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忠於湘軍的下場是慘痛的，對那些懷有異心者，曾國藩絕不手軟

古羅馬法律中有這樣的規定：「如果一個奴僕有三個主人的話，他就是一個自由的人」。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如果一個下屬的上級是幾個而不是一個的話，這種情況下，表面上看，這幾個人都是下屬的上級，但實際上這個下屬已經變成了一個自由的人。

對此，曾國藩是有切身體會的。我們知道，清代的八旗和綠營是國家的經制兵，而湘軍是另一外一個陣營。八旗、綠營都想拉攏湘軍將領為己用，尤其是湘軍就要打下金陵時。

比如李元度在徽州打了一個大敗仗，他感到無臉見江東父老，也不好向曾國藩交差。正在這時，浙江巡撫王有齡給李元度寫信說，你到我這裡來，我給你加官晉爵。曾國藩於是讓李鴻章寫奏疏，把李元度革職，永遠不能再用。李鴻章因為這件事與曾國藩有不同的意見，暫時離開了曾國藩。

後來王有齡因為李元度沿途中召集了一些人，中間又打了幾次小勝仗，就向清政府奏請，不但取消了李元度的革職處分，還要給他官升一級。這使得曾國藩非常憤怒，他不能讓李元度從他的湘軍陣營中分裂出去，如果任憑這樣下去，就會對其他人形成示範效應：其他將領就會意識到，即便在湘軍這裡打了敗仗，也可以在其他地方提拔，而且提拔得更快。

所以曾國藩第二次給朝廷上疏，說不能用李元度。結果李元度被革職，永不敘用。直到平定太平天國之後，曾國藩才說，自己一生當中對不起三個人，其中就有李元度。那個時候為了維繫湘軍內部的統一，不讓別人插手，把他的人才從陣營中分裂出去，他連自己平生不忘的人都能下得了手。

禁止另立門戶，最顯著的例子還是總兵陳由立。同治元年，河南巡撫鄭元善兩次給曾國藩寫信，希望調陳由立進入河南防守，並答應給予優厚待遇。

曾國藩予以拒絕，他對鄭元善說：前次嚴樹森想調往河南，鮑超因防衛吃緊留下，隨即陳由立因病請假，在離營四十里的地方治病，但後來竟然離開隊伍，還將余大勝等幾十人帶走，我即將上奏嚴厲制裁他。論他的平日戰守，也僅僅是個中才，而此次如此行動，實在出情理之外，你要調他，實在難以允從。

同治元年五月三十日，曾國藩再次給鄭元善寫信，他說：得知陳由立已經到了你那裡，並派他到湖南招募人。我豈能不顧大局，吝惜一將！難以遵從的是，此人從勇丁升到總兵，長久隸屬鮑超，待之情誼甚厚。但他不問事情緩急，一聽到調到河南令下，立即託病告假養病，並帶走三十多人。

又說：當時正攻青陽，不遵奏留之旨，而又陰懷跋扈之心，情理實在難以容忍。如果僅僅不忠誠於安徽，倘能有益於河南，海內一家，何防楚才晉用。但觀人者恆在出處進退之際，選將者最忌浮華取巧之流，以夙昔所依附，功名所從出，一旦視若弁髦，則中道相從者又安能保其晚節不渝。且近來用兵連十餘省，倘相率效尤，流弊滋多，再三躊躇，於十七日具疏嚴劾，請撤去其募勇差事。

曾國藩隨即向朝廷上奏，嚴厲參劾陳由立。又給毛鴻賓寫信，告訴他陳由立逃奔河南，回湖南招募勇丁，閣下應立即令他停招，並派人押解到我這裡。此風一開，各處軍紀都會廢弛，所關極大，我不能不嚴厲懲辦。

曾國藩還給督辦河南團練的毛昶熙寫了與鄭元善同樣內容的信，又將此事處理的結果遍告各位。當他得知陳由立帶走的余大勝可能到了左宗棠那裡時，立即給左宗棠寫信，讓他派人押到他這裡，使得法令得行。

曾國藩在給朝廷的奏疏中提出：「軍營上下相與之際，為主帥以不蔽賢、不爭功為第一美德，為偏將者以不陵上、不虐民為第一美德。陳由立這樣的浮滑之人，輕易背叛安徽，豈能有益於河南？」朝廷當即批准，將陳由立等革職，永不敘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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