英國的珍妮機、騾機那樣引發工業革命。「四大發明」在中國的命運也大抵如此，正如歐陽泰在《從丹藥到槍炮》中發現的，火藥在中國社會的構造中帶來的影響遠不像歐洲那樣，它既沒有帶來軍事革命，甚至直到晚清都沒有取代冷兵器。

《從丹藥到槍炮》中文版

簡單地說，一項發明出現之後，它能在社會中起到什麼作用、發揮出多大威力、催生多深遠的變革，取決於那是一個什麼樣的社會，技術大規模應用擴散的社會條件有沒有準備好。所以中美洲的瑪雅文明雖然也曾獨立發明輪子，但直到歐洲人入侵之前，一直只是當玩具，卻從未用作載重用的車輪；日心說其實古希臘的阿里斯塔克斯在公元前3世紀就提出了，歐洲人早已將他遺忘，阿拉伯學者雖然知道，卻也沒獲得靈感，而哥白尼提出「日心說」時卻引發了歐洲社會的一場思想革命。因此，研究中國工業發展的學者顧琳（Linda Grove）正確地指出，技術轉移其實遠比一般人想像的複雜，「機器的發明和改進是與特定的社會組織模式相適應的，當它被移植到不同的社會經濟環境下，在技術能夠『本土化』併產生經濟效益前，社會條件的調適以及相應的創新是必不可少的。」

其實，一項發明、一種事物在外面比在本土得到更好的推廣應用、產生更大的影響，這是歷史上常有的事，根本不足為奇。我們現在說的「阿拉伯數字」其實是印度人的發明，但得到最廣泛運用是在西歐；咖啡最早是衣索比亞、葉門的飲料，但現代咖啡文化的流行也是在歐洲。中國歷史上這類事也很多：法家最初興盛於三晉，但在秦國才找到最適宜的土壤，在商鞅變法後嚴格推行，最終統一中國；乒乓球本來起源於英國，東傳後卻成了中國的國球。如果要反思「四大發明」為什麼在中國沒有產生像歐洲那樣深遠的社會變革，那就應當去理解中國社會條件的癥結：為什麼在發明出來之後，本地卻沒能成為它最適宜的土壤？

從某種意義上說，近年盛傳的所謂「新四大發明」（高鐵、無線支付、共享單車和網購）倒是和歐洲人當年列出「三大發明」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它們沒有一項是本地發明的，而之所以認為這些是重大發明，是因為它們在本地大規模推廣應用之後，確實取得了廣泛深入的社會影響，甚至竟然比起其原產地還要成功。儘管由於「新四大發明」的發明權都不屬於中國，很多人對此不無恥笑，但我倒是覺得，這在另一個層面印證了中國的成功：這個國度終於不再需要僅僅為了古代的幾項發明創造而自豪，如今它更值得自豪的應該是——它可以為最新的科技創新提供最適宜的土壤，並允諾最快地帶來更深遠的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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