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是如何歧視中國人的？

在中文知識界，長期流傳著各種「希特勒愛中國人」的故事。

這些故事往往由幾個基本情節構成：（1）希特勒落魄時曾受到中國人的幫助；（2）他發跡後對中國人抱有極大的好感；（3）他痛恨侵略中國的日本人。

其常見表述是：

「希特勒貧困潦倒時，曾受過一對中國夫婦的援助。所以他喜歡中國人，喜愛中國文化。希特勒罵所有國家都是劣等民族，唯有稱讚中華民族是優秀民族。……他曾提出『二分天下』的設想。……全世界由德國和中國共同管理。……對於日本，希特勒則由當初鄙視升級為後來的痛恨。」

相信此類故事之人，顯然並未讀過完整的希特勒《我的奮鬥》一書。因為在《我的奮鬥》一書中，希特勒只提及過一次中國人，而且用詞充滿了歧視。

希特勒說：

「有一種不可思議的認知錯誤：認為黑人或者中國人可以變成德國人，因為他學會了德語，並願意在將來講德語，甚至為德國政黨投贊成票。我們的布爾喬亞主義者永遠不能清楚地看到：這種『德意志化』的過程，實際上是一種『去德意志化』。……這種過程不是『德意志化』，而是在摧毀德國的元氣。」

也就是說，在希特勒看來，中國人永遠不可能實現他所期望的「德意志化」，不可能變成他所認同的德國人，反之，讓中國人成為德國人，會「摧毀德國的元氣」。

這種歧視，與希特勒的種族觀念有直接關係。

他將人類分成了三大等級：第一等級是「文化的創造者」，即雅利安人；第二等級是「文化的佔有者」，可以依賴雅利安人創造的文化取得成功；第三等級是「文化的毀滅者」，這些人的存在會破壞雅利安文化，必須將其驅逐摧毀（如猶太人）。

《我的奮鬥》一書中的那段話的實質，就是將中國人與黑人並列視為最末等級的「文化毀滅者」，否認中國人可以進入第二等級成為「文化的佔有者」。

1930年代，希特勒的這段話曾引起中國駐德大使劉崇傑的不滿和抗議。德國政府一度承諾在再版時會刪掉這一段，但最後並沒有付諸實施。

日本人是希特勒眼中的第二等級種族。他認為，日本人比雅利安人要低級，「就種族而言，是缺乏創造力的民族」；日本在科學和技術方面取得的成就，應歸功於雅利安種族的創造；如果失去了雅利安種族給予的外部影響，日本文化必將逐漸僵化，失去生命力——比如19世紀之前，日本人曾長期陷入沉睡，直至雅利安人東來，將其喚醒。

總而言之，希特勒歧視所有的東亞人，但程度有所不同，對中國人的歧視很深，對日本人的歧視略淺。如美國學者溫伯格所總結的那般：

「首先，毫無問題，他對東亞人有某種惡感；這種惡感是在提及『黃禍』時表達出來的；……。第二，希特勒不贊成中國熱；在他那個時代，中國熱在德國是很流行的，作為對『黃禍』的一種抵消力量。第三，他對日本的感情稍見和善。」

再說一下《我的奮鬥》的發行與被禁史。

截至1945年，《我的奮鬥》已被譯為16種語言，原作與譯本共計發行了1000多萬冊。

二戰結束後，鑒於希特勒戶籍地與該書出版社均在慕尼黑，美軍決定將包括《我的奮鬥》版權在內的希特勒遺產，交由巴伐利亞州管理。

該書自此被禁止出版。巴伐利亞州政府專門設置了機構，來處理該書的盜版和翻譯事宜，以阻止其擴散。

這種控制只能維繫到2015年——按照法律規定，作者去世70年後，其作品的版權將自然失效。為應對這一現實，巴伐利亞州政府在2016年推出了《我的奮鬥》的學者注釋版，「加入大量標註並放進當時的歷史背景」，對希特勒的言論進行批駁——有民意調查顯示，當時過半數的受訪德國人認為再版該書沒有問題。

此外，因希特勒生前已將該書的部分世界版權售出——如美國的版權售給了霍頓·米夫林出版公司，英國的版權售給了哈金森出版社——故在德國之外，該書的出版始終沒有中斷。近20年來，《我的奮鬥》在印度、土耳其、印尼，均曾一度成為暢銷書。

《我的奮鬥》在中國的暢銷，始於民國。最早的中譯本，由上海黎明書局出版於1934年，譯自美國米夫林出版公司的英文節本。最重要的中譯本，由教育部下屬國立編譯館於1935年翻譯發行——德國由一戰的戰敗國迅速重新崛起為歐洲強國，其「經驗」對當時苦求救國良策的國人具有極大的吸引力。

1949年後，《我的奮鬥》在中國成為了禁書。

1979年上映的電影《小花》中，葛存壯飾演的國民黨將領丁叔恆，有一個在桌前看希特勒《我的奮鬥》一書的特寫鏡頭。當時弄到這本書極為不易，「北京圖書館拒絕外借，街上更買不到」，攝製組只好找關係請託以宋慶齡的名義去借。宋願意幫忙，但告誡借書之人：

「你可以給攝製組去借，但我現在必須講明，誰也不能看。你首先不能看。借來後直接拿到攝製組。從頭至尾要由你保管，不能轉手他人，拍完，立刻還到北圖去……」

上世紀90年代，由西藏文藝出版社出版的《希特勒自傳：我的奮鬥》，也曾暢銷一時，但並未得到巴伐利亞州政府的授權。

將《我的奮鬥》列為禁書，是否就能保證希特勒的「種族歧視」思想不會被擴散？這是一個很有爭議的問題。禁書固然能夠阻斷某些錯誤信息的傳播，但同時也會將禁書「神秘化」，增強其吸引力。試想，如果《我的奮鬥》中歧視中國人的內容得到了廣泛傳播，「希特勒愛中國人」這種說法，自然也就難以在中文知識界廣泛流傳了。

（完）

注釋

http://www.hitler.org/writings/Mein_Kampf/mkv2ch02.html

（美）柯偉林，《德國與中華民國》，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P191-1920。

王揚，《1894-1938年德國對華政策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15，P98。

（美）格哈特?溫伯格/著，何江、張炳傑/譯，《希特勒德國的對外政策》（上編），商務印書館，1992，P24。

董鼎山，《出版自由與希特勒思想——對〈我的奮鬥〉仍在不斷再版的思考》，《博覽群書》1998年第11期；芮虎，《打開「20世紀最危險的書」》，《看歷史》2012年第9期。

陳瑜，《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法西斯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以中譯本發行為例》，收錄於《近現代國際關係史研究 第3輯》，2013。

朱玖琳，《宋慶齡與電影的不解之緣》，《世紀》201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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